159

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看到了三千年一大变局，要应变，否定了历代的静止不变观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全变”，否定了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的“器可变道不可变”的观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革命突变，又否定了康有为等人的“渐变”观点，构成了近代社会的“变”的哲学。

160

史论是现实的人对历史的感发。它有无深刻的借鉴意义，是其有无价值之所在；没有借鉴意义的史论是缺乏生命力的。但借鉴的现实性，应该得自历史的必然逻辑，绝不应该是狗尾续貂，强加臆言。强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对历史的亵渎，而对现实则是歪曲。

161

布新难，除旧更难。

162

洋务运动中产生了改良思潮，维新运动中产生了资产阶级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开始有社会主义思想的译述，一个新的东西登上历史舞台，另一个更新的东西即已萌发。

163

“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中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他的枝上。”（《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三十一节）耶稣向门徒说的这个比喻，表明“天国”是在人的心中。

164

为了站稳立场批判客观主义，把客观也批了，剩下的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比客观主义的危害更大。

165

论年岁，总是旧的比新的老；在实际生活中，却是有了新的才有旧的。

166

阴谋家要挑起事变，必须拨动权势者的神经。激起西太后发动政变的，一是说保国会“保中国，不保大清”，二是说让旗人自谋生计的诏谕，皇帝是不要满人了，三则是说将围颐和园杀太后。

167

西学即新学，新学即新政。

168

失败的政治运动，深刻的社会影响——失败中的胜利。

169

梁启超等人的“诗界革命”和新文体，是对旧格式的突破；严复译述《天演论》，是用优美的唐宋古文格式传播新思想，同样是中西文化的结合。

170

把历史事件像摄影那样呈现出来，是一般历史学家的任务；说明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则是历史哲学家的任务。

171

幻想的东西可以成为精神上的鼓舞，把它当作实践就会碰得粉碎。

172

在维新运动中宣传“冬裘夏葛”法则的康有为，戊戌政变后逃到海外一味保皇，已昧于“冬裘夏葛”的道理，披着光绪帝赐给他的“冬裘”脱不下来。

173

事物是不断地演变、不断地更新的，但阳光下并没有绝对全新的东西。

174

在改造中的战犯会说许多真话（如沈醉《我这三十年》），革命的回忆录却不无饰词，都是想取得读者的信任。

175

近代以前的爱国与忠君分不开，近代的爱国则与叛君的民权思想相联系；近代以前的卫国在于“制夷”，近代的卫国还要“师夷”（革新）。

176

历史就是真理，写的历史未必全是真理。

177

技术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引擎，创造引擎的是掌握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人。

178

历史要有数字说明，但数字并不是历史，因为数字说明的只是事物的多少，不是事物的性质。

179

“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刘禹锡诗），说的是自然规律。社会的新陈代谢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但不同于自然规律，表现为先进与落后。

180

“物形之变，要皆与外境为对待，使外境未尝变，则宇内诸形，至今如其朔焉可也。惟外境既迁，形处其中，受其逼拶，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不可理古之变率极潮，后之之变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即如以欧洲政教学术农工商战数者而论，合前数千年之变，殆不如近之数百年，至最后数十年，其变弥厉。”（《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按这里所说的“外境”即是指所处的境地或环境，就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来说，即“西学东渐”由外来变为内在的环境。

181

近代中国倡妇女解放者，多属男人，妇女出而自谋解放者，首推秋瑾。只有妇女以自己的实践来解放自己，妇女解放才有实际意义。

182

传统思想，在其开始大都是合理的，一旦成为传统，它的惰性就越来越多。革命与改革在于对惰性的鞭打，鞭打得过了头，抛弃了其中的合理内容，传统又会振振有词、理直气壮起来。

183

宗教是对人们的麻醉（鸦片），宪法却仍要允许信教自由，因为还存在从麻醉中找安慰的社会现实。

184

不懂得封建专制制度——皇帝的权威，就不会懂得辛亥革命打倒皇帝的伟大历史意义。试看秦始皇陵的兵马俑及历代的皇陵，就会感到把皇帝拉下马是历史的极大快事。有人说要是清末立宪成功，或者可以避免民国时期的祸乱。这不是说清朝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魄力和条件，即使成功，则依附皇帝的封建势力将会获得更大的保留。

185

清末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差异：前者的反封建性强，后者是在反封建中保留封建。

186

孙中山说次殖民地比殖民地还不如。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人说他们要给中国改变这样的“不如”（即变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极大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