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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是常新的，千变万化的，如果我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它、分析它，而是死抱着我们的导师们一百年、几十年、十几年前每一句话、每一个具体论点去观察和分析变化无常的事物，要变化的事物服从那一两句话，那必然会闹到滑稽可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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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实，现实是正在进行的历史，现实总有历史的影响，谁要割断历史，就会受到现实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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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是不好混淆的，太现实主义了，就塑造不出典型来。如果把文艺上的浪漫主义变为政治、经济生活上的措施，那就会把事情弄得很滑稽，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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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判会上有两种激昂慷慨的声音，一种是本来对这个人或事有意见，一种却是与这个人和事有密切关系的，后一种声音往往比前一种声音还要大，还要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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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旧世界将要崩溃、新世界还未诞生或还处在萌芽状态的时代，是最富于幻想的时代，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正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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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革新运动，许多都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由于内因的不太成熟，往往是生吞活剥或者半途而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著名原则，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创见，但他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初期经验和鸦片战争以来新旧斗争的经验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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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孔”曾经长期是人们的敲门砖，后来“反孔”也成了某些人的敲门砖，门虽不同，要求进身则一样。“四人帮”更把自己装作“反孔”的天使，拿着“尊孔”的砖头抛向他们视为仇敌的人的身上，还不是为了要把自己送上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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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看来是探索过去，实际上应该是为了现在与未来，那些食古不化的人，永远只知道历史就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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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过自大，也有过自卑。自大看不见世界，以为自己就是世界；自卑则不敢看世界，以为外国都是高插云霄的珠穆朗玛峰。今天，也只有在今天才可以去研究和认识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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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决定因素应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必然爆发革命，解除束缚；另一个方面，革命胜利了，解除了对生产的束缚，必然要发展生产力，如果生产力没有大的发展，革命后的政权就不能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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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一个历史时代的伟大历史人物，即使功罪互见，毁誉不一，总是抹煞不了的。等而下之，如在一个领域或某一点上能独辟蹊径，也比那些抱残守缺的人高明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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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思想界，一边向西方学习，一边又向佛学吸收养料，借佛学来充塞自己的精神，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等人都不例外。但有的人是在碰了钉子后从佛学中去找慰藉，如龚自珍、严复等人。还有梁启超、胡适一类人则是把佛学当作学理去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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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解剖是猿体解剖的钥匙。从猿到人的突变，距今已有几十万年以至百万年了，人的身上还有猴气，再过几十万年，只要仍然是人，猴气也许还是要留存于人体的。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蜕变过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想要消灭资本主义的痕迹，或者硬要把社会主义说成纯之又纯，不允许它有资本主义的残余，那是否定人身上还有猴气的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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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永远是一个任人驰骋思想的天地。但不管是宗教家的想象、思想家的想象、艺术家的想象，还是科学家的想象，他们想象中的未来世界不管有多么玄妙，都不可能超越他们那个时代所能想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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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母亲忽然分娩出几十万年前遍身长毛的猿人孩子来，名为“返祖遗传”。在人类社会中，久已逝去的历史镜头忽然再现，比自然界的“返祖遗传”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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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此，竟有人会说它是毒草，也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他们习惯了以思想为标准，以语录为标准，不知思想和语录是经过实践检验来的，或者正在经受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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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这是苏轼《游金山寺》诗中的两句，意思是说闻金山下长江的潮头有一丈高，现在天寒水枯，沙岸还留下了一道道痕迹。社会现象也不例外，在革命浪潮冲击之后，人们的思想上也留下了一道道无形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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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看到的是地平线上的东西，哲学家看到了地平线以外的东西，历史学家记下了地平线上的东西，但要把视野从地平线引向地平线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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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欧洲的探险家出发时都有特定的目标，但得到的往往却是不同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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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与魔鬼，巨人与侏儒，虎豹与虫豸，都只有在大变动中才能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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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资产阶级史学的客观主义，如果连客观事实也不尊重了，就会导致随心所欲地解释历史资料和歪曲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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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本身包含着胜利，胜利的凯歌中也包含着失败。你看，戊戌维新失败了，维新的观念并不能消灭；辛亥革命失败了，民主观念却从此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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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说真话的人作反面教员整，必然会出现成千上万说假话的人，以说假话获得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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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神化了的人是没有错误的，从没有听说包公有错误，但一回到人的立场上来就会发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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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量变，人们不容易觉察出来，日夜相见的儿童，看不出成长的迹象，积年累月就可看出来了。即使戏台上的“白毛女”，她的白发也不是一夜变了的，也是由黑而灰，而深灰，然后变白的。质变、飞跃是从量变、渐进而来的，没有量变、渐进的基础，是飞不上去、跃不起来的。人为的、没有条件的飞跃仍是要回到地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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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激起热情，科学却是冷静分析。政治运动需要激情，所以常常和宗教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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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民战争又在纷纷议论。我以为农民起义领袖的平等思想和皇权思想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作为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来说，他们要求以平等反对不平等；作为家长制小农经济的基础来说，他们是不可能摆脱皇权思想的。在历代众多的农民起义中，有的开始就以“真命天子”自命，有的有了点气候就向皇位进军，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向明朝皇帝进攻时，也就在为自己当皇帝创造条件。平等思想和皇权思想两者以何为重？起义之初平等思想是主导的，有了点势力，皇权思想就膨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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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先进思想家、政治家的思想和活动中可以嗅到新经济、新政治喷薄欲出的气息；但新经济、新政治的开花结果，必须反映在人民的生活、习尚的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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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深藏于现象之中，人们看到的首先是现象，认识本质则要对现象进行深入的探索。历史学家首先是捉住现象、描写现象，从而透露出本质来，或者让读者去探索本质。如果历史学家不去捉住现象，空谈本质，就失去了历史学自身的基本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