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厦门
1926年8月底，鲁迅从北京南下，到了上海，9月4日，他乘轮到了厦门。第二年1月间，他又从厦门到广州；到了9月，他又从广州北归上海。这一年，正是北洋军阀政权总崩溃，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的时期；他又一度看到了大革命的浪潮，体味到《好的故事》的新的悲哀！（这一部分史料，保留在他和许广平的《两地书》中，最近，陈梦韶编次了《鲁迅在厦门》的小册子，可供参考。）
鲁迅到厦门大学去担任教职（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原是应林语堂的邀请。他远离了北京那个政治纷扰的圈子，投入这样景物宜人的海滨小城，而且生活比较安定，如他自己所说的：“背山面海，风景绝佳……四面几无人家，离市面约有十里，要静养倒好的。” 他初到那里，觉得还不坏，打算在那儿住两年，想把先前已经集成的《汉画像考》和《古小说钩沉》印出来。可是，他一住下去，便觉得不对了。后来勉强住满了一学期；他当时的心境，可以下得“淡淡的哀愁”的考语。他说：“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白天还有馆员、钉书匠、阅书的学生，夜九时后，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楼里，除我以外，没有别人。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这一份心境，我们是体会得到的，笔者曾经和他谈起，其间有着不可解消的隔膜。
鲁迅是从北京到厦门去的。北京的学术空气和上海已经不相同，海派的学术研究，在京派已觉得过于浮浅，若拿这一尺度来衡量其他城市的学术空气，那当然更差一截了。海外人士心目中的国学，尚未脱离“四书五经”阶段，那时的中山大学教授，力主读经，提倡《古文观止》，和陈济棠一鼻孔出气，要驱逐胡适出境，对于鲁迅的辑佚书工作更不能赏识了。那时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对国学也是外行，所期待于国学研究所的，也和鲁迅的预想差得很远。一开头便格格不相入，也是势所必至的。鲁迅有一封写给景宋的信，说：“这里的学校当局，虽出重资聘请教员，而未免视教员如变把戏者，要他空拳赤手，显出本领来。即如这回开展览会，我就吃苦不少。当开会之前，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陈列，我答应了。但我只有一张小书桌和小方桌，不够用，只得摊在地上，伏着，一一选出。及至拿到会场去时，则除孙伏园自告奋勇，同去陈列之外，没有第二人帮忙。……兼士看不过去，便自来帮我……” 彼此隔膜之情，便是如此。
鲁迅在厦门住了半年，几乎近于不欢而散。固然厦门大学不了解鲁迅，不认识鲁迅；鲁迅呢，也并不认识厦门大学、了解厦门大学。（鲁迅曾经在《海上通信》这么说过：“校长林文庆博士，他待我实在是很隆重，请我吃过几回饭，单是饯行，就有两回。”实在他们之间是很隔膜的。）不过，鲁迅虽是操守很严的人，待人有时实在过于苛刻，尤其是他的笔尖；《两地书》乃是他们情侣间的信件，骂起人来更是不留情。笔者特地要提请读者注意，并不是鲁迅所骂的都是坏人，如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学问很渊博，文笔也不错，而且很谦虚的。有人看了鲁迅的文章，因而把陈西滢、梁实秋看作十恶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当时，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外间有鲁迅派和胡适派争斗之说，鲁迅也出来否认了；但我们看了《两地书》，就会明白鲁迅派确有和胡适派交恶的事实；这样的门户之见，也是不足取的。在鲁迅的笔下，顾颉刚是十足的小人，连他的考证也不足道。其实，顾颉刚也是笃实君子，做考证，十分认真；比之鲁迅，只能说各有所长，不必相轻。其他，鲁迅提到的人，我也认识了好多，他们文士的习气虽所不免，学者派头，或许十足，却也不是什么小人。（鲁迅有一封信形容顾颉刚在广州时的猥琐样儿，也是有点过分的。）鲁迅有一封10月16日写给许广平的信，对于这一回门户之争，说得很明白。他说：“我的情形，……大约一受刺激，便心烦，事情过后，即平安些。可是本校情形实在太不见佳，朱山根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 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偏见，他当时还怪沈兼士糊涂呢。
中国士大夫党同伐异，气量褊狭，鲁迅最为了解，但他也不能跳出这一圈子，所以，他十分敏感。我觉得鲁迅写厦大欢宴太虚法师那一幕，倒是我所说的“隔膜”二字的最好注释。太虚法师本来是政治性和尚，和天主教之有于斌，伯仲之间。他在中国官场的地位很高，对于佛法研究，却浅薄得很。太虚到南普陀来讲经，佛教青年会提议，拟令童子军捧鲜花，随太虚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莲花之意。世俗人的心目中，太虚便是如此人物。有一天下午，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分宴太虚，邀鲁迅作陪，厦大方面硬要他去，否则外间会说以为厦大看不起他们；顾及团体，鲁迅只得从命。鲁迅写道：“罗庸说太虚‘如初日芙蓉’，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只是平平常常。入席，他们要我与太虚并排上坐，我终于推掉，将一位哲学教员供上完事。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们，偏好问他佛法，什么‘唯识’呀，‘涅槃’哪，真是其愚不可及，……其时又有乡下女人来看，结果是跪下大磕其头，得意之状可掬而去。” 这明明是三种境界，要他们合拢来，也是不可能的。
鲁迅在厦大，原是林语堂的关系，上文已提到过了。他和林氏的关系究竟怎样呢？他在另一封信中说：“这学校，就如一部《三国志演义》，你枪我剑，好看煞人。北京的学界在都市中挤轧，这里是在小岛上挤轧，地点虽异，挤轧则同。但国学院内部的排挤现象，外间却还未知道，……将来一知道，就要乐不可支。我于这里毫无留恋，吃苦的还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还不到可以向他说明这些事情的程度，即使说了，他是否相信，也难说的。我所以只好一声不响……” 这显然又是一重隔膜。
从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和他的回忆文字中，我们体味到他那一时期的寂寞与哀愁。鲁迅本来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不甘寂寞，不一定是“热衷”，“热衷”不一定是想做官。为了恋爱和人世间的挣扎，也可以热衷的。以北京的广大复杂来和这一孤岛的单调对比，当然是十分寂寞了；何况那一时期，又是他和许广平正在热恋的时期。（鲁迅对于山水之胜，素来不感兴趣；他在杭州一年多，也只游过一回西湖。）所以，厦门的南普陀寺，可以容下弘一法师那样高僧在那一海角上终其晚年，却容不下鲁迅这样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曾写道：“今夜周围是这么寂静，屋后面的山脚下腾起野烧的微光；南普陀寺还在做牵丝傀儡戏，时时传来锣鼓声，每一间隔中，就更加显得寂静。电灯自然是辉煌着，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来袭击我的心。” 这便是他的心境。
北京和上海，虽是环境很坏，却是大海，可以容得下他这一大鱼，不至于那么无意义地搅扰他的。笔者曾劝他到青岛去养病，他说，且不说别的，他有了厦门的经验，那些山明水秀之乡，对于他并不是很好的温床，因为那些地方，对于世事太隔绝了。鲁迅在厦门时期，他虽说脱去了北京那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但厦门这一角上，比北京更远离着革命，像他这样一个现代头脑的人，要他远离了世事，也是不可能的。他有一封寄许广平的信中说：“此地对于外面的情形，也不大了然。看今天的报纸，刊有上海电。（但这些电报是什么来路，却不明。）总结起来：武昌还未降，大约要攻击；南昌猛扑数次，未取得；孙传芳已出兵；吴佩孚似乎在郑州，现在与奉天方面暗争保定大名。” 在那个国民革命的白热狂潮中，他这个人，不也等于羲皇上人了吗？对外的狂烈战斗，不把他卷进去，他这羲皇上人，也只好在小圈子中间闹小斗争了。
把他那一段时期的生活，放在他的一生中去看，却也不一定如他当时所慨叹的冷落的。他那两部最好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野草》，都是这一时期编成的，还有一部最富启示意味的散文集：《坟》，也是这一时期出版的。（《朝花夕拾》的后面五篇，都是这一时期在集美楼上写的。）他开始写历史小品，那部有名的《故事新编》中，《铸剑》和《奔月》两篇，便是这一时期所写的。
鲁迅编订《古小说钩沉》，这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原料的一部分，原已列入《国学研究院丛书》。这部史料，虽不曾在厦大出版（后来由北新书局出版），却是那一时期整理完成的。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也在那儿开了头，那部有名的《汉文学史纲要》，便是这时期写成的。依比例来说，他这一时期的成就并不算少。
就是因为地方小，一般人的眼界也小，所以把他当作四脚蛇、独角牛看待。他在学校，谁都可以直冲而入，并无可谈，而东拉西扯，坐着不走，浪费时光，自是可惜的。他曾向许广平诉苦说：“将来如到广州去，应该在校中取得一间屋，算是住室，作为预备功课及会客之用，另在外面觅一相当的地方，作为创作及休息之用，庶几不至于起居无节，饮食不时，再踏在北京时之覆辙。”这又是他耐不住世俗生活的一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