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伏园在《鲁迅逝世五周年杂感》中，有这么一段话：“从前刘半农先生赠给鲁迅先生一副联语，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当时的友朋，都认为这副联语很恰当，鲁迅先生自己也不加反对。所谓‘托尼学说’，‘托’是指托尔斯泰，‘尼’是指尼采。这两个人都是十九世纪思想界的巨星，著作都极宏富，对于社会的影响深而且大。鲁迅先生的思想之博大精深，自然与他们相比也很恰当。而鲁迅先生在学生时代，很受托、尼二家学说的影响。托、尼二家的学说，一般的说法，是正相反对的。尼采的超人论，推到极端，再加以有意无意的误解，在德国，便成了第一次大战前的裴伦哈特的好战论，和这纳粹主义的侵略论。鲁迅先生却特别喜欢他的文章，例如《苏鲁支语录》 [1] ，说是文字的刚劲，读起来有金石声。而他的学说的精髓则在鼓励人类的生活、思想、文化，日渐向上，不长久停顿在琐屑的、卑鄙的、只注意于物质的生活之中。至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那是导源于基督教的精神，与后来思想上的平民主义、民族自决主义、国际平等主义，都有精神上的联系。直到二次大战时的反侵略阵线，例如对于欧洲被侵略的各小国，虽然它们的军事势力已在国内早被侵略国家所摧毁，还尽量地设法支持它们反侵略的微薄势力，以期共同消灭侵略国家的暴力与野心，这还可以说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有密切的关系。托尼学说的内容既有很大的不同，而鲁迅先生却同受他们的影响，这在现在看来，鲁迅先生确不像一个哲学家那样，也不像一个领导者那样，为别人了解与服从起见，一定要将学说组成一个系统，有意地避免种种的矛盾，不使有一点罅隙，所以他只是一个作家、学者，乃至思想家或批评家。”这一段话，对于了解鲁迅早期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不过笔者所知道所了解的，和孙氏的观感颇有距离，因此，对于孙氏的说法作相当的保留。

原来，19世纪的哲学，从叔本华到尼采这一派悲观哲学，导源于佛学，脉络非常鲜明。叔本华生于1788年，卒于1860年，正当19世纪前半叶，德国承康德之后，哲学鼎盛，名家辈出之时。“叔本华虽自命为康德嫡嗣，而其学乃似教外别传，与同时哲人如黑格尔、费希特、谢林等相较，颇有空谷佳音、遗世独立之慨。叔本华近承康德，远绍柏拉图，旁搜于印度佛说，遂自创为一家之言。其所以异于并世德国诸哲学家者，特征有四：当时诸哲人，其思想渊源纯出于西方，而叔本华则兼采佛学，有东方之色彩，此其一；当时哲学上传统之假定，以为就根本言，人生乃谐合者，而叔本华则以为人生乃凌乱忧苦，故持悲观，主解脱，此其二；当时哲人多为唯理主义者，重理智与概念，而叔本华则兼尊直觉，此其三；当时哲人，其天性率近科学，运思密栗，而文辞质朴，甚至于晦涩难读，而叔本华则有文学之天才，其文章特为清美朗畅，亹亹动人，此其四。叔本华早年英发，才气甚高，而禀性孤僻，与世寡谐，沉忧善感，易伤哀乐，其论述哲思之书中，时有郁轖之情，孤愤之语，故叔本华可谓诗人式之哲学家。”我们仔细对比，鲁迅的思想、性格，正有着叔本华的影子。鲁迅接受尼采学说，也正是接受叔本华与佛家的悲观哲学，那是不待言的。

章太炎先生以治佛学，讲因明唯识，完成思想体系，也是人所共知的；这一方面，鲁迅也受了太炎的影响。许寿裳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曾对许氏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他对于佛经，是当作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的。

依笔者所了解的东西文化思想相互影响的迹象来说，16世纪以后，泛滥于欧洲的自然主义哲学，导源乃由于老庄道家思想的西行，其影响所及，在政治则有法卢梭之《民约论》，在自然科学则有英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说是无政府主义全盛时期，溯其源也和老庄思想有血缘上的关系，而叔本华、尼采的个人主义哲学，也和道家哲学相通。鲁迅笃好魏晋文人的文字，其于嵇康、阮籍的思想，有最深刻的研究；对于他的爱好赫胥黎《天演论》，笃信尼采学说，可说是相反而实相成的。至于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出于佛家思想，也是治托氏学说所共知的。（印度的甘地主义，正是托氏大爱主义的实践。）无政府主义固是社会主义的一派，却是极端尊重个人主义，和尼采思想相通。所以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是矛盾的；从无政府主义观点看来，却正是相互发明的，这是笔者和孙伏园氏所了解的不同之点。

鲁迅早期的宇宙论、社会观、人生观，略见于《坟》中所辑集的文字中。（《坟》，鲁迅的散文集，所集系1907—1925年间的文字。）其中介绍进化论学说的有《人之历史》。他说：进化之说，创始于希腊哲人德黎（thales），至达尔文而大定。他说，德国的黑格尔和赫胥黎一般，都是达尔文学说的讴歌者。关于这一方面思想的发展，他说到瑞典的林那（k.linne）、法国的兰麻克（j.d.lamarck）和德国的歌德（goethe）。他是研究生物科学的，所以条秩源流，非常明白，并不像若干社会科学家，或主黑格尔（如陈独秀），或主达尔文（如胡适），建立不要融合的宗派的。

鲁迅并不自悔其少作的，他的《文化偏至论》，便是提倡极端个人主义的。他说：“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盖自法兰西大革命以来，平等自由，为凡事首，继而普通教育及国民教育，无不基是以遍施。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既知自我，则顿识个性之价值；加以往之习惯坠地，崇信荡摇，则其自觉之精神，自一转而为极端之主我。且社会民主之倾向，势亦大张，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更举黮暗，则流弊所至，将使文化之纯粹者，精神益趋于固陋，颓波日逝，纤屑靡存焉。盖所谓平社会者，大都夷峻而不湮卑，若信至程度大同，必在前此进步水平以下。况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非超越尘埃，解脱人事，或愚屯罔识，惟众是从者，其能缄口而无言乎？物反于极，则先觉善斗之士出矣：德人斯契纳尔（m.stirner）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众意表现为法律，吾即受其束缚，虽曰为我之舆台 ，顾同是舆台耳。去之奈何？曰：在绝义务。义务废绝，而法律与偕亡矣。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这是鲁迅五十年前所说的话，到今天看起来，不是更切中时弊，批评得最切当吗？

个人主义哲学，自以叔本华为宗匠。鲁迅说：“勖宾霍尔（叔本华）（a.schopenhauer），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稀有；又见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至丹麦哲学家契开迦尔（s.kierkegaard）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其后有显理伊勃生（易卜生）（henrik ibsen）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 易卜生说：“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后来胡适在《新青年》介绍易卜生主义，也就是这一种个人主义。

鲁迅推尼采为个人主义哲学的杰出之士。他说：“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则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这便是震惊欧洲思想的超人学说，对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作最猛烈的抨击的。因此，反唯物主义的倾向，也和反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相呼应。鲁迅介绍主观主义，说：“如尼佉（尼采）易卜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而契开迦尔则谓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为，亦可弗问客观之结果若何，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焉。” 这种说法，和其他学说一样，各有所独至，却也是一偏之论。清末民初，介绍欧西学说的，几乎各宗各派都介绍过来，有的提倡社会主义的，骨子里还是个人主义；有的以民主政治相号召的，满脑子仍是英雄观念，这都是不足为异的。鲁迅的思想，受叔本华、尼采学说的影响，在他自己乃是顺理成章、井然有其一贯体系的。

另外一篇，题名《摩罗诗力说》，提倡浪漫主义的文学，也是鲁迅的前期文艺观。（“天竺古有《韦陀》四种，瑰丽幽夐，称世界大文；其《摩诃婆罗多》暨《罗摩衍那》二赋，亦至美妙。厥后有诗人加黎陀萨者出，以传奇鸣世，间染抒情之篇，日耳曼诗人歌德至崇为两间之绝唱。”）浪漫主义，本来和返诸自然的人文哲学精神相吻合。鲁迅说：“尼采（fr.nietzsche）不恶野人，谓中有新力，言亦确凿不可移。盖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野人狉獉其形，而隐曜即伏于内。文明如华，蛮野如蕾，文明如实，蛮野如华，上征在是，希望亦在是。” 他说：“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 这一说法，和他晚年的文艺观，颇有出入；但其发挥文艺的一方面意义，也和晚年所发挥的另一方面意义，同为真理之一面，有同样的价值的。

晚清文艺界，最激动国人心灵的诗篇，乃是英国诗人拜伦的《哀希腊》，而拜伦的浪漫主义色彩及其传奇性的行为，尤足以鼓舞人心。鲁迅也是推介拜伦的浪漫文学的，他说：“裴伦（拜伦）既喜拿破仑之毁世界，亦爱华盛顿之争自由，既心仪海贼之横行，亦孤援希腊之独立，压制反抗，兼以一人矣。虽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 这是民初的文艺空气，也是鲁迅性格的一面呢！

[1] 现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thus spake zarathust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