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2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集中力量打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了严重困难的时期。抗日根据地缩小了，人口下降了，抗日武装力量减少了，财政经济极端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整风和大生产两项运动，产生了根本性的效果，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上，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在艰苦奋斗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不仅粉碎了日军无数次的“扫荡”，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摩擦和大规模军事进攻。到1943年，终于扭转了局面，解放区又重新得到了发展。
皖南事变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协定在柏林的签订，大大激发了日本夺取东南亚和向南太平洋推进的野心；德、意为了牵制英、美，也极力怂恿日本南进。为此，日本急于谋求结束中日战争，便加强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压力和外交劝诱，以促成中国内部的变化。这种国际形势，使国民党政府内部产生了很大动摇。
共产党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也使国民党感到惶惶不安。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规模宏大的百团大战；10月5日新四军在黄桥战役中歼灭了韩德勤顽军15000余人，开辟了苏北解放区。这都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为了消灭革命武装力量，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制造借口，首先把屠刀指向新四军。
10月19日，黄桥战役结束才十余天，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来电报（皓电），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旧黄河以北；还要求把抗战中已发展为50万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命令汤恩伯率领9个师、10万人，向皖东北进攻；命令李品仙率领4个师，5万人，向皖东进攻；命令顾祝同、韩德勤准备“扫荡”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早就有所警惕。11月7日当即发出《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指出当前形势极端严重，国民党顽固派有从反共而走向投降的危险，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11月9日，又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给国民党当局复电，驳斥何应钦、白崇禧的攻击和无理要求，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 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中共中央决定作出有限度的退让，同意将新四军皖南部队移驻江北，从而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其中也包括不愿意国共分裂的国民党人士）的同情。
皖南新四军的驻地，在长江南岸的铜陵、青阳、南陵、泾县之间，对江驻有日军，四周都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防地，驻有顾祝同所属4个师的兵力，事变前又增加了3个师。因此，皖南新四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之下，随时都有遭受国民党军队袭击的危险。早在新四军成立后不久，中共中央就不断指示项英，向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开创根据地，猛烈地发展自己，壮大人民力量。可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没有很好加以贯彻执行，一再贻误时机。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东南局的重要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严肃批评了项英的错误，项英仍然犹豫不决。由于项英留恋江南，有严重右倾思想，只顾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谈判，没有及时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放弃皖南、让部队北渡的决定，从而使皖南新四军迟迟不能脱离危险的境地。
12月3日，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由第三战区立即解决皖南新四军。12月10日，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妥为部署和准备，发现江北新四军进攻兴化，或是到限期（12月31日）皖南新四军仍不遵命北渡，就“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29日，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宁国正式制定“进剿”计划：于12月31日前，秘密推进到南陵、泾县、茂林、铜山徐、小河口、水东翟一线，扼要构筑工事，严密施行警戒，防止新四军“逃逸”，或以各个击破的手段，集中主力向国民党军队反攻。攻击开始后，先从两翼进击南陵戴家会峡口一线，然后向北压迫，将皖南新四军歼灭在长江南岸。为了实现这一聚歼计划，顾祝同从江苏、浙江、福建抗日前线调来7个正规师，由上官云相指挥，部署在皖南长江南岸，从东、西、南三个方面包围新四军军部和它所属部队，并与江北的日军取得默契。
形势日益紧迫，中共中央连续电令项英提高警惕，尽快北移；1941年1月3日又命令项英立即率队开拔。在中共中央一再督促下，皖南新四军才开始转移。1月4日，叶挺、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多人，向苏南转移，准备从那里待机北渡。1月6日，当部队行进到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重兵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长叶挺亲自指挥还击，血战七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了约2000人先后突出重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叶挺在前往上官云相总部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突围后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竟然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还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利用驻国统区工作的特殊条件，将事变发生过程中的各方面情况，随时向中共中央反映，直接参与对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决策；同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四出奔走，联系与团结国统区的民主力量，阐明中共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作全面大反攻的指示，又对国民党顽固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18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接到新四军被围的告急电报后，周恩来立即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指示工作人员分头向国民党内的抗战派、元老派，以及其他党派、外交界、新闻界、揭发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的反共罪行。他发电报谴责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又写信要求蒋介石命令部队撤围、让路。他还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内外揭示事变的真相。周恩来以极度愤慨和沉痛的心情，为皖南事变遇难的战友，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刊登在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上。他指示报社巧妙地躲避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加快付印，抢在各大报之前，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披露出来。
皖南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震惊，不但大多数中间派、进步人士和海外华侨纷起责难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连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也不赞成这种分裂活动。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这一反动暴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另任命刘少奇为新四军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1月22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名义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阴谋，提出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1）悬崖勒马，停止挑衅；（2）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3）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4）恢复叶挺自由，让他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5）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6）抚恤新四军伤亡将士；（7）撤退华中的“剿共”军队；（8）解除西北的封锁线；（9）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政治犯；（10）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11）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12）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谈话还表示，八路军各部和留在华中、苏南的新四军9万多人，随时准备给顽固派以沉重还击。这“十二条”，是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根据“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提出的，是从政治上反击的主要武器。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立场，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在国内外遭到了强烈的反对，蒋介石不得不在1月27日发表演说，极力缩小皖南事变的性质和范围，声称它只限于军令、军纪，不牵涉党派与政治问题。这个演说表明，他已被迫从政治上的进攻转为防御。
1月28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着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将活动于陇海路以南的八路军与新四军统一整编，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第一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活动于苏中；第二师师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郑位三，活动于淮南；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活动于苏北；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活动于淮北；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李先念，活动于鄂豫皖；第六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谭震林，活动于苏南；第七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活动于皖中。独立旅直辖于军部。全军共9万余人。
蒋介石为了摆脱困境，又企图通过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来扭转局面，千方百计地诱骗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会议。中共中央以中共七名参政员的名义，将“十二条”提交给参政会，要求付诸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否则便不同意出席会议。2月18日，周恩来将七参政员公函提交给参政会，同时抄送给其他党派的二十多位参政员，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使国民党顽固派陷于被动。
在参政会开幕的第二天，3月2日，中共中央提出了第二个十二条：（1）立即停止全国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进攻；（2）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各地被捕人员；（3）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4）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5）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6）维持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的现状；（7）在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辖有六个军；（8）释放叶挺，让他回任军职；（9）释放皖南事变所有被捕干部，抚恤死难者的家属；（10）退还皖南事变中所有被缴的人、枪；（11）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由各党派各派一人出席；（12）中共代表参加参政会主席团。新的“十二条”作了一定让步，由周恩来向各党派人士解释，说明只要它得以实现，中共参政员可以出席会议。但是，国民党仍然顽固地拒绝全部接受，从而使他们自己在政治上陷入更大的被动。3月6日，蒋介石在参政会上发表了一通反共演说，但又不得不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表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被迫暂时收敛。
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这场严重斗争中，共产党成功地运用了有利、有理、有节的方针和积极争取中间派的策略，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这场斗争，也是国共两党力量的一次较量。经过这次斗争，中共在国际国内的政治地位大有提高；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有了很大发展，中间阶层的代表人物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认识，和争取民主、团结的要求，都大为增强，从而成为抗战后期第三党运动的基础。
战胜困难的“十大政策”
1941年到1942年，是敌后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造成困难的原因，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
由于苏德战争（1941年6月）和太平洋战争（1941年12月）的先后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迫切需要将中国变为它的兵站基地，以支持它对美、英、荷等同盟国军队作战。为此，日本大本营命令华北方面军加强对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进攻。
1941年7月，冈村宁次接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立即着手对抗日根据地施行残酷的“扫荡”与“蚕食”进攻。在1941年至1942年两年内，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出动兵力在千人以上的有174次，比前两年增加了2／3；总共使用的兵力达833900人，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
造成解放区严重困难局面的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顽固派的加紧反共。它以胡宗南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进行挑衅性进攻。它甚至指使了50万军队投降日军，充当伪军，然后与日军一起向抗日根据地进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率8万人投敌后，声称他“只反共不反蒋”。
在敌伪顽的联合进攻下，抗日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1／6。华北的冀南区，大片根据地变成了小块游击区。在形势最严重的时期，太岳区全区没有一个完整的县；原有12个县的县政府，都聚集在沁源一地，而沁源县城也已被敌人占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总人口，从4000万减少到2500万，全国解放区人口由1亿下降到5000万；1941年，八路军从1940年的40万减为30万。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生产力受到很大破坏，个别地区的农业产量比战前降低了50％，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都发生极大困难，几乎弄得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袜穿，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为了战胜严重的困难，坚持敌后抗日，中共中央及时制定了一系列切合时宜的政策，这就是：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当时称作“十大政策”。
首先，在解放区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即在各级政府机构和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和中间分子（代表中产阶级、开明士绅），各占1／3的比例。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权按“三三制”原则进行改选，随后推行到其他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的实施，团结了各抗日阶层，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加强了抗日力量。
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共产党进一步实行减租减息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二五减租），和农民实行交租交息。这一政策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保证了地主能收到地租，增强了抗日团结，因此推动了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和生产。
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使战争机构适应于战争的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一方面缩编主力部队，加强地方部队和民兵，使部队精干、灵活，提高战斗力；另一方面又精简了抗战初期发展起来的庞大机构，减少脱产人员，减轻人民的负担，从而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使战争机构能轻快、敏捷地展开对敌斗争。如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在1941年冬季减少到原有人数的76％，1943年又精简了35％。这对克服当时严重的物质困难，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集中全力进行对敌斗争，克服党、政、军、民工作不协调、步伐不一致的现象，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1日发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级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各抗日根据地实行领导的统一和一元化。明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各抗日根据地统一领导的机关，一切其他组织都必须在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作，中共各级党委应是当地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机关。这一决定，加强了共产党的领导，统一了党、政、军、民的步伐，使共产党的政策得以正确贯彻执行，使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群众工作与军事斗争，都紧密地相互配合。
1943年春节，陕甘宁边区还发动了拥护军队和拥政爱民运动，随后各解放区政府和人民都掀起了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这个运动加强了军、政、民之间的团结，以利于对敌斗争和生产的发展，使解放区在敌人严密封锁和残酷“扫荡”下，得以继续存在并不断发展。
为战胜严重困难而采取的各项政策中，整风和大生产是中心环节。
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1935年遵义会议后，虽然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统治，却没有来得及对王明“左”倾错误，从思想上作彻底的清算。抗战以来，共产党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党员由4万人发展到80万人，其中大多数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急需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统一起来。在当时严重困难的形势下，为了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争，从1941年开始，全党展开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二者的思想根源都是主观主义。因此，反对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是整风运动的中心。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任务。随后，中共中央连续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9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又发出全党进行整风学习的通知。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由此开始。
整风运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这是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针。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作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为全党确立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路线，也帮助广大党员、干部牢固确立无产阶级的立场，促进了他们的思想改造。
1942年和1943年，整风运动在毛泽东所规定的方针指导下进行，形成了全党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热潮。1943年至1944年，党的高级干部又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系统地回顾了党的战斗历程，总结了党在历史上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而大大促进了全党思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报告，给讨论作了总结。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历次“左”、右倾错误，特别是第三次“左”倾错误，作了正式的结论。至此，延安整风运动宣告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扫除了中国共产党内教条主义的影响，提高了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实现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和团结，保证了中共中央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从而也为战胜抗日战争时期的严重困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同时，为了战胜由于敌、伪、顽进攻与封锁所造成的严重财政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又号召解放区军民，根据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走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道路。当时各解放区都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存在着落后的经济与巨大的战争需要之间的尖锐矛盾。这一矛盾，只有靠发展经济才能解决。从1941年起，解放区军民响应号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部队展开。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王震旅长率领下，开进了荆棘丛生的南泥湾，实行战斗、生产、学习三结合，除了垦荒、发展畜牧业外，还创办了纺织厂、肥皂厂、造纸厂、磨坊、油坊、盐井等。经过奋斗，到1942年，蔬菜、肉、油及鞋袜等，已能全部自给，粮食也能自给一部分；到1943年，连粮食也做到了全部自给；1944年，更开始向边区政府上缴粮食。原来的荒原南泥湾，被改造成了“陕北江南”。
毛泽东及时总结军队大生产的经验，在1942年12月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1943年又写了《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两文，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边区农民积极投入开荒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1941年到1943年，共开荒200万亩。工业生产也发展起来，1943年，边区公营工厂发展到76个，年产土布5万多匹，并能炼铁、炼油、修理机器、制造军火等。
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在1942年被推广到各解放区，发展为普遍的大生产运动。各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劳力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的方针，在频繁的战斗环境里边战斗边生产。1943年，仅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6个地区，就扩大了耕地面积600万亩以上。太行区的部队和机关，逐步做到了自给三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其他区一般也能自给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
大生产运动使解放区军民战胜了严重物质困难，人民的负担减轻，收入增加，生活得到了改善，这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也增强了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团结，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造就了一批经济工作干部。
解放区军民在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各项政策的同时，还实行正规军、地方游击队和民兵三结合，采取灵活巧妙的战略战术，在军事上积极加强对敌斗争。从1941年7月到1942年7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共作战14684次，毙、伤、俘日伪军13．2万人。经过1941年到1942年两年艰苦的斗争，解放区基本上渡过了难关，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1943年年底，解放区的面积扩大了，全国解放区人口上升到8000多万，八路军与新四军增至46．9万人，共产党员则发展到90多万人。所有这些，为准备大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制止新的反共逆流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转折。1942年11月到1943年2月，苏联红军在著名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中，歼灭了德军精锐32万人，迫使德军停止了战略进攻。这次大会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1943年9月，意大利被迫向盟军投降。到1944年，苏联红军已把德国侵略军赶出苏联国境，战争推向德国领土。这年6月，英、美军队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在太平洋战场上，日军于1943年1月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惨败后，从此一蹶不振。美军采取越岛进攻战术，给了日军以严重打击。
德国、日本同时面临着覆灭的命运。
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解放区军民继1943年粉碎日、伪的残酷“扫荡”，走向恢复、发展后，1944年起先后开始局部反攻。这一年里，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共对敌作战2万多次，毙伤日、伪军26万多人，俘虏日、伪军6万多人，收复了8万平方公里国土，解放了1200多万人民。到第二年春天，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主力已发展到91万人，有民兵220万人；全国形成了陕甘宁及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冀热辽、晋绥、山东、苏北、苏中、淮北、淮南、河南、皖中、苏浙皖、浙东、湘鄂赣、鄂豫皖、东江、琼崖等19个解放区，面积达95万平方公里，人口9950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大片解放区已成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战略基地。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大变化的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喜的是英美帮他们打日本，“他们可以不费气力地搬回南京”；惧的是人民力量的发展，他们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主义有灭顶之灾”。 为了削弱、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为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作准备，国民党顽固派自恃有美国的支持，便迫不及待地掀起新的反共逆流。
1943年3月，蒋介石抛出由陶希圣代笔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是“新式割据”，诬蔑人民军队是“新式军阀”，公然威胁说：中共“如果不肯彻底改变封建军阀的作风，和没有根本放弃武力割据的决心，那就无论怎么宽大，决不会发生什么效果，亦找不出有什么合理的方法了。” 书中宣称两年决定命运，也就是说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这是蒋介石图谋挑起内战的信号。
同年5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解散共产国际，由各国共产党独立地解决各自国家的问题。中共中央当即表示赞同。国民党顽固派抓住这一时机，大造反共舆论，由西安劳动营训练处处长、军统特务张涤非出面，假借“民众团体”的名义，召开座谈会，发出通电，借口共产国际既然已经解散，也应“取消陕甘宁边区”“解散共产党”。
蒋介石积极进行反共的军事部署。国民党军队在西北的主力原有胡宗南部三个集团军，其中两个是用来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只有一个用于黄河河防。这时，蒋介石从原来用于河防以对付日军的三个军中，抽调两个军到州、淳化、洛川，会同原来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兵力合计达到四五十万人，准备兵分九路，“闪袭”延安。他们于7月7日对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施行炮击，从而使这一次活动达到高潮，“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前途，千钧一发。”
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这一反共阴谋，立即进行坚决的斗争。一面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加以揭露；一面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在军事上给予迎头痛击。7月9日，延安各界3万人举行声讨大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团结、反对内战”。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反共投降的阴谋活动，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制止内战。8月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演说，严厉驳斥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攻击和诬蔑。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解放区军民，也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并表示坚决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人民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积极备战，除了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外，还普遍成立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队和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军，准备反击顽固派的进攻。其他各解放区也抽调部队，参与保卫延安。
延安理论界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进行了尖锐的指名的批判。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林伯渠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都分别著文驳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和由范文澜、艾思奇、吕振羽等撰写的专论，揭露《中国之命运》是三民主义其名，法西斯主义其实，指出代表中国之命运的，只能是中国共产党。
国际舆论也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美军正在太平洋上转入反攻，需要中国军队与日军作战以便牵制日军兵力，因而不愿意蒋介石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反共战争。当时蒋介石的亲信熊式辉正在美国游说，美国当局警告说盟国不能以大量之武器，继续供给不去打轴心国之国家。
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揭露、声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以及国内外舆论的一致反对，国民党顽固派不得不有所收敛，抗日战争中的又一次反共逆流宣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