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州、武汉失守到日军发动珍珠港事变的这一时期中，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意图是：尽早实现日、蒋、汪合流，消灭中国共产党抗日基地，把中国变成“大东亚战争”的战略基地，进行世界规模的军事扩张。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敌后战场成为全国抗日的主要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驰骋在南北敌后战场，发动人民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1941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75％的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由于人民军队的英勇作战，使蒋介石不敢公开对日妥协，保持了全国抗战的大局，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前夕，还不得不以40个师团的兵力（占日本全国陆军51个师团的80．3％）投入中国战场。人民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日军“名将之花”的凋谢
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源源不断地从国民党正面战场向共产党敌后战场转移。1939年9月，多田骏担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提出了所谓“囚笼政策”对付抗日根据地，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之以封锁沟、墙，分割解放区，各个击破抗日力量。敌人还挖空心思地提出“牛刀子战术”“掏水战术”“单刀直入战术”，施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总力战”和残酷的“三光”政策，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数百次“扫荡”。
晋察冀解放区是敌人进攻的重要目标。1939年，日军连续发动了“春季大扫荡”和“秋季大扫荡”，都被抗日军民击败。其中发生在北岳区腹地的陈庄战斗，一举歼灭了敌第八混成旅团长水原少将以下1000余人，挫败了敌人的凶焰。
10月，敌人不甘失败，又纠集2万余兵力，对北岳区发动“冬季大扫荡”。这次日军挑选了号称精锐之师的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是被称为“皇军之花”的阿部规秀中将。日军旅团长一职多为少将衔。阿部以中将而任旅团长，表明第二混成旅团的不同寻常。
10月25日，日军兵分12路，以分进合击之势，进袭阜平县。八路军在内线先以小部兵力袭扰敌人，使其疲惫，然后集中主力，各个击破。11月3日，八路军在涞源东南之雁宿崖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歼灭了村宪吉大佐率领的600多名日伪军，这一仗犹如给刚刚出师的阿部一记重重的耳光，因此，第二天他就急不可耐地亲自出马了。7日，阿部孤军深入，在涞源东南20公里的黄土岭地区，陷入了八路军的重围。
黄土岭是太行山北部群山中的一座岬口，四周有许多深沟大谷和一条河滩，当时已值深秋，山上林木已脱尽叶子，地面一片枯黄。日军在黄土岭东面的教场设立指挥部。7日上午，一小股日军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下午，日军全队人马通过黄土岭，陆续进入峡谷中的小路。这时，已完成对日军包围的八路军晋察冀部队一部从西、南、北三面合击日寇，100多挺机枪从各个山头射向敌人，炮兵也频频发炮，把日寇压缩在一条长约二三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日军凭其优势兵力和武器，向八路军阵地猛冲，但未奏效，日军乃掉头向西，企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但遇到八路军坚决阻击，突围不成，只得就地顽抗。此刻，设在教场的敌指挥部陷入一片惊慌，一群军官正用望远镜窥视山头阵地，此景被我八路军一团长发现，立即指示炮兵连发数弹，炮弹准确地在敌指挥官群中开花，其中一发正好飞至阿部身旁爆炸，阿部右腹部及双腿被弹片击中，伤重死亡。黄土岭一战，歼日军900余人。
11月下旬和12月上旬，日军又两次纠集兵力进攻阜平，都被根据地军民击退。12月8日，日军被迫撤出晋察冀根据地。
阿部规秀是抗日战争时期被中国人民击毙的职务最高的一个日军指挥官，他的毙命震动日本朝野。日本《朝日新闻》连续三天以“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为题哀叹阿部规秀的毙命。八路军在黄土岭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抗战军民，全国各界纷纷发去贺电，蒋介石也打电报给朱德总司令表示祝贺。
威震敌胆的百团大战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抗战出现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形势。日本利用英国在欧洲自顾不暇的时机，于1940年作出南进香港的军事姿态，迫使英国屈服。英国为保持自己在远东的利益，亦自甘退让，同意封锁滇缅公路，并禁止援华物资通过香港，以此压迫蒋介石与日本议和。美国这时不愿意卷入对日本的战争，表示准备参加对它有利的谈判，也同意促成中日“和平”。日本得到英美支持后，一面加紧对蒋介石诱降，一面扬言进攻西安、重庆，对国民党进行逼降。这种形势，使国民党对抗战又一次动摇。它派出代表在香港与日本进行秘密接触，同时大肆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等谣言，破坏统一战线，为妥协作准备。日本帝国主义便紧密配合，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致使有的根据地大部分县城落入敌手。
为了克服投降危机，争取时局好转，也为了彻底打破日军对根据地的进攻，1940年8月20日到12月5日，八路军105个团约40万兵力 在华北地区对日军进行了一次全面出击，此役即著名的百团大战。作战计划由八路军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于7月22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同时给第一二〇师和第一二九师下达了预备命令。命令明确指出：战役目的是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要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并打破日寇进犯西安的企图，振奋抗战军民士气，争取时局好转。各参战部队在接到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的命令后，迅速集中完毕，为防止敌人发觉，未等到军委批准，提前发起了战斗。原计划该役参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22个团，战斗打响后，各根据地武装力量自动参战，总兵力达105个团，因此在发表战报时称为百团大战。
8月20日深夜22时，战役全线展开。百团大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20日到9月10日，中心任务是交通总破击，重点是正（定）太（原）铁路。
正太铁路是河北通往山西的主要交通线，全长230多公里，它横贯太行山脉，是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要道。沿线有日军重要燃料基地阳泉、井陉煤矿。日军为确保这条铁路干线，以第八、第四两个混成旅团守备。8月20日夜，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部队同时发起进攻，由于在战役发起前严守机密，日军对八路军行动丝毫没有察觉，不清楚八路军的战役企图，因此，这次进攻取得了对日军突然袭击的效果。第一二九师主力攻占了阳泉至榆次间日军占据的若干车站；晋察冀军区主力攻入娘子关、井陉新矿等据点。第一二〇师以主力向忻县至静乐、汾阳至离石公路线攻击，同时以一部兵力破击朔县至宁武段铁路，并攻占了阳方口等车站。与此同时，三个大区的各军区、军分区部队对平汉路、德石路、平绥路、北宁路、津浦路、白晋路以及本区的重要公路交通线展开了破击战。正太路全线瘫痪，敌伪军被歼7600余人，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日军遭到打击后，急忙由石家庄、榆次东西对进增援正太线，同时以一部兵力向八路军后方攻击，八路军处境困难。8月31日，八路军总部要求彻底毁灭正太线和同蒲线北段，以便使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陕甘宁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由于这一计划过大，未能实现，至9月上旬，八路军撤离正太线，结束了第一阶段的作战。
部队经过短暂的休整后，9月16日，八路军总部下达了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命令，命令规定这一阶段作战的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坏敌寇交通；克服深入我基本根据地内之某些据点。”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以主力破坏涞源、灵邱的公路，并夺取涞源，灵邱两城；第一二九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并破击白晋路北段；第一二〇师截断同蒲路北段交通，彻底摧毁同蒲路宁武、轩岗段。其他各部队自行选定攻击目标，配合主力作战。
根据总部的部署，这一阶段作战以攻坚战为主要手段。晋察冀军区于9月22日以主力一部攻击涞源城，至26日攻克周围十余个据点，正当八路军准备扩大战果之际，由张家口方向增援的日伪军3000余人配置汽车、坦克在飞机的掩护下于28日抵达涞源。八路军遂撤出涞源，以主力另一部转攻灵邱，攻克据点多处，又由于敌援兵到达，军区在10月10日下达结束涞灵战役的命令，转入休整。第一二九师以主力组成左、右两个攻击集团，于9月23日夜开始战斗，左翼集团至25日攻克榆社城等4个据点，右翼集团至27日攻克辽县以西除管头外的若干据点。之后，两集团主力准备会攻辽县，战斗尚未发起，敌军增援到达，我军即停止攻击辽县，转以一部兵力进攻管头，未奏效，这时辽县西援之敌已迫近，消灭被围之敌已不可能，我军立即退出了战斗。第一二〇师各部队于9月14日即由驻地向同蒲沿线开进，至9月27日，袭击了宁武县西南之头马营、忻县以北之忻口等多处据点，控制了朔县至原平间的数段铁路，使同蒲铁路一度瘫痪。这时因日军大量增援，并估计敌人有可能对晋西北进行扫荡，根据总部命令，第一二〇师也结束了第二阶段的作战。
华北日军在受到八路军的连续打击之后，为稳定局势，一面恢复其交通线，一面调动了3万兵力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因此，从10月6日，八路军即由对敌主动进攻作战，转入被动的第三阶段的反扫荡作战。
日军的扫荡首先指向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九师所在地太行区。它先以7000人扫荡了太岳区，11月9日又集中兵力扫荡晋察冀区达两个月之久。日军的报复扫荡是空前残酷的，所到之处，见人就杀，见房就烧，大肆破坏根据地。而我军已连续作战40多天，部队极度疲劳，减员严重，仅晋察冀军区的伤病员就有1万人以上。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勇猛顽强，不怕牺牲，以游击战袭扰敌人，破坏敌之交通运输，在反扫荡作战中先后攻克了敌军的一些据点，歼灭日伪军8000多人。到12月5日，敌人的“扫荡”终于被粉碎，胜利结束了百团大战的第三阶段。
百团大战前后历时3个半月，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对日军进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它沉重地打击了日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威。根据公开报道的资料，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拔除日伪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48公里，公路3000里和桥梁、车站、隧道等260余处，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蒋介石曾发电嘉奖，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毛泽东曾致电战役的指挥者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百团大战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也有它的失误的一面，除对日军进攻动向判断的错误外，从战略指导上看，第二阶段的以阵地攻坚战为主的作战形式，增加了不必要的牺牲。此外，百团大战过早地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致使日军加紧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新四军奋战江淮河汉间
新四军组建后，即在大江南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在南京、镇江、芜湖三角地带发动群众，打击日伪，先后成立了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四县抗敌总会和江宁、当涂、溧阳三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抗日民主政权的初步组织）。建立了茅山根据地。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把确保长江沿岸地带，尤其是宁、沪、杭三角地带，作为在华中地区作战的战略重点，并陆续从正面战场回师，对新四军进行“扫荡”。为开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原局，以刘少奇为书记。1939年，新四军成立了以陈毅为首的江南指挥部和以张云逸为首的江北指挥部。1939年2月，周恩来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方针，代表中共中央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与项英商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进一步明确了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向。同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带领中原局进入华中敌后，贯彻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既定方针。11月底，刘少奇由延安抵达淮南津浦路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新四军活跃在江淮河汉间，华中抗日根据地得到巩固与发展。
江南平原，河流湖沼错综交叉，日军利用水网地形，在公路、铁路、桥梁等交通要道，修筑密如梅花瓣般的工事和据点，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企图封锁和消灭新四军。新四军在敌人星罗棋布的据点之间，依靠群众，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1939年1月19日夜，茅山地区新四军一部神速地从70里外奔袭芜湖机场外的官陡门据点，半小时内全歼该据点的60余名伪军；2月，又奇袭了京杭和溧（水）武（进）公路交叉点上的敌重要据点东湾，全歼敌人200多人。除此之外，新四军先后在水阳、横山、延陵、云台山、狸头桥等地作战取胜，打破敌人分割、封锁和分区“扫荡”的计划，使日军不得不放弃若干据点。
为了贯彻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打开向苏北发展的战略通道，陈毅所部第一支队第二团在丹阳县游击纵队的配合下，向扬中和长江北岸挺进，至4月，控制了扬中和大桥一带沿江地区，并对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正副指挥李明扬、李长江开展了统战工作。同年夏，第一支队又开辟了太（湖）蟢（湖）地区。扬中和太蟢两区的开辟，为新四军东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5月，陈毅派叶飞率第一支队第六团组成东进纵队，向无锡、江阴、常熟、苏州、太仓地区挺进，与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汇合，组成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下旬，部队途经无锡东北黄土塘与数百日军遭遇，毙伤敌数十人。6月24日，又夜袭浒墅关车站，歼灭日军50余人、伪军一个中队，接着又挺进上海市郊，夜袭虹桥机场，毁敌机四架。新四军在沪宁线上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苏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5000余人不断寻衅，新四军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歼其大部，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的虞山）地区，发展了部队，扩大了抗日阵地。继东进纵队之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又组织了苏皖支队，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并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领导的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打通了联系。
在江南部队向敌后进军的同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为迅速打开皖东的抗战局面，将整编后的部队分别开赴津浦路两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初步打开了皖东的局面，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第五支队（徐海东任司令员）建立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新四军在津浦路西、路东的战略展开，严重威胁着日军和顽固派，日军加紧了“扫荡”，顽固派加紧制造摩擦。12月下旬，日军由南京、明光、蚌埠等地出动2000余人向津浦路西“扫荡”，新四军第四支队与敌激战3天，重创敌军，敌被迫回防。新四军乘胜收复周家岗、复兴集、大马厂、古河等地，为进一步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在此前后，华中其他地区的抗战局面也相继打开。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1939年底改编为新四军第六支队），东进后活动在商丘、亳县、永城地区，使豫皖苏游击根据地初具规模。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陇海南进支队一部奉命支援华中作战，开辟了皖东北抗战局面；武汉失守后，陶铸、杨学城以八条枪组织游击队，展开鄂中游击战争，这支游击队后与李先念在豫南信阳组织的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活动于北起信阳、西至汉水、东接安徽、南临洞庭湖边的广大地区，开辟了新四军鄂豫皖游击区。至1939年冬，新四军已由成立时的1万人发展到5万人。
但是，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却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百般阻挠。1940年夏，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率第一、第二支队主力渡江北上，进入苏中，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虽拥兵10万，却不打日军，专事反共，竟命令驻泰州的李明扬、李长江部与日伪勾结，夹击驻在泰州以西郭村的新四军挺进纵队。中共中央中原局根据当时形势，分析了顽军内部的具体情况，确定斗争策略：“对华中之桂军、川军、西北军、东北军等中间势力，应予和缓，但对韩德勤，绝不是和缓，也不能和缓，必须采取坚决消灭的方针。”据此，江南指挥部一面呼吁团结，要求二李停止进攻，一面饬令挺进纵队坚守待援，并急调江南主力3个团驰援。顽军一意孤行，挺进纵队本着自卫原则，经过7昼夜的苦战，终于击退了顽军的进攻，并乘胜追击，兵临泰州城下。正当二李惊恐万状时，陈毅由江南抵达郭村，令前方部队停止行动，并归还顽军部分枪械，将700名俘虏全部释放。李明扬在兵败城危和新四军一再争取之下，不得不出面谢罪，表示愿守中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又决定把吴家桥、郭村一带让给二李，自己则东向韩顽势力薄弱、群众基础较好的黄桥进军，开辟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据此向东向北发展。江南指挥部也随即迁到江北，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至7月下旬，新四军一举占领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蒋介石为保持其苏北反共阵地，严令韩德勤、李明扬、陈太运密切合作，反共到底，并督促安徽的李品仙、江南的顾祝同积极策应；日军则在苏北、皖东增设据点，开始向新四军“扫荡”。这样一来，韩德勤的反共气焰更为嚣张，1940年9月，韩自恃兵多粮足，纠集其第89军主力和省属保安旅15000余人，分三路向黄桥进犯。同月，八路军第五纵队在黄克诚率领下东进淮海，指向韩德勤的侧背。中共中央公开向韩德勤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但韩德勤仍倾巢南犯。苏北指挥部采取诱敌深入，断其归路，集中兵力从运动中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以3个纵队及1个特务营集中力量迎击顽军中路，经过两昼夜的激战，全歼韩顽主力第八十九军及保安旅，击毙6000余人，俘虏万余人，其余顽军北逃。新四军取得了黄桥决战的胜利，为发展苏北奠定了基础。黄桥战役后，新四军乘胜北进，10月，与八路军第五纵队会师于东台以北之白驹镇。至此，新四军、八路军协同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胜利完成，新开辟了苏北、淮海两根据地。
从1938年初到1940年为止，新四军在敌、伪、顽三面夹击的情况下，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先后创建了皖南、苏南、皖东、皖中、豫皖苏、皖东北、淮海、苏中、苏北和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解放人口1300万。在斗争中，部队也发展壮大到10万，开辟了广大的华中敌后解放区战场。
活跃在华南的抗日游击健儿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以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即布置在广东东江流域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始了创建华南敌后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1938年12月，东江人民在曾生的领导下，以“侨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为基础，在惠阳地区组成了第一支游击队“惠（阳）宝（安）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为总队长。 其基本成分是香港的工人、南洋的华侨、本地的农民、学生和过去散布在东江一带的红色游击队员。这支百余人的游击队以8支枪开创抗日局面，不断地打击敌伪军。12月间，敌伪进攻虎门要塞，国民党守军望风而逃，游击队泅水至虎门，从炮台里获得轻机枪18挺，增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他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分散隐蔽，坚持斗争，把游击战争发展到南海、顺德、中山一带。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1939年春，中共东莞县委组织了“东（莞）宝（安）惠（阳）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两支部队配合作战。1939年底，中共中央抽调八路军干部梁鸿钧等来加强领导，不久，中共广东省委又派来东江特委书记林平。1940年，在林平主持下，召开干部会议，决定将两支部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五大队，曾生、王作尧分任大队长，林平为两个大队政委，梁鸿钧负责两个大队的军事指挥。这支部队挺进到广（州）九（龙）路两侧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惠东宝抗日根据地。1943年，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为政委，王作尧任副司令员，活动地区东至惠阳，西抵三水、新会，北迄从化，南濒大海。 这支游击队不仅得到当地人民的有力支持，而且还得到南洋各地华侨人力和物力的支援，游击队中有华侨组成的“新加坡队”“吉隆坡队”和“越南回国服务队”等。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海南岛斗争的红军游击队，抗战爆发后即致函国民党军政当局，要求合作抗日。经长期谈判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于1938年12月5日改编为“广东省第十四区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大队，由冯白驹任大队长，下辖3个中队400余人，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2月，日军进攻海南岛，两路敌军同时在天尾港、崖县、榆林、三亚湾登陆，先后占领海口、琼山、儋县等地，企图控制整个海南岛，作为进攻南洋的基地。这时，国民党已将正规军撤退，留下守岛的两个保安团在日军的进攻下纷纷溃散，海南岛陷于混乱。独立大队在群众的支持下，开展游击战争，不断袭击敌人。在日军登陆海南岛时，独立大队就派出一部开往潭口，进行阻击。日军向岛上推进后，独立大队一部分散活动于各地，相机打击敌人，另一部则向琼山、文昌一带转移，建立了新的抗日根据地。独立大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不久即扩大为独立总队，队伍发展至2000多人，武器也大量增加。从此，游击队更加活跃，他们在罗牛桥伏击敌人军车，围攻西部重镇那大，袭击文昌县城北门、海口市长林桥和永兴市敌人据点。歼灭许多敌军。1939年9月，日军1000余人分4路合击琼山地区，游击队以一部兵力在内线袭扰敌人，主力转移至外一线，内外配合夹击日军，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此后又击退了日军数十次的进攻。
随着游击队的壮大，日军进一步加紧了“扫荡”，国民党保安团也不断制造摩擦。为了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抗战，创建根据地，游击队领导机关决定避开制造摩擦的国民党军，向西部地区转移，同时留一部坚持琼（山）文（昌）地区的斗争和向东发展。1940年2月，中共琼崖特委机关和总队部开始西移，由于行动被敌人发觉遭到阻击，乃转向儋县、澄迈、临高交界的美合山区，凭借美合山的险峻地形，发动群众，开展各项建设工作，建立以美合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2月，国民党琼崖专员吴道南以其保安第七团及县武装约3000余人，向美合抗日根据地进攻，游击队与顽军激战三昼夜，予来犯者以重创后退出美合根据地，向外线转移。留在琼文地区的游击队，不断扩大活动区域，开辟了小块根据地，并打退了国民党顽军的进攻，保卫了根据地。
1940年底，中共中央派庄田、李振亚到琼崖抗日根据地，成立了琼崖抗日独立游击纵队（后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委。这支抗日武装逐步成长为华南地区抗战的有力部队之一。
除以上两支部队以外，还有在顺德游击队基础上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由潮汕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以及南路抗日纵队、中区抗日纵队等，他们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对日、伪、顽作斗争，使华南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战斗在白山黑水
“九一八”日军占领东北后，反日游击运动就在东北开展起来。到1932年，“各游击队的数目约有三十万人。这些队伍因其社会成分、政治领导及影响的不同而带着各种不同的色彩。” 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一种是纯由东北军旧部所组成（如马占山、李杜、丁超、苏炳文、朱霁青等部）；第二种是自发的农民游击队，如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等，还没有找到共产党的领导，大多数还在地主和旧军官的影响下；第三种是赤色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士兵的武装队伍，但人数不多，到1932年底还不是东北反日游击运动的基本力量。而那些自发加入抗日斗争行列的武装，因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正确的领导，没有明确的抗日纲领作为奋斗目标，特别是其中一些由旧军队改编成的义勇军，其上层的旧式军官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不依靠群众，把希望寄托在南京政府出兵和国联制裁日本，加上内部派系林立，争权夺利，钩心斗角，被日寇分化、渗透，因此，这些抗日武装虽曾轰动一时，却不能坚持下去，到1933年夏就基本瓦解了。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了尽可能地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的总策略方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规定的策略路线，主动地去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的残部，确立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部队中的领导权，并决定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取代各地红军游击队的名称，以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从1933年10月起，陆续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至第八军（缺第七军番号）。
1933年10月，以杨靖宇为首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在南满盘石地区成立。次年2月，团结与统一整编了南满地区的17支游击队，人数达到5000人，同年11月，正式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
1934年春，东满各地游击队统一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第一师。1935年5月，正式成立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二军以长白山为根据地，活跃在长图铁路两侧。
1935年初，珠河游击队哈东支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一师，军长赵尚志。同年秋，建立了珠河县人民革命政府。日军称之为共产党的“哈东乐园”。
1934年10月，在吉林东部中苏边境的密山、勃利一带，成立了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全军1600余人。
1935年2月，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全军约900人，在镜泊湖附近开辟了穆棱、额穆两游击区。
1936年初，汤原游击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夏云杰，全军700人，在小兴安岭建立根据地。
同年2月，人民革命军第八军在五常山区成立。
以上总兵力共约7000余人。
由于东北孤悬于一隅，东北的共产党组织与中共中央联系困难，便由在共产国际的王明、康生直接领导东北党组织的工作。1935年，王明、康生致信北满省委，“信的主要精神使人看了生一种灰心丧气的想法”，信内提出苏联不能援助，中央不能援助，“如实在坚持不了，可以出根据地到别的地区活动”，“当时大家坚决反对王、康指示，认为他们总的是右倾机会主义。”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拟定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决定将东北抗日部队一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共6个军。军长依次为：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
到1937年间，抗日联军已发展到11个军，约45000人。他们战斗在白山黑水之间、松花江畔和兴安岭山区，抗日的烽火燃遍了东北的广大地区，为坚持和发展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抗日联军更加活跃。抗联将11个军先后编为三路军：第一路军由杨靖宇任总指挥，活动在辽宁东部和吉林南部广大地区；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活动在辽宁东北部和吉林东部广大地区；第三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活动在松花江两岸、小兴安岭和松嫩平原广大地区，三路军总兵力达5万余人。1937年下半年，日军为解除其向关内进攻的后顾之忧，急欲消灭南满的抗日联军，调集了几个精锐师团“围剿”第一路军。杨靖宇为打破敌军的包围，打通与热河一带的八路军的联系，决定从第一路军中分编出3个师进行西征。第一师出发后，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平原到达辽西的康平、法库地区，但不久因敌人阻截而与其他部队失去了联系；第二师跨过南满铁路到达盖平一带，因遭强敌阻击而折回桓仁地区；第三师由杨靖宇亲率开始艰苦的西征，也因沿途遇到敌人阻击，无法实现预定计划，不久即返回辑安。日军在第一路军一部西征后，对留在根据地的第一路军展开了更加疯狂、野蛮的“围剿”，抗联战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利用一切有利时机袭击敌人，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坚持了抗日阵地。以后，第一路军在南满各地对敌人展开主动的出击，曾攻克抚松、辉南、金川等十几座城镇，并在盘石、双阳、柳河、金川等13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抗联在东北的斗争是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由于日军实行严密的封锁和毒辣的“归屯”政策 ，到1939年间，抗联部队几乎完全被封锁在冰天雪地和丛山密林之中，部队只能以山上的野果、野菜、树皮、草根或猎取野兽充饥，甚至嚼咽衣服里的棉絮。但是，他们仍然不屈不挠地与敌人进行着斗争。第一路军曾在1939年歼灭日军一个联队。不久又在寒葱岭伏击日军车队，击毙日军少将松岛以下270余人。在斗争中也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1939年10月，第二路军的冷云等8名女战士被敌人包围，在子弹打完后，她们宁死不屈，背负着受伤的战友，手挽手地从容跳入了滚滚的乌斯浑河，“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表现了中华儿女崇高的气节。
从1939年冬起，日军对东北抗日联军开始了疯狂的“围剿”，抗联的斗争进入了更艰苦的时期。10月，日伪军7万余人对第一路军进行大“讨伐”，杨靖宇率领部队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过5个多月的周旋，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很大损失，到1940年2月，部队只剩下300多人。为缩小目标，只能编为小组分散活动，杨靖宇带领数名战士活动在蒙江县境内，因遭袭击，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人。2月23日，杨靖宇在崴子山被大批敌军包围，他独自一人与敌战斗一个小时，最后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活动在北满、黑龙江中南部的各部队也在敌人的“围剿”和袭击下遭到很大损失。抗日联军全军减员到2500人左右。
1940年春，中共南满、吉东、北满省委鉴于各路军相继遭到严重损失，决定采取“逐渐收缩，保存实力”的方针，重新整编了部队，将三路军缩编为10个支队，坚持在东北广大地区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但是斗争形势仍然在继续恶化，尤其是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为稳定其东北基地，对抗日联军进行了“毁灭性的扫荡”，在这种严重局势下，中共东北党组织确定了保存力量，培养干部的方针，抗联主力在1942年间陆续进入苏境，在距伯力七八十里的地方组成“边外野营”，全军合编为抗联教导旅，又称“国际红军特别独立八十八旅”，周保中、张寿（即李兆麟）分任正副旅长，共5个营，1700余人。与此同时，还组织了另外一些小部队，分散在东北地区，灵活巧妙地开展抗日斗争。东北抗联的这两部分部队，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反攻时，很好地配合了苏联红军向东北的进军和八路军的北上反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