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在中国的抗战形势中出现了一股日本诱降、英美劝降、蒋介石集团积极酝酿投降的逆流。这股逆流给中国的抗日战争带来了极大威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被破坏的危险，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进入了更困难的阶段。
“远东慕尼黑”
随着时间的推延，中日战争的解决非但不见端倪，反而胶着为持久战。数达85万的日本军队陷入中国战场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正如今井武夫所承认的：“随着时日的进展，中国民族的抗战热潮日益高涨，而以此为对手，要想在广袤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迅速结束事变，几乎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了。” 日本迫切希望通过“和平”方式，引诱国民党政府投降，以早日解决中日战争。“陶德曼调停”失败后，日本当局认为，要实现对华政策，必须取得英美的“谅解”。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说：“宇垣和池田都认识到，不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就不可能解决日本在中国的问题。” 宇垣就任日本外相后立刻发表声明，他要尽一切可能来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并强调英国和日本的传统友谊。英美等西方国家为保住自己在东方的利益，想牺牲中国，讨好日本，以换取日本进攻苏联。尤其是面对法西斯德国挑战的英国，正企图同日本合作以对日退让来确保其在远东的利益。英国一些高级外交官多次公开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充当中日双方的调停人。为此，英美等国策划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企图策动蒋介石政府以割让东北、放弃华北、退保华南来谋取与日本的“和平”，及早结束中国的抗战。
1938年6月，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和宇垣举行秘密谈判。英国要求日本保证它在长江中下游的利益和未来的在华利益，并表示，只有这些要求得到保证之后，才同意帮助敦促蒋介石投降和向日本提供大量贷款。日本则再三强调，保证英国在华利益的唯一可行道路就是同日本合作。正值此时，英法德签订把捷克出卖给德国的《慕尼黑协定》使日本极受启发。它意识到，日本可以在远东再度扮演德国的角色。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报刊都吹捧《慕尼黑协定》。日本《外交时报》还发表了专论，指出慕尼黑谈判“超出了欧洲的范围以外，具有国际的意义，我们的国家对它也饶有兴趣。” 英国报刊也发现“慕尼黑协定鼓舞了日本。” 从此，在中国问题上，日本对西方帝国主义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而英美等国则步步退让，以牺牲中国达到它们的目的。
11月3日，近卫第二次声明宣称：日本再也不能容忍“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了。1939年2月，日军突然袭击海南岛，之后又继续南进占领了南沙群岛。日军的锋芒明显地指向西方帝国主义在南洋的势力范围，急得英美大使一齐跑到重庆，劝蒋介石与日本妥协。国民党政府对此表示响应，在报刊上公开宣传“拥护召开太平洋国际会议！”“这不是什么慕尼黑”。1939年4月间，中国爱国志士在天津英租界刺杀了一名汉奸，日本借此威胁英国，封锁天津英法租界，压迫英法交出国民党政府存放在租界内的白银和5000万银元。7月24日，英日就该事件在东京举行谈判，张伯伦指令克莱琪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缔结了《有田—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对中国的占领。接着，驻津英军撤离天津，香港英政府还通知各中文报馆，不得称日本为敌人，亦不得以“某国”或“×国”暗指日本。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的变化，英国处境日趋险恶。1940年4月以后德国的闪电战已发展到要向英国本土进行登陆作战的阶段。德军在侵入丹麦和挪威后又进攻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包围了比利时边境上的36万英法联军。6月初，英法联军实行敦刻尔克撤退。这时，日本视英国如风前残烛，以为英国的屈服迫在眉睫，急切想乘德国的胜利之机攫取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而英国则因自己地位的削弱，急欲以对日退让来保住在华利益，因而与日进行了罪恶交易。1940年5月，英国公然违反中立原则签订了《英日天津协定》。同年6、7月间，日本要求英国禁止军用品等货物由缅甸和香港输入中国内地，为迫使英国同意，日本故意在军事上作出南进香港的姿态，英国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宣布封锁滇缅公路三个月，并停止所有通过香港的援华物资的运输。7月18日，日本公布了《英日关于封闭滇缅公路的协定》。
美国也是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积极策划者，它同日本进行多次调整国交的谈判，希望在不伤害美国在华利益的条件下，与日本妥协。但由于日本强调的“东亚新秩序”与美国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不能相容，谈判没有结果。在《有田—克莱琪协定》签订前后，美国认为英日勾结有排斥它在华利益的可能，曾一度以强硬态度对日。美国国务卿声明：如果日本“欠斟酌的行动继续下去”，那么“不可避免会发生某种严重的事情。”1939年7月27日，美国宣布废除美日商约，企图以此压一压日本。但日本的强硬态度基本未变。1939年9月欧战爆发，英国无暇东顾，远东慕尼黑阴谋的主角就由英国换成美国。美国虽已废除了与日本的商约，但仍通过私人企业将大量军事物资，特别是石油和废铁，源源运往日本。1941年2月，罗斯福接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进行秘密会谈。4月，美国向日本提出了一个《日美谅解方案》作为谈判基础，在这个方案中，美国应允劝蒋介石在承认伪满洲国和与汪伪傀儡政权合并等条件下同日本直接交涉“和平”，美国将承认日本在中国的支配地位，但日本应当“恢复门户开放方针”，并保证不向南洋发动战争。由于美日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谈判十个月仍无法达成协议。远东慕尼黑活动构成了中国抗战过程中的主要危险，对此，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群众》《解放日报》发表评论，给予了深刻的揭露，指出“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 告诫人们：“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正在日美蒋之间酝酿着。我们必须揭穿它，反对它。”
“十二月事变”
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本来就是一种两面政策：既联共又反共。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要消灭中国，出于对自身统治存续的考虑，国民党不得不将共产党当作维护自己利益的助手，于是有了联共的一面。但它的阶级本质又决定了天然地对共产党满怀疑惧，把人民力量的壮大视作心腹大患。所以，它在实行联共的同时，无时不在企图消灭共产党。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这个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整顿党务”以便“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的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蒋介石说，国民党现在正处于“艰险”的环境之中，这是由于党内有“许多重大的缺陷”，党外有“华北各地共产党的竞起”，长此下去就不免“趋于消灭”，这是他“夙夜不能忘怀的衷心忧虑”，因此，必须以“整顿党务”来强化国民党，加紧反共斗争。根据蒋介石的报告，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并专门设立了“防共委员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
为了加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五中全会按照蒋介石的意旨，决定设置一个统一党政军指挥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并授权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置。”从此蒋介石的“手令”可以不顾一切立法程序而独断专行。会议还制定了施行“国民抗敌公约”的办法，规定全国人民以保甲为单位，宣誓“服从最高领袖蒋委员长之领导，尽心尽力，报效国家”，宣誓后如有违背行为，“依法治罪”。可以看出，五中全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强化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党专政的法西斯制度。
五中全会以后，蒋介石集团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日转向反共，陆续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反人民的秘密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活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等。这些文件提出要在党政军各方面采取措施，严禁共产党的活动和八路军的发展，并采取“外部封锁，内部点线”的办法，派遣特务打入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为了对付共产党，他们在行动上作了分工：“党部负斗争责任，政府处调和地位，军队则为后盾。”一再强调：“制裁共党活动，应尽量用民众力量，党政机关避免直接出面，尤其避免党派斗争之痕迹。”同年10月，国民党又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决定由“政治限共”上升到“军事限共”，对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发动军事进攻。在这一年中，国民党接连制造了屠杀八路军、新四军的博山、深县、平江、确山等惨案，就是对共产党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的信号。
1939年底到1940年初，正当日本把战火引进华南和东南沿海之际，蒋介石集团却认为“日本不足虑，所可虑者，惟有共党”，先后以阎锡山部进攻山西新军，以胡宗南部进攻陕甘宁边区，以鹿钟麟、朱怀冰部进攻太行区，以石友三部进攻冀南区，而其起点，是山西的“十二月事变”。
山西的阎锡山，抗战初期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允许成立抗日的“牺盟会”和抗日决死队（新军）。抗日决死队共有4个纵队，名义上尊阎锡山为领导，实权主要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阎锡山在1939年4月召开了“秋林会议”，提出要取消新军中的共产党组织和政委制，声言要“困死八路军、饿死八路军”。阎锡山一面派人去临汾与日军秘密勾结，一面委任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为“剿叛军”总司令，首先向驻守晋西南的决死二纵队开刀。12月1日，阎锡山命令决死第二纵队于5日向同蒲路破击，对日军实行所谓“冬季攻势”。此时，日军已调兵集结于该地区，准备配合阎军夹击决死第二纵队。决死第二纵队识破了阎的阴谋，断然表示拒绝，并进行了自卫的准备。于是，阎锡山便通电全国，诬称“决死第二纵队叛变”，12月3日，首先在永和地区解决了决死第二纵队一部，并先后惨杀我隰县等6个县县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及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数十人。决死第二纵队和第一一五师独立支队在重兵包围之下被迫奋起自卫。与此同时，阎以一部兵力配合蒋介石的军队向活动在晋东南地区的决死第一、第三纵队进攻，摧毁7个县的抗日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500多人，绑架1000余人，并策动决死第三纵队主力叛变。在晋西北的决死第四纵队也受到阎军进攻。这就是“十二月事变”。各决死纵队在八路军支援下，奋起反击：在晋东南，八路军一二九师，粉碎了阎军夺取太南、太岳的企图，改变了晋东南地区的严重动荡局面，使决死第一、三纵队完全过渡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在晋西北，八路军一二〇师击退阎军进攻，掩护决死二纵队退入晋西北根据地，并统一了晋西北决死队的领导。阎锡山在八路军的打击下，被迫同意谈判。1940年4月间，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主张，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及新军的活动区域。
陕甘宁边区一直是国民党处心积虑企图破坏的目标。早在1939年5月，国民党就在陕甘宁边区四周修筑了5道封锁线，并制造了陇东、邑、瓦窑堡等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12月，胡宗南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向边区进攻，袭击了淳化等5座县城。对于国民党的挑衅，边区留守兵团致电蒋介石，要求派代表协商解决，但国民党毫无诚意，直至1940年2月协商仍无结果。在此期间，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和肖劲光领导的留守兵团严厉打击了进犯边区的国民党军，驱逐了绥德专区专员何绍南，解放了5个县，胜利地保卫了边区，使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解放区连成一片。
在蒋阎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和山西的同时，鹿钟麟、朱怀冰奉蒋介石之命，在1939年12月进犯太行山北部地区，石友三部也在1940年1月下旬在冀南地区发动进攻。八路军一二九师根据总部的指示，采取孤立分化与打击最顽固的朱怀冰部，暂时中立鹿钟麟，巩固邯长大道，确保太北阵地的方针，接连发动了冀南战役、卫东战役、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歼灭朱怀冰部主力两个师的大部及反共游杂武装共1万余人，朱怀冰及其残部仓皇逃窜，石友三军的一部被消灭，另一部被逐出冀南。为争取蒋介石继续抗战，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八路军停止对朱部的追击，并派人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进行谈判，至3月中旬双方达成协议：以临（汾）屯（留）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线南为国民党军驻区，线北为八路军驻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军事进攻完全被击退。
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的发展，以及日本向蒋介石提出的投降条件要价过高，因此，蒋介石虽对抗日严重动摇，却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放弃抗日；虽醉心于反共事业，却也不敢公开破裂国共合作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在打退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以后，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总结了经验，指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并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基本策略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这些都成为继续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动指南。
香港密谈
反共是对日妥协的见面礼。蒋介石集团在发动反共军事行动的同时，在香港开始了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秘密谈判。日本虽然招降了汪伪叛国集团，但它很清楚这个傀儡政权的分量和价值是极其有限的。日本支持汪伪其实只是胁迫重庆蒋介石政府讲和的一个手段。今井武夫承认：“从本质上来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已。” 所以，日本十分注重开辟与重庆政府直接联络的路线，这就是日本陆军省寄予极大期望的所谓“桐工作”。当时，日军已封锁了中国沿海地区，香港成为重庆政府唯一的对外联络基地。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1939年底派遣今井武夫大佐、铃木卓尔中佐到香港，同自称是宋子文胞弟宋子良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开始了“桐工作”的秘密谈判。铃木和今井自恃他们已认清了这条直接通向重庆最高当局的途径的全部潜在价值。
1940年2月14日，今井在香港东肥洋行会见了宋子良，商定举行中日双方正式圆桌会议。3月7日到10日，日方代表铃木、今井、臼井茂树大佐和中方代表宋子良、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举行预备会谈，双方同意以下列各条作为备忘录向各自政府报告：（1）和平恢复后，中国将承认满洲国，日本尊重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不干涉中国内政；（2）中国在停战时声明放弃抗日容共政策；（3）中日缔结秘密防共协定，规定日军在一定期间内驻屯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域；（4）中日两国在华北及长江下游实行经济合作，中国方便日本开发华北重要资源；（5）中日两国国民有在两国内地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考虑撤废在华治外法权，交还租界；（6）中国招聘日本军事及经济顾问；（7）停战协定成立后，国民政府与汪精卫派协力合作；（8）日本于和平恢复后尽快从中国撤军，中国确保各地治安且保证条约之执行。会谈中，中国方面提议正式停战会议避免在香港召开，另选在马尼拉等第三国城市进行，日方表示同意。会谈后，中国代表飞赴重庆，约定一星期内等待重庆政府的正式答复。正在此时，传来了汪伪政权准备在南京登场的消息。今井曾向派遣军司令部建议把汪政权的建立延迟到4月15日。但是，铃木3月24日得到了重庆方面的答复，提出因对承认“满洲国”一事在重庆内部有分歧意见，正式会谈延期到4月15日以后举行。日方怕汪系人物气馁，就让汪精卫在3月30日建立了南京伪政府。
4月11日，宋子良向日方提议再举行预备会谈。5月13日，宋子良、章友三和今井、铃木、特派员阪田在九龙半岛旅馆举行会谈。章友三表示，要中国承认“满洲国”及日本驻军问题是当前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如果日方能暂时搁置一下，留待中日和平恢复后再行谈判，双方意见或许能一致，希望在6月上旬以前以上次同样的人员在澳门举行第二次会谈；章并向日方透露，如果举行正式会谈，重庆准备派遣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或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今井急于推进“桐工作”，在会谈中向中方代表反复主张，尽可能省略秘密预备会谈，尽快进行巨头会谈。6月4日，宋子良和今井等人在澳门海岸边一间地下室举行第二次预备会谈，中国方面表示香港会谈后，“两国隔阂的距离显著缩小”，蒋介石对日本“恢复了信任”，并通报说蒋介石已着手“防止共产党的反抗，中国的防共对策已开始逐步实行”。这一番话全面表示了国民党政府妥协、反共的总方针。
澳门会谈筹划举行蒋介石、汪精卫、板垣三巨头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汪精卫认为这是重庆的阴谋，并说会谈在第九战区的长沙进行，无法保障他的安全。为此日方提出由重庆政府以书面确实保证板垣和汪精卫的安全，而重庆方面因怕日本拿到书面保证后对重庆政府进行要挟，暴露这次十分机密的谈判活动，拒绝出具书面保证。双方讨价还价。在这期间，日本内阁发生变动，新任陆相东条英机对“桐工作”“极不高兴地以尖锐语气进行追究”，其态度“显然是否定的”。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结成。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严厉命令今井武夫立即停止“桐工作”。
香港会谈至此无结果而告终。事后日本方面得知，“这个会谈是在蒋介石和戴笠直接领导下的极密的事情，重庆政府也是寄予极大的期望的”，后因泄漏了秘密，才使得蒋介石不得不“延缓进行”。其实，日本方面对参加会谈的“宋子良”的真伪是早有疑惑的。今井初次见到此人时，便十分怀疑他是否真是宋子良。为了查实真伪，铃木曾秘密地从门锁的洞眼中拍摄了这个“宋子良”的照片，拿给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看，但众说纷纭，不得要领。陆军省认为，日本“一向只是在利用一个和平路线的窗口，不强行论及他的人物大小和职位高低”，他们认准了这个自称宋子良的人确与重庆政府中枢要人有直接联系，便决定“不必过于拘泥他的真伪”，依然继续进行谈判。1945年，关押在上海日本宪兵队监狱中的一群中国俘虏中，竟然有这位“宋子良”。经审讯，供出他是军统成员，六年前的确冒充过宋子良，参加了香港、澳门秘密谈判。
香港、澳门会谈的举行，反映了蒋介石集团对日妥协倾向的增长。出于对共产党力量的恐惧，蒋介石需要结束抗战而转用兵力于“剿共”战争。在会谈过程中，重庆政府代表已明白无误地向日本方面表示了这一意向。但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矛盾渐趋尖锐，这一状况不能不制约着蒋介石的行动，这就是蒋介石终于没有与日本达成妥协的一个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