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五卅运动的发生及其对全国的广泛影响，是中国大革命已进入高潮的里程碑，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革命的热烈呼唤。
五卅的碧血
从1924年起，中国工人运动逐渐由低潮走向复兴，主要原因是国共合作的建立。国民党“一大”后，国民党左派廖仲恺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对工人运动进行扶掖。中国共产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更多地采用由国民党出面、共产党员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方式，取得了较好效果。1924年5月1日广州市工人代表会召开，这是“二七惨案”后首次举行的大规模工人集会。在北方，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了平、津和京汉路北段，这是“二七惨案”直接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以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对国民军施加革命影响，广州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与冯玉祥会晤，取得了冯玉祥对北方工人运动的同情，“二七惨案”中被捕的工人领袖因而恢复了自由。
工人运动走向复兴的第一声信号，是1924年7月15日爆发的广州沙面工人罢工。沙面是广州南面珠江中的一个半岛，被英、法帝国主义占为“租界”。英、法租界当局慑于广州地区工人运动的发展，宣布在沙面实行“新警律”，以限制中国人自由出入租界。具体办法是凡中国人出入租界，必须出示身份证件，这种证件上不但贴有本人照片，还应当有雇主的相片，而外国人却不需任何证件就可自由出入。这种对中国人的公然侮辱和剥夺中国人自由权利的法令，激起沙面中国工人的强烈反对。从7月15日起，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废除“新警律”。沙面罢工发生后，广州市各工团当即发起募捐，支援沙面罢工工友。北京、长沙等地各团体通电全国，表示反对“新警律”，鼓励沙面工人斗争到底。在各地工人支援下，沙面工人斗志益坚。罢工亦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沙面法国领事致函广东省长公署，指责广东政府，提出应由广东军警制止沙面工人罢工。广东省长廖仲恺于7月19日复函法领事予以驳斥，指出这次罢工，“全由沙面英法工部颁布新例所激动而成”，“非政府所能制止”，“如贵领事官嗣后允许本省武装警察随时进沙面协助或可防患于未然。”沙面罢工坚持到8月17日，英法租界当局被迫屈服，宣布取消“新警律”，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沙面罢工的胜利，打破了“二七”以来工人运动中“黑云压城”的局面，鼓舞了工人群众的斗争意志，不但轰动了广东和香港，并且推动了中国中部和北部工人运动的复兴。
中国共产党预见到新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为了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于1925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向警予、邓中夏、张太雷、恽代英、谭平山、项英、彭述之等20人，代表着全党994名党员。大会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宣传工作、组织问题等决议案，通过了党的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大会宣言。大会作出了如此众多的决议案，突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已经对于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问题有了基本的认识。这次大会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工人运动的广泛展开是有功绩的。但是当时的中央对于同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还认识不足，把领导权看作是“天然的领导权”，也没有明确提出怎样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和掌握革命武装。
“四大”以后，各地罢工斗争勃兴。1925年2月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史称“二月罢工”），4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的罢工，以及在这同时发生的北方铁路工人的罢工，表明革命高潮的势头已开始出现。尤其是“二月罢工”，更成为伟大的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二月罢工”是著名工人领袖李立三、邓中夏在出席“四大”回上海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当时之所以选择日本资本家为罢工的第一个打击目标，因为日本的经济侵略当时居于各帝国主义之首。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和苏联十月革命所激发的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急风暴雨以后，从1924年起，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延续到1929年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为止。在这个相对稳定时期中，帝国主义各国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竞相增设银行、兴办企业、扩大资本输出、操纵中国的金融和市场。在这一股侵略的狂潮中，日本的来势最凶。如1925年，中国铁矿总产量为101．9万余吨，全部被日本通过投资或贷款所控制。 日本资本还控制了同年中国全国纱锭数的73％。1926年，中国煤炭业投资总额为3．53147亿余元，其中日本直接投资和中日合办的为2．00358亿余元，占投资总额的56．7％。 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压迫与剥削十分严重，而日本资本家手段的残酷性更较其他几个国家资本家为甚。在日资纱厂中，中国工人每班要做12小时，车间里没有一张凳子，工人即使极度疲劳也不能稍事坐息。上厕所要领取牌子，每一车间七八百名工人只设两个牌子，一些童工有时就只得尿在裤子里。工人稍有不慎即遭到打骂。在日资纱厂里，工人的工资极其微薄，而资本家还要扣除其中的1／10，声言10年后发还，如不满10年离厂即被厂方没收，从而迫使工人忍饥受辱地长期为日本资本家卖命。因此，罢工运动在日资工厂中首先发生不是偶然的。
日本“内外棉公司”在日本国内和中国共拥有15家纺织厂，其中有11家开设在上海小沙渡。1925年2月9日，内外棉八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开除大批男工，以养成工和女工代替，并无理拘捕工人代表而举行罢工。在共产党人邓中夏、刘华等领导下，三厂、五厂、九厂、十三厂、十四厂等厂的2万余工人也举行大罢工。随后，罢工规模继续扩大，曹家渡、杨树浦纱厂工人也举行同盟罢工，参加的工人共有7万余人。 日本资本家被迫与工人谈判，签订了不准无故辞退工人、释放被捕工人、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加工资1／10等四项协议，罢工取得胜利。继上海“二月罢工”之后，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也于4月19日起宣布罢工。罢工坚持了23天，工人们也取得了胜利。
帝国主义从中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中预感到新的革命浪潮正在逼近，就积极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先后在福州、青岛制造了两起重大惨案，打死、打伤和逮捕了大批群众，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到处都发生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国出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预示着大革命暴风雨的来临。另一方面，福州、青岛惨案的发生，也表明了帝国主义者决心以血腥屠杀政策对付中国人民的反抗。顾正红事件和南京路惨案，就是帝国主义者这一政策的恶果。
顾正红事件是五卅运动的直接爆发点。顾正红是内外棉七厂青年工人，共产党员。“二月罢工”结束后，日本资本家撕毁协议，取缔工会。工人起来抗争，日本资本家以关厂相威胁。5月25日，顾正红等几十名夜班工人进厂上工，日本厂主紧闭大门，不让工人进厂。顾正红率领工人冲开铁门，日本厂主的儿子元木残忍地向赤手空拳的工人开枪，顾正红被当场打死，十余名工人被埋伏在大门内的打手打伤，7名工人被拘捕。受伤的工人经简单治疗后也被投入监狱。
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上海的报纸不敢揭露日本工厂主的暴行。内外棉五、七、八、十一等厂在事件的次日就举行政治性罢工。上海印刷工会等35个团体组成雪耻会，响应日本纱厂工人的正义斗争。罢工工人抓住了凶手，顾正红烈士亲属在工人们的支持下向租界的会审公堂提起诉讼。帝国主义法官竟不准上诉，反而污蔑工人扰乱秩序，下令监禁工人代表。租界的军警、巡捕又逮捕为死伤工人进行募捐和参加追悼会的上海大学、文治大学等校学生。在各方的抗议下，租界会审公堂虽不得不接受诉讼，却又借口“事关日本工厂”，要把工人、学生关押到5月30日，由该日值堂的日本官员来审理。
为反击帝国主义暴行，中共中央于5月28日在上海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于5月30日在租界举行反帝示威运动。代表中共中央领导青年团和全国学生运动的恽代英，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委员会负责人。他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设立了5月30日示威总指挥部，担任总指挥。
30日上午，上海公共租界的几条马路上，以上海大学为主的2000多名学生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帝国主义巡捕四出捕人，仅南京路英国老闸捕房一处就关押了100多人。大量群众涌向南京路，要求捕房放人。到下午3时，聚集在南京路老闸捕房门前的群众达万余人。“西捕始而阻止，继而棒击，终乃开放排枪，屠杀我爱国青年” ，当场打死13人，打伤几十人，爱国青年的鲜血洒满了南京路。
当晚，中共中央再次开会，决定发动“三罢”（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并成立行动委员会，领导这场反帝斗争。上海市总工会也于5月31日公开成立，李立三、刘华分别任正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决定6月1日起举行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上海市学联也决定于同日举行全市学生总罢课。工人、学生一致要求上海商界实行罢市。上海商界有两个组织，以小资本家为主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对工人、学生的爱国行动采取同情与支持态度；代表大资本家的上海总商会对工人、学生的举动一般也表示同情，对于反对租界当局的“增加码头捐”“增加印刷附律”“交易所注册”及取缔童工法案的口号尤表赞赏，但害怕采取激烈行动而得罪帝国主义。市总工会、市学联联合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对上海总商会施加压力，学生们把设在天后宫的总商会会所围得水泄不通。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当时不在上海，副会长被迫同意罢市。
6月1日，全市胜利实现“三罢”，成千上万的徒手群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者复仇”的口号，集中到南京路来。下午，帝国主义者调集了大批海军陆战队、万国义勇队，把南京路团团围住。先施、永安公司的屋顶上架了机枪和炮，又一次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参与屠杀的一名刽子手写道：“登时便有八个人吃着枪子，四个人死在捕房门外头，还有许多死的伤的，都歪斜地躺在街心……门上溅的血有八英尺高，路上因为流血过多，渐渐地泞滑起来”，“我们开起铁甲车……开足了马力直往人堆里冲去。”
自5月30日到6月10日，英、日两国巡捕多次在租界内甚至越界进入华界捕人和屠杀上海人民。中国共产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各被压迫阶级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国民党中央也发表宣言，表示“全力奋斗，伸张人权，恢复国威”。帝国主义者为扑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怒火，勾结奉系军阀进行镇压，封闭上海总工会和工商学联合会，通缉五卅运动的工人领袖。在这同时，帝国主义者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威胁和拉拢，分化联合阵线。他们一方面以召开“关税会议”为钓饵，引诱民族资产阶级上钩；另一方面又利用自己控制着上海金融、电力、交通的有利条件，对民族资产阶级施加压力。亲日的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回沪后，立即着手破坏联合阵线。于是，6月23日，商界停止罢市。这时，暑假已到，中间状态的学生群众陆续离沪返家。五卅运动的群众声势大为减弱。共产党根据敌我友情况的变化，决定改变斗争策略。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告工人、兵士、学生书，提出了“满足自己经济要求与法律要求而上工”，实行“有组织的上工”的主张。上海总工会根据中共中央文告精神，通知各基层工会在达到了“承认工会”“增加工资”“补发罢工期间工资”三项要求的情况下，个别谈判，逐步复工，这样，从8月25日到9月30日止，各业罢工工人先后复工。震惊中外的上海五卅运动至此结束。
五卅运动不仅局限于上海，全国各地都相继掀起了工人斗争的巨澜。当上海工人复工后，全国性斗争仍在继续进行中。直到1926年发生反奉战争，斗争的具体口号由反帝转为反奉，五卅运动掀起的全国性斗争才告终结。
五卅运动是规模空前的反帝运动，它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气焰，锻炼了工人阶级大军，初步取得了建立联合阵线的经验，它使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较清醒的认识。五卅运动把中国大革命推向一个轰轰烈烈的阶段，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省港的怒潮
在声援上海五卅惨案而发起的各地罢工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省港大罢工。
当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后，广东与香港的工人情绪十分激昂。中华全国总工会考虑到广东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参加国民革命，在广东举行声援罢工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而香港则与广东不同，在香港发动罢工能直接打击上海五卅惨案主要元凶之一的英国。因此，著名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就到香港去组织罢工。
香港工人的反帝罢工自6月19日开始，“最先发难的是海员、电车工人、印务工人，接着就是洋务、起落货、煤炭工人，各种工人相继踵起，机器船坞工人殿后。前后约十五日，完全罢尽。” 25万工人纷纷离香港回广州。
6月23日，罢工工人与广州市工人、市郊农民、学生、革命军士兵等共10万人在广州举行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对岸沙面租界中的英、法统治者命令水兵与巡捕从沙袋后面突然用机枪向密集的群众扫射，当场有52人被打死，重伤170余人，轻伤者无数。这就是沙基惨案。帝国主义者的这一暴行，更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于是香港的罢工斗争就发展为广东省与香港工人的一致行动。
省港大罢工在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下，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罢工领导机构是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共13人（香港工人代表9名，沙面工人代表4名），委员长为苏兆征。罢工委员会执行罢工工人代表大会的决议。每50名罢工工人选举一名工人代表，共有代表800余名。罢工委员会除领导其下属行政部门外，还设有司法机构（会审处和监狱），有法制局制订法规，有工人纠察队和侦缉队等武装队伍。“这个罢工委员会，按其实际，实不啻一个政府，它有绝对权力，可以处置一切与罢工相关之事，广东政府不得过问，所以后来香港帝国主义宣传广东有‘第二政府’，就是指此。”
罢工工人一回到广州，各工会就根据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时的经验，自动组织纠察队封锁香港。统一的纠察队成立后，省港交通完全断绝。不久，因澳门当局附和香港当局的立场，罢工委员会又决定同时封锁广东和澳门间的交通。东至汕头，西至北海，纠察队旌旗相望，金鼓相闻，蜿蜒千里。这样一来，香港的肉食蔬菜供应中断，商店货源枯竭，街上垃圾粪便堆积如山，使繁华的香港成为“臭港”“饿港”“死港”，商店大批倒闭，仅1925年11、12两个月中，倒闭的商店就达300余家。
港英当局为了打击罢工，一面申请英国政府出兵干涉，一面勾结盘踞广东的反革命势力陈炯明、邓本殷等进攻国民政府，一度使广东的形势十分险恶。陈炯明军队侵入潮（州）、惠（州），邓本殷进攻江（门）、台（山），北洋军阀也与英帝国主义相策应，派兵舰南下。北方和中部的工人运动，几乎全部被反动势力所摧垮，只有省港大罢工如一支暗夜的火炬，依然在熊熊燃烧。
省港大罢工在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阵线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与策略。起先，由于封锁了省河，致使广州的资产阶级也受到经济损失。英国当局即藉此挑拨广东民族资产阶级反对罢工。罢工委员会及时宣布，“凡不是英货英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来广州。”这一政策保护了广州商人的利益，孤立了英国。“省港罢工能够维持如此长久，工商联合政策，亦是各种原因中之一重要原因。”
省港罢工斗争得到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有力援助。他们建立各种支援罢工的团体，发动群众性的募捐，以及从政治上给予声援，使罢工工人受到极大鼓舞。
这次罢工一直坚持到1926年10月，由于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而主动宣布结束，历时16个月。罢工使英国受到严重损失。1924年，香港的输出额为881万磅，1925年降到470万磅，仅为前一年的53％。输入方面，1925年亦仅为1924年的1／2。从航业来看，省港罢工以前，平均每日到港船只156154吨，而罢工期间，每日仅55819吨，减少了64％，表明了香港这一国际商港的衰败。
中共中央高度评价省港大罢工，指出“粤港工人罢工的结果，曾经帮助国民党肃清了广东内部的反动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并统一了广东。香港对广东的政治和经济侵略势力及其本身的经济地位，都被削弱。罢工工友自身亦获得很宝贵的经验，组织力量因而日见加厚。”省港大罢工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
国共合作建立初期，在革命政府管辖下的只有广州地区和粤汉铁路广州——韶关段。北江虽有革命方面的湘军、滇军，西江有李济深第一师，可是“力量残破”。 广东大部分地区在军阀手中，陈炯明据有东江流域和潮、汕一带；广州以南、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则为陈炯明的老部下邓本殷所占据。
这时，在港英当局的操纵和支持下，以陈廉伯为团长的广州商团势力迅速扩大，成为一个买办地主阶级的反动武装集团。从1924年5月始，广州商团公开与广州革命政府对抗。8月上旬，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定购大批武器弹药偷运广州。孙中山得讯后立即命令扣留枪械、通缉商团头目陈廉伯、陈恭绶。广州商团通电各县商团驱逐县长、宣布独立，并煽动全省商人罢市。10月10日，商团军开枪射击庆祝双十节游行的工团军和学生，打死打伤数十人，并到处张贴反革命标语，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权。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支持下，孙中山采取断然措施，镇压商团的反革命叛乱。政府军和黄埔学生军在人民群众协助下，迅速平定了商团叛乱，使革命政权得到初步稳定，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24年冬，孙中山离广州赴北京后，陈炯明勾结江西军阀方本仁，准备进犯广州。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大本营决定先发制人，东征讨伐陈炯明。参加东征的部队有粤军、湘军、滇军、桂军和黄埔学生军。东征联军总指挥由当时兵力最大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担任。蒋介石这时为粤军参谋长兼领黄埔学生军。东征联军兵分三路，滇军为左路，桂军为中路，粤军和黄埔学生军为右路。2月初，攻击开始。黄埔学生军虽缺乏作战经验，但有周恩来等大批共产党人从事政治工作，苏联顾问参与指挥。因而部队觉悟高，战斗力强，成为东征的主力。平山一仗，以3000人的队伍击败拥兵万余的洪兆麟部主力，接着在汕头人民暴动的响应下，克复了陈炯明的司令部所在地汕头市。但担任左翼和中翼作战任务的杨希闵、刘震寰部却按兵不动，以致在他们正面的陈炯明部下林虎的万余人得以转移兵力向黄埔学生军全力反扑。双方在棉湖进行了东征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战斗。学生军在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前仆后继，激战竟日，终于将林虎击溃。这两仗，奠定了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基础。3月20日，东征军占领兴宁，陈炯明残部窜入福建，陈本人逃至香港，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第一次东征结束后，滇军、桂军趁粤军和黄埔学生军驻守潮、汕，其他部队则已出师北伐，均远离广州的机会，由杨希闵、刘震寰为首，发动武装叛乱。“滇军集中省垣，布防瘦狗岭一带；桂军调北江构工。6月4日，复占领广东省长公署、财政部等机关。” 广东政府主要领导人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撤往黄埔港，政府机关人员退至珠江南岸，有些高级官员跑到香港、澳门。广州全城被叛军控制。
在这紧急情况下，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主张对叛军妥协，派邹鲁去邀杨希闵、刘震寰两人共同参与改组大本营领导机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坚决主张讨伐叛乱。胡汉民只得下令调东征的黄埔学生军回省城讨逆，任命蒋介石为讨逆军总指挥。6月11日，黄埔军经过长途奔袭，到达广州，发起进攻。驻西江的李济深军也开赴广州靖难，广州工人、农民纷纷参加战斗，城镇居民也勇敢地动手打击“红帽子”（滇军用红布做帽圈），仅两天就将叛乱滇军肃清。桂军见大势已去，缴械投降。刘杨叛乱乃告敉平，广州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
6月15日，国民党中央举行会议，决定广东革命根据地各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改组大元帅大本营为国民政府。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政体采取委员合议制，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许崇智、伍朝枢、徐谦、张继、谭延闿、戴季陶、林森、张静江、程潜、廖仲恺、古应芬、朱培德、于右任等16人为政府委员。并推汪精卫为主席委员。胡汉民由于在平定杨、刘叛乱中立场不坚，地位下降，任外交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随后，又决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与监督。 军事委员会成立后，着手军事的统一。8月1日，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滇军总司令朱培德、攻鄂军总司令程潜均发表通电，宣布自行解职，将军权交还军事委员会，以示支持军事统一的方针。8月26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将各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学生军及一部分粤军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湘军为第二军，军长谭延闿；滇军为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粤军主力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福军为第五军，军长李福林。随后，在结束了第二次东征后，程潜率领的攻鄂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1926年3月15日，国民党中央采取两广统一措施，广西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同月，湖南省防军第四师师长兼湘南督办唐生智受吴佩孚逼迫，愿投效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将唐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为军长。至此，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兵员近10万人。各军中设党代表及政治部，许多共产党人曾先后担任了各级党代表或参加政治部工作。如周恩来、李富春、朱克靖、罗汉、林伯渠、黄日葵、彭泽湘分别担任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军副党代表或政治部主任。另有约60名苏联顾问分布在军、师、团，参与指挥和决策。军事上的整编，大大加强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力量，成为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保障。
当广东革命政府正在平定杨、刘叛乱时，陈炯明认为有机可乘，即整理余部，卷土重来，驱逐许崇智派在潮、汕的官员和军队。“许部不战而退，潮汕全为陈军所占。” 陈炯明又联络驻粤北的川军总司令熊克武和驻雷州半岛的邓本殷，企图三路进攻广州。熊克武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0月初，蒋介石发觉熊有通敌嫌疑，即将他拘捕，并解散了他的军队。为了彻底消灭陈炯明，统一革命根据地，国民政府决定组织第二次东征。10月1日，以蒋介石为总指挥，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东征军誓师出征。当时，省港大罢工已进入高潮，罢工工人和东江流域的农民热烈支援东征军。10月底，陈炯明军队被赶出东江，后全歼于福建永定附近。在这同时，第四军1个师在第七军配合下，南征邓本殷。12月初，击败邓主力于钦州。接着，四军渡海追击，于1926年1月将邓本殷残部歼灭在海南岛。
至此，广东根据地全境统一，后方安定，军政、财政逐渐走上正轨，为发起统一全国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