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党人的不断起义，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使资本主义列强的走狗清王朝四面楚歌，再也招架不住了。就在清政府手忙脚乱地应付四川保路运动时，武汉三镇成了辛亥革命的突破口，爆发了埋葬清王朝的武昌起义。
共进会和文学社
武昌起义的爆发，是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长期踏实工作的结果，具体组织和发动这次起义的是共进会和文学社。
共进会是长江中上游各省籍的一些同盟会会员于1907年8月在日本成立的。首任会长为四川会党首领张伯祥，继任者先后有江西邓文辉、湖北刘公。焦达峰和孙武等人分别负责各部的具体工作。他们不满意孙中山和黄兴只在华南几省发动起义，主张把革命活动的重心放在长江流域。这些主要发起人，大都与会党关系密切，反清革命态度坚决，但不完全赞成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和组织形式。他们发表的宣言和制订的章程，把具有民主革命精神的“平均地权”，改为含义模糊的“平均人权”。采用会党的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方法组织会员，规定以十八星旗为军旗，并推定了几省的大都督，作为革命的首领。共进会虽仍拥护孙中山为总理，并没有宣布与同盟会脱离关系，但实际上已形成了与同盟会并立的两个组织。1908年，孙武、彭汉遗、焦达峰陆续回国。1909年4月在汉口法租界设立共进会鄂部总会，设分机关于武昌，联络长江中下游的会党，组织“中华山”，筹集款项，准备发动起义。8月，在长沙也设共进会机关。但是，会党群众组织散漫，几次发动均遭失败。孙武等人吸取这个教训，把工作的重点转向新军。此后，会务的发展非常迅速，到1911年，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员已有二千余人。
文学社是由湖北的几个革命小团体发展而来的。自1906年日知会被清政府查封以后，任重远、黄申芗和在汉阳狱中的李亚东等，于1908年初倡议组织军队同盟会，得到原日知会会员和同情者四百余人的支持。黄申芗、杨玉鹏和章裕昆等对军队同盟会进行改组，成立群治学社。最初仅在军队中开展活动，后也联络会党，组织颇为严密，活动也较慎重。1910年，湖南发生抢米风潮，因传言长沙被革命军占领，黄申芗准备起义响应，后知消息不确，立即按兵不动。然而风声已经外露，黄申芗逃到上海，全社实力没有遭到重大损失。9月，杨玉鹏、李抱良、章裕昆等又在群治学社的基础上组织振武学社，很短时间内社员就增加到近千人。后因振武学社的活动被四十一标左队队官施化龙侦知上报，杨玉鹏和李抱良被开除军籍，暂时走避，社务交由蒋翊武主持。蒋翊武吸取了成立革命组织屡次失败的教训，打算寻求一种妥善保全之策，于是便以研究文学为名，改名为文学社。
文学社于1911年初正式成立，由蒋翊武担任社长，王宪章担任副社长。他们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继续在新军中积极活动，发展社员，也在学界进行联络，并以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为喉舌，广泛进行革命宣传。到7月间，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的社员就已增至三千余人，成为与共进会并驾齐驱的又一革命组织。
共进会和文学社的斗争目标相同，都以湖北新军为主要活动基地，开始时彼此并没有什么大的矛盾。但由于文学社的主要负责人大多是家境贫寒的新军士兵，共进会的主要负责人则多数是富绅子弟和日本留学生。这种出身和经历的不同，也使双方思想上不完全一致。特别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他们都希望在长江流域开辟新的战线，急切想在湖北新军中发展力量时，双方不时有所摩擦。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有利于革命的发动，他们都感到有统一起来联合行动的必要。1911年5月11日，两个革命组织的代表第一次在一起开会，讨论联合的问题。经议定，两团体的各标营代表，都要极力避免摩擦，不可互分畛域，争夺党员。但在联合以后的领导人选问题上，双方仍然各不相下。
正当共进会和文学社为联合问题进行协商时，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7月31日在上海成立“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他们因华南各省起义屡遭失败，就根据宋教仁的建议，决定积蓄力量，准备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并把武昌作为发难的地点。武昌是湖北的省会，长江的重镇，位居全国的中央，交通便利。然而，武昌东有大江，敌人的军舰容易驶入，北有汉口租界，对外交涉十分繁难，京汉铁路又是南北交通孔道，清军可以朝发夕至，难于防守。因此，他们又决定，武昌一旦发动，四方立即响应，使清军措手不及。
中部同盟会为了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积极进行联络。如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范鸿仙、郑赞丞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作为重点区域的湖北，谭人凤亲自前往，由居正促使共进会和文学社迅速联合，成立湖北分会。除了在长江中下游进行部署以外，又让从东京同盟会本部归来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四川，建立四川分会，与长江中下游遥相呼应；井勿幕正在陕西运动军队，并已取得显著成绩，也要他与南方诸省采取一致行动。这样就使长江一带形成首尾一贯的形势。
中部同盟会制订了整套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计划，也为此做了一些具体部署，既对后来的武昌起义发生了较大影响，也直接促进了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9月14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昌雄楚楼十号召开联席会议，双方的主要负责人全部参加。会后，居正、杨玉如赴上海，邀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前来主持大计。9月25日，居正和杨玉如向中部同盟会总机关具体汇报了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情况与打算。因黄兴远在香港，一时无法赶到，宋教仁和谭人凤便立即安排一切，准备前往。可是，被关押在武昌狱中的胡瑛，在这时派人给宋教仁送来一封信，说湖北形势险恶，不可发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汇报疑信参半，迟迟不肯启程。
这时，四川同志军起义的声势却越来越大，革命时机日渐成熟。湖广总督瑞澂又将一部分新军陆续调出武汉。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担心革命力量分散，纷纷要求迅速发动。孙武和刘复基等于9月24日再次召开两团体联席会议，商议起义动员计划，议决在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发动起义，推举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并对各标、营、队的代表职务，也都作了具体安排。
武昌首义
革命党人积极准备起义，清朝统治集团也在加紧进行防范，以便扑灭革命火苗。清政府外务部以及两广总督张鸣岐，先后打电报给湖广总督瑞澂，转告英、日公使馆所探得的革命党人活动情况。瑞澂在10月3日召开县和管带以上文武官员参加的防务会议，决定严防督署，密巡长江，实行全城戒严。随后派兵搜查革命机关，还收缴了一般新军士兵所携带的子弹。面对这瞬息万变的形势，革命党人不知道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等何时能到武汉，无法按照原定计划行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促使了革命火把的迅速点燃。
10月9日正午，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机关配制炸弹，刘公的弟弟刘同吸着烟前来观看，不慎未熄的烟灰掉进药盒里，一时火星迸裂，硝烟弥漫，震动四邻。孙武面部被烧伤，被送到附近的同仁医院医治，其他人还没有来得及将重要文件拿走，租界里的俄国巡捕就已经赶到，将准备起义时用的旗帜、印信、文告、钞票和党人名册全部拿走，并逮捕了刘同和他的亲友数人，经过江汉关道交由夏口厅押至武昌收禁。这几个被捕者经不起严刑拷问，供出了知道的一些情况，瑞澂立即下令紧闭四城，速调巡防营、守卫队和教练队在大街小巷据供搜捕，武汉三镇顿时充满恐怖气氛。
这一天上午，刚从岳州防次回到武昌的蒋翊武，在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与刘复基、彭楚藩和杨宏胜等人商议起义日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午后得知汉口宝善里机关出了事，大惊失色。刘复基奋然提出“及时举义”，蒋翊武也感到“再无别法”，只有立即发动，在场的其他人都一致表示赞成。 于是，蒋翊武便以临时总司令的名义起草命令，派人分别送到各个标、营，约定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城内城外一齐行动。
指挥武昌起义的秘密机关之一
可是，负责向南湖炮队送信的邓玉霖，未能及时把信送到，接到命令的其他标营的革命党人，因听不到南湖炮队的炮声，不敢贸然发动。而事先得到风声的瑞澂，却派军警查抄了武昌的各个革命机关，逮捕了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三十余人。瑞澂见捕获的革命党人如此之多，大为震惊，当即饬令军事参议官、督练公所总办铁忠、武昌府知府双寿和汉阳府知府陈树屏在督署会议厅进行审讯。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在公堂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直认革命党不讳，在10日凌晨被害，其他人仍收狱。
三烈士英勇就义以后，新军各营都在纷传瑞澂将派巡防营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革命党人异常悲愤，他们根据9月24日联席会议所制订的起义计划和10月9日下达的行动命令，自行联络，相互约定在10日晚上继续发动。当天晚上七时左右，驻在城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首先发难。驻在中和门内、紫阳湖旁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中以熊秉坤为首的革命党人，也发动士兵，鸣枪举义。他们整顿队伍，冲出营房，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其他标营的革命士兵听到枪声，纷纷冲出营房，到楚望台集中。因为发动起义的大都是正兵和副兵，一部分是正目或副目（即正副班长），职位最高的也不过是排长，缺乏指挥作战的能力和经验。熊秉坤等以左队队官吴兆麟在本营资望较高，具有一定的军事学识，就推他出来担任临时总指挥。吴兆麟就申明纪律，分配任务，指挥攻打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
湖北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一万八千余人，其中一部分已由端方带入四川，一部分则分别驻在汉口、汉阳和岳州、襄阳等地。留在武昌的十四营有七千余人，约三分之一与文学社和共进会等组织有关系。这天晚上前来参加起义的，最初只有二千余人，其余的除了采取中立观望态度的以外，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还控制着一千五百人左右的兵力，他们一面命令所属官弁制止士兵响应起义，一面增派可靠兵力保卫督署和镇司令部。起义军连续发动三次猛攻，终于在布阵蛇山的炮队协助下，把督署和镇司令部占领。瑞澂仓皇逃跑到停泊在江面上的楚豫号兵舰，张彪则率领残部渡江逃到汉口。起义军在一夜之间占领武昌，把鲜艳的十八星旗插上武昌城头。江对岸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也分别在11日夜和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
武昌城内的战斗一打响，成立革命政权的问题摆到了革命党人的面前。黄兴和宋教仁等还没有赶到，匿居汉口的孙武、刘公和逃出武昌的蒋翊武，又都失去了联络。蔡济民、李作栋等人认为：咨议局是个“民意机关”，所有议员都是湖北各县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同他们进行合作。于是，他们就赶到咨议局，同议长汤化龙和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以及议员刘赓藻等进行协商。这时，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也被从第四十一标三营管带谢国超家中搜出，拥到咨议局来。汤化龙等见武昌首义已经成功，清朝的覆亡不可避免，正想在新政府中谋取权位，所以马上表示赞成革命，说：“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 吴兆麟当场提议让黎元洪担任湖北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立宪派都鼓掌欢迎，革命党人也无异词。黎元洪坚决不干，拒绝在拟好的布告上签字，连声喊道：“莫害我，莫害我！”李翊东就提笔在布告上代写了一个“黎”字，其余的均由秘书缮写。因此，在11日的下午，“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的布告，就贴遍了武昌的街道。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883年入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后在海军服役。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他随张之洞回到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他先后三次赴日本考察军事，并由管带逐步升至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他因以军界代表的资格参加过保路运动，赢得了一部分进步人士的好感。
在黎元洪被推为都督的当天，革命党人又成立了由蔡济民、吴醒汉等十五人组成的谋略处，负责处理和裁决一切要务，掌握军政府的实权。谋略处议定：在谘议局设立军政府；国号定为“中华民国”；以黎元洪的名义布告全国和湖北各州县；在军政府下设参谋、军务、政事和外交四部，推定原新军标统张景良为参谋部长、孙武为军务部长、汤化龙为政事部长，胡瑛为外交部长。
由于政治斗争经验不足，革命党人未能防止立宪派和旧官僚从内部夺权的阴谋。自10月13日起，黎元洪见革命声势日益壮大，态度开始转变，说：“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 黎元洪利用都督的身份和职权，明目张胆地包庇和收罗旧官僚和政客。汤化龙等人为了削弱革命党人的权力，在14日连夜起草《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规定军政府下设置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直接受都督的指挥和命令，并由都督兼任军令部总长，一切军政要事，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或顾问会议决施行。把军政府的一切军政大权，集中到都督黎元洪手中。汤化龙怕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对，自己不敢把“条例”抛出。恰巧从上海回武昌的居正，认为谋略处的做法“不正轨”，错误地强调所谓“有秩序的革命”。汤化龙便怂恿居正把“条例”冒充为同盟会本部所订，17日交革命党人通过施行。结果，谋略处被撤销，在各部局长中，除军务部长孙武和司法局长张知本是同盟会员外，其余都为立宪派和旧军官。汤化龙仍担任政事部长，操纵和控制湖北全省的外交和民政。在颁行“条例”的同一天，由立宪派和旧军官具体策划，经过革命党人同意，军政府举行了隆重的都督就职誓师典礼。黎元洪登坛祭天地，宣读祭文，由谭人凤代表同盟会授剑授旗。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仪式，抬高了黎元洪的身价。
立宪派和旧官僚联合起来攘夺军政府的权力，排斥革命党人的做法，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普遍不满。10月25日，革命党人召开会议，将《中华民国军政府条例》推翻，制订《中华民国鄂军政府暂行条例》，重新规定：“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在组织机构方面，《暂行条例》废除了政事部，还增加了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请都督任用”， 负责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各军队。很明显，《暂行条例》限制了都督的权力，加强了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监督。在所推定的九个部长中，革命党人占了五个，原政事部长汤化龙，也改任不太重要的编制部长。
通过《暂行条例》的颁行，革命党人夺回了一部分失去的权力，但未能改变黎元洪以都督的身份总揽全权的局面。10月28日，黄兴和宋教仁到达武汉以后，革命党人再次对立宪派和旧军官进行反击。在宋教仁的主持下，提出让黄兴担任湖北、湖南大都督，位居黎元洪之上，由于遭到吴兆麟等人的坚决反对，没有成功。他们又主张公推黄兴为总司令，与黎元洪居于同等地位，立宪派也极力否决。结果黄兴只担任战时总司令，接受黎元洪的委任，并仿照“刘邦拜韩信”的故事，在武昌阅马场搭建拜将台，举行拜将仪式。所有印信、委任状、令箭等，都由黎元洪捧付黄兴，授予武汉战守的全权，让他渡江去前线指挥革命军作战。黄兴上有黎元洪掣肘，下有军务部牵制，指挥不能尽如己意，施展很难。宋教仁知道在武汉已无可为，只给军政府起草了一部《鄂州约法》，就乘船顺流而下，决心去开辟新的局面。
革命旗帜席卷全国
武昌首义，像阴沉天空中的一声巨雷，震动了中国的大地。各个省区的革命浪潮翻腾，大有席卷全国之势。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的五十天时间里，先后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四川等十五个省区响应宣布起义或独立，脱离了清朝的统治，迅速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由于各个省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其起义或独立的形式也不一样，大体上可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与湖北情况基本相似，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起义，推翻清朝政权，却把新成立的军政府的领导大权拱手送给旧军官或立宪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浙江、福建和陕西等省。
光复会的根据地浙江，一向是革命活动较活跃的地区之一。1907年徐锡麟、秋瑾的起义失败以后，浙江革命势力遭到残酷镇压，不少革命党人被通缉，但仍保持了相当的力量。他们积极在浙江军队中进行活动，军界的革命势力迅速增长。1911年11月4日晚上，革命党人率新军第八十一标、八十二标、各地会党群众和从上海赶来的敢死队发动起义，经过一夜的战斗，占领杭州全城。浙江巡抚增韫被俘，驻防将军德济也在5日下午率领旗兵投降。根据事先的约定，革命党人和当地士绅特派咨议局副议长陈时夏把曾任浙江铁路公司总理的汤寿潜从上海接到杭州，担任浙江军政府都督。汤寿潜就职以后，发布各部部长名单，只有担任政事部长的褚辅成是革命党人。
辛亥革命形势图（刘思源绘）
中部同盟会布置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福建革命党人积极响应。担任福建新军第十镇第二十协统领的同盟会员许崇智，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吸收各部军官加入同盟会。1911年4月刚入同盟会的彭寿松在福州成立军警特别同盟会。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入福建，咨议局议决成立新政府，要求闽浙总督松寿交出政权，福州将军朴寿坚决拒绝。11月8日晚上，革命军在许崇智指挥下占领制高点于山，次日凌晨炮击清营，与旗兵激战。松寿吞金自尽，旗兵于午后投降，朴寿被俘，福州全城遂告光复。11日，福建军政府正式成立，第十镇统制孙道仁被推为都督，咨议局议长高登鲤担任民政长，军政府的领导大权，全都落入立宪派和旧军官手中。
陕西是响应武昌起义最早的省区之一。10月中旬，护理巡抚钱能训和西安将军文瑞得悉武昌起义，下令驻省新军分别调往汉中、凤翔、宝鸡、长武等地，并决定对革命党人进行捕杀。革命党人和哥老会首领经过紧急磋商，即于22日在西安发动起义。革命军首先攻占军械局，取得枪械以后，迅速攻占各军事要点，在24日下午攻入满城。钱能训仓皇逃走，文瑞投井自杀。25日成立陕西军政府，推举未参加过任何革命活动的协司令部参军官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后改称都督），既是同盟会员又是哥老会员的钱鼎、哥老会首领万炳南被任命为副统领（后改称副都督）。民政事务由同盟会员、咨议局副议长郭希仁负责。
第二种类型，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起义成功，掌握了军政府的领导权以后，很快就被立宪派和旧官僚通过政变或其他方式夺去。湖南、贵州和上海就是如此。
湖南是华兴会的发源地，革命力量较强。焦达峰于1910年便积极联络会党，同时也在学界和军界活动。曾经当过新军排长的陈作新，把湖南第二十五协新军作为自己活动的主要目标。武昌起义前夕，焦达峰同湖北革命党人约定，一省起义，另一省一定要在十天之内组织响应。所以，他一得到武昌起义的准确消息，立即准备发动。以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看到这种情况，也急忙采取措施，表示愿意与革命党人合作。10月22日清晨，已为革命党人联络的湖南新军鸣枪起义，在焦达峰和陈作新的领导下攻入长沙，占领谘议局和巡抚衙门。湖南巡抚余诚格从侧门溜出，逃到停泊在湘江中的日本军舰；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当场击毙。当天晚上湖南军政府宣告成立，焦达峰和陈作新分别被推举为正副都督。湖南军政府立即派兵北上，支援武汉，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立宪派不甘心处于无权地位，暗中进行阴谋活动。他们先是强迫焦达峰同意成立以谭延闿为首的参议院，全省军民行政用人一切事宜均由参议院负责规划，都督的命令经过参议院认可，方可交各部执行。随后，他们又收买新军第二十五协五十标的营长梅馨，在11月1日发动兵变，谋害了焦达峰和陈作新，由谭延闿出任都督。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最先被立宪派推入血泊之中。
贵州起义发生于11月3日，直接发动者是陆军小学的学生和贵州新军，事先从事组织与联络工作的却是以张伯麟为首的自治学社。这个学社1907年成立，参加者以“寒士”和青年学生占大多数。开始时在清政府的现行法令下公开活动，1910年末和1911年初走上革命道路，积极联络新军、会党和学界中人，准备发动起义。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贵阳，立宪派任可澄等人建议巡抚沈瑜庆捕杀张伯麟等，使革命党人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同时要求沈瑜庆宣布贵州独立，改称都督，遭到拒绝。立宪派就转而同革命党人妥协。11月3日晚，陆军小学的学生和新军，根据自治学社的动员令提前发动起义，4日凌晨占领贵阳，成立贵州军政府，同情革命并在起义中担任指挥的教练官杨荩诚为都督，队官赵德全任副都督。次日成立枢密院，作为全省的最高决策机关，由张伯麟担任院长，任可澄为副院长，黄泽霖充当巡防军总统。贵州军政府具有联合内阁的性质，并由革命党人掌握主要领导权。立宪派对这种局面很不满意，用重金收买巡防军东路分统谭德骥，1912年2月2日发动兵变，杀死黄泽霖，张伯麟被逼逃，贵州军政府陷于瘫痪状态。不久，立宪派又勾结滇军入黔，军政府中的自治学社及有关的人统统被赶下台，成立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新政府，任可澄等立宪派代表人物都担任了要职。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事秘密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中部同盟会成立后，上海成了中部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武昌起义以后，上海的动向不仅牵动着东南各省，而且影响着革命的全局。从10月中旬开始，上海革命党人积极准备组织响应。10月17日，光复会的李燮和召集部分会员开会，又分别去杭州、苏州、南京进行联络，并同尹锐志等招募敢死队，组织光复军，争取驻沪清军和警察。24日，同盟会的陈其美和沈缦云等也举行会议，决定联络商团，沟通士绅，同时与上海立宪派的头面人物李平书取得联系。为了集中革命力量，确保起义成功，陈其美和李燮和都表示消除成见，分工合作，定于11月3日下午一起发动起义。李燮和负责光复闸北，然后自北南进；陈其美负责光复上海县城，然后由南向北，双方会师后联合进攻清军的军火库江南制造局。3日上午，因事机泄露，闸北提前发动，闸北和吴淞先告光复。上海道刘燕翼和知县田宝荣闻讯逃走，负责进攻上海县城的商团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县城。下午五时许，陈其美率领敢死队百余人猛冲江南制造局，却遇到驻守清军的顽抗，敢死队无法前进，陈其美被获，押于局内。李平书入局解说，仍不得脱。李燮和急忙率领已经反正的清军巡防营、水师营和巡警队，会同商团和敢死队再次进攻江南制造局，在各方力量的配合下，次日上午攻克江南制造局，宣布上海全部光复。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正式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平书为民政总长。沪军都督府也有立宪派参加，但领导大权基本上掌握在革命党人手中。自成立之日起，它在人力、财力和武器弹药方面对周围省区作了大力支援，对浙江的光复、江苏的“独立”和南京的攻克起了促进作用。上海是江苏省的辖区，这个都督府在1912年7月取消，一切事权由江苏都督程德全接管。
第三种类型，由巡抚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改称都督，原班人马执政。江苏、广西、安徽和山东等省即是。
江苏巡抚程德全，一贯善于看风使舵，他得悉武昌起义和上海光复，知道清王朝的统治已无可挽救。11月5日应苏州绅商的要求，宣布江苏“独立”。他把巡抚衙门改为都督府，更换了大门前的旗帜，又派人用竹竿挑去抚衙大堂屋上的几片檐瓦，表示“革命必须破坏”，就算大功告成。可是，摇身一变的这批旧官僚，仍然是老面孔。在都督府的通令中，饬令全省各地的清朝原任地方官照常办事，迅速同各界绅商筹议组织民团。“俾与军队联络声势，保卫治安”，如有“大帮匪徒”起来骚扰，妨害安宁，立即上报都督府，“当随时派拨兵队前往剿办”。
广西地处边陲，清朝封建统治力量较薄弱，这里聚集了不少革命党人，会党、绿林也很活跃。他们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在各府州县联翩发动，组织响应。10月31日，同盟会员刘崛联络绿林二千余人在梧州独立。11月5日，罗佩珩聚众数千进攻平南县城。南宁的新旧各军以及会党、绿林，在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准备起事。巡抚沈秉堃心慌意乱，在立宪派的操纵下，于6日晚上同意广西独立，被推举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和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随后，沈、王都以率军北伐为理由，相继离开广西，军政府的军政大权便落入陆荣廷之手。
安徽、山东两省的革命党人缺乏坚强的领导，都没有在本省的独立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致使这两省的独立都几经周折。11月8日，安徽的独立由咨议局宣布，巡抚朱家宝当上了都督，文武官吏一切照旧。人民群众非常气愤，把朱家宝赶走。此后都督几次易人，直到换上同盟会员孙毓筠，全省的局势才基本稳定下来。山东巡抚孙宝琦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于11月13日同意独立，担任都督，但他却不敢对外正式宣布。到了24日，他又宣布取消独立。因此山东仍然回到清政府的建制之下。
第四种类型，包括四川、山西和广东等省，情况都较复杂。
11月5日，四川一部分新军由排长夏之时指挥在龙泉驿起义，21日进抵重庆近郊。第二天，革命党人张培爵在重庆宣布独立，迎接夏之时军入城，成立蜀军政府，张培爵被推举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困守成都的赵尔丰见势不妙，即与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等勾结，成立四川军政府，蒲殿俊出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他在幕后操纵。由于军队索饷哗变，蒲殿俊和朱庆澜逃走，赵尔丰又卷土重来，重新打出四川总督的旗号。原陆军小学总办尹昌衡，率领部分新军平定变乱，将赵尔丰杀死，继任四川军政府都督，稳定了成都的局势。1912年2月，成都和重庆的两个军政府合并，成立统一的四川军政府。
基本上已被同盟会员控制的山西新军，10月28日夜间在太原起义，击毙巡抚陆钟琦和新军协统谭振德，次日光复太原城，成立山西军政府，新军第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被举为都督。
从10月中旬开始，广东各地的民军纷纷起义，相继向广州进逼。11月9日两广总督张鸣岐被迫同意独立，各界代表把胡汉民从香港请到广州担任广东军政府都督。一个月后，胡汉民辞职随孙中山北上，都督由陈炯明继任。
以上四川、山西、广东等省的都督，都是同盟会会员，但却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掌握一省的军政大权以后，就同立宪派和旧官僚沆瀣一气，积极扩充自己的势力，逐步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各省的独立和起义，在全国造成了巨大的革命声势，使清朝的封建统治迅速解体，对辛亥革命取得一定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些省区的新当权者除了极少数革命党人以外，大多数人的思想立场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他们都极力维护旧秩序，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行镇压，使革命失去了群众基础，无法继续向纵深发展，从而给整个革命运动造成严重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