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重新对功利主义理论进行考察；根据这一理论，思虑是以行动路线导致的利润与损失为基础来计算行动的路线。这种观念与事实之间的反差，是十分明显的。思虑的职责不是通过计算出在何处获得最大的益处而给行为提供一种诱因。它是要解决现存活动中的纠纷，恢复连续性，重现和谐，使松散的冲动变得有用，并改变习惯的方向。观察现在的条件和回忆先前的情形，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思虑开始于受到阻碍的活动，而以选择一种可以改正那一活动的行动路线结束。与在戏剧中演出的演员并不像在他的账目中记录借方与贷方的职员一样，思虑也不是对利润与损失、快乐与痛苦的数量的计算。

最基本的事实是：人是一种在行动中对环境的刺激作出反应的存在物。这一事实在思虑中变得复杂，但当然没有被消除。我们继续对想象中表现出来的对象作出反应，就像我们对观察中表现出来的对象作出反应一样。婴儿并不是由于计算出与痛苦的努力相反的温暖和食物的益处而移向母亲的乳房。守财奴寻求黄金，建筑师努力设计图纸，医生努力为病人治病，这些人也都不是由于对益处与损害进行了比较和计算才去做的。习惯和职业在一种情况下，为行动的前进提供了必然性；而本能则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为行动的前进提供了必然性。我们并不是根据推理而行动；但推理却把并不是当下直接的或可感的对象置于我们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直接对这些对象作出厌恶、喜欢、冷漠或依恋的反应，正像如果同样的对象也存在于实际之中，那我们将对它们作出类似的反应一样。最后，它导致了一个直接的刺激与反应的实例。在一种情况下，刺激可以通过感官立刻表现出来；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刺激通过记忆和建构性的想象间接地表现出来。但是，直接性与间接性的问题涉及的是达到刺激的方式，而不是刺激起作用的方式。

喜乐与苦难，痛苦与快乐，令人愉悦与令人不快，都在思虑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然而，这不是通过计算来估计未来的快乐与愁苦，而是通过体验现在的快乐与愁苦达到的。喜乐与悲伤、兴高采烈与沮丧抑郁的反应，都是对想象中表现出来的对象的一种自然反应，就像是对那些在感官中表现出来的对象的自然反应一样。自满与烦恼紧紧跟随在影像中显现出来的任何对象之后，就像它们以对这一对象的感官经验为基础一样。一些对象一旦被想到，它们就会同我们现在的活动状态相一致。它们与我们的活动状态十分吻合，因而受到欢迎。这些对象之所以适合或令人愉快，是因为被体验到的事实，而不是因为计算。其他对象则发出了刺耳之音：它们阻断了活动；它们是令人厌倦的、可憎的和不受欢迎的。它们与现在的活动趋向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说，是令人不快的，它们就像一位延长拜访时间的讨厌之人、一位我们不能还债的催债者或一只不断嗡嗡叫的引起疾病的蚊子一样令人不快。我们没有思考未来的损失与发展。我们通过想象来思考在未来某一行动路线中将会遇到的对象，而我们现在对所表现出来的东西或高兴或沮丧或快乐或痛苦。这种对喜欢和不喜欢、吸引与蔑视、喜乐与悲伤的现场评述，向任何有足够聪明才智、注意到它们并研究它们出现原因的人，揭示出他自己的性格。这种现场评述在使他成为他所是的活动的组成部分与方向上教导着他。认识什么与一种活动相一致或不一致，就是要知道那一活动和我们自己的某种重要的东西。

也许有人会问，无论我们受对未来喜乐与烦恼的计算的影响，还是受对当下的喜乐与烦恼的体验的影响，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实际差别？对这样的问题，除非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有差别的”这样的话语来回答，否则，人们几乎无法回答。首先，没有任何差别比关于思虑这一主题的本性之差别更重要。计算理论会认为，这一主题就是未来的情感与感觉，并认为行动与思想是达到或避免这些感觉的外在手段。如果这样的理论有任何实际影响的话，它就是建议一个人要专注于他自己最具主观性的和隐秘的情感。这使他除了在一种病态的内省和对遥不可及的、无法达到的、不确定的结果的复杂计算之间作出选择之外，就别无选择了。事实上，思虑作为对各种不同行动路线的尝试性试验，它就是展望。思虑飞向并栖息在客观的情形之上，而不是情感之上。无疑，我们有时是根据我们未来的情感而审视行动的结果，并且主要是参照它将在我们身上引起的舒适与不舒适来思考一种情形的。但是，这些时候恰恰就是我们自我怜悯或自命不凡的伤感时刻。这些时候导致病态、诡辩和与其他人相脱离；而按照它们的客观后果来看待我们的行为则会导致启蒙，并会导致对其他人的关心。因此，把思虑作为一种对未来情感的计算的首要反对理由就是：如果连续不断地坚持这种观点的话，就会使不正常的事例变成标准的事例。

但是，如果试图作出一种客观的估计，那么，思想就会迅速地迷失于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之中。未来的快乐和痛苦受到两种不依赖于当下的选择和努力的因素所影响。它们取决于我们自己在未来某一时刻的状况，而且取决于那时的周围环境。这两种因素都是可变的，而且其变化不依赖于现在的决定和行动。同现在能够被计算的任何事物相比较，这两种因素是未来感觉中更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期望中是甜的事物在实际的品尝中可能是苦的，现在由于厌恶而躲避的事物在我们经历中的另一时刻可能会受到欢迎。在活动的兴衰中，总有无法避免的变化，而这不依赖于性格的巨大变化，诸如从仁慈变为无情，从烦躁变为高兴。一个儿童描绘出一幅有无数玩具和糖果的未来蓝图。一个成年人则把一个对象描绘为带来快乐的对象，尽管当这一事物获得满足的时候，他会感到空虚。有同情心的个人在他的计算中会以功利主义思想为基础，把其他人的痛苦看作是借项。但是，为什么不使他自己硬起心肠来不考虑其他人的苦难呢？为什么不培养一种傲慢的残忍，以至于其他人根据他们自己的行动而得到的苦难将由账目中的贷方来承担，而这对所有善良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愉快的呢？

在各种事物中，未来的快乐与痛苦，即便是人们自己的快乐与痛苦，也是最难以计算的。在所有事物中，快乐与痛苦是最不易于运用数学微积分的方式来计算的。而且，我们把自己的视野向未来延伸得越远，需要计算的其他人的快乐就越多，估计未来后果这一难题也就越没有解决的希望。所有的要素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即使一个人能够相当准确地描绘一幅关于此时此刻带给大多数人以愉快的事物之图画——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他也不能预测对未来某一时刻和某一遥远地方的愉悦产生决定性改变的环境细节。由不完善的教育或粗俗的倾向所产生的快乐，更不必说那些肉欲和野蛮所产生的快乐了，与那些有教养的、有敏锐的社会敏感性的人的快乐相同吗？快乐主义的计算方法的不可能性之所以不是不证自明的唯一原因就是，理论家们在思考它的时候，无意中用一种对现在快乐的评价，即用一种当前在想象中对未来客观情形的认识，代替了对未来快乐的计算。

因为一个人对未来喜乐与悲伤的判断，事实上只不过是现在使他满足和烦恼之物的投射。一个具有体贴倾向的人一想到某种行为会给其他人带来伤害时，他立刻就觉得很痛苦；所以，他对那种行为的后果十分警觉，并认为这些后果是极其重要的。他甚至对这类后果具有如此不正常的敏感性，以至于他难以做出必须的、精力充沛的行为。他害怕去做真正有助于其他人福祉的事情，因为一想到他们会由于必要的措施而遭受痛苦，他就会退缩。一个执行类型的人在全神贯注地实施一项计划时，他会在目前的情绪中对与这一计划的外在成功相关的一切东西作出反应；他不会考虑在这一计划实施过程中给其他人所带来的痛苦，或者如果这一计划确实给其他人带来了痛苦，他的心灵也将很容易掠过它。与他的计划中显得很重要的商业变化或政治变化相比，这种后果对他来说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人预测到的和没有预测到的东西，他高度赞扬的和贬低的东西，他认为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东西，他详述和忽视的东西，他容易回忆起来的和自然遗忘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性格。因此，他对令人愉快的与令人烦恼的未来后果的估计，作为他现在所是的一种标记比作为对未来结果的一种预言更具有价值。

人们只得找出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从而看到现代功利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别，尽管它们从所谓的心理学来说有着相似性。伊壁鸠鲁主义是如此地老于世故，以至于它不会痴迷地尝试把当前的行动建立在对未来的不可靠估计和一般性的快乐与痛苦之上。相反，伊壁鸠鲁主义认为不必考虑未来，因为生命是不确定的。谁知道生命将何时结束，或者明天又会带来怎样的命运呢？于是，精心培养现在赋予你的每一种快乐天赋，并带着经久不息的热爱去凝思这一快乐天赋，然后尽你最大的可能去延长这一快乐天赋。功利主义则相反，作为19世纪博爱改革运动中的一部分，它对一种复杂而不可能的计算的赞扬，实际上就是培育性格类型这一运动中的一部分，而这种性格类型应当有一个宽广的社会视角，应当对一切有知觉的生物的经验抱以同情，并热心于所有被提议的行为，尤其是那些集体立法与集体管理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功利主义所关心的，不是吸取偶然产生的蜂蜜，而是哺育改良的蜜蜂和建造蜂房。

毕竟，预见后果这一目标并不是去预言未来。它是要探知目前活动的意义，并尽可能地确保目前的活动具有一种统一的意义。我们不是天地的创造者，对它们的运行没有任何责任，除非当它们的运动被我们的活动所改变时。我们所关注的，就是从我们自身开始的全部活动中那一小部分活动的意义。人们制订的最好的计划，与老鼠们制订的最好的计划一样，都会出错；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不能支配未来。同事件的力量相比，人与鼠的力量受到了无穷的限制。人们总是比他们所知道的建造得更好或更糟，因为他们的行为被带入事件的广阔发展变化之中。

因而，思虑的难题不是去计算未来发生的事情，而是去评价现在所提议的行动。我们根据现在的欲望与习惯所产生出某些后果的趋向来判断这些欲望与习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观察我们的行动路线，从而看清我们的习惯与倾向的含义与意义是什么。未来的结果是不确定的。但是，现在的热情在将来会怎样也是不确定的。它也许会出人意料地得到满足或熄灭，但它的趋向，即它在某些环境下将会怎样，则是一件可知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怨恨、仁慈、自负和耐心的趋向是怎样的。我们是通过观察它们的后果，通过回忆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东西，通过在建构性地、富有想象力地预见未来中运用那种回忆，通过运用未来后果的思想去断定现在所提议的行为的性质，从而获得那些趋向的。

思虑不是对不确定的未来结果的计算。属于我们的，是现在而不是未来。精明与信息的储备都不会使未来为我们所有。但是，通过经常关注行为的趋向，通过注意到先前的判断与实际结果之间的不同，并追溯由于倾向中的缺陷与过度所造成的那一部分不同，我们会逐渐知道目前行为的意义，并按照这种意义去指导这些行为。道德就是要培养良知和判断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所具有的意义的能力，并运用这一判断来指引我们所做之事，这一点不是通过直接培育某种被称作良心、理性或一种道德知识的官能来达到的，而是通过培养那些经验已经表明使我们在感知我们刚开始出现的活动趋向时保持敏感、大度、富有想象力和公正的习惯与冲动来达到的。所有预测未来的尝试，最终都会受到目前的具体冲动与习惯的审察。因此，重要的是培育那些促进对情形进行广泛地、合理地、同情地考察的习惯与冲动。

思虑的起因，也就是说，试图在对某一未来对象的思考中找到一种刺激物以完成公开行动的起因，是由于在目前的活动中出现了混乱和不确定。活动中同样的区分，以及为了恢复统一性而对同样深思熟虑的活动之需要，就必定会重现，并且反复地重现，无论这一决定是多么明智。即使是导致最重大选择的、最全面的思虑，也不过是确定了一种倾向；而这一倾向在新的未预料到的条件下不得不被连续地运用，并且被未来的思虑重新改变。我们原有的习惯与倾向总是把我们带入新的领域。我们不得不总是在了解和重新了解我们活动的趋向之意义。这难道不是把道德生活还原为西西弗斯（sisyphus）所做的徒劳无用的辛劳吗？西西弗斯永远在推石头上山，而这不过是为了让它滚落下来罢了，因此他不得不重复他原来的任务。从对固定不变的条件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又排除了未来的思虑与重新思考的必然性所取得的进步来看，的确如此。但是，从为了发现不断变化的活动之意义而连续不断地去寻找和实验，从而使活动得以持续下去并增加其意义来看，回答就是否定的。在思虑中涉及的未来情形必然会以偶然性为标志。它在实际上将是怎样的，仍然取决于未被我们的先见和调节力量所注意到的环境条件。但是，自由地运用过去的经验所带来的教训之先见，揭示出了现在的行动的趋向和意义；而且，再说一次，它考虑的是这种当下的意义而不是未来的结果。富有想象性地预测所提议的行为之可能后果，使那种行为不会降低到意识之下而进入常规性的习惯或古怪的残忍之中。它使那种行为的意义持存下去，并使它增加了意义的深度和高尚性。反思性的和沉思性的习惯能够赋予即使是简单行为以意义的数量也是无限的，就像熟练地操纵事件的执行者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功，也许与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贫乏而肤浅的意识相伴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