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认为，制度、社会风俗和集体习惯是由个体习惯联合而形成的，这一假定大体上是与事实相悖的。风俗或普遍一致的习惯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个体面对同样的情形并作出相似的反应所致。但是，风俗的持续存在，在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个体在先前风俗所规定的条件作用下形成了他们的个人习惯。一个个体由于继承了其所处的社会群体之言语，所以通常会获得道德。这一群体的各种活动早就已经存在于那里，并且把他们自己的行为同化于他们的模式之中，这里是参与其中的一个先决条件，因而也是参与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的一个先决条件。每个人出生时都是婴儿，而且每个婴儿从第一次呼吸与引起别人注意和要求的第一声啼哭开始，就是主体。这些别人不只是具有一般性心灵的一般性的人，他们是具有习惯的存在物，是大体上尊重他们所具有的习惯的存在物。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具有了这些习惯，他们的想象就由此受到限制。习惯的本性是坚定自信的、持续的和自我永存的。如果一个孩子学习任何语言，他就是在学习他周围那些人说和教给他的这种语言。他能够说这种语言，是他与他们进行有效交流、使自己的各种需要被他们所知并得到满足的前提条件，在这一事实中没有任何奇迹。慈爱的父母和亲戚常常自然地理解这个孩子一些自发的言语模式，而且这些模式至少暂时成为了这个群体言语中的组成部分。但是，与风俗在形成个体习惯中所起到的作用相比，这些词汇在全部使用着的词语中所占的比例，可以准确地衡量出纯粹个体的习惯在形成风俗中所起的作用有多大。很少有人用财富来建造一条私人道路去旅行，因为他们发现利用已经存在的道路很方便，很“自然”；除非他们所建造的私人道路在某一地点与公路相连接，否则，他们不可能建造这些私人道路。
对我来说，这些简单的事实似乎对经常被神秘光环所笼罩的各种问题给出了简易的解释。谈论“社会”先于这个个体，就会沉迷于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之中。但是，说人类有某种先在的联系先于降生在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特殊个体，这是一种陈词滥调。这些联系是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确定模式；也就是说，它们形成了风俗和制度。在一切历史中，没有任何问题像“个体”如何努力构建“社会”这个问题一样，如此做作的了。这个难题是由乐于玩弄概念而引发的，并且由于概念被避免与不便的事实相联系，所以才继续讨论。幼儿期和性这两种事实不得不被单独地回想起来，从而明白讨论这一特定难题的概念是如何被捏造出来的。
然而，那些被建立起来的、或多或少是深深地习惯了的相互作用系统，即我们称之为大的或小的社会群体，是如何更正必定被卷入它们之中的个体活动的，以及作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体活动是如何重塑和改变先前就已经确立起来的风俗的，这些是非常重要的难题。在生而为婴儿并逐渐长大成熟的人类中，从风俗以及它先于习惯的形成角度来看，当心灵被看作是某种先于行动之物（如正统心理学所教给我们的观点那样）时，现在常常被归于集体心理、群体心理、民族心理、大众心理等等概念之下的事实都失去了它们所散发的神秘气息。令人费解的是，除了某种被明确而肯定地意识到的、无论是情感意义上还是理智意义上的风俗之外，集体心理还意味着何种东西。[1]
人们降生的家庭总是一个位于乡村或城市之中的家庭，这个城市或乡村与其他或多或少是完整的活动系统相互作用，并在其自身中包括了各种群体，如教会、政党、俱乐部、派系、合伙企业、工会和公司等等。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把传统的心灵概念作为某种本身就是完善的事物，那么，我们就很有可能对一种共同的心灵或各种共同的感觉、相信和意图方式是如何出现并形成这些群体的难题感到十分困惑。如果我们认识到，无论如何必须以群体性的行动，即某种完全确定的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而开始，那么就会完全相反。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存在的各种群体或确定的风俗的起源与发展这一难题，不能通过精神性的原因、要素和力量而得以解决。它应当通过对食物的需求、对房屋和配偶的需求、对倾诉与倾听的需求、对控制其他人的需求这些事实，即通过上文中提到的每一个个人开始时都是无助而有所依赖的生物这一事实所强化的各种需求来解决。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饥饿、恐惧、性爱、群居、同情、父母之爱、喜欢指挥和喜欢被驱使、模仿等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我确实意指这些词汇在它们最初的意思中，并没表达出精神性的或心智的要素或力量。它们指的是行为的各种方式，这些行为方式包括相互作用，即先前的各种群体。为了理解有组织的方式或习惯的存在，我们确实需要转到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中，而不是转到心理学中。
毫无疑问，诸如意识这类事物究竟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是非常神秘的。但是，如果意识确实存在，那么，在它与其相关之物的关联中没有任何神秘之处。也就是说，如果一种作为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活动或集体活动被意识到，那么，似乎很自然，它应当采取一种反映这种相互作用的情绪、信念或意图的形式，而且它应当是一个“我们的”意识或一个“我的”意识。这既意味着它将被那些与相关的风俗有关或者多多少少有些像他们的人所共有，又意味着将认为它不仅仅关注人们的自我，而且关注其他人。例如，一种家庭风俗或有组织的行动习惯，既与某个其他家庭的风俗相关联，又与其相冲突。自高自大的骄傲情绪、优越于其他人“或像其他人一样善良”的信念以及坚持自己的意图，这些自然都是我们处理和解决问题时我们所具有的情感和观念。即使以共和党或美国国家来代替家庭，一般的情形也仍然如此。决定我们正在谈论的特定群体的本性和范围的各种条件，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它们本身不是心理学中的主题，而是政治学、法律、宗教、经济学、发明、通讯与交流技术史的主题。心理学是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而出现的。但它所处理的问题是理解这些不同的特定主题，而不是什么精神性力量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因而组成了一个社会群体这一问题。这种陈述事实的方式是严重的本末倒置，因而自然会使其本身具有各种晦涩和神秘之处。简而言之，社会心理学的基本事实是以集体习惯，即风俗为核心的。除了一般性的习惯心理学——从这一词汇任何可理解的意义上来说，它是一般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之外，我们还需要查明的是不同的风俗如何塑造了被这些风俗影响的人们所具有的欲望、信念和目的。社会心理学的难题不是个体心理或集体心理如何形成了社会群体和风俗，而是不同的风俗，即被建立起来的相互作用方式，如何形成并培养了不同的心理。让我们从这个一般性陈述重新回到特定的难题上，即过去的风俗所具有的僵化特征如何对与道德相关的信念、情绪和目的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我们再次回到个体从婴儿时期开始他们的人生这一事实。对那些有更多经验并因此而有更大的、难以抵制的力量的人来说，年轻人的可塑性显示出一种诱惑性，它似乎就像可以根据当前的设计来塑造的面团一样。这种可塑性也意味着改变流行风俗的力量被忽视了。温顺不被看作是学习这个世界不得不教授的任何东西的能力，而被看作是对反映出他们当前习惯的其他人所提出那些教导的服从。真正的温顺就是渴望学习所有积极的、探求的、不断扩展的经验教训。当前风俗所具有的消极而愚蠢的性质把学习歪曲为愿意跟随其他人所指出的道路，歪曲为顺从、约束、抛弃怀疑主义和实验。当我们思考年轻人的温顺时，我们首先就会想起成年人希望强加给他们的许多信息和想要他们重复的行动方式，接着就会想到带有侮辱性的强制、谄媚的贿赂和庄严的教学法，这种教学法会使年轻人的生气渐渐消失，使其活泼的好奇心变得迟钝。教育变成了利用年轻人无助性的技艺；所形成的习惯就变成了保持和保护风俗的屏障。
当然，人们没有完全忘记习惯是能力，是技艺。任何身体方面后天获得的能力的杰出展示，如杂技演员或打弹子者的技能，都引起了普遍的赞誉。但是，我们喜欢具有限于技术方面的发明力量，而对那些展示出精湛技巧而不是美德的人的赞誉则有所保留。在道德方面，据说如果某一理想已经在领导者的生命中被例证，以至于它现在成为其他人追随和重复的组成部分，那就足够了。对于行为的每一分支，都有耶稣或佛陀、拿破仑或马克思、福禄培尔（froebel）[2]或托尔斯泰（tolstoi）为榜样，他们的行动模式尽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力，但可以通过不断传递给一批批更低的领导者而简化为一种可实行的复制品。
如果观念、目的存在于某一权威的心中就足够，这种思想支配着正规的学校教育。这种观点也弥漫在源于日常联系和交流的无意教育之中。在跟从被看作是常规之处，道德的创新性就必定是十分古怪的。然而，如果独立性是规则，那么，创新性就将服从严密的、实验性的检验，将不再被认为是古怪的怪僻，如同现在高等数学中的情况一样。风俗制度认为，无论一个个体是否理解他想要做之事，或者他是否通过某些运动而说其他人说过的话——重复惯用语大体上被认为比重复行为更重要，结果都是一样的。说宗派、派系或阶级所说的话，就是证明人们理解并且赞同该派系所倾向之物的方法。从理论上来说，民主应当是一种激励思想创新的手段，并且是引起有意提前调整行动以对付各种新的力量之手段。但事实上，它仍然如此不成熟，以至于其主要影响就是提供大量模仿的机会。尽管事实如此，但所取得的进步仍然比在其他社会形式中更快，这纯粹是偶然的；因为各种模式彼此之间互相冲突，所以给个体提供了造成各种意见混乱的机会。当前的民主比其他社会形式更热烈地欢呼成功，并以一连串更为反复的回声包围着失败。但是，因此而被赋予的美德这一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这与其说思想的成就内在地吸引着其他人，不如说是因为大量地做广告和有许多模仿者而声名卓著。
即使是自由的思想家们，也不会因为现存风俗的特征而认为习惯在本质上是保守的。事实上，只有在由过去的风俗所确定的信念和赞誉模式支配的社会中，习惯才是更为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这一切完全取决于它的性质。习惯是由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一种能力和一种技艺。但是，一种能力是限于重复适合于过去条件的过去行为，还是能适应新出现的紧急情况，这完全取决于何种习惯存在。认为只有“坏”习惯才是有害的，并且按惯例来看坏习惯是可以列举的，这种趋向导致了所有习惯或多或少成为坏的。因为使一种习惯成为坏的，就是被旧有的成规（old ruts）所束缚。被善的目的所束缚，就会把机械的常规变成善的，这种一般性观念否定了道德上善的原则。它把道德与有时是理性的东西等同起来，这可能在人们自己先前的一些经验中如此，但更可能在目前被盲目地确立为最终权威的其他人的经验中也如此。合理性（与行为中的善性）的真正核心就是对现在包含在行动中的各种条件的有效控制。满足于重复，满足于越过在其他条件下导致善的常规，这是引起忽视实际现存的善的最可靠方式。
考察一下当习惯仅仅是重复无思想的行为之力量时，思想会怎么样。当思想被排除在习惯性活动之外时，思想在哪里存在并起作用呢？这种思想难道不是必然地被排除在有效的力量之外，难道不是被排除在控制客体和支配事件的能力之外吗？被剥夺了思想的习惯和空洞的思想是同一事实的两个方面。说习惯是保守的而称赞思想是进步的源泉，这就是采取最可靠的途径来使思想成为深奥的和不相关的，并使进步成为偶然的和灾难性的事件。准确地说，在当前身体与心灵、实践与理论、现实与理想分裂背后的具体事实就是习惯与思想之间的分裂。在日常行为习惯中并不存在的思想，缺乏执行的手段；由于没有实际的运用，它也缺乏检验以及检验的标准。因而，它就被打入一个独立的王国之中。如果我们试图据此来行动，那么，我们的行动就是笨拙的和被迫的。实际上，相反的习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开始起作用，并与我们的目的相悖。经过一些这样的实验之后，人们在潜意识中就会确定思想太宝贵、太高级，以至于不能被置于偶然性的行动之中。它仍然保留着这种分裂的用法；思想只满足思想而不满足行动。理想不必冒因与现实条件接触而被污染和歪曲之危险。于是，思想要么诉诸只存在于图书馆或实验室中影响行动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问题，要么就是多愁善感的。
与此同时，有某种“实践的”人把思想与习惯结合起来，并取得了实际效果。他们的思想就是他们自己的优势，而且他们的习惯也同样如此。他们支配着现实的情形。他们鼓励其他人遵守常规，也支持那种远离事件的思想和学问。他们把这种做法称之为维持理想的标准，把服从称赞为团队精神、忠诚、献身、遵从、勤勉、规律与秩序。但是，在其他人看来，他们在尊重规律——“规律”一词在他们看来，意味着现存状态的秩序——的同时，也在以他们自己的目的为宗旨，非常巧妙和深思熟虑地玩弄着规律。尽管他们公开指责独立的思想、自为的思想是颠覆性的无政府主义的符号，但在其他人看来，除非这种思想干扰他们受益所依赖的各种条件，否则，他们简直完全是为他们自己考虑，即他们考虑的完全是他们自己。这就是实践的人们所玩的永恒游戏。因此，只是出于偶然的原因，职业思想家们分裂的、天赋的“思想”才渗入行动之中，并且影响着风俗。
因为思维本身像人的任何其他能力一样，所以不能逃离习惯的影响。如果它不是日常习惯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它就是一个单独的习惯，就是一个与其他习惯并列而又远离它们的习惯，就像人的结构所允许的孤立而又根深蒂固的习惯那样。理论是理论家的财富，理智是理智主义者的财富。理论与实践所谓的分离，实际上意味着两种实践的分离，一种实践发生于外部世界，而另一种实践则发生于书房。思想这一习惯支配着一些材料（就像每一习惯必须做的那样），但这些材料是专业书籍和术语。思想观念客观化于行动之中，但言说与写作垄断了他们的行动领域。即便那样，下意识地努力保证所用的词语不被太过宽泛地理解。理智的习惯像其他习惯一样，需要有一种环境，但这种环境是书房、图书馆、实验室和研究院。它像其他习惯一样，产生出外在的结果和外在的财富。一些人获得了思想观念和知识，就像其他人获得了货币财富一样。尽管他们是为了其自身特有的目的而践履思想，但他们反对它，是为了未受训练的和易动摇的群众，因为对群众来说，“习惯”作为未经思虑的常规是必然的。他们赞同大众化教育——达到把少数人通过思想已经建立起来的事物作为权威的信息传播给众人的目的，并且达到把对新生事物的最初驯服转变为对重复和遵守的驯服之目的。
然而，所有习惯都包含着一种机械程式（mechanization）。如果没有建立一种从生理上来说根深蒂固的行动机制，并且只要给予相应的提示，这一机制就会“自然而然地”或自动地运行，那么习惯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机械程式并不必然地是习惯的全部。让我们考察一下形成最初可供使用的生活能力所依赖的各种条件。当一个孩子开始学走时，他就敏锐地去观察，并专心而热烈地去实践。他注意看将要发生的事情，并好奇地注视着每一偶然事件。其他人所做之事，他们所给予的帮助，他们所树立的榜样，都不是作为限制来起作用的，而是鼓励了他自己的行为，并强化了个人的知觉和努力。最初的蹒跚学步，是对未知事物一种富有浪漫气息的探险；而且，每一种获得的力量都是对人们自己的力量和世界奇观的一种令人欣喜的发现。我们也许不能在成年人的习惯中保持这种理智上的热忱、这种在新发现的力量中所获得的新鲜满足感。但是，在正常运用包括某种步入未知领域的力量与囿于单调世界中的机械活动之间，确实有一个中间状态。甚至在对待无生命的机器时，我们也给予那种发明以较高的地位，因为它使其运转适应于各种不同的条件。
所有生命都是通过一种机制来运转的，而且生命形式越高级，其机制就越复杂、越可靠和越灵活。单单这一事实就应该使我们免于把生命与机制对立起来，从而把后者简化为无理智的自动作用，把前者简化为无目的的炫耀。一名小提琴演奏者或一位雕刻师的活动是多么的精致、敏捷、果敢和富于变化啊！他们表达每一种情绪上的变化和每一观念的转变，是多么准确无误啊！机制是不可缺少的。如果每一行为不得不在此刻被有意识地寻求并被有目的地实施，那么，这种执行就是痛苦的，而且其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笨拙和不确定的。尽管如此，对艺术家与纯粹的技师的区分是毫无错误的。艺术家是一位杰出的技师。技术或机制与思想和情感融为一体。“机械的”实施者允许机制去指令这一行为的实施。说后者展示出习惯而前者却没有展示出习惯，是非常荒唐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两种习惯，即理智性习惯与常规性习惯。所有生命都有它的冲动，但除非僵化的习惯流行，生命才会偏向纯粹冲动的路上去。
然而，当前关于心灵与身体、思想与行动的二元论观点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被教导（据说科学也支持这种学说），艺术家的艺术与习惯是通过先前机械性的重复性练习而获得的；在这种重复性的练习中，离开思想的技巧就是目的，直到这种无生命的机制突然神奇地被情操和想象力所占有，并成为心灵的一种灵活工具为止。这一事实，即这一科学事实就是，即使在艺术家为了技巧而做的练习和实践中，他也运用了他早已具有的一种技艺。他之所以获得更多的技巧，因为对他来说，技巧的实践远远比为了技巧而实践更重要。否则，自然天赋就不会有任何价值，而足够的机械练习就会使任何一个人在任何领域里都成为专家。一种灵活而敏感的习惯，通过实践与运用会变得更加多样化和更具适应性。我们还没有完全理解一方面在机械性常规以及另一方面在艺术的技巧中所涉及的生理因素，但我们的确知道，后者像前者一样，也是习惯。无论就厨师、音乐家、木匠、市民还是政治家而言，理智性习惯或艺术性习惯都是值得欲求之物，而常规则是不值得欲求之物—— 或者，至少除一种立场外，根据所有的立场来看，它都既是值得欲求的，又是不值得欲求的。
那些希望垄断社会权力的人发现，习惯与思想、行动与灵魂的分裂是值得欲求的，而且这种分裂在历史上是如此独特。因为这种二元论能够使他们进行思考和计划，而其他人则是顺从的、尽管可能是笨拙的实施工具。在这一体制被改变以前，民主在现实中必定会被扭曲。由于我们目前的教育系统——这意味着某种比学校教育更宽泛之物——民主为模仿提供机会而不是为行动中的思想提供机会。如果可见的结果是混乱无序而不是有序的习惯训练，那是因为它造成了如此之多的模仿模型，而且这些模型彼此之间倾向于互相抵消，以至于个体既不能获得统一训练的好处，也不能获得理智适应的好处。据此，认为思维本身是一种分裂习惯的理智主义者就会推断出，这种选择是在含混杂乱与官僚政治之间作出的。他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尽管是以某种其他名义，通常是以有才智的贵族政治的名义，也可能是以无阶级专政的名义来进行的。
人们已经反复说明，当前哲学上关于心灵与身体、精神与纯粹的外部行动之间的二元论观点，最终只不过是对常规性习惯与思想、手段与目的、实践与理论的社会分裂的一种理智上的反映。人们几乎不知道是应该赞美柏格森（bergson）通过专门技术的历史累积而深入了解这个本质事实所运用的聪明才智，还是应该叹息他在引入分裂时所使用的艺术技巧，以及他在努力确立其必然不变的本性时所运用的形而上学之玄妙，因为后者倾向于在二元论的所有讨厌之处肯定和认可二元论。把精神和生命与物质和身体的关系视为在实际上是超出习惯而同时在其后面留下常规性习惯的轨迹这样一种力量，最后将确实证明它暗示着承认精神与习惯连续统一的必要性，而不是认可二者之间的分裂。当柏格森运用这种蕴含的逻辑明确承认，在此基础上具体的理智与那些综合和处理客体的习惯相关联；而且承认，除了一个盲目向前的推动或原动力之外，没有给精神和纯粹的思想留下什么东西，最终的结论就是确实需要更改灵魂和习惯相分裂这一根本性的前提。一种盲目的创造性力量就像它可能被证明是创造性的一样，也可能被证明是破坏性的；生命冲动也许以战争为乐而不以文明的劳作技艺为乐，而且，一种正在被夸耀的神秘直觉也许成为体现在风俗与制度中的复杂的理智工作的可怜的替代品，而这种理智工作是通过灵活的、连续的、重新组织的发明方法来进行创造的。因为柏格森归于生命冲动的那些被高度赞扬的性质，并不是从它的本性而是从对浪漫主义的乐观主义之回忆中产生出来的，这种乐观主义只不过是对现实采取悲观主义态度的反面而已。如果一种精神生命仅仅是一种与思想（据说，这种思想被限于为个人的益处而机械性地操纵物质客体）相分离的盲目冲动，那它很可能具有魔鬼的属性，尽管它因为具有上帝之名而变得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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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群众心理学（mob psychology）也服从同样的原则，但它是从否定的方面来说的。大众和群众显示出各种习惯的分裂，而这种分裂释放了冲动，并使人更容易受到直接刺激物的影响。习惯的这种功能不像在俱乐部、思想派别或政治党派的心理中所发现的那样。然而，一个组织，即一种具有确定习惯的相互作用的领导者们，为了完成某些计划，也许故意求助于将破除日常风俗的壁垒并释放了冲动的刺激物，其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产生出一门群众心理学。既然恐惧是对不熟悉之物的正常反应，那么害怕与怀疑，以及大量模糊的、相反的希望就是被大多数人用来实现这一结果的力量。在狂热的政治运动中以及在发动的战争中等等，这是一种平常的技巧。但是，像利本（le bon）的民主心理学那样同化了蔑视个体判断的大众心理学，却表明了心理洞察力的缺乏。政治上的民主像在任何习俗或制度中所见到的那样，展示出对思想的藐视。也就是说，思想被置于习惯之中。在大众和群众之中，它被置于不确定的情绪之中。中国与日本比西方的民主国家常常更能体现出大众心理学。在我看来，这不是因为在本质上有任何东方的心理学，而是因为它们有一个更为相近的背景，即有与转变时期的现象相关的僵化而牢固的风俗。许多新奇刺激物的引入，提供了使习惯变得不稳定的机会。因此，情绪的大幅度波动，很容易弥漫于大众之中。他们有时候是对新事物的热情波动，有时候是反对新事物的暴力反应波动——两者都同样是未加区别的。在西方国家中，战争已经遗留给我们一种多少相似的情形。
[2] 福禄培尔（1782—1852年），德国学前教育家和幼儿园的创始人，强调儿童自我活动和自动性原则，并把游戏作为幼儿教育的基础，从而建立起学前教育理论，主要著作有《人的教育》等。——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