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给人加一个坏名声，他就永远洗涮不掉。”[1]人性已经成为职业道德学家们施加坏名声的对象，因而，其结果自然与这个谚语相一致。人的本性一直被以怀疑、恐惧、尖刻的方式来看待，有时也被对它的各种可能性的热情来看待，但只有当把这些与它的现实性相比照时，它才是如此状况。它似乎一直被如此错误地对待，以至于道德的要务就是修剪和抑制人性；如果它能被其他事物取代，那它就被认为是好的。我们一直假定，如果不是因为人的内在弱点会滑向堕落，道德就是完全不必要的。一些具有更多友善思想的作家们曾经把当前的诋毁归因于神学家们，因为他们主张通过贬低人来赞颂神。毫无疑问，神学家们对人采取了比异教徒和世俗主义更为悲观的观点。但是，这种解释并没有支撑多久。因为这些神学家们自己毕竟也是人，如果人类听众没有莫名其妙地对他们作出回应，那么他们就可能不会有任何影响。
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对人性的控制。当我们正在试图控制任何东西时，就敏锐地意识到什么在反抗我们。因此，道德学家们也许被诱导把人性看作是邪恶的，因为它不愿意屈服于控制，也因为它对枷锁的反抗。但这种解释只是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道德为什么确立如此异于人性的规则呢？它所坚决要求的目的，它所强加的规定，毕竟都是人性的自然产物。那为什么人性如此地厌恶它们呢？而且，仅当各种规则求助于人性中的某物，并在人性中唤起一种积极反应时，这些规则才能被遵守，理想才能被实现。通过贬低人性来高扬它们的各种道德准则，无疑是在自杀。否则，它们就使人性卷入无休止的内战之中，并把人性看作是一团乱糟糟的、毫无希望的相互冲突之力量。
因此，我们不得不思考的就是那种对道德一直关注的人性进行控制的本性和起源。而且，当我们提出这一问题时，被强加给我们的事实就是阶级的存在。控制已经被归于寡头政治。对规定（regulation）的漠不关心，在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分裂中已经滋生出来。父母们、神父们、首领们和社会审查官们已经提供了目标，而这些目标对那些被强加目标的人来说是陌生的，即对青年人、俗人和普通民众来说是异己的；少数人制定和管理规则，大众则以一种过得去的方式不太情愿地遵守规则。每个人都知道，好孩子是那些对他们的长辈尽可能少制造麻烦的孩子；而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引起了许多麻烦，所以其本性必定是顽皮的。一般来说，好人一直是那些做他们被告知要去做之事的人，而不渴望顺从则是他们本性中发生错误的标记。
但是，不管拥有权威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把道德规则转变为阶级至上的手段，任何把规则的起源归因于有意设计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在条件已经存在后利用条件，是一回事；为了增加益处去创造条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们必须对优劣之间的社会区分的纯粹事实进行探究。说社会条件是偶然产生的，即看到它不是由理智所产生出来的。对人性缺乏理解，是漠视这一点的首要原因。洞察力的缺乏，总是以鄙视或非理性的崇拜为终点。当人们没有关于自然本性的科学知识时，他们要么被动地屈服于它，要么寻求以巫术的方式去控制它。不能被理解之物就不能被明智地管理，那就不得不从外部强迫它服从。对理性来说，人性的不透明性就等于相信它的内在不规则性。因此，社会寡头政治权威的衰落是与对人性科学兴趣的兴起相伴而来的，这就意味着，人的各种力量的构成与作用给道德观念与理想提供了一个基础。与自然科学相比较，我们关于人性的科学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相应地，关注人性发展的健康、效用与幸福的道德也是初步的。当人性与科学知识相关联时，本书讨论的就是与人性的实证方面相关的伦理变化的一些阶段。我们也许期望通过考察道德与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在现实中相分裂所导致的各种恶来预见这种变化的一般性本性。不但有关于恶的病理学，而且有关于善的病理学，即那种由这种分裂所孕育的善的病理学。大多只记录在小说中的好人的坏，是人性对借道德之名施于其上的侮辱所作的报复。首先，与人的本性中的实证根源相隔开的道德，必定主要是否定性的。实际上强调的是避免恶和逃离恶，强调不做事情，服从禁忌。否定性道德采取了许多形式，就像有许多屈服于它的不同气质类型一样。它最通常的形式就是采取一种具有保护性色彩的中立品格，即采取一种恬淡（insipidity）的性格。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像其他人一样感谢上帝，却有一千个人像其他人一样感谢上帝，那么这个人就不会像其他人那样不引起注意。不受到社会责备就是善的通常标志，因为它表明恶已经被避免。一个人通过像其他人一样以不引起注意，那责备最容易免除。传统道德是一种单调的道德，在这种道德中唯一致命之物就是引人注意。如果它尚有任何有趣的特点被保留，那是因为其某些自然特性在某种程度上尚未被削弱。把自己弄得那么招人喜爱就是一种自以为是，人们对这一套并不买账。给罪犯烙上永远被社会遗弃的印记这种同样的心理学，使不要公然强迫其他人去接受美德成为绅士的组成部分。
清教徒决不会受到爱戴，即使在一个清教徒的社会中也是如此。如果有痛苦，那么大众宁愿成为好的伙伴，而不愿成为好人。礼貌的恶比古怪的癖性更受偏爱，它也就不再是恶了。公然忽视人性的道德，以强调人性中那些最普通平常的性质而结束，它夸大了所遵从的群体本能（the herd instinct）。道德的职业捍卫者们一直对他们自己十分苛刻，但认为对大众来说避免引人注目的恶就已经足够。在全部人类历史中，最具启发性的事情之一就是认错、宽容、减轻刑罚、暂缓处决这种体系，这是具有权威性超自然道德的天主教会为群众所发明的。对精神优于一切自然物的高扬，被有组织地宽容肉身的各种缺点所冲淡。赞同有一个完全理想化实在的遥远国度，就是承认它只对少数人来说是可能的。新教，除了其最热情的形式之外，已经通过把宗教与道德严格分离开来而达到了同样结果；但在这种分离中，比较高级的因信称义一举清除了平常的过失，把它们变成了关于日常行为的群居性道德。
总是有各种比较粗鲁的、有力量的本性，它们不能驯服自己而达到所要求的、平淡无奇的遵从程度。对于它们而言，传统道德似乎是一种安排有序的无用，尽管它们由于热烈地赞同大众道德以使其更容易管理大众，但通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态度。它们唯一的标准就是成功，就是解释和完成各种事情。成为好的，对它们而言，实际上就是没有效果的同义词；完成与成就是它自己的合理性证明。它们通过经验知道那些成功人士得到了许多宽恕，而这些成功人士则把善性留给了愚蠢的人，留给了他们认为是傻瓜的那些人。它们的群居本性，通过对所有已经确立起来的、作为理想的兴趣之捍卫者的制度表示公然赞美而找到充分发泄的途径；而且，在它们对所有那些公开否定传统理想的拒斥中，找到了充分发泄的途径。或者，它们发现，它们是被选定的屈从于特殊法定规律的、比较高级的道德与行为（morality and walk）之载体。通过大声宣布反对美德而有意掩盖邪恶意志，这种意义上的虚伪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之一。但是，一种强烈执行的本性与对大众赞同的喜爱在同一个人身上的结合，当面对传统道德时，必定会产生出批评者们所说的虚伪。
对道德与人性相分离的另一种反应，就是浪漫地赞美自然冲动，并把它当作某种优于所有道德要求之物。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执行意志所具有的持久力量以打破传统，并运用它来服务于自己的目的，但是他们把敏感性与强烈的欲望结合起来。他们聚焦于道德中的传统因素，认为所有道德都是阻碍个体发展的社会习俗（conventionality）。尽管意欲（appetites）在人性中是最平常的东西，一点也不特别，或者一点也不具有个性，但是他们把意欲不受限制的满足等同于个体的自由实现。就激情（passion）使中产阶级感到震惊而言，他们把屈服于激情看作是自由的宣言。重新评价道德的紧迫需要受到如下这种观念的嘲讽，即，避免废除传统道德成为积极的成果。尽管执行类型的人为了管理支配现实条件而聚焦于这些条件，但这一派别仍然为了情操（sentiment）而抛弃了客观理智，并退回到由被解放的灵魂所组成的小圈子之中。
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认真地看待道德与日常现实的人性相分离这一观念，并尽力遵守这一观念。这些人专注于精神上的自我中心主义。他们一心一意地沉浸在他们的性格状态之中，并关注他们动机的纯洁与灵魂的善。对有时与这种专心致志相伴随而来的自负的高扬，能够产生出一种有害的残忍，这种残忍超过了其他所有可能已知的自私自利形式。在其他情况下，一心一意持久地想着理想王国，会养成人们对周围环境病态的不满，或者会促使人们徒劳地退回到内在世界之中，而在这一世界里所有事实都是清楚明白的。现实条件的各种需要因而受到忽视，或者是以一种三心二意的方式被对待，因为根据理想来看，它们是如此的卑贱与卑劣。谈论恶，并认真地努力去改变恶，这就表明了一种低劣的心理。或者，理想成为庇护所、避难所和逃离令人厌烦的责任的方式。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逐渐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一个是现实世界，另一个是理想世界。一些人被这种矛盾性的感觉所折磨。其他人则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地变换着，通过愉快地涉猎于现实的快乐之中来补偿理想王国的成员所必需的禁欲之重负。
如果我们从对性格的具体影响转入到理论问题中来，那么，我们就会挑选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作为道德与人性相分离所导致的典型后果。人们厌倦了无用的讨论，并渴望把它作为一种精巧的形而上学而摒弃。然而，虽然如此，但它在其本身之中包含了所有道德问题中最实际的道德问题，即自由的本性与实现自由的手段。道德与人性的分离，导致了人性在道德方面与其他本性的分离，导致了与在事务、市民生活、友谊和休闲娱乐的趋向中所发现的日常社会习惯和努力的分离。这些事情顶多被认为是需要运用道德观念的地方，而不是道德观念将被研究以及道德能量将被产生出来的地方。简言之，道德与人性的断裂以把内心的道德从公共敞开的户外与阳光之下驱赶入晦暗而隐秘的内在生命之中为终点。传统上对自由意志讨论的意义，就是它确切地反映了道德活动与人的本性和公共生活之间的分离。
人们不得不从道德理论转入为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以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集会与信仰自由而进行的人类普遍性奋斗之中，从而在自由意志的观念中找到有意义的实在。于是，人们就会发现自己走出了令人窒息的、封闭的内在意识氛围，而进入户外的世界之中。把道德自由限定在一种内在领域之中所付出的代价，几乎割断了伦理学与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的联系。前者被认为是各种陶冶人性的规劝之汇聚，而后者则被看作是与权宜之计相关的东西，但这种权宜之计与更大的善的问题相分裂。
简言之，存在着两种社会改革学派。一派以一种道德观念为基础，而这种道德观念起源于一种内在的自由，某种神秘地囿于人格之中的东西。它宣称，对于人们来说，改变制度的唯一方式就是净化他们自己的心灵；并宣称，这种心灵的改变完成之时，制度的改变自然就会随之而来。另一派则否认有这种内在力量的存在，并且认为，如果我们承认有这种力量存在，那么就已经否定了所有的道德自由。它认为，人们通过各种环境的力量而成为他们所是的样子，认为人性是完全可塑的，并认为在制度改变以前，人们什么也不能做。显然，这就如同求助于内在的正直与仁慈一样，也使这种后果毫无被达到的希望。因为它没有提供改变环境的方法。它使我们重新依靠通常伪装成历史或进化的必然规律的偶然，并且它相信由内战所象征着的某种暴力改变会引致一种突然性的太平盛世出现。我们可以在这两种理论之间草拟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我们能够认识到，所有行为都是人性中的要素与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之间的相互[2]作用。于是，我们将看到进步以两种方式前进，将看到自由在那种相互作用中被发现，而这种相互作用维持着一种人的欲望与选择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环境。实际上，不仅在个人之中而且在个人之外都存在着诸种力量。尽管它们与外在的力量相比是非常脆弱的，但它们也许被一种具有预见性和计划性的理智所支撑。当我们把这个难题看作是明智地去调整的难题时，该问题就会从人格之中转变为一种工程问题，即教育艺术与社会指导艺术的确立工程。
自然科学中有唯物主义的（materialistic）东西，道德则由于与物质（material）事物密切相关而受到贬低，这种观念现在仍然存在着。如果有一派起来宣称，人们在吸一口气之前就应当完全净化他们的肺，那它就会在职业道德学家那里赢得许多支持者。因为忽视具体处理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事实的科学，会导致把道德力量转向一种非真实自我之中的非真实静居（unreal privacy）。我们不可能说清楚，世界上有多少可以消除的苦难是由于自然科学仅仅被看作是自然的这一事实所导致的。我们也不可能说明白，世界上有多少不必要的奴役状态是由于如下这种观念所导致的，即道德问题能够在良心或人的情操中得到解决，而这排除了对事实的研究，以及专业知识在工业、法律与政治学中的运用。科学不是在制造与运输中，而是在战争中找到了运用的机会。这些事实使战争与近代工业中最痛苦和最残忍的方面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忽视自然科学的道德潜能的每一标记都在对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关注之外绘制出人类的良心，而如果要实现自由，那么就必须掌握这些相互作用。它把理智引向热切地专注于非现实的、纯粹内在的生活之中，或者强化了对突然爆发的感伤性情感（sentimental affection）的依赖。大众聚集于秘术的周围以求得帮助。有教养的人，对此表示出轻蔑的冷笑。如果他们认识到求助于秘术是怎样展现了他们自己信仰的实践逻辑，那正如谚语所云，他们也许会转喜为忧。因为这两者都建基于道德观念和情感同在生活、人和世界中可被认知的事实之间的分裂。
我们没有伪称，一种基于人性的各种现实以及对这些现实与自然科学之间具体关联进行研究的道德理论会消除道德努力与失败。它不会使道德生活成为像沿着光线很好的林荫大道前行那样简单的一个问题。所有的行动都是对未来以及未知领域的一种侵犯。冲突与不确定性是终极的特征。但是，以关注事实为基础的，并从关于这些事实的知识中获得指导的道德，至少会确定有效努力之点，而且把可以利用的资源集中于这些努力之点上。它会结束生活在两个毫无关联的世界之中不可能的尝试。它不但会消除道德与政治和工业的固定区别，而且会消灭人与自然的固定区别。一种以研究人性而非忽视人性为基础的道德会发现，关于人的事实与自然界中其余事实是相连续的，因此它会把伦理学与物理学和生物学统一起来。它会发现，个人的本性与活动和其他人的本性与活动是紧密相关的，因此把伦理学与对历史、社会学、法律和经济学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样一种道德不会自动地去解决道德难题，也不会自动地去消除困惑。但是，它会使我们以这样的形式去陈述难题，以至于行动能够被大胆而明智地引向解决难题的办法。它不会确保我们不失败，但它会使失败成为一种启发性的源泉。它不会向我们保证未来不会出现同样严重的道德困境，但它会使我们在接近总是反复出现的麻烦时伴随着大量正在增加的知识，而这些知识会增加我们行为的重大价值，即使当我们公然遭受失败之时——因为我们将继续去行动。在道德与人性，以及这两者与环境的统一被认识到之前，我们不再求助于过去的经验来解决生活中最紧迫与最艰深的难题。准确而广泛的知识只在处理纯粹技术性难题时才会继续起作用。只有明智地承认自然、人与社会的连续性，才会保证如下道德的发展，即这种道德将是严肃的而不是狂热的，是有抱负的而不是多愁善感的，是与现实相适应的而不是守旧的，是合理的而不是功利的，是理想主义的而不是浪漫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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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为：“give a dog a bad name and hang him.”也可以译为“人言可畏”或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姜文彬先生所译《人性与行为》一书的中文节译本就采取了后一种译法，参见《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八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页；另外，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参照了姜文彬先生中文节译本的译法。——译者
[2] 英文原书中用斜体表示强调，本书中处理为楷体。——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