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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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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库全书

《中庸衍义》卷八     明 夏良胜 撰

达道之义【兄弟之法 兄弟之戒 朋友之法 朋友之戒】

君陈曰:“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苏洵曰:“吾父之子,今为兄弟。吾疾在身,兄即不宁。数世之后,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为戚欣。兄弟之亲,如手如足,其能几何?彼不相能,彼独何心?”

臣良胜曰:“父子兄弟,一气也;孝友,一理也。彼其孝者,乃友其不友者,未有能孝者也。故人子于父母,爱者爱之,敬者敬之,至于犬马且然,而况父母之子,与吾身一体而分者乎?孔子谓伐一木、杀一兽非时者非孝也。推是心,则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而后为充类至义之尽。施之政者,岂外是乎?”

《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蔡沉曰:“《小弁》之诗,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庙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离散之不可保,忧愁郁悒,慷慨感厉,情不自己,发为诗歌。推其亡国败家之由,皆原于荒弃皇祖之训。虽其五章之间,非尽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后终始,互相发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叙于五章之首。”

《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 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 不识舜不知象之将杀己与?曰:奚而不知也?象忧亦忧,象喜亦喜。

程颐曰:“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人情天理,于是为至。” 真德秀曰:“象欲杀舜之迹明甚,舜岂不知之?然见其忧则忧,见其喜则喜,略无一毫芥蒂于其中。后世骨肉之间,稍有疑隙,则猜防万端,惟恐杀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后知圣人之心,与天地同量也。”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 真德秀曰:“圣人不以公义废私恩,故不以象之恶而不与之以富贵;亦不以私恩废公义,故使之不得有为于其国,以暴其民。仁之至,义之尽也。”

《皇矣》诗曰:“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

真德秀曰:“王季之友泰伯也,盖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逊己而后友之也。昆弟至情,出于天性,岂有所为而为之乎?使泰伯未尝有逊国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过尽其事兄之道耳,岂有心于求福哉?闺门之内,敬顺休洽,固产祥隤祉之基也。故厚其庆而锡之光,受天之禄而有天下,天之报施,其亦明矣。”

臣良胜曰:“周之兴也,其本于泰伯之让乎?周公盛言王季之友,而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盖其友爱之相成也。夫立子以嫡以长,三代以来,未之有改也。泰伯长而贤,其当立无疑。然而天眷太王之德,既作之邦,而得岐周之地,又贤其后,而有文王之贤。文王,王季子也。使非泰伯之让,王季不立,传位无由以及文王,则天眷于太王者,亦虚矣。故泰伯不待太王传位及己而后让,先适吴而不反,使若莫知所之,则太王传位自归王季,而及文王矣。使太王没时,泰伯在国,则废长之令,不宜出于太王;择贤之令,不宜施于泰伯;王季当太王受终之际,而泰伯近,亦难于安其位而不辞也。此泰伯所以让而无称为至德也。若非先适不反,当立而让,则民显有所称,而王季之立,亦难于言因心之友矣。是故微子不得先纣,目夷不得并襄,公子臧、季札终身不敢即乎其位,以无泰伯之让,亦无文王之圣也。然则,天之所以眷太王以生文王也,泰伯之所以可让者,以文王也;王季之所以可立者,以文王也。皆所谓顺天者也。然为王季则易,为泰伯则难,此所以为至德也。”

《常棣》诗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每有良朋,况也永叹。” 吕祖谦曰:“疏其所亲而亲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诗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盖视之以亲疏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则由亲及疏,秩然有序,兄弟之亲既笃,朋友之义亦敦矣。初非薄于朋友也。苟杂施而不逊,虽曰厚于朋友,如无源之水,朝满夕除,胡可保哉?” 或曰:“人之在难,朋友亦可坐视与?” 曰:“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则非不忧悯,但视兄弟急难为有差等尔。”

臣良胜曰:“周公之为此诗,必三叔流言之际,反覆喻之,如作《鸱鸮》之诗以告成王者也。故首言兄弟至亲,启其天性之善;继言急难御侮,终非朋友可比。盖三叔方比武庚作乱,致难于兄,抑扬其词,盖以破其惑也。末言安宁之后,和乐之至,死生苦乐,相与共之,故欲其是究是图,信其然而思以改也。周公于是,盖无所不用其心,亦无所不用其言也。如是而不知改悟,是以有东山之役,但云‘罪人斯得’,终不以讨三叔为词,致辟者管叔一人而已。蔡叔虽囚,而犹以从车七乘归之;霍叔降庶人,三年之后,复齿即国;蔡叔子仲克庸祗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仲封复侯于故蔡矣。呜呼,周公处兄弟之变,诚不幸也,而所以委曲保全之者,无所不至,此所以为天理人情之至也。若使三叔之难,止于周公之一身,必有以容而接受之,终不忍以言诛者。方主少国疑,乘商之不靖,而惑以非义,流言倡乱,以摇之,是岂周公一身之利害哉?乃欲倾危社稷,涂炭生灵,借使文武在御,必诛不听,周公亦有不能自已者。至如后世蹀血禁门,实欲自利其国,更以周公借口,可乎哉?”

《破斧》诗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

朱熹曰:“夫管蔡流言,以谤周公,而公以六军之众,往而征之。使其心一有出于自私,而不在天下,则抚之虽勤劳,之虽至,而从役之士,岂能不怨也哉?今观此诗,固足以见周公之心,大公至正,天下信其无有一毫自爱之私;抑又以见当是之时,虽披坚执锐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为心,而不自为一身一家之计,盖亦莫非圣人之徒也。”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将死,遗命立叔齐。父卒,叔齐逊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齐亦不立而逃之。

朱熹曰:“伯夷以父命为尊,叔齐以天伦为重,其逊国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则视弃其国犹敝蹝尔,何怨之有?”

宋桓公疾,太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 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以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 遂走而退。

臣良胜曰:“春秋之世,兄弟始终相成,如宋襄、子鱼者,盖亦鲜矣。立子鱼者,桓公之始谋也。先是,兹父尝请于公曰:‘使目夷立,臣为之相。’公曰:‘何故?’对曰:‘臣之舅在卫,爱臣若臣立,则不可以往,绝迹于卫,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处目夷之上。’不许,强请之,将立目夷,目夷辞曰:‘兄立而弟在下,是义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义也。不义而使目夷为之,遂逃之卫,兹父从之。及公之疾,乃召兹父曰:‘若不来,是使我以忧死也。’是襄公之让,子鱼之辞,皆由衷者也。且襄公母出于卫,以不得迎而赋《河广》之诗,其欲避位以宁母,盖素志也。子鱼以后妻之子,而为桓公所爱,皆能不失其天性之常,是难能也。其后,子鱼卒相襄公,了无嫌猜。及襄乘车会楚而遭执,则谓子鱼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子鱼曰:‘君虽不言国,国固臣之国也。’归设守械而守国。楚谓宋曰:‘子不与我国,吾将杀子君矣。’曰:‘吾赖社稷之灵,国已有君矣。’楚知杀公犹不得国,于是释公,公走之卫,子鱼复请曰:‘国为君守之,君何遂不入?’遂迎公归。原始要终,而襄、公子鱼皆不取乎为诸侯者,是难能也。”

卫侯之弟鱄出奔晋。

胡安国曰:“卫侯之入,使鱄与宁喜约言,既杀宁喜,鱄病失言,遂出奔晋,托于木门。不向卫国而坐,木门大夫劝之仕,不可曰:‘仕而废其事,罪也;从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人之朝矣。’终身不仕。其称弟,罪卫侯也。《谷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臣良胜曰:“春秋者,通乎权变而止乎礼义者也。鱄信贤矣,其去也,果合春秋乎哉?卫献公杀宁喜,喜尝弑君剽也。剽不宜君而君之者,宁氏则弑君之罪必归狱者也。弑隐者翚,而国归桓公;弑子赤者仲遂,而国归宣公。君子以弑逆之罪归之桓、宣者,谓受国而不讨贼也。献公出而剽立,剽亦贼也。喜承父命要君约弑剽而纳献公,喜亦贼也。献公杀喜,虽背惠也,亦讨贼也。鱄以失言而必去,贤者之过也。君子于善,若农夫之有畔,朝夕行之,思其始而成其终可也。鱄初以献公之命而约喜曰:‘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夫国政也,而曰必由宁氏,此言可必守乎哉?鱄也,始焉不图为可守之约,而终焉为必绝之行,贤则贤已,未可云合于春秋也。春秋以重信言而见取者二,鱄与荀息是也。当晋献公属奚齐、卓子之时,荀息不虞可辅与否,而一言承之曰:‘其济君之灵也,不济继之以死。’鱄之失言而必信者,亦尾生、白公之行也。”

公弟叔肹卒。

《谷梁氏》曰:“其曰公弟叔肹,贤之也。其贤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则胡为不去也?曰:兄弟何去如之?与之财,则曰:‘我足矣。’织屦而食,终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为通恩也,是以取贵于春秋。”

汉光武诏曰:“春秋之义,立子为贵。东海王阳,皇后之子,宜承大统。皇太子刘强,崇执谦退,愿备藩国。父子之情,重久违之。其以刘强为东海王,立刘阳为皇太子。”

袁宏曰:“世祖中兴汉业,宜遵正道,以为后法。今太子之德未亏于外,内宠既多,嫡子迁位,可谓失矣。然东海归藩,谦恭之心弥谅;明帝承统,友于之情弥笃。虽长幼易位,兴废不同,父子兄弟至性无间。夫以三代之道处之,亦何以过乎?”

唐睿宗将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长,而平王隆基有大功,疑不能决。成器辞曰:“国家安,则先嫡长;国家危,则先有功。苟违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 固请者屡日,上从之,立隆基为皇太子,后立为玄宗。成器献兴庆宅为离宫,制许之,作兴庆宫,仍赐成器宅环于宫侧,又于宫西南置楼,题曰 “花萼相辉之楼”。玄宗友爱,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殿中,设五王帐。成器尤恭谨,未尝议及时政,愈信重之。

范祖禹曰:“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以嫡长,而能辞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笃于兄弟。盖成器之行,有以养其友爱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谗间之言无自入焉。呜呼,苟能充是心,则仁不可胜用也。至于为人父,则谗杀其子;为人夫,则以嬖黜其妻;为人君,则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类也。苟不能充其类,则为善岂不出于利心哉?”

真德秀曰:“汉显宗以东海王刘强逊己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逊己而友之,其友虽同,而所以友之则异。王季之友,无所为而然者也;显宗、明皇之友,有所为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汉唐之盛,不若周之盛与?”

臣良胜曰:“兄弟俱贤,能成乎让而友以终者,泰伯、王季是也;不成乎让而友者,夷齐、襄、公子鱼也;弟之不善而大舜、周公之圣处之,或封或诛,其心一也;兄之不善而鱄之去、肹之不去,虽未敢言五子之戒,其义均也。显宗、明皇勉于成义,虽不可方王季之贤,其性存也。臣于此亦重有感焉。古者天下为公,本支敦厚,何有疑间猜忌之心?至于末世,择利自私,薄恩崇怨,嫌隙之生,谗邪之间,至有网罗诛杀,无以庇其根。卒不师大舜、王季之友,而动以周公借口,是故君子有不得已而予显宗、明皇者也。”

永乐元年六月,文皇以盛暑,赐书在京诸王曰:“吾与诸弟皆先帝子,往者各在一方,有一岁得一见者,数岁得一见者,手足之情,不能自己。今吾承继大统,诸弟早暮来聚,岂不甚惬于心?炎暑方盛,举动烦劳,可三日一朝,用称友于之意。”

永乐三年,文皇赐诸王皇明圣训,且谕之曰:“皇考所以垂训子孙至要之道,具在此书。朝廷常守之,可以永安宗社;藩王常守之,可以长保富贵。朝廷与藩王本同祖宗所出,但能皆以祖宗之心为心,则自然各尽其道。前代有帝王不能保全宗室者,如宋太宗;亦有宗室不能自保全,如周三监、汉七国,皆是不能以祖宗之心为心。朕与诸弟各勉之。”

秦王尚炳将归,文皇谕其从臣曰:“王前在国中,言动时有错谬,朕遣书戒之,颇闻克自省改。今日见王应对进退,循循合度,甚适朕意。此皆尔等辅导之力。” 长史以下皆叩头曰:“此由王天资之美,克奉陛下圣训,臣等庸愚,实无所效力。” 文皇复谕之曰:“美玉非资良工,不适为器;嘉木非得良匠,不适为材。人之成德亦然,尔等宜益尽心辅王。虽小过必规正之,虽小德必助成之。谓小过无害,驯至于大过;谓小德无益,驯致于无德,不可因循。但和平以导之,从容以入之,积以诚意,未有不相信者。王能脩善行,尔曹亦有令名,其往勉之。” 命赐纱衣一袭及道里费。

臣良胜曰:“尝闻圣祖在御时,建大本堂,命太子、诸王讲学于中,命选名儒训迪一体,盖欲同归于善也。文皇仰体此心,友于备至,见之书札,复有祖训之赐,交相戒勉,期以万世与宗社咸休,友爱之义蔼然。词旨至于奖谕从官,申锡赞导,极其委曲,诸藩奉职远过前代,有由然也。昔汉文帝于淮南王,固非自处以薄者,以王骄蹇,丞相御史屡请论如法,文帝不忍,但废王迁之蜀,竟以道死。后闻斗粟尺帛之谣,为之赐谥,置园,分惠其三子,皆王,若无愧于天下。议者犹谓当淮南擅杀辟阳侯时,帝使吏治其国,留之长安,使名儒朝夕辅导之,而威以汉家之明刑,必有所惩艾而改也。《易》曰:‘童牛之牿,元吉。’彼欲禁于已然者,犹将以为善也。况我文皇成之于未然,其善为何如哉?右衍兄弟之法。”

《康诰》曰:“于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

蔡沉曰:“天显犹《孝经》所谓天明尊卑显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养之劳而不友于弟,是兄弟相贼也。父子兄弟至于如此,苟不于我为政之人而得罪焉,则天之与我民彝必大泯灭而紊乱矣。”

《角弓》诗曰:“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无胥远矣。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

真德秀曰:“弓之为物,其体往来,张之则内向而来,弛之则外反而去。骨肉之亲,亲之则附,疏之则离,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然则兄弟婚姻,其可使疏远乎?夫人君风化之本尔,远其亲则民亦皆然矣。尔之教如此,则民亦皆效之矣。尔指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固有笃于善而不为风化所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后能宽裕而不变。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恶,上又教之,则交相为病,当愈深矣。于是民之失其良心者,虽细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犹一事也。专利欲得其受爵者,无复逊让之意,至争夺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人主诚惩角弓之刺,则于兄弟之亲,可不厚其恩意乎?”

春王正月。

《谷梁传》曰:“公何以不书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乎为公也。君之不取乎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让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不贵惠,信道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邪也,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王,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盖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齐人取子纠,杀之。

胡安国曰:“取者,不义之词。前书纳纠,不称子者,明不当立也;后书杀纠,复称子者,明不当杀也。或夺或予,于义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纠虽争立,越在他国,置而弗问可也,必请于鲁杀之,然后快于心,其不仁亦甚矣。后世以传让为名而取国者,必杀其主以为一人心、防后患,意与此同,流毒岂不远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

汉景帝二年,梁孝王来朝,时上未置太子,与王宴饮从容,言曰:“千秋万岁后,传于王。” 王辞谢,虽知非至言,然心内喜,太后亦然之。詹事窦婴引卮进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以得传梁王?” 太后以此憎婴,王以此益骄。

臣良胜曰:“景帝刻薄任数之人也,何能致厚于梁王?盖其任数之深也。梁王本窦太后幼子,甚爱之,列土而王,四十余城,居膏腴地。帝本忌之,其为此言,聊以愚弄其母与弟云尔。为太子时,吴太子以侍博争道,即提杀之。亲子荣既立为太子,以无罪而废,何独爱于梁哉?故七国反时,亚夫曰:‘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乃可制也。’帝无所难而许之,其志可知。吴攻梁急,亚夫坚壁不出,梁与吴、楚俱毙矣。昔卞庄欲刺虎,馆竖子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庄子从之,得双虎。然则景帝于梁与吴、楚,正卞庄子之术也,岂曰友爱之哉?”

唐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 上省之,愕然曰:“明当鞫问,尔宜早防。” 世民遂帅长孙无忌等入,伏兵于玄武门。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既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挂,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趋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苏轼曰:“唐高祖起兵汾晋间,时子建成、元吉、智云皆留河东护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购之急,建成、元吉能间道赴太原,智云幼不能逃,为吏所诛。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缓义师数日,以须建成等至乎?以此知为秦王所逼。高祖逼于裴寂乱宫之事,不暇复为三子性命计矣。太宗本谋,于是时借隋吏以杀兄弟,其意甚明。新旧史皆曲为太宗润饰,然难以欺后世矣。”

臣良胜曰:“甚哉,太宗之行诈也!举兵之时,坐策必成,计杀兄弟而已。当元嗣以传位,及其既成,又何有于建成、元吉者哉?司马光谓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又云为群下所迫逐。孙甫则归罪于高祖不能舍长而立功。丘濬又谓承高祖见命之意,不必为虚词伪让,而恬然居之。是皆为之释言,为史之所欺者也。盖唐史太宗贞观又以房玄龄首谋者,当局又经许敬宗邪人粉饰,凡所以为太宗谋的,无不至矣。今如苏轼之论,则有以知其欲盖而弥彰者。虽然,太宗之故智,亦六朝之余习也。晋之末也,翦除宗室;宋废帝杀江夏王义恭、南阳王敬猷;明帝杀安陆王等十三人,又杀庐江王祎;齐明帝杀鄱阳公锵等七人,衡阳王钧等四人,西阳王子明等三人,河东王竑等十人;梁元帝杀桂阳王、楚豫章王栋、武陵王纪;北齐后主杀赵郡王叡、琅琊王俨、兰陵王长恭、南阳王绰;忮害心淫,诛杀横及,始以自保,寻亦灭亡。太宗不知惩创而忍效其尤,传及其子,而才人女主易姓改命,芟刈子孙,亦几于尽,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宋太祖弟晋王病亟,亲往视之,自为灼艾。晋王觉痛,帝亦取艾自灸,以分其痛。每对近臣言:“晋王龙行虎步,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及帝不豫,壬子夜,大雪,帝召晋王光义,延入大寝,属以后事,宦官、宫妾悉屏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避席,若有逊避之状。既而帝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俄而帝崩,时漏下四鼓矣。宋后见晋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 晋王泣曰:“共保富贵,无忧也。”

臣刘定之曰:“噫!古者帝王兄弟,若汉景帝之于梁孝王、武宋文帝之于彭城王义康,其初也,亦未尝不相友爱,其后也,弟有次及之望,兄无付托之诚,因循积久,间隙生焉,大利诱之于前,群小推拥于后,而兄弟遂不相容矣。岂特太宗哉?史谓是夕,宋后遣王继恩召其子德芳,继恩径召晋王,王曰:‘吾当与家人议之。’入久不出,继恩促之曰:‘事久将为他人有矣。’时大雪,遂与王步至宫,继恩使王止其直庐,曰:‘且待于此,继恩当先入言之。’王从者德玄曰:‘便当直前,何待之有?’乃与王俱进至寝殿。以此证之,亦可见其挟诈乘机之举,未为无心,未为无党,内外布置,有自来焉,岂一日之积哉?”

臣良胜曰:“弑逆之恶一也,于恶之中又有恶焉,宋太宗之谓也。唐太宗之致难于建成也,建成与元吉比谋欲害之者累矣,虽太宗之不恭,建成之不友,有以来之也。宋太祖友爱天至,其传位之言出于本意,故直语近臣,以为太平天子,得张齐贤留尔作相,何有系吝之私也。太宗欲速之心,机械必有先露其萌者,故太祖尝遣王祐体治符彦卿事,曰:‘归与王溥官职。’彦卿,太宗之妇翁也,必有隐谋飞语闻于上矣。祐往辞,太宗欲与私,竟趋而出,既全之矣,故祐植三槐,曰:‘吾子二郎必相。’盖有阴造于太宗也。然则太宗弑逆之罪,诚有不可逭者。况唐太宗虽蹈是恶,犹欲掩盖,不敢以薄自居,尝遣诸王归藩,至于流涕,曰:‘儿子尚或可求,兄弟更不可得。’又曰:‘前代帝王,莫不疏弟而爱子,惟汉明帝赐诸王,不令子多于弟,我罔极之恩情钟诸弟。’于是内外诸王同有班赐,虽其缘饰之词,亦若有感怆之恨。宋太宗既弑其兄,复杀其弟廷美,又杀德昭、德芳,若薙狝之惟恐不尽者,此岂复有人心哉?昔刘裕代晋,则杀恭帝;萧道成代宋,则杀顺帝;萧衍代齐,则杀和帝;陈霸先代梁,则杀敬帝;杨坚代周,则杀静帝;朱晃代唐,则杀昭宣帝。奸雄故态,则然而太宗并及其弟与子,又皆骨肉贤厚,非若彼异姓相代者,此太宗之罪通于天也。所谓于恶之中而恶焉者也。异时举族连宫北狩不返,南渡不嗣,天下重器,终归德昭、德芳之后,天道好还,有如是哉!”

宋理宗封兄济阳郡王竑为济王,出居湖州。史弥远忌竑,谋杀之,乃诈言竑有疾,令客秦天锡召医如湖州视之。天锡至,谕旨逼竑缢于州治,以疾薨闻于朝。后真德秀入对,曰:“陛下初膺大宝,不幸处人伦之变,有所未尽,流闻四方,所损非浅。霅川之变,非济邸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后闻捕讨之谋,情状本末,灼然可考。愿诏有司讨论雍熙追封秦邸、舍罪恤孤故事,斟酌行之。虽济王未有子息,兴灭继绝,在陛下耳。”

《宋史断》曰:“天不欲延宗祚邪?何于理宗即位之初而遭人伦若是之大变也?自三代以降,家法最正,诸后最贤,传授最明,惟宋一代而已。四夷之所以率服者,此也;贤才之所以辈出者,此也;伏节死难之士所以众多者,此也;中原陷溺之民不忘宋德者,亦此也。今一旦遇杨后之亏恩,史弥远之弑逆,遂使理宗立不由正,济邸不得其死,其与边鄙之乱何殊焉?禽兽之行何异焉?于是宋之家法、国之元气,荡然而无遗矣。然而理宗之立,实出于杨后、史弥远之计,非若隋之杨广必欲废兄而夺其位也。天命不爽,尚监厥绪,故复理、度二君有天下五十年而后亡。噫!天之为德,其明矣乎?”

臣良胜曰:“由鲁隐厚非其道而桓之自处以薄也,景帝、宋祖皆欲自居于隐之厚,而宋太宗之薄则甚于桓矣。由桓公子纠各用其薄而建成与唐太宗似之,理宗厚薄之情,人固有谅之者。但从古弟兄构隙,必有奸邪交斗其间,然彼自为主也。惟济王竑、理宗之事,则营谋废置,皆出弥远之手,而其弟兄不预知焉,此又变之变者也。初,竑为皇子时,以愤弥远专横,尝指宫壁舆地图之琼崖,曰:‘他日置弥远于此。’又呼以新恩,弥远衔之,故于慧日阁语郑清之,废立之议决矣。及宁宗崩,弥远遣杨后兄子谷、石以废立白后,后不可,曰:‘竑先帝所立,岂敢擅变。’一夜七往返,后终不许,则后之罪犹有贷者。谷等以杨氏无噍类挟之,而后勉从之,弥远之罪,贯古今而一人也。以真德秀之正直,旧兼宫教,预言于竑矣,及入对,亦不敢正言其罪,理宗虽贤,视叔孙昭子不赏私劳,君子亦将有遗憾也。臣特附之终篇,若曰宁忤天子,不忤权臣,盍思所以致是者何哉?”

右衍兄弟之戒。

《兑》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程颐曰:“丽泽,二泽相附丽也。两泽相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观其象而以朋友讲习,互相益也。先儒谓天下之可说莫如朋友讲习,朋友讲习,可说之大者,然当明相益之象。”

臣良胜曰:“泽以钟水润物者也。使依于山,比于地,以此之润益彼之涸,其滋有限。若两泽相丽,交相为润,其益广矣。即如有君无臣,有臣无君,虽亦有所建立、裨补,终于治化为浅。若圣主贤臣,同心同德,欲举斯世于二帝三王之治,宜无难者,岂独君之益哉?为之臣者,亦将与之匹休矣。故曰: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系辞》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朱熹曰:“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后实无间断。金如兰,物莫能间,而其言之有味也。”

臣良胜曰:“君子之同人者,心也,不以迹为疑也。故禹显、颜晦,同一出处之心也;史直、蘧怀,同一语默之心也。惟心之同,可以断金,故发而为言,如兰之臭。或产崇冈,或蒙深谷,或植台榭,或委榛荆,而幽香气味则一而已。然君子之心,非不能为尽同也。天下事、物,理一分殊,万有不齐,自有不能以皆同者。故四时不齐,虽天地化育,亦然而况人乎?如君臣相得,本如鱼水,何所不同?然君以为可,臣以其否替之;君以为否,臣以其可献之,岂不枘凿?而所以求治之心同也。若无所可否,而一于从君,是谓上下雷同,岂世道之幸哉?”

又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

吴澄曰:“此一节释豫六二爻辞。知几,谓知之于其事未显著之先,所以为神也。君子,谓六二有中正之德也。上,谓六三;下,谓初六。六二上比三,下比初,然六二中正,初三柔邪,虽比追而不同情,交而不谄、不渎者也。盖九四以不中不正为豫乐之主,而三比之初应之,初三者,四之党与也。二中正自守,不肯阿附四之权势,故虽四之党与,亦不与之深交者,杜绝阿附之事于几微之时也。故曰:其知几乎?”

程颐曰:“见事之几微者,其神妙矣乎!交于上以恭巽,过则为谄;交于下以和易,过则为渎。君子见于几微,故不至于过也。”

《说命》曰:“尔惟训于朕志,若作酒醴,尔惟麯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尔交修予,予弃予,惟克迈乃训。”

范祖禹曰:“酒非麯蘖不成,羹非盐梅不和。人君虽有美质,必有贤人辅导,乃能成德。作酒者,麯多则太苦,蘖多则太甘,麯蘖得中,然后成酒;作羹者,盐过则咸,梅过则酸,盐梅得中,然后成羹。臣之于君,当以柔济刚,可济否,左右规正,以成其德,故曰:尔交修予,尔无我弃,我能行尔之言也。”

臣良胜曰:“君之临臣,主不登阼,谓君无敌,弗敢宾也。是则君不可以友言也。然友也者,友其德也。交修于德,是亦友道焉耳。高宗旧学于甘盘,既而荒遁,旁求得傅说,使继甘盘而卒业,是师之也。故曰:古者明王有不宾之臣,是君于臣,当其为师而弗臣也,当其为宾而弗臣也,惟资其德以相成,是皆可以友言也。谓之友,则切磋琢磨,如麯蘖于酒、盐梅于羹,固非一于顺从,若妾妇者。”

君奭公曰:“呜呼!君肆其监于兹,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后人迷。”

吕大临曰:“大臣之位,百责攸萃,震撼击撞,欲其镇定;辛甘燥湿,欲其调济;盘错棼结,欲其解纾;黯闇污浊,欲其茹纳。自非旷度洪量与夫患失干没者,未尝无翻然舍去之意。况召公亲遭大变,破斧缺斨之时,屈折调防,心劳力瘁,又非平时大臣之比。顾以成王未亲政,不敢乞身尔。一旦政柄有归,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业之艰难,念成王守成之无助,则召公义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谋所以宽裕之道,图功攸终,展布四体,为久大规模,使君德开明,未可舍去而听后人之迷惑也。”

臣良胜曰:“武王既一天下,分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及夹辅成王,同功一体人也。方周公遭疑谤,居东,召公在位,纷解镇定,以全周公者,无所不至。故金縢启册,以迎反之者,召公为之也。今成王即政,召公欲避权告老,周公谕留,亦无所不至。盖欲其图终,以辅成王之德,以保文武之业,皆天理人情之至也。或谓召公有疑于周公践阼,以爵位介意,此殆以小人之心,窥君子之际也。苏子谓召公亦欲周公告老而归,恐亦未然。人臣之义,无以有己,当主少国疑,而夙望大臣相率以去,自便其私,岂圣贤以天下为己任之意哉?但当时成王即政,齿既长矣,辅导之责,有周公而足矣,召公可以盛满知止而求去,周公自当以君臣大义而恳留,各尽其道焉耳。召公亦何疑于周公者?当夫营洛之时,周公告成王曰:‘兹予其明农哉!’是周公于此亦有归老之志,其所以未去,以成王之留,以殷民未靖,淮夷、徐戎与奄继叛,国事有未可以言去。召公尝告王曰:‘今冲子嗣,则无遗寿耉,当时在王左右者,复有谁哉?’召公亦知周公未可以去矣。周公曰:‘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尔奭,其济。’周公自知不可以去召公矣。然则召公何以欲去?殆以宠利居成功,大臣之常也,在伊尹而已。然太甲怨艾成德,而尹之去,犹陈《咸有一德》以戒之。是周公不得为伊尹,召公不必为周公,其道一也。召公既留,相成王、康王,未释于政,其心同也。此同官为僚,友道之极致也。后世有以势均权敌,相倾忌而不能并立于朝者,真周召之罪人也哉!”

伐木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朱熹曰:“此燕朋友故旧之乐歌,故以伐木之丁丁,兴鸟鸣之嘤嘤,而言鸟之求友,遂以鸟之求友,喻人之不可无友也。人能笃朋友之好,则神之听之,终和且平矣。”

臣良胜曰:“小雅之诗,为天子燕飨之乐,周公制作所定也。然亦有此燕友之歌,则三代而上,天子之友其臣下者,盖亦其常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而成者。故士庶人而得友,则有以和平其身矣;大夫而得友,则和平其家矣;诸侯而得友,则和平其国矣;天子而得友,则和平其天下矣。友道所系于人,其大如此。”

假乐诗曰:“之纲之纪,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吕祖谦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为泰之时也。泰之时,所忧者怠荒而已,此诗所以终于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

臣良胜曰:“此西周燕朝之乐,故谓之大雅。则在当时,百辟卿士于天子,亦以朋友称也。伐木之和平,下之有益于上;假乐之燕安,上之有益于下,交相为益,亦友道也。然其和平而安者,亦惟民之有攸塈也。盖天之所以树后王、君公,建邦设都,以绥靖民也。岂以逸豫为哉?故不解位,以安民,益之大者也。”

抑诗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

朱熹曰:“言不可轻易其言,盖无人为我执持其舌者,故言语由己,易至差失,常当执持,不可放去也。且天下之理,无有言而不雠,无有德而不报者。若尔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则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矣。”

臣良胜曰:“朋友攸摄,摄以威仪,言则威仪之表著,是谓德之隅也。故必蕴之为德行,而后发之为德言,充之为德容。言本乎德,慎乎容,而后无易言之失矣。夫一言之善,而千里之外应之;一言不善,而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若朋友者乎?朋友之义,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其情易密,其迹易亲,故其言亦易发,发而中节,而朋友以惠焉,则无择言而非易矣。夫以朋友易狎之地,而谨言若此,则在朝觐矜持之地可知。言所以动天地、感鬼神,则子孙万民之承,有不期然而然者。夫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犹箴儆于国,欲自卿以下,以相交戒,乃作抑诗,而慎言以为威仪之饰,盖亦以友道望其臣也。”

六月诗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朱熹曰:“此言吉甫燕饮喜乐,多受福祉,盖以其归自镐而行永久也。是以饮食进馔于朋友,而孝友之张仲在焉,言其所与燕者之贤,所以贤吉甫而善是宴也。”

臣良胜曰:“天下之善,未有不须友而成者也。至于朝政国事,同官为僚,寅恭和衷,所系尤重。弘济艰难,同声相应,如左右手,况其素友善者乎?故吉甫御侮于外,而张仲居中,无所阻挠,是以疏附、先后、奔奏、御侮,各宣乃猷,吉甫之功,亦张仲之善也。功成宴乐,而诗人以张仲在焉为美,婉而则矣。是故人臣戮力王室,或内或外,或行或居,所事不同,其所以靖安天下之善一也。礼曰:‘五行四时十二月还相为本也;五音六律十二音还相为宫也;五齐六和十二食还相为用也;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审乎此,而后可以达诗人之意,可以识别吉甫、张仲之心,可以尽朋友之义矣。”

鹤鸣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惟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朱熹曰:“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词也。盖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言诚之不可掩也;鱼潜在渊,或在于渚,言理之无定在也;爰有树檀,其下维萚,言爱当知其恶;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言憎当知其善。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理,其庶几乎。”

程颢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君子之与小人处也,横逆侵加,然后修省、畏避、动心忍性、增益预防,而义理生焉,道德成焉,吾闻诸邵子。”

臣良胜曰:“由朱子之言释之,以上交焉得也;由程子之言释之,以下交焉得也。然君子择友而后交,岂得近恶友哉?人主择贤而后任,岂得近小人哉?借恶以成善,计亦晚矣。不幸而处乎是,亦有自成之道焉尔。”

宋大水。

《左氏》曰:“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不敬,天降之罚,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既而闻之曰:‘公子御说之词也。’臧孙达曰:‘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臣良胜曰:“于是见春秋诸侯之交之礼也。怨不废义,怒不废礼,古之道也。鲁庄十年,尝败宋师于桑丘;十一年,又败于鄑,皆宋师侵轶我也。夏则交恶,秋则吊灾,此岂以怨怒废礼义者哉?宋有御说致词有章,鲁有臧孙致礼有节,故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侨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汝,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迩安,无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 宣子悦,乃轻币。

臣良胜曰:“子产之忠告,宣子之受尽言,可以见春秋大夫之交之义也。祁奚请免叔向曰:‘子为善,孰敢不勉,多杀何为?’宣子悦而免之,宣子固可与言者也。逾年,赵文子为政,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则当时同政诸卿,非不知宣子之过举,竟匿弗言,待自为而形若短也。言之使补过者,乃在既老之祁奚,邻国之子产,则晋卿之睦,已不及先君之时,而后荀、范、韩、魏、赵鞅之相恶,其机亦见于此矣。”

吴入郢。

《左氏》曰:“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及昭王在随,申包胥如秦乞师,曰:‘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无厌,若邻于君疆场之患也。迨吴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灵抚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辞焉,曰:‘寡人闻命矣,子姑就馆,将图而告。’对曰:‘寡君越在草莽,未获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

臣良胜曰:“友之道,以信为达也;友之责,以善为道也。若子胥、包胥之友也,其言践责善之道,则未也。方子胥以父仇而图覆楚国,包胥如知其非义,一言止之而足也。如其义也,则固不必遗君之忧,而后图其安也。昭王初奔在郧,郧公辛之弟怀欲杀之,曰:‘平王杀吾父,我杀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讨臣,谁敢仇之?君命天也,天命将谁仇?违强凌弱,非勇也;乘人之弱,非仁也;灭宗废祀,非孝也;动无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将杀汝。’使包胥亦若郧辛之谕其弟,子胥贤者,莫逆之矣。不图其易而图其难,何居?”

《缁衣》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乡其恶有方。是故迩者不惑,而远者不疑也。”

陈澔曰:“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君子固好其同道之朋矣,小人亦未尝不好其同利之朋,不当言毒害其匹也。小人视君子如仇雠,常有祸之之心,此所谓毒其正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乡;所恶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恶有方。前章言彰善瘅恶以示民厚,则民情不惑。今好恶既明,民情归一,故迩者、远者不惑、不疑也。”

《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陈澔曰:“合志以所向言,营道以所习言,方即术也。并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让而已,处其下也。流言,恶声之传播也。闻之不信,不以为实也。其行本方,立义谓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于为义则进而从之,不同则退而按之,故曰同而进,不同而退。”

《表记》曰:“君子之接也如水,小人之接也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小雅曰:‘盗言孔甘,乱是用餤。’”

臣良胜曰:“王通有云:‘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故君子寡尤。然则君子贵择交也。择之道,最先于言,言者,心之声也。如水之淡,如醴之甘,君子、小人于是辨矣。然而溺于甘,厌于淡,恒人情也。故君子之交,正以异乎恒情也。人君之择乎臣,要亦无出乎此。其言虽未免有拂,而意在匡君,必正人也;其言不敢有违,而志于徇主,必邪人也。然乐其徇己,而疏其拂己,亦恒情也。英杰之士,自有异乎是者。”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

朱熹曰:“友所以辅仁,故尽其心以告之,善其说以道之。然以义合者也,故不可则止。若以数而见疏,则自辱矣。”

臣良胜曰:“君臣、朋友均以义合者也,而君臣之分则尊矣。故人臣而欲进主于三代之隆,岂但责善于友以相成而已哉?然以数而见疏、见辱,则进退之权度亦在我矣。”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朱熹曰:“友直,则闻其过;友谅,则进于诚;友多闻,则进于明。便辟,谓习于威仪而不直;善柔,谓工于媚说而不谅;便佞,谓习于口语而无闻见之实。三者损益正相反也。”

臣良胜曰:“友之损益固如是也,若人君所任之臣,其所损益又有大于是者,可不谨乎?”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 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 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朱熹曰:“子夏之言迫狭,子张讥之是矣,但其所言亦有过高之病。盖大贤虽无所不容,然大故亦所当绝;不贤固不可拒人,然损友亦所当远。学者不可不察。”

臣良胜曰:“斯友道也,推之君道,无遗善,无弃材矣。”

孟子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朱熹曰:“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而不可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众矣,犹以为未足,又进而取之古之人,是能尽其取友之道,而非止一世之士矣。”

臣良胜曰:“昔傅说告于高宗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匪说攸闻。’则人君尚友,正以师于古也。若论夫霸者之世,则霸而已矣;进而论三王之世,则禹、汤、文武,固今日之友也;又进而论二帝之世,则尧、舜,固今日之友也。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徒以外慕其名者也。至如阴盗神器,便借口于唐虞;篡逆诛夷,欲比迹于汤武,今之贼也,古之罪人也,又何以尚友为哉?”

孟子曰:“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朱熹曰:“言君当屈己以下贤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势若相反而实则相成,盖亦各尽其道而已。”

孟子曰:“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朱熹曰:“先从受学,师之也;后以为臣,任之也。”

臣良胜曰:“师臣者王,宾臣者霸,有必然者也。伊尹于汤曰:‘惟尹暨汤,咸有一德。’以德行仁,是以王也。管仲既囚,桓公举以相国,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有司致请曰:‘若是乎君之这也?’桓公曰:‘吾难于得仲父,既得之,故其易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其霸者仲之刀也。呜呼!汤与伊尹,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如桓公、管仲者,臣亦曰:民到于今受其赐矣。”

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 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 哀公曰:“然则五帝三王有师乎?” 子夏曰:“有,臣闻黄帝学于太贞,颛顼学乎缘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跗,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威子伯,文王学乎鲛时子斯,武王学乎郭叔。此数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着乎天下,名号不传乎千古。夫不学不明古道,而能安国家者,未之有也。”

臣良胜曰:“鲁哀公有为善之资,有去恶之志,惟强臣有以制其形势,而圣贤无所用其心也。观公问政礼于孔子矣,问驭民于颜子矣,问社于宰我矣,问彻于有若矣,与兹问学于子夏,皆切问也,亦其志之所欲为也。三家之专,陪臣之叛,公亦无所于治,有求于越而竟以为辱,其志亦可悲矣。慕若圣贤,莫效于用,故曰: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师,每过段干木之庐必式,四方贤士多归之。

胡寅曰:“常主于其臣,爱顺己而已;贤主于其臣,欲其谏己焉。始乎求谏,中而勉从,终而恶闻者多矣,况于师乎?谏争之臣,则有朋友之义,逆耳拂意之言,至悻然发于心,勃然变乎色者,贤君所未免也。然争臣之位卑,其势可以进退而制指,则其惮之尚浅也。一成乎为师,其位尊,其道严,其教诏辅拂,必一于听从而莫得违拒,其威仪体貌,必与之终始而不敢废。故君于得师为难,非世之人无可师也,以人主无求师之志、事师之道也。不自得师而臣其所受教,虽有愿治之意,其成就亦卑近蹇浅而止矣。文侯非自得师者也,而三人又非一世之士也。虽然,不既与庸主远矣乎?敦信以治国,则不失信于虞人;修睦以善邻,则不失交于韩、赵;闻翟璜之对,则悟任座之意;直听田子之论,则知钟声之问;非将相大任也,谋诸李克而皆得其人,其去六国之庸主诚远矣。虽然,文侯与子思同世,不知师也,而子思亦非文侯所得师也。文侯听鼓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是以不能师子思也。”

汉高祖还过沛宫,置酒,召故人、父老。酒酣,自为歌,起舞,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

臣良胜曰:“富而能贫,贵而能贱,在士人已为高致,矧贵为天子而恋恋乡曲父老,是谓亲者不失其为亲,故者不失其为故,虽周公未有改也。是时高祖酣歌,所谓《大风歌》者是也。王通谓安不忘危,其有霸心者乎?霸固能假仁义者也。故齐桓之存纪季似义,葬伯姬似仁,晋文避三舍以报楚,亦将以为礼也。”

严光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光乃变姓名,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为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 光乃张目熟视,曰:“昔唐虞着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 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尔邪?” 于是升舆叹息而去。复引光入,道故旧相对,屡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尔。” 范仲淹曰:“在《易》,屯之初九,阳刚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光武以之;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能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陵以之。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非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顽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臣方正学曰:“敬贤当远色,治国在齐家,何如废郭后,宠此阴丽华?糟糠之妻尚如此,贫贱之交安足拟?羊裘老子早见几,独向桐江钓烟水。”

汉明帝自为太子时,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及即位,尊以师礼,舆尝幸太常府,令荣坐东面,设几杖,会百官及荣门生数百人,天子亲自执业,每言辄曰:“太师在是。” 悉以大官供具赐之。

章帝为太子,受学于张酺。酺为东郡太守,帝幸东郡,引酺及门生掾吏会庭中,先备弟子之仪,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

臣良胜曰:“明章尊学事师,诚为帝王高致、盛节也。然而德业所就,竟亦未有大异乎汉季之主,炎刘之泽于是息焉。知所事而未知择所事之人也。桓荣、张酺,章句之学也,未论格心,至于变化气质,未之能焉。故传称明帝性褊急,好以耳目隐发为明;章帝虽云长者,而优柔不断,其过益繁于《尚书》所谓‘高明柔克,沉潜刚克’,未知有以动其中否。程颐曰:‘未读是书,犹是人也;既读是书,亦犹是人也,则为不善读矣。’”

陈平患诸吕,力不能制,恐祸及己,尝燕居深念。陆贾往,直入坐,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士豫附则天下虽有变,权不分,何不交欢大尉?” 平用其计,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

胡寅曰:“陆生为平勃一时计可耳,非所以为训也。将相不和,固非国家之福;将相深相结,亦非国家之利。使其皆贤,皆为社稷计,相举相职,进贤退不肖,将举将职,诘暴而禁奸,何患恶之不除,功之不就,何必私交缔结,类非公道者乎?平与勃同心谋虑,则是也;而进币施报,则非矣。一有传之失者,身尚不自保,而何国之安?故曰:陆生为一时之计可耳,非所以为训也。”

杜如晦、房玄龄共管朝政,天下新定,台阁制度、献物容典,率二人讨裁。每议事帝所,玄龄必曰:“非如晦莫筹之。” 如晦至,率用玄龄策。盖如晦长于断,而玄龄善谋,两人深相知,故能用心济谋,以左右帝治。当世语良相,必曰房、杜云。

臣良胜曰:“凡物之相反者,莫如水火、阴阳异气也,燥湿异宜也,南北异位也,上下异性也。然而有相济焉,水火交而物以化,于《易》之《鼎》《革》可以识其用也,而执其机要有存乎人者。故萧之规曹之随,魏之严丙之宽,其相济以成务,君用之也。矧夫国之大事,匪谋胡获,匪断胡成,二者本以相资,又非规随、宽严若水火之异者,其辅成唐宗致治之美,几于成康,岂偶然哉?”

韩琦言:“庆历中,与希文、彦国同在西府,上前争事,议论各别,下殿不失和气,如未尝争也。当时相善三人,正如推车子,盖其心主于车可行而已。琦务容小人,善恶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范、富、欧、尹尝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党亦起。方诸公斥逐,独琦安焉,扶持复起,皆琦力也。”

臣良胜曰:“君子和而不同,韩、范、富、杜、欧、尹是也,尚岂有党同伐异之为哉?然亦不能久安于位。故欧阳修疏曰:‘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贤,而不闻有可罢之罪,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韩琦疏曰:‘陛下用杜衍为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罢,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边,至于富弼之出,则所损甚大。’琦由是出知扬州,而修亦左迁滁州。夫君子好正,小人毒正,君子之好尤不足以胜小人之毒,况君子而自丑其正,又何以语小人哉?”

圣祖手诏叙刘伯温功伐,召赴京,累欲进公爵,伯温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贪天之力。” 上欲相杨宪,伯温与宪素厚,以为不可,曰:“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焉者也。今宪不然,能无败乎?” 上曰:“吾之相无逾于先生。” 伯温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大深,又不耐烦为之,且负大恩,进封诚意伯,归老乡里。”

臣良胜曰:“尝闻管仲用鲍叔牙之荐相齐国,及病,桓公问可以属国者,仲曰:‘公谁欲与?’公曰:‘鲍叔牙可。’仲曰:‘不可,其为人也,廉洁善士也,其为不已若者,不比之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使之理国,上且钧乎君,下且逆乎民,自恒情言,仲若大负于叔牙者,而古今称交道必曰管鲍,其所以交而知者,皆以为国而非为其私也。然以廉洁善士为不可相,则伯温之说已。臣观伯温不私于宪,大类乎仲,其曰宰相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焉,则恢恢乎王者之佐矣。且自谓疾恶过严而不耐烦,是亦有叔母之病而不自隐,则伯温者,上不负君,下不负友,亦不自负其心矣。”

圣祖往濠州省陵墓,父老经济等来见,上与之宴,谓济等曰:“吾与诸父老不相见久矣,今还故乡,念父老乡人遭罹兵难以来,未遂生息,吾甚悯焉。” 济等对曰:“久苦兵争,莫获宁居,今赖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劳主上忧念。” 上曰:“濠吾故乡,父母坟墓所在,岂得忘之?” 诸父老宴饮极欢,上又谓曰:“诸父老皆吾故人,岂不欲朝夕相见,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归宜教导子弟为善,孝弟勤俭,乡有善人,由家有贤父兄也。” 济等顿首谢,上又曰:“乡人耕作交易,且令无远出,濒淮诸郡尚有寇兵,恐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厚自爱,以乐高年。” 于是济等欢醉而去。

臣良胜曰:“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视乡曲故人皆韦布殷勤,休戚一体,圣祖之于濠梁,与汉高之于丰沛,其揆一也。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只。’礼曰:‘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圣心渊微,一举而孝弟礼乐之道皆于是乎在,不特香火之情而已。彼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是薄夫浅人之论,岂足以语帝王之度哉?”

桂彦良被荐至京师,圣祖见而伟之,授太子正字,切磨治道,必称孔孟,不下千余言,无一不当帝心者。其要以明圣学、格君心为务,在春坊久,每侍讲,必以二帝三王心法为本,至于历代治忽,谆谆启迪不倦,诚意恳至。东宫每动容称敬,圣祖尝顾问曰:“尔何官?” 彦良对曰:“正字。” 圣祖曰:“否,尔帝师也。”

臣良胜曰:“圣祖于宋濂、章溢等荐至,则曰:‘为天下屈四先生。’于彦良荐至,则曰:‘尔帝师也。’呜呼!师臣者王,宾臣者霸,三代而下,何多见哉?臣窃思之,元之末季,政教陵夷,乃有豪杰之才、圣贤之学、经济之略,如濂、如基、如琛、如溢、如彦之良者,一时并赴荐召,即所居创礼贤馆处之。朱文忠复荐王祎、王天锡,而婺州儒士许元、叶瓒、胡翰、汪仲山、金信、童冀、吴履、张启敬、孙履辈又皆会食省中,敷陈治道,真所谓圣人作而万物睹,云从龙而风从虎也。然则贤人隐而天地闭,世道升降,断可识矣。天生贤才而故遗之以待真主,岂偶然哉?”

右衍朋友之法

《仲虺之诰》曰:“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

蔡沉曰:“言简贤附势之徒,同恶相济,实多徒众。肇我邦于有夏,为桀所恶,欲见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粃。汤特言其不容于桀而迹之危如此。”

臣良胜曰:“正人以邪人为邪,邪人亦以正人为邪。是故朋友之弗善,有变而党者矣。”

《十亩之间》诗曰:“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

朱熹曰:“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故其词如此。”

臣良胜曰:“天下有道,茅汇征,贤人君子皆荣仕进,以行其所学。上焉为德,下焉为民,同道相济,此则所谓君子之朋也。至如《北风》之诗,则朋友同车以去国,此则相与并耕于田野,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驱之不可使之合,析之不可使之离,是亦根于人心之同然而不可易者也。然在衰周之世,尚不为怪,降及后世,将以背君死党目之矣。”

《民劳》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苏氏曰:“人未有无故而妄从人者,惟无良之人,将说其君而窃其权以为寇虐,则为之。故无纵诡随,则无良之人肃,而寇虐无畏之人止,然后柔远能迩,而王室定矣。”

臣良胜曰:“戮力王室,共济时艰,而所以相戒必重于诡随。祸之始自此起也。大段人心自有是非,天下自有公议,静思审顾,孰不自明?惟其利害之心胜,趋避之机熟,贪权怀禄之术行,而欺上瞒下之心昧,冒然当之而不顾,只是诡随为之害也。然则君子无所随乎?曰:有。易于随卦取象于雷之泽,动万物者莫疾乎雷,雷之行天,是曰无妄。无妄,天下之至诚,亦天下之至公也。诚则公,公则同,同则必有以应之,如泽之悦以应雷,莫随之善也。故曰:随,元亨利贞无咎。穆姜曰:‘有是四德而随之,是以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

祭伯来

胡安国曰:“人臣义无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党之原,为后世事君而有贰心之明戒也。惟此义不行,然后有借外权,如缪留之语韩宣惠者;交私议论,如庄助之结淮南者;倚强藩为援,以胁制朝廷,如唐卢携之于高骈,崔允之于宣武,崔昭纬之于邠岐者矣。”

窦武疏曰:“陛下即位以来,未闻善政。近者奸臣牢修造设党议,遂收前司隶校尉李膺等,逮拷连及数百人,旷年拘录,事无数验。膺等诚陛下稷、卨、伊、吕之佐,而虚为奸臣贼子之所诬。惟陛下留神澄省。” 书奏,霍谞亦为表请,帝意稍解。

赵弼曰:“一时党人互相标榜,以高玩一世,议论激切,固未合于中道,皆怀嫉恶之心,不忍小人之朋奸蠹政,以颠覆国家,相与肆为高论,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非尽私邪也。人君闻其言而反之己,吾有是邪,从而改之;吾无是邪,因而豫为之戒,其于君身、国政未必无补也。奈何信任小人之言,一切以为诽谤,置之于法,而又禁锢其终身。真氏所谓‘禁锢终身,自古大无道之世所未有也’。呜呼!古之相臣,一夫不获,以为己辜,况人君为天地民物之主,乃禁锢人于平世,使人郁结而不得自申,是岂有道之世哉?况所禁锢者又皆世所谓贤人君子者哉!”

唐宪宗问宰相曰:“人言外间朋党大盛,何也?” 李绛对曰:“自古人君所甚恶者,莫若人臣为朋党,故小人谮君子者,必曰朋党。何则?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故也。东汉之末,凡天下贤人君子,宦官皆谓之党人,而禁锢之,遂以亡国。此皆群小欲害君子之言,愿陛下深察之。夫君子与君子合,岂可必使之与小人合,然后谓之非党邪?”

胡寅曰:“尝考古而申其说,君子之类,或以道德,或以学行,以气节,以议论,穷则相益,达则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谓之党。小人之类,或以才知,或以邪慝,以恩私,以势利,穷则相疏,达则相亲,可以名之曰党,而不可谓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于其时、临其事者,惑于真伪、贤不肖之辨,而听夫牵合罗织、疑似之言,谓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后世观之,乃大相谬戾。故前汉之党,指萧望之、刘向、张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与弘恭、石显也;后汉之党,指李膺、范滂二百余人,而治之者桓灵与中常侍也;唐之党,指独孤损、翟远等三十余人,而治之者朱全忠与柳灿、李振也。此三党者,系宗社存亡,使天下振动者也。其果小人邪?抑君子邪?而高祖之臣皆自丰沛,光武诸将悉出南阳,宣帝图形于麒麟,太宗延士于瀛洲,于以兴起治功,计安天下,又安可以其众多而指为朋党邪?”

宋崇宁元年,蔡京籍元祐及元符末宰执司马光等、侍从苏轼等、文臣程颐等、武臣王献可等官者、士良共百二十人为奸党,请书之,遂刻石于端礼门。

臣丘濬曰:“小人欲空人之国,则肆为朋党之说,君子指小人为党,小人亦指君子为党,甚至君子亦指君子以为党,而小人亦然。始以党败人,终以党败国。宋自元祐以来,党论滋起,互相指斥,不复能辨,衣冠涂炭,垂之十年,至于崇宁,其祸极矣。呜呼!有国者其尚公以存心,恕以待物,无偏无党,一惟理之是准,庶几消朋党之祸于未然哉!”

唐顺宗即位,失音,不能决事,常居深宫,施帷帘,独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以王伾为散骑常侍,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大抵计事,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倡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穆宗时,李逢吉用事,所亲厚者张文新、李仲言、李续之、李虞、刘栖楚、姜治及张权舆、程昔范,又有从而附丽之者,时人目之为八关十六子。

王氏曰:“按逢吉传,郑注得幸于王守澄,逢吉遣子训赂注,结守澄为奥援,自是肆志无所惮,其党有张又新、李绩、张权舆、刘栖楚、程昔范、李虞、姜治及训八人,而傅会者又八人,皆任要害,故号八关十六子者,所求请先赂关子,后达逢吉,无不得其所欲也。”

宋仁宗谓辅臣曰:“王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 王曾对曰:“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同恶,时称五鬼,奸邪憸伪,诚如圣谕。”

臣良胜曰:“朋友之变也,其贤者则有朋党之名,其不贤者则有阿党之名。贤之为党,其成在上而责备于下者有也;不贤之为党,其成在下而责归于上者有也。是故君子并以戒也。”

王安石罢相,知江宁,因荐韩绛、吕惠卿以自代,时号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唐坰疏曰:“安石专作威福,曾布表里擅权,文彦博、冯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无异厮仆,元绛、薛向、陈绎颐指气使,无异家奴,张璪、李定为安石牙爪,张商英乃安石鹰犬,逆言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

臣良胜曰:“从古朋党之说,皆小人借此名以诬君子,而安石之党则不可谓之诬也。司马光尝谓之曰:‘介甫行新法,乃引用一副当小人,何也?’安石曰:‘方法行之初,旧时人不肯向前,候法行已成,即避之,用老成者守之。’光曰:‘误矣,小人得路,岂可去也?若欲去,必成雠敌。’他日,王门十哲,惠卿首叛,以‘无使上知’退居而书‘福建子’,悔之晚矣。”

右衍朋友之戒

《中庸衍义》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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