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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然批敕立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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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翁同龢与张荫桓的关系,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光绪十年六月,张荫桓以大顺广道加三品卿入直总理衙门,此为张荫桓跻身卿贰及在京供职之始。此一时期不过友朋往还,但翁同龢对他已很欣赏。《近世人物志》摘翁此时有关张荫桓的日记如下:

四月三十日 晚张樵野来谈。此人似有文采,熟海疆情形,其言切实,盖雨生得意人。伊云:法之愿议,实畏埃及兵事不了也。又云:山东威海卫,戚大将军备倭所筑,东距旅顺,西距燕台,各二百里,必当设重镇,此岛可泊兵船铁甲。又言对外国,切不可说夸大语,气矜语。

张荫桓以捐班县令起家,先见赏于江苏巡抚丁日昌,丁与翁换帖,翁当于丁日昌处获知有此能员。张荫桓后来服官山东,阎敬铭、丁宝桢对他都极赏识。翁与阎的关系很深,当然也会听阎敬铭说过张荫桓。观翁同龢所记张荫桓的言谈,在现在看是常识,在当时是一种了不起的知识。

翁同龢最大的长处是能服善,对张荫桓的欣赏是必然的,而况张荫桓有文采,善辞令,精于鉴赏,家厨精致,凡此都是使翁同龢乐与之交游的条件。如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记:

晴,大风寒甚,盆冰厚一指,重裘犹寒也。照常到苑门,未饭退归。巳正赴张樵野之招,同坐者钱子密、徐小云、孙燮臣、徐颂阁、廖仲山,与余而六,食鱼生极美,晚更进精食,剧谈,坐卧随意,抵暮始散。

观此名单,既非专请总署同僚,亦非招邀户部同官,纯然是请翁同龢,而特邀翁最熟、最谈得来的朋友作陪。由翁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看来,张荫桓的应酬功夫,可以想见。

张第一次在总署,只有四五个月,彼时出身不高,资历亦浅,颇受人排挤,被劾四次之多。第二年得李鸿章的提携,奉派使美,其时正当美国排华运动最激烈之时。光绪十四年春天,张荫桓与美国订立《限禁华工赴美条约》六款。据《清史稿·邦交志四》载:

议寓美华工约,定约六款。首言中国以华工在美受虐,申明续约,禁止华工赴美。次言华工在美,有眷属财产者,仍准往来。三言华工以外诸华人,不在限禁之例;并准假道美境。四言华人在美,除不入美籍外,美国仍照约尽力保护。五言华工被害各案,美国一律清偿。六言此约定期二十年互放,议定画押,复命张荫桓再与筹议。

以国际公法来看,此项条约至为优待。美国只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的工作机会,不许再有华工赴美,此亦天经地义之事。但当时办外交的人,根本不知道“公道”在哪里。我之所谓“公道”,就是大家都可以走得通的一条路。因为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所以态度上忽强忽弱,捉摸不定,李鸿章多少是知道的,但苦于不能说真话,譬如使节入觐,向元首三鞠躬、握手,是各国通行的礼节,而必欲使人如乾隆朝的故事,行跪拜之礼,如何可行?这话便不能实说,否则必遭人攻击。同治亲政后,各国公使要求觐见,贤如文祥亦坚执跪拜礼,各国公使让步允免冠五鞠躬,亦未能定议。言官纷纷上奏应据理力争,吴大澂、边宝泉措辞尤为激烈,倒是后来为同治立嗣问题死谏的吴可读,比较开明,请“明旨宣示,不必令各国使官跪拜,以示无所不容,不屑与较之意”。

其时日使列岛种臣到任,对于入觐问题,不愿接受差别待遇,准备出京回国,总署最后还是让了步。同治十二年六月初五,各国公使觐帝于紫光阁,行五鞠躬礼,而同治本人及皇室皆以为恨。

因为如此,张荫桓争来的优待条件,总理衙门犹以为不足,电令再议。当然不会有结果。美国政府下令禁止华人入境。这年耶诞后,有一艘船从广州到旧金山,内装的大批“华工”被打了回票。直到光绪二十年,中国自动要求美国订立“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方始解决了问题,但已无复有六年前的有利条件。

当时懂洋务者,皆有“外交好办,‘内交’难办”之叹,所以缩头不问的“鸵鸟主义”开始流行。不意百年之后,余风犹在,人家找你来谈基本问题,外交当局唯是馆以华屋,款以美食,说说洋荤笑话,扮扮冷面滑稽,令人万般无奈而去。呜呼,言之曷胜浩叹!

张荫桓使美四年,回国后再入总署。不久,曾纪泽病殁,于是总署八大臣,真正见过世面的,就只剩了一个张荫桓。下一年——光绪十七年,洪钧自德回国入枢,不久而有中俄国界问题,洪钧为人中伤,加上赛金花的丑闻,因而郁郁以终。洋务专家仍然以张荫桓为首。

光绪十七年五月,张荫桓由大理寺擢为左副都御史,第二年六月调户右,开始与翁同龢同事,八月调左户。此为第二阶段,但亦不过关系良好而已。

其时张荫桓与孙毓汶很接近。翁同龢于光绪二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有一函致张,极可玩味。原函如下:

复试等第名单,如有印出者,乞赐一份。孙荔生渐愈否?尊处或知其详,乞示。

“复试”为举人复试,本在次年春闱以前举行,光绪十九年秋闱迭出科场案,翁同龢主顺天乡试,外帘不谨,物议哗然。翁同龢十九年九月二十三日记:

上谕,御史联级奏科场舞弊,幸中乡名,周学熙、汤宝森、蔡学渊、陈步銮、黄树声、万航,着礼部先于覆试日扣除,派麟书、徐桐调取录科卷墨卷,勘磨笔迹文理,另期复试等因。今年外场枪代极多,物议喧然,宜有此事也。

又同月二十四日记:

是日顺天举人复试,一百十余人。复试题:岁十一月徒杜成二句;南极一星朝北斗。

按:此为出现弊端后,特别举行一场复试,而联级酌参之六人,则另案办理。至同月二十八日,麟书、徐桐覆奏,蔡学渊等三人文理、笔迹不符,革去举人,周学熙等三人另行复试。

周学熙为周馥之子。此三人至二十年二月初九,一起复试,结果只周学熙一人通过,准予参加春闱。翁函中的“复试”则指各省举人赴公车后的正常复试,张荫桓殆奉派监试之故,所以翁向其索阅全单。

此函后半段:“孙荔生渐愈否?尊处或知其详。”十二字中透露了极可玩味的朝贵关系。孙荔生单名榕,为孙毓汶之子,而为翁同龢光绪十四年戊子、主顺天乡试所取中的门生。是年八月十一日,翁同龢日记:

晴热。卯正二起,请监试及房考六位上堂写经题。已初忽传鼓有密旨一件,监临捧交,云军机大臣孙毓汶亲赍送者也,恭读讫,仍封回存福公处。酉正刷印题纸讫,请监试房考饭,亥初三刻送题纸。方就枕,外帘传鼓,云题纸欠四百余张,余起与监临语,甚斥其非,盖外帘委员随意藏匿,向来如此。

是何密旨,竟劳军机大臣孙毓汶亲自赍送,答案在四月十六日翁记中。

大风又起。天未明至西苑门,辰初二刻起下未叫,余入于翔鸾门内请安磕头,上入座,余以场中所奉朱笔面恭缴。上问中卷批字何以有“中”“取”之别。对以正考官批中,副考官批取。上曰,此次朱笔派汝与福锟并为正考官也。敬对入闱匆匆,未及致详。命此两日少休,毋庸入直。赴顺天府鹿鸣宴,先饭高京兆所,未初入坐,即起谢恩,新举人到者二人,谒见草草,抢宴者轰然矣。贺孙莱山,访晤颂阁。夜风未止。吏部送誊录名单来。

顺天乡试考宫,本来亦如他省,一正一副,乾隆中叶,因考卷过多,改为一正二副。至道光十二年四月,简放房考官时,特旨“典试各员必将闱中落卷,全行校阅,不得仅就荐卷取中”,申诫谆至。“搜遗”为主考之事,所以适年顺天乡试,增派副主考一人,为一正三副,自此遂成定制。光绪十四年戊子,顺天乡试主考,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福锟、户部尚书翁同龢、先恭慎公(时官兵部尚书),余一人为刑部侍郎薛允升。观此一名单,正考官自然是福锟。

密旨乃特派翁同龢同为正主考。我很疑心,加派翁同龢为正主考,即出于孙毓汶的奏请,因为其子孙荔生即在闱中。此举除讨好翁同龢,并亲自赍旨,明以示宠,暗送秋波以外,实际上有两种效果:第一,希望翁同龢能对孙荔生特加青眼。乡试虽说糊名易书,但孙荔生应顺天乡试,必编入“北皿”字号,南、北中皿额相同,而“北皿”人数比“南皿”少得多,闱中摸索,并非难事。

第二,孙荔生原已由正主考福锟处取得关节,只是文章并无把握,如果福锟取中,翁同龢认为不同,指出文字如何不佳,福锟是无法跟他争的。有此一举,翁同龢自能默喻于心,乐得成全。九月十六日所记,不云孙荔生取中,而云“贺孙莱山”,即贺其子中举,措辞如此,殊可玩味。

在翁同龢写信给张荫桓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二日记:

孙荔生(榕),莱山次子,余戊子门人,感疾竟卒。

又二十四日记:

午入署,散后出城吊孙荔生,门者辞,未入。

翁同龢系咸丰六年丙辰状元,榜眼即孙毓汶,通家之好,交情素密。但孙毓汶入枢后,交谊发生裂痕,不意至甲午前后,竟至不通叩问!此事罕为人知,我亦是看了翁致张一函,再考查翁同龢日记,方知有此一事。或谓,自光绪亲政后,翁同龢隐操大权,看孙毓汶对翁的态度,则知此言为不虚。而张荫桓与孙荔生交游必甚密,借此结纳孙毓汶,亦为可想而知之事。

引翁同龢致张荫桓一函,原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影本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印行的《松禅老人尺牍墨迹》,收翁同龢致张荫桓函一百零五通。此影本的问世,对近代史的研究,是一大贡献。旅顺、大连是怎么丢掉的?可从这影本中求得明确的答案。光绪年间,北京有副谐联:“刘三死后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一时皆以为下联言之过分,但我可以负责地说:李鸿章确是为帝俄所收买的汉奸!铁案如山。李氏直系亲属如告我诽谤其先人,我愿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此影本的问世,与我有一段渊源,同时我写《同光大老》需征引其中的材料,因而对《松禅老人尺牍墨迹》影本,有先作一介绍的必要。

这一百零五通翁同龢写给张荫桓的信,收藏者是吴永(渔川)。慈禧生平受惠于两吴,前有吴棠,后即吴永,看过《庚子西狩丛谈》的,自知其详。吴永是曾纪泽的女婿,亦见赏于张荫桓,戊戌政变,张荫桓被捕遣戍,适一百零五封信,不知如何落入吴永手中。我在辛亥四月,编次成册,即为目前的形式。其归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庋藏的经过,如蒋慰堂先生所记:

渔川一生为宦,两袖清风,其幼女芷青女士,于归文恭家人舲雨先生,此文恭遗墨,即出其嫁之押奁物也。翁君乘桴东渡,执教于美国爱渥华大学,遗墨相随有年,尝谋出版而未果,不幸赍志以殁。

去岁其遗孀吴芷青女士返台,钱宾四先生以为此先贤手泽,不宜流落异域,遂亟为撮合,售归本院,专橱陈列,以供众览。余睹诸札,皆外交史料,价值甚高,不独昔贤真迹之可宝,乃嘱司事者影印出版,以供治近史者之研考。

主其事者为故宫博物院文献处处长昌彼得兄。但这些函件作为史料来看,必须做一番整理,因为:第一,大部分的函件都只有日期及时刻,甚至并此亦无;第二,函中多用隐语,或者点到为止,纯为心照不宣的密札。如果对当时的背景、时局,以及朝贵的交游、起居不了解,根本不知他说些什么。以吴永为同时之人,亦竟未能依序编次。再如叶誉虎先生,对函中所叙时事,一时亦无从细辨,有致潘伯鹰一函,翁氏附于原册之后,全文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翁文翁(按:应为恭,误书为翁)致张樵野各札,皆光绪二十二、三、四年时事。二十四年夏,文恭被逐,旋兴戊戌大狱,继以庚子,国脉遂栎。愚颇欲将各札逐一考证其本事,而加以评骘,惜精力与资料,两皆不给,只可中止,然甚望有人为之也。吴渔翁钦服樵野,绝非阿好,盖其人实非同时诸人所及,乃夭枉非命,遗文荡然,可叹之至!原札三册,乞交还翁君。此复

伯鹰弟

遐翁七月十四

作为目录学专家的昌彼得兄,本可以自任整理之役,但因公务、教课,两俱繁重,因以其事委诸笔者。前年夏秋之间,穷匝月之力,理出一个头绪,制成《原函次序与本编页次对照表》,附于影本之后,并做了三点说明:

一,本表编次,以翁同龢日记为主要根据。函中所言为日记所未载,则参以旁证,如患病、出游、入直时刻及其他史料加以推定。

二,翁与张之关系,在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以前,为户部司官,书札往来,商榷部务居多。自翁亦值总署,以闇于外势,对张倚任益深。胶济事件经过,参读日记,始末毕具,其已有成议而忽中变之由来,函中灼然可见。此一部分函件,特具史料价值,前后次序,亦最明确。

三,页第三三、一○三、一一○等函三件,无从稽考;页四○、一九二、一九三等函三件,系总理大臣廖寿恒致张荫桓者,阑入。

如我所考,此册所收翁同龢致张荫桓函,实仅一百零三通,确实可考的一百件,起自光绪二十年二月七日,迄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六日,首尾整整四年三个月。其中我最感兴趣的一封信是:

承惠蕉果,极感。午间所谈,乞密之。千万!

两浑 初八

此函我认为作于光绪二十年九月初八。在“对照表”中,我所做的说明是:

此函不见翁记述及,以“两浑”心照,知为极有关系之事。按:慈禧发内帑银三百万,钱万串,是日由张荫桓在西苑门承领,度此时有所密语,而必牵涉及于两宫之不和。姑系于此,以待详考。

请再看翁同龢是日日记:

晴凉。入稍迟,先进讲,次会议。恭邸来,志锐折专交恭邸,余未见也,有语传恭邸,巳正散,诣奉宸宛公所与谈片刻。是日起发宫内节省银三百万佐军,分日领,张樵野在苑门承领,谈数语。归饭,饭后入署,站九刻,画稿极多,惫矣。访芝葊,意殷殷也。归未见客,与子侄谈。

其时慈禧正驻西苑,而懿旨“发宫中撙节银三百万佐军饷”,为八月下旬之事。我记得曾看过一段记载,大意是说,甲午战事既起,军饷支绌。慈禧召见军机,自愿出积蓄助饷。有人大概是礼王世铎,一再表示,此是向太后暂借,等部库充裕,即当归还。后来光绪告诫军机,如太后召见,不必再提暂借及归还的话。意思是慈禧的积聚甚多,助为国用,亦是应该的。我疑心这天“张樵野在苑门承领,谈数语”,翁同龢即是告知此事。至于光绪的话,当然会有人向慈禧密报。在慈禧看,光绪竟是在打她的主意,自是不孝。母子嫌隙,竟至无可弥缝,实与此事大有关系。惜已不复省忆这段记载见于何书。

翁同龢入相后,大权独揽,张荫桓则左右逢源,以户部侍郎值总理衙门,借洋债正为分内之事,复以翁同龢的信任,在光绪二十一至二十四年这三四年间,亦正是他最得意的时期。张荫桓跟张謇一样,都是所谓“霸才”,自然想独掌一军,有所作为,但出身上吃了亏,所以必得依附大老,始能出头。得翁的信任,是很好的一个机会,很想乘势铲除李鸿章在外交方面的影响力。无奈翁同龢不识他的用心,而李鸿章已有所觉,张荫桓乃不得不见机而作,与翁同龢遂成貌合神离之局。

最后以翁不可恃,想直接上结帝知,犯了慈禧的大忌,犹在其次,成了宦官集团,包括内务府衙门在内的公敌,那就必死无疑了。

翁同龢与张荫桓皆垮于戊戌政变,而戊戌政变直接的导因是胶澳事件。李鸿章死于辛丑议和受俄国人的凌逼,而辛丑承庚子而来,庚子之乱为戊戌政变失败的后遗症,因此推原论始,说李鸿章死于胶澳事件,亦无不可。

总之,从《松禅老人尺牍墨迹》中去看,李鸿章的断送老命皆咎由自取,而贻祸国家,至今未已。我以各种机缘,成为最了解这段史实的人,所以,一直有一种责任感,在驱使我把胶澳事件演变的经过写出来,作为近代史学家重新评估自甲午之战到庚子之乱,这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因果关系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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