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我以为首当注意的是，每一个时代都有其中心势力，如两汉末年的外戚，唐朝末年的藩镇，明朝末年的宦官，清朝最后几年的亲贵，等等。大致中心势力在宦官、外戚，必然导致亡国之祸；如在藩镇，则必形成割据。唯有高级知识分子成为中心势力，始能开统一之盛运，让老百姓过几十年太平岁月。
溯诸既往，大致每一朝由力战经营而开国，如汉、如唐、如明、如清，继以偃武修文，由高级知识分子领导政府，就会很快地出现升平盛世，如西汉的文、景，唐朝的贞观、开元，北宋的太宗末年至神宗朝这百年之间，明朝的宣德、弘治两朝，清朝自三藩乱平至嘉庆初年，以及洪杨之后所出现的短暂的“同光中兴”，都令人不胜向往。
但是，文治既久，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启门户之争。此风起于东汉，至唐朝的“牛李党争”，构成一个模式，先有政策上的歧见，发展为权势的冲突，党同伐异，掀起政局上的极大波澜，恩怨纠结，终于形成意气之争。到了这一程度，国本自然就动摇了。
北宋新旧之争，是个残酷的例子；明朝末年东林、阉党之争，是另一个更残酷的例子。东林、阉党之争，原是由以地域分的派系发展开来的，最后仍归于地域派系的对立，即所谓“南北之争”。
由东林、阉党之争，演变为南北之争，明朝的天下已经不保。因此，南北之争从清朝一开国便已存在，至顺治十年以后，壁垒分明，势成水火。吴汉槎因而充军的“丁酉科场案”，即是南北两派大火并，北派得八旗之助，痛击南派的结果；接着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奏销案”，金圣叹杀头的“哭庙案”，南士饱受荼毒。但人才南盛于北，北派虽以与八旗接近而得强有力的奥援，但始终不能将南派打得抬不起头，及至打倒了，清朝也快亡了，此即戊戌政变潜在的兴亡真相。
顺治末年及康熙初年，新统治阶级原有利用南北之争以操纵驾驭之实，及至天下大定，需要稳定，才能展开建设时，自然要严禁党争。康、雍、乾三帝，皆为英主，力足以抑制；嘉、道两朝，政争渐起；至辛酉政变，失败的一方汉人皆为北人，匡源、杜翰籍隶山东，焦祐瀛天津人，只“穆门十子”之一的陈孚恩为江西人。胜利的一方则皆为南人，其中关键人物约计四人，曹毓瑛江阴，朱学勤仁和，方鼎锐仪征，另一即先恭慎公（即许庚身——编者注）。四人者，分隶江浙两省。
是故辛酉政变实为重启南北之争的一大回合，南派大胜，重新奠定了与北派分庭抗礼之势。自同治初元至光绪十年，军机自恭王以下全班被逐为止，南派的领袖为沈桂芬，北派的魁首则是李鸿藻。沈桂芬一死，北派势力大张，李鸿藻得“两张”——张佩纶、张之洞之助，尽力压制南派，以致王文韶因“云南军需案”铩羽，闲废七年，始得复起，但已磨尽圭角，得了“琉璃蛋”这个雅号，南士没有人愿受他领导，他亦根本不想领导南派了。
沈桂芬的衣钵，是归翁同龢继承；北派的传人，本应是张佩纶，只以马江一役，一蹶不振，而张之洞夙有“八表经营”的大志，且以开府两湖，有仿佛可以自辟曹掾的便利，故不愿自囿于北派，而想兼收并蓄，一网打尽天下名士。因此，承李鸿藻的余绪而领导北派者，竟为荣禄。
戊戌政变则是南北之争的最后一个回合。这一回南派惨败，但北派则是惨胜。由戊戌政变引发庚子之乱，母子君臣，两败俱伤。翁同龢的绝笔诗有句：“凄凉到盖棺。”其实荣禄亦何尝不是如此！
翁同龢生平，知者已多，兹先介绍荣禄：他出身于满洲八大贵族之一的瓜尔佳氏，隶上三旗之一的正白旗，武将世家，祖、伯、父三人，皆在洪杨初起时殉难。像他这样的背景，只要本人的才识够条件，飞黄腾达，是必然之事。
荣禄于咸丰二年十一月，由荫生以主事用，分在工部，承办陵工，以后又调户部银库司官，当的都是阔差使。同治末年转入神机营。神机营由醇王掌管，颇自矜重，因而在神机营当差，升迁的机会极多。同光年间，京师有两句口号：“帝师王佐，鬼使神差。”言此四条路子，皆为终南捷径。“帝师”指为幼帝授读的师傅，“王佐”言恭、醇两王的亲信，“鬼使”为驻外国使节，“神差”即神机营差使。荣禄以“神差”而为“王佐”，故至同治七年，即已蒙赏头品顶戴，年纪不过三十出头。
同治十三年荣禄的官衔是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差使极多，主要的是两个，一是管理神机营事务，二是总管内务府大臣。
清朝的官制，分缺、差两种，本缺只有一个，差使可以兼至无数。京官的差使中最贵重的是“内廷差使”，如弘德殿行走、毓庆宫行走的师傅，南书房翰林、总管内务府大臣，都是经常可以见到皇帝的。譬诸世家大族，这三类人便是西席、清客、账房，在皇帝是当作“自己人”看的。荣禄即因当了内务府大臣，才能在“内廷行走”，为慈禧太后所赏识。
到了光绪四年年底，忽有上谕，荣禄开去工部尚书缺、内务府总管大臣差使，此由与沈桂芬结怨所致。《梦蕉亭杂记》载：
穆宗崩逝，……（荣）文忠时以工部侍郎、步军统领兼内务府大臣。……文忠负权略，敢于任事。当穆宗上宾时，夜漏三下，……文忠跪奏，谓：“此时尚有宗社大事，须两宫主持，……请召军机、御前，并近支亲贵入见。”
两宫命文忠传旨。……枢臣文文忠祥扶病先至，宝文靖鋆、沈文定桂芬、李文正鸿藻继到，同入承旨，德宗嗣立。……恩诏、哀诏，例由军机恭拟，文定到稍迟，由文文忠祥执笔拟旨，因病不能成章。文忠仓卒忘避嫌疑，擅动枢笔，文定不悦而无如何，思以他事陷之；文忠亦知之，防御尤力，两端遂成水火。
按：沈桂芬气量甚狭，“擅动枢笔”，或者犹为小隙；当大事出后，荣禄以总管内务府大臣，在内廷照料，仓促之际，献议迎立醇王之子，入承大统，为两宫所接纳，此为撄忌的主因。因为自古以来，须迎外藩继统，皆由太后与宰相定策；荣禄不在军机，而参相国之大计，成拥立之大功。以荣禄得慈禧的宠信，及其与醇王的关系，则大用为可预见之事。荣禄与李鸿藻接近，对沈自然不利，所以多方抑制，遂成水火，亦是必然的发展。
文正与文定不相能，颇右文忠。党祸之成，非一日矣。某月日黔抚出缺，枢廷请简，面奉懿旨：著沈桂芬去。群相惊诧，谓：“巡抚系二品官，沈桂芬现任兵部尚书，充军机大臣，职列一品，宣力有年，不宜左迁边地，此旨一出，中外震骇，朝廷体制，四方观听，均有关系，臣等不敢承旨。”文靖与文定交最契，情形尤愤激。两宫知难违廷论，乃命文定照旧当差，黔抚另行简人。文定谢恩出，惶恐万状，私谓：“穴本无风，风何由入？”意殆疑文忠矣，然并无影响也。
按：文正指李鸿藻。所叙沈桂芬外放贵州巡抚事，语焉不详；所谓“某月日”者，当是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以前的一两天。兹就现成史料，略微一考。
《清史稿·疆臣年表十四》：
光绪四年戊寅，黎培敬十月癸卯召，林肇元护贵州巡抚。
又《清史稿》卷四百四十八《黎培敬传》：
光绪改元，擢巡抚。从曾璧光后，益严吏治。以上疏请释前总督贺长龄处分，并予谥建祠，镌秩罢归。
此即为黎培敬所以内召的原因。按：疆臣调动，或因案必须革职，例于开缺时奏请简放继任人选。光绪十月朔为丁丑，故知癸卯为二十七；黎培敬是日内召，乃是正式见明发上谕，商酌其事，不必一定在这一天；枢臣奉“著沈桂芬去”之懿旨，当为二十五，或二十六。既遭反对，一时又无适当人选，因由林肇元护理。
定制：巡抚出缺，除由藩司擢升外，倘由京官外简，则以侍郎及内阁学士为优先，因皆二品。沈桂芬其时不独为兵部尚书、军机大臣，且早于光绪元年入阁当了协办，所以翁同龢日记中，称之为“沈相国”。以相国外放边省巡抚，此为贬谪。沈桂芬无辜而得此待遇，且为执政之人，则此举所显示者，当为沈桂芬所主张的政策将遭废弃的明证，足以引起政局的不安。宝鋆即不为私交，亦当力争。
那么，沈桂芬个人作何表示呢？他不为一己争，亦当为朝廷体制争，何竟默无一言？事实上是，沈桂芬根本未入直。翁同龢日记光绪四年十月载：
二十日：问沈相国疾。
二十六日：问沈相国疾。谈良久，其右颏下发肿如鸡卵，颇作寒热也。
观此可知，沈桂芬因病请假，而枢臣中景廉与李鸿藻交深。王文韶虽为沈桂芬所援引，但入枢未几，“学习”字样尚未取消，入对时除“打帘子”外，不能发一言，所以荣禄才有机会媒蘖其事。
所谓“谈良久”，以意度之，或即谈“著沈桂芬去”的懿旨。果有其事，则沈桂芬之必谋报复，势所必然。《梦蕉亭杂记》续载：
南中某侍郎（后官至尚书）素昵文定，与文忠亦缔兰交，往来甚数。文定嘱侍郎侦访切实消息，侍郎遂诣文忠处种种侦视，文忠虚与委蛇。一日，侍郎忽造文忠所曰：“沈经笙真不是人，……我已与彼绝交。闻彼惎君甚，因外简黔抚事谓出君谋，常思报复，不可不防。”文忠见其语气激昂，且丑诋文定，……以为厚我，遂不之疑，将实情详细述之。侍郎据以告文定，从此结怨愈深。
所谓南中某侍郎，即指翁同龢，其时本为户部侍郎，但已于光绪四年接徐相为左都御史。关于荣、翁缔交的经过，留待后文再谈。但庸庵尚书此段所记，系据荣禄面告，而荣禄所言，则恐言过其实。以翁同龢的人品，即令助沈攻荣，亦不致出此卑劣的“倒脱靴”的手段。且“绝交”二字何可轻发，已割席而仍有往还，荣禄相诘，又何词以对？
以下两段，所记亦有未谛：
会京师大旱，谣言蠭起，谓某县某村镇邪教起事，勾结山东河南教匪，克期入京，九门遍张揭帖，贝子奕谟据以面奏。两宫召见醇邸，询问弭患方略。醇邸因德宗嗣服，开去一切差使，闲居日久，静极思动，奏请调北洋淮军驻扎京师，归其调遣，以备不虞。文忠为步军统领，方在假中，醇邸所陈方略，一切不得知也，以讹言孔多，力疾销假，出任弹压。两宫召见，谓京师人心不靖，浮言四起，诚恐匪徒生心，拟调北洋淮军入卫。文忠力陈不可，略谓：“……臣职司地面，近畿左右，均设侦探，如果匪徒滋事，讵能一无所知？傥以讹言为实据，遽行调兵入卫，迹涉张皇，务求出以镇定。”事遂寝。醇邸闻之，怒甚。
文忠后知前议出自醇邸，亟诣邸第，婉陈一切，而醇邸竟以闭门羹待之，交谊几至不终，内务府大臣一缺，亦遂辞退。文定知有隙可乘，商之文靖，先授意南城外御史条陈政治，谓：“京师各部院大臣，兼差太多，日不暇给，本欲藉资干济，转致贻误要公，请嗣后各大臣勤慎趋公，不得多兼差使。”越日，文靖趋朝，首先奏言：宝鋆与荣禄兼差甚多，难以兼顾，拟请开去宝鋆国史馆总裁、荣禄工部尚书差缺。
时慈禧病未视朝，慈安允之。时论谓国史馆与工部尚书，一差一缺，繁简攸殊，讵能一例？文靖遽以蒙奏，意别有在。然文定意犹未餍，复摭拾文忠承办庙工装金草率与崇文门旗军刁难举子等事，嗾令言官奏劾，交部察议。照例咎止失策，仅能科以罚俸，加重亦仅降级留任，公罪准其抵销。所司拟稿呈堂，文定不谓然。商之满尚书广君寿，拟一堂稿缮奏，实降二级调用。文忠遂以提督降为副将，三载闭门。
关于荣禄与宝鋆撤差缺一节，时日颠倒，实为是年十二月二十七之事。先一日，翰林四谏之一的宝廷有封奏论政，纠及二人差使太多。翁同龢日记中记此事，虽多讳言，但自十月二十七至十二月二十七，两派冲突，业已展开，翁同龢且为被攻目标之一，则情事显然。摘其日记如下：
十二月初五，曾桂得京察一等，粗慰；盖伊十余年来可谓尽职，且有平反巨案之劳。
十二月十三日，张佩纶核奏大员子弟，不应列京察一等，翁曾桂乃非科甲出身，又非秋审处提调坐办。旨饬该部堂官查平日差使，又饬吏部查捐班是否可列一等。
十二月十八日，退后缮撤销曾桂一等折，适曾桂来，遂罢议……吏刑二部奏翁曾桂京察合例，奉谕：“张佩纶所奏毋庸议。”夜未寐。
按：翁曾桂为翁同龢之侄，以举人纳赀为郎分刑部；所谓“平反巨案之劳”，指承办杨乃武、小白菜一案。张佩纶则北派大将，其时方因编检大考擢侍讲，派充日讲起居注官，例得专折言事。张佩纶一疏，不能谓非为翁同龢而发，但刑部既保翁曾桂京察一等，自然要维持立场。刑部尚书万青藜为同龢之父翁心存主试江西的门生，管部大学士为宝鋆，复有沈桂芬、王文韶在军机，张佩纶此奏“毋庸议”，不卜可知。
但翁同龢十二月十五日记：
见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
不昧人之长，为翁同龢最可爱处，而“自请撤销”则犹畏清议。适以翁曾桂来，告知吏刑两部的复奏，事已无碍，故而作罢。
翁曾桂之事，即或出于偶然，但逐夏同善出毓庆宫，则必为荣禄与内务府大臣进谗慈禧，殆无可疑。
夏同善字子松，浙江杭州人，为翁同龢同年知交，同值毓庆宫，而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忽然简放江苏学政。早在同治初年，夏同善即曾以翰林资格当过此一差使。如今身为帝师而忽有此命，自应视为慈禧对夏同善的严重不满。而夏同善是南士，又与翁同龢交亲，则在北派看来，此为打击南派的一种手段。
夏同善之被疏斥，是因为过于耿直。慈禧及其侧近宠信的人物，一方面讨厌夏同善，另一方面又怕他“教坏”了年方八岁的光绪，故断然出此。
学政三年一任，例于子、午、卯、酉大比之年的八月初一简放。江苏学政林天龄原应于光绪五年己卯差满，以病殁任上，适以成北派中内务府一系逐夏的机会。而林天龄之放江苏学政，亦以师傅被逐，遭遇与夏同善相类。
林天龄籍隶福建长乐，先为长书房师傅，授近支亲贵子弟读。恭王长子载澂，聪明绝顶而顽劣特甚，每效林的福建京腔以为戏侮。穆宗就傅，载澂伴读，林天龄亦转为弘德殿行走。徐一士《彝斋漫笔》记其事云：
林于同治甲戌三月以弘德殿行走左庶子被命督苏学。先是，林氏奏陈罢土木等十事，颇忤旨。会太后召见师傅，问皇帝课业。林奏对及贝勒载澂引诱事，亦为恭王奕訢所不喜，因有外简之事。据闻奕訢初拟出为九江道（江西广饶九南道），李鸿藻以师傅兼枢臣，力争之。并谓非体制所宜，以翰詹官至庶子。即以京堂论，例不外简道府（曾得记名道府者撤销记名）。且正值弘德殿，地位尤异庶僚也。奕訢谓九江道兼关务，缺分颇优。林氏儒臣清苦有年，得此可资调剂。李曰：“纵必外放，学政尚可说，道员实太不宜。”九江道之议遂罢。未几江苏学政马恩溥因病出缺，乃以林继任（时李以会试副考官在闱中，不获与闻）。夏之外简，观翁氏所记，其中曾亦有隐情耳。
按：此当为同治十三年甲戌三四月间事。是年会试，李鸿藻为会试四总裁之一。林天龄之入弘德殿，乃因翁同龢于同治十一年丁忧回籍守制之故，在事约两年余。翁同龢于同治十三年七月服阕进京，弘德殿已别是一番气象。王庆祺以进春方为穆宗所昵；载澂从而导之微行，为恭王所知，幽载澂于府邸，乃由小太监导帝冶游。说起来“同治嫖院”，实在可怜，不能与宋徽宗比，也不能与常人比，因为外城八大胡同、内城口袋底等处，豪客泰半属内务府司官。此辈内廷行走，皆识御容，穆宗不能不避，因而寻芳竟与贩夫走卒伍，为崇文门外最不堪闻问之处。“天子出天花”者，以此。
至于夏同善之外放，其情较林天龄尤为难堪。林犹有李鸿藻为之仗义执言，夏则只凭慈禧太后一句话，便即逐出内廷。故事：一简外官，即不得入乾清门。此即“内廷”与“外廷”的分界。因此，夏同善至毓庆宫书房向八龄的德宗辞行时，犹须先请懿旨，一跪即退。而德宗对夏眷恋亦殊甚，皆见翁同龢日记。夏同善自十一月十八日被任命后，十二月十八日即首途出都，竟不能在京度岁。翁同龢是年是日记：
夜送子松，挥泪而别，世有真挚识大体如此君者乎？
短短两行，实隐藏多少情事，多少感慨，度必有见嫉于中官、内府，不容其长安一日居者！
光绪六年庚辰七月二十四日，夏同善殁于任，照侍郎例赐恤。夏平生居官清勤直谅，而事母至孝，驭下甚宽，待亲友极厚。清末有部笔记，多载朝士行谊，而以劝善为主，名为《池上草堂笔记》，卷九记：
夏子松少宰，名同善，丙辰翰林，仁和人。立朝有风概。性纯笃，推诚示人，周人之急，惟恐不及。坐此常不自给，时议多之。其直毓庆宫，侍今上读，诱掖奖励，不以严厉为能。庚辰殁于江苏学政任所。其仆张某愤然言曰：“主人一生厚德，不获享大年，何必做好人行好事耶？”是夜仆梦少宰来言：“尔旦昼之说大错。我三十九岁时，病几殆，惟其做好人，延寿一纪。”语未竟，张仆同房之一仆，忽狂呼。张仆惊醒，问之。此仆云：“适见主人进房。”
此虽近乎齐东野语，亦可窥见夏同善的为人。夏之前任林天龄，林之前任马恩溥（云南人，咸丰三年癸丑翰林），皆卒于任，故当时以为毛诗“爰丧其马，于林之下”，为夏同善必将殁于任上的语谶。
话题再回到荣禄与沈桂芬身上来。光绪四年年底，两人的明争暗斗，告一段落。沈桂芬得宝鋆之助，占了上风，但对荣禄仍不放心，于是而有如前所引庸庵尚书述荣禄无意间得罪醇王之事。
其时正有崇厚使俄辱命之事，沈桂芬主持总署，颇右崇厚，而李鸿藻一系的清流，如张之洞等，无不上疏力攻。此为南北之争的又一回合。
其时李鸿藻丁生母姚太夫人之忧，将服满复起，故张之洞大为卖力。早在光绪五年冬，崇厚尚未返国时，即发动攻击，而幕后则有李鸿藻主持。据李宗侗家藏张之洞致其祖父书札，情事历历可考。录一通如下：
吴江昏谬私曲，既无公事之法，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辅之以嘉定、常熟，祸不可言，事不可为矣！某苦乃言之，欲公烛其奸耳。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曹克忠、陈国瑞、岑毓英、邓张（作者按：当指邓安邦、张得胜），抵死不用，军火抵死不买，饷抵死不借。此何心也。
观此函，南北水火，而北派集矢于“吴江”（沈桂芬），兼恶廖寿恒（嘉定）、翁同龢（常熟），真相豁然。但观乎“公此时必不信，他日当知”之语，则李鸿藻对派系斗争的观念并不强，只是其门下媒蘖成之。张之洞尤为起劲，盖非此不足歆动视听，亦非此不足以为北派张声势，为将出的李鸿藻夺先声。张之洞极会做官，极会在笔底下掀波澜，“翰林四谏”中，人品最下。李文田有段话批评他：“论张香涛的资质，固下愚不移者，幸而书读得多。”谓张之洞的资质“下愚不移”，真是入木三分的评论，但不易为人同意。以我看，他是君子中的小人，小人中的君子而已。
张之洞时官詹事府司经局“洗马”。翰林开坊，得此缺最糟糕，因为升转之途极窄，故以杜诗“一洗凡马万古空”相嘲。张之洞人极热中，为求速化，自不能不有激进之表现。光绪五年十一月下旬，崇厚回京，被交部严议，其所议《伊犁条约》交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妥议具奏。时张之洞于十二月初五单衔上奏，论《伊犁条约》十不可许，改议之道四：令左宗棠、李鸿章等准备军事，以备一战。次日又上练兵、筹饷、用人之策，主张“先备后讲”，即“备战求和”。因而在十二月二十七，特下上谕，命嗣后王大臣等关于俄事有应行咨商之处，知照洗马张之洞前往，俨然是平章国事的大臣了。
当然，张之洞个人求速化，至此已有成功的迹象。李鸿藻于十天以后，即光绪六年庚辰正月初八复起，仍值军机及总署。张之洞于二月间转翰林院侍讲，跳出洗马的瓶颈，五月升侍读，六月授右春坊右庶子，八月转左，乃有所谓“庚辰午门案”，为张之洞造成另一次机会。
“庚辰午门案”的情节大致如此：
八月十二日，孝钦后命侍阉李三顺赉物出宫，致其妹醇王福晋。至午门，以未报敬事房知照门卫放行，护军照例诘阻。三顺不服，遂至争斗。三顺以被殴失物归诉。孝钦时在病中，怒甚，言于孝贞后，必杀护军……谳之上，后以为轻。（见徐一士《一士谭荟》）
其时刑部尚书为潘祖荫，颇持公论。潘仍兼南书房行走，慈禧以“自己人”视之，据说曾在病榻召见，捶床痛訾，近乎撒泼。潘不得已如其意旨复奏，护军三人，其二发黑龙江当苦差，其一圈禁五年，而于违禁的太监李三顺，不置一词。据翁同龢日记，慈禧意犹不足，欲置重辟，军机力争始罢。
其时陈宝琛官右庶子，拟上疏抗争。张佩纶知而告知张之洞。张即语陈，愿联名上疏，但恐失帘眷，别有主张。《一士谭荟》记：
之洞曰：“吾亦欲上一疏，为同声之应，惟此事只可就注意门禁，裁抑宦寺立言，祈太后自悟，勿为护军乞恩。太后盛怒之下，不宜激之，致无益有损。”
陈疏稿略如其指，而正疏之外，并附一片，则仍争此案处分之失当。之洞闻之，亟致一笺，谓“附子万不可服”，以药名作隐语也。
十二月初四，两人之疏同上。之洞旋于直厅晤陈，复问曰：“附子入药否？”曰：“然。”之洞顿足曰：“误矣！误矣！”
孝钦览疏，为之感动，遂于初七日特颁懿旨。此案既结，之洞喜而谓陈曰：“吾辈此次建言，居然获效矣。请问附片中是如何说法？”陈为诵数语，之洞乃大赞其词令之妙，示推服焉。斯亦张、陈一出色之举。陈之胆力及为义之勇，尤过于张也。
按：十二月初七特颁懿旨，护军罪名皆减轻，李三顺责三十板，差得法理之平。至陈宝琛附片中，感动慈禧的警语是：“皇上遵懿旨，不妨加重；两宫遵祖训，必宜从轻。出自慈恩，益彰盛德。”
此疏为恭王击节称赏。其时适有满洲御史以琐事上渎，一为争迁安县落花生的秤规。恭王因以示同僚，表示：“这才真正是奏疏，那些争秤规的折子，简直是笑柄。”
庚辰午门案宽减的恩旨，颁于腊八前夕，在清流中人看，自是岁暮一大快事，但气量狭隘的沈桂芬是否有触目惊心之感？今已难考。因为就在这年除夕，沈桂芬溘然而逝，得年六十四，恤典甚优，谥文定，一子赏给举人，准一体会试；一孙赏给郎中，俟成年后带领引见。
沈桂芬一死，南派势力，益成式微。自辛酉政变以来，南派的壁垒，本不如北派鲜明，所以沈桂芬亦无特定的衣钵传人。翁同龢以帝师的特殊关系，不愿亦不敢公然树立派系。潘祖荫的情形亦复类似。此外文采风流的名翰林、名士，虽多南人，但兴趣在金文碑版、考据训诂者居多，对政事不甚措意。以资望学养而言，没有一个人可望成为沈桂芬第二。
以我个人的看法，曾纪泽是一理想的人选，可惜他的经历为守旧派所恶而又不永年。如果曾纪泽能多活十余年而又大用，后来的历史可能又是另一样写法。
光绪六年庚辰，是近代史上的关键性的一年，南北之争的又一回合告终。此后至光绪十年甲申，为清流的天下，而以“两张”的扶摇直上，为清流势力迅速膨胀的具体表征。张之洞于光绪七年二月由左庶子补翰林院侍讲学士，六月升内阁学士，是为非凡的超擢。
按《会典》规定，汉缺内阁学士，以正詹、少詹、翰林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为应升。张之洞甫于六月升侍讲学士，资格最浅，以正詹、少詹各一，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各三计算，在开列应升内阁学士的名单上，张之洞不是第八，亦是第七，竟得一跃而前，冠于侪列，几同异数。
翰林当列二品的内阁学士，就绝非池中物了。内升侍郎，外放巡抚，辄以阁学为优先。这年十一月，简放山西巡抚。事实上升阁学就是为放巡抚做准备。至此，张之洞求速化的美梦，居然很顺利地实现了。
张之洞放山西巡抚后，谢恩表中有“八表经营”四字，常为时人谈笑之资。其堂兄张之万入军机后，一日携两表以互校时刻，他人怪而相询，用表一具即足，何必有二？张之万笑道：“我只有两表，远不逮舍弟的八表！”闻者大笑。
甲申中法战起，陈宝琛、吴大澂会办南北洋军务，张佩纶主闽海军事。既败，有人撰一联嘲清流党云：“三洋会办，只落得侯官革职、丰润充军；八表经营，也不过山西禁烟、两广开赌。”下联即嘲张之洞。张于光绪十年四月署理粤督，为筹饷将禁之数年的“闱姓票”开放，实亦不是什么嘉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