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描述的这些学校之所以入选，并不是因为我们坚信它们代表了我们国家正在进行的最有成就的改革，而只是因为它们表明了当前教育的总趋势，并且因为它们似乎较好地代表了不同类型的学校。出于需要，我们省略了大量材料，而省略的那些材料与呈现在这里的内容无疑具有同样的启示意义。我们没有试图触及振兴农村教育的重要运动：在范围和目标上，这场运动与当前进行的任何教育改革一样具有深远而有益的意义，因为其目的是为了克服封闭的缺点——这种封闭阻碍了乡村学校的教师，为了利用儿童的自然环境以便给儿童提供职业教育，而且利用的方式与城市学校利用非自然环境的方式是一样的。此外，一些教师个人或者学校尝试用最有效的方法来教授传统课程，然而，除非他们的工作说明了更重要的教育原则，否则，我们没有必要关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了使学生能够取得好的成绩，有些教师采取了一些手段和巧妙的方法。尽管对于教师而言，这些手段和方法似乎常常很有提示作用，甚至鼓舞作用，但是，如果他们只是更好地利用传统教育的一般内容来进行教学，便不适合本书的计划。

我们一直关心更为基础层面的教育改革，关心学校的觉醒，以便学校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工作应该是培养儿童，应该为儿童未来的社会生活做准备。有些学生将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度过一生，并且将在生活的实际方面从家庭环境里接受必要的训练。从数值上来说，这样的学生总是一个小因子，以致学校没有采取明智的措施来为他们设计学习内容。我们所讨论的学校都摆脱了那些仅仅适合一小部分特殊阶级的课程，从而转向了切实代表一个民主社会的需求及其环境的课程。

尽管这些学校都很相像，都反映了教育的新精神，但它们为获得期望的结果而使用的方法却存在很大的差别，它们的周围环境及学生也不同，这足以表明即便目标一致，当地的条件必然对其方法产生影响。对于一个深感教育存在民主问题的教育工作者而言，最迫切的任务似乎是要尽可能把儿童与其环境全面而明智地结合起来，这既有利于儿童的福利，又有利于社区。当然，由于社区的条件和教育工作者的性格及信念不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也不同。不过，虽然在不同的学校之间、在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梅里安先生所制订的计划与芝加哥公立学校的课程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些看似极端不同的观点背后的观念，我们就会发现，相似之处似乎才是最根本的。这是因为，这些最根本的相似之处说明了教育改革的方向，而且其中许多相似之处是现代科学和心理学在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

奇怪的是，这些相似之处大多可以在卢梭所倡导的观点中找到出处，只不过这些观点作为理论以外的东西而受到欣赏则是非常晚近的事。第一个相似之处，是重视学生的身体健康。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必须保证所有年轻人身体健康，因为身体健康是其他品质和能力得以培养的基础，不能指望在虚弱、缺乏营养或者无法控制的身体里培养其他品质和能力，这一点已经变成了一种常识，毋需在此赘述。无论从个体的角度看，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健康都是重要的。因此，重视健康对于一个成功的社会就更加必要了。

虽然所有的学校都认识到学生的身体健康很重要，但却未必理解通过儿童的活动来增强儿童体质在实现教育总目标方面的潜在价值。迄今为止，只有教育的先驱才认识到幼儿是在何种程度上通过运用身体来学习的。一种教育制度，如果不运用身体来教大脑，也不运用大脑来教身体，便不可能指望它能够保障智力的总体发展。这简直就是在重申卢梭的命题：幼儿的教育主要取决于是否允许他“自然生长”。前面业已指出，约翰逊夫人在何种程度上把学生身体的成长作为发展学生智力的工具，以及肌肉的技巧在蒙台梭利夫人的教育体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想一想，小宝宝为了理解周围环境中最熟悉的物体，摆弄触摸东西时要付出多大的运动量。要记住，儿童及成人与非常小的幼儿一样，运用同样的大脑机制来学习；于是，运动似乎不仅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机体在能够说话和走路之后，它的运动方式便没有什么区别了；唯一的区别在于活动变得复杂得多，但没有起初的锻炼便不可能出现这种复杂性。现代心理学指出，人的那些天然的本能就是他学习的工具。一切本能都要通过身体来表现，因此，教育如果抑制身体的活动，就是抑制了本能，也就是抑制了学习的自然方式。就在教育中应用这个事实的程度而言，本书所描述的学校都把学生的身体活动，即身体发育的手段，当作训练判断能力和正确思维的工具。换句话说，学生在做中学。用这种方式来教学，除了心理学的原因之外，这是认识到儿童身体健康的重要性之后必然出现的逻辑结果，自然会给课堂教学内容带来变化。

学生怎样才能学到东西呢？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活动只能增强肌肉的力量，而不能影响学生的脑力发育。这些学校采用基本相同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尽管它们解决的具体问题不同。儿童必须参加具有某些教育内容的实践活动，就是说，要再现真实的生活情境。不论是学习几百年前发生的事情，还是用算术来解决问题，还是学习刨木板，都要求学生这样做。呈现给学生的历史事实必须是真实的，不论学生是根据历史事实编话剧，还是建造一艘北欧海盗船，学习的中心思想和细节必须符合已知的事实。学生在做中学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精神和物质上复活一些业已证明对人类重要的经验。他像原先做这些事情的人一样，在脑海里经历了一遍。正因为做过了，所以他明白那个结果的价值，也就是事实的价值。仅仅口头上说一遍，即便是事实，并不能揭示事实的价值，或者真理的意义，即事实就是事实的意义。如果儿童仅靠书本知识来喂养，一个“事实”与另一个事实没有区别，他们就没有判断或者信念的标准。以儿童学习重量和计量单位为例，课本上说8夸脱等于1配克[1]，可是教师都知道，等他举例时，习惯于用4来代替8。很明显，他在书上看到的并不代表书本之外的事实，所以他脑子里留下什么数字（或者是否留下）是一种偶然。但是，当杂货店的男孩一夸脱一夸脱地计量过配克，就会十分明白。如果有同学说4夸脱等于1配克，他一定会笑他。这两种方式有什么区别？学校里的男孩没有经过实践便得到了结果，可这个结果必须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对于杂货店的男孩而言，经过实践之后，书上的话才有价值，才是真理，因为这是一种经验的结果——这是一个事实。

有人认为，实践活动在课堂教学中仅仅具有一种效用的价值，甚至主要是一种效用的价值。现在我们明白，这是一种谬误。如果学生要理解教师期望他学习的内容，如果他学的知识是真实的而不是停留在文字上的，如果对他的教育要提供判断和鉴别的标准，那就需要实践活动。对于成年人而言，大多数现实生活的活动不过是或多或少满足基本需求的手段，这是毋庸置疑的真理。这些活动，他做得太多了，以致它们作为各种人类知识的意义已经消失。但对于学童而言，却不是这样。以在学校厨房干活的孩子为例，他准备午餐不仅是因为他要吃饭，他还学习了一大堆新的东西。在按照食谱指南操作的过程中，他学习了如何把事情做得准确，饭菜做得是否好吃是对学生成败的绝佳检验；在度量的过程中，他学习了算术和计量表；在混合配料的过程中，他发现物质受到控制时是如何表现的；烘烤或者煮东西时，他发现了物理学和化学的一些基本事实。做这些动作需要调整肌肉和大脑的控制能力，成年人具备这种调控能力，再重复这些动作，就会给肤浅的思想者这样一个印象：学生这样做不过是在浪费时间。杂货店的男孩用配克量过东西，所以知道1配克等于多少，但他的知识储备并没有增加；由于他不断用配克来计量，很快便到达了知识的顶点；但与此同时，这种知识发现也就结束了。于是，单纯的操作代替了知识的发现。学校正是在这一点上，能够确保学生的知识继续增长。工人的活动，如果单纯是为了立竿见影的实际效用，那就变成了一种机械的活动。对学校学生来说，这种具体的经验已经足够了；只要他需要，只要他理解了一件事所证明的原理或者事实，他就知道如何做这件事。该是他继续往前去接受别的体验和学习别的价值事实的时候了。如果学生学会了如何按照食谱操作，如何配料和使用炉子，他就不会继续重复同样的基本步骤；他开始扩大学习，吸收更多的烹饪内容。烹饪课的教育价值仍在继续，因为他现在要学习诸如食品价值、菜单、食品成本、配料的化学和烹饪等问题。厨房变成了学习人类生活基本方面的一个实验室。

干有用的活儿来训练手、眼、脑（印第安纳州加里市）

一种积极的教育形式的种种道德优势，强化了教育在智力上的益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教学方法必然给学生更大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对于学生的知识和道德的成长是一种积极的因素。同样，用实践活动来代替通常孤立的课本学习，也取得了积极的道德效果；对于两种方法都使用过的教师而言，这些效果是显著的。在以积累书本事实为标准的地方，记忆力是获取知识所必须依赖的主要工具。教师必须刺激学生记住事实；至于他记住的是原话还是意思倒无多大的区别，因为无论哪一种情形，都是为了让他储存知识。那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学生的记忆力好就得到奖励，记忆力差就受到惩罚，记忆力不太好的时候就得低分。这样，重心就从学习本身的重要性转向了学生学习时外在条件的成功。既然任何人的表现都不可能是完美的，因此不及格就成了明显和强调的事情。学生觉得自己永远也达不到别人期望的标准，就会灰心丧气，但又不得不经常与之搏斗。他的错误不断受到纠正，不断被指出来。如此他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是特别令人鼓舞的，因为他只不过是复制书本上的课文而已。在好学生身上所培养的美德是服从、温顺、屈服，而这些美德是苍白和消极的；他抱着一种完全被动的态度，他的能耐更多的是把从教师那里听来的或者从书本上看来的东西再还回去。

奖励和高分不过是人为的追求目标，却使学生习惯于期望在学习结果的价值之外再得到点什么。学校被迫依赖这些动机的程度表明，它们多么依赖与真正的道德活动无关的动机。但是，在儿童通过做事情来获得知识的学校里，知识是通过他们所有的感官来呈现给他们的，而且变成了行动；它并不需要动用记忆来留住他们发现的东西；肌肉、眼力、听力、触觉以及推论过程，所有这些联合的结果变成了儿童身上一部分有效的知识。成功使人感到取得积极成就的喜悦，因此不再需要人为地劝导学生努力学习，学生会出于热爱学习而学习，学习不是为了得到奖励，也不是因为害怕惩罚。活动需要有积极的美德——充沛的精力、积极性、创造性，这种美德甚至比执行命令时所表现的绝对忠诚更具价值。学生看到了学习的价值，由此也看到了自己的进步，而进步又刺激他去追求进一步的结果。这样，他的错误不会受到不合适的重视，也不会让他灰心丧气。他能够积极地把错误当作教训，让下一次做得更好。既然学生不再为获得奖励而学习，作弊的诱惑也就降到了最低的程度。不再存在搞欺骗的动机，因为结果就显示出儿童是否做了功课，是否认识到唯一的结果。为了完成一项任务而学习，其道德价值当然比为奖励而学习更高。尽管一种突出独立和积极之学习习惯的环境可能改造不了一个真正的坏人，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软弱的人会变得坚强，坚强的人不会养成一些坏习惯，坏习惯乍一看觉得无所谓，但累积起来就严重了。

当前大多数改革者共有的一个观点，即他们在如何看待学校功课的问题上不同于传统，都试图寻找学生感兴趣的功课。过去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而且认为一定数量的枯燥无味的作业对于塑造学生的道德品格是非常有益的，因为枯燥的作业甚至比其他作业具有更大的纪律作用。强迫学生去完成一项对他没有吸引力的任务，可以培养其毅力和坚强的品格。毫无疑问，承担一项令人厌恶的任务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成就，不过，其用处并不在于令人厌恶本身；事物并不会因为它令人厌恶或者不愉快便是无用的或者不需要的，情况恰恰相反。仅仅因为一种功课具有“纪律”价值，就让学生做这种功课，这与其说是无视过分的道德热情，不如说是无视道德的价值，因为这种习惯终究不过是以瑕为瑜。

然而，如果说缺乏趣味性不能作为选择课堂作业的动机，那么，对趣味性不能作为一个选择标准的观点持反对意见也是合理的。如果我们狭义地理解趣味性的意思，认为只是指“因其娱乐性而逗孩子乐和吸引孩子”，那么，这种反对意见很有道理。听到别人说学生应该对做的事感兴趣时，对教育的新精神持批评态度的人很容易臆断趣味性指的就是这种狭窄的含义。于是，他用符合逻辑的方式指出，这种教育体制缺乏道德力量，满足孩子心血来潮的古怪想法，实际上是在总体上削弱社会的品质，是在满足人贪图安逸的欲望。但是，学校并没有为了学生而降低功课的难度，也没有企图给传统的课程罩上糖衣。就性质而言，这种变化更加涉及根本的问题，而且以正确的心理学理论为基础。学生的功课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把学生所有的功课都弄得很有趣，而是依据功课对儿童的自然吸引力来选择功课。趣味性必须是选择的基础，因为儿童有了学习的需要，就会对所需要学的东西发生兴趣。

一个婴儿会长时间不断地重复同样的动作或者触摸什么物体，两三岁的儿童怀着强烈的兴趣搭积木，或者往桶里装沙子，我们对这些情形都很熟悉。他们做这个不是一次，而是几十次，而且每次都同样地全神贯注；这是因为，这些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功课。他们处在生长的过程中，尚未发育的肌肉还没有学会自然协调的动作；目标明确的动作必须在儿童大脑有意识的指导下不断重复，直到他能够完成这个动作而不再对自己所做的感到要去适应为止。由于幼儿必须使周围的事物适应自己，他的兴趣和需要是一致的；如果不是这样，他便不可能生活。随着幼儿渐渐长大，他对各种需要的控制迅速变得自然，而我们就很容易忘记他仍然像婴儿一样学习。他所需要的东西仍然是调整的能力，这将是他终身的需要。良好的调整能力意味着一个人的成功，所以较之别的事，我们从本能上对学会调整更感兴趣。现在，儿童通过身体的活动来调整遇见的事物，为了生活，他必须控制他生活的自然环境。凡是引起他兴趣的事物，就是他需要学习的事物。因此，在为任何一组儿童选择功课时，明智的做法就是从儿童当时所处的环境中引起好奇和兴趣的事物中去寻找功课。显然，随着儿童的长大和他对身体和自然环境的控制能力增强，他会去探寻他周围的生活中更为复杂的和理论的方面。

但是，用同样的方式，课堂的功课有了扩展，吸收了一些事实和事件，但这些事实和事件并不以任何显而易见的方式存在于儿童的周遭环境之中。这样，以兴趣为选择标准而不以任何方式限制教学内容的范围。有些功课，学生喜欢，觉得值得一试；有些功课，给他们以希望，对他们有益，但做的时候同样需要坚持和专注，就像纪律训练最严厉的鼓吹者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样。他们要求学生为自己看不见的目标奋斗，所以设定人为的目标、分数和晋升制度，把学生封闭在大脑和感官不能随时听从生活召唤的环境之中。可是，生活强烈地吸引着学生。解答一个问题，就会使他立刻有了一种成就感，就会觉得好奇心得到了满足。所以，学生带着问题，把自己所有的才华全部用到学习上，目标本身便足以形成必要的刺激，使他完成艰苦的学习。

传统型的教育训练儿童驯服和服从，训练他们认真完成强加的任务，反正是强加的，会导致什么结果不用管。这种教育适合于极权社会。这些特征属于这样的社会，在那里由一个领袖来规划和看护人民的生活和制度。但是，在一个民主的社会，这些特征妨碍了社会和政府的有效管理。我们关于民主的著名而简短的定义是“民有、民享、民治”，它为民主社会的内容也许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线索。社会和政府管理的责任系于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身上。因此，每一个人必须接受培训，才能够担当起这个责任；必须了解环境和人民的集体需要，必须培养一些特定的品质，才能确保他们的行为公平地分担政府的工作。如果我们训练自己的孩子被动接受命令，训练他们做事而不问缘由，不给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去行动和思考的信心，那么，我们在克服目前教育制度缺陷的道路上，在树立民主理想真理的道路上，就等于设置了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但是当我们在培养未来国民的时候，却不给他们以自由。学校的儿童必须得到自由，这样，当他们成为管理主体的时候，就会明白自由意味着什么；必须培养学生的诸如进取心、独立性、随机应变等积极的品质，这样，民主的滥用和错误才会消失。

传播对民主与教育关系的认识，也许是当前教育发展趋势中最为有趣和最具意义的一个方面。由于这种传播，人们对大众教育的兴趣越来越浓，用科学和心理学来促进教育变化的论点（这一点前面已做了勾勒）得到了增强。毫无疑问，依靠教科书的教育方式很适合一小部分儿童；由于环境的原因，这一小部分儿童不必从事实际工作，他们对抽象的概念又很感兴趣。不过，即便是对这种类型的人，这种教育制度也给他们掌握知识留下了极大的缺陷。这种制度丝毫不重视行动对于智力发展所起的作用，它虽然是按照学生的天然禀赋来提供教育的，却无法培养实际动手的能力，而惯于抽象思维的人通常就缺少这种能力。对于绝大部分不喜好抽象思维的人，由于他们只能以实际工作为生，通常要依靠双手来做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运用一种教育方法来弥合生活中纯知识、纯理论的方面与其实际运用之间的鸿沟。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随着对于社会问题的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每一个人，无论他恰好属于哪一个阶级，都有权要求得到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教育，而且国家必须满足这种需求。

直到不久前，学校教育仅仅满足一个阶级的需求，这个阶级的人包括那些仅对纯知识感兴趣的人、教师、学者和研究人员。需要向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提供培训的这种思想很新，就连学校也才刚刚开始认识到，控制物质生活方面的方法也是知识。直到不久前，学校还在忽视人数最多且为整个世界生产生活必需品的那些阶级。究其原因，相对而言，民主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在其到来之前，绝大多数人——用双手干活的人——要满足自己更大精神需求的愿望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承认。他们的作用以及存在的理由，似乎就是为了满足统治阶级的物质需求。

在过去的150年里，有两个伟大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思维习惯。我们业已看到，其中的一个变革是民主理想的发展，它要求教育发生变化；另外一个是科学发现带来的变革，这些应该在课堂上得到反映。面对蒸汽机和电力的发现，如果只是把历史知识串连到一块来，大致反映社会的状况，便难以充分描绘这些发现以及类似的发现给社会带来的根本变革。从教育的角度看，最具意义的可能就是事实的剧增，任何人要想成功地适应生活的环境，就必须把这些事实变为大脑储备的一部分。这些事实数量之大，企图用教科书在课堂上教授全部的事实，是十分荒唐可笑的。相反，本书介绍的这些学校，坦诚地面对变革，改变课程；勇敢地坚持尽可能多地教授事实，教会学生如何从这个世界学到东西。这些学校推出创新计划，增加利用事实的机会，带来了教育的改革。不过，科学所提出的变革更为激进；这些学校遵循的都是本书所提到的基本思路。正如这些不同学校的课程所显示的那样，这个思路就是不单纯教授那些一经发现便改变了社会面貌的科学定律，而是教给学生生活事实以应付实际工作；不是教学生去学习和记忆分门别类的书本事实，而用前者去取代后者。

如果学校欲承认各个阶级的学生的需求，如果学校欲为学生提供训练，确保他们成为成功而有用的公民，其教学不仅要使学生体格健壮，道德高尚，对国家和邻居抱着正确的态度；而且要让他们具备足够的控制物质环境的能力，从而达到经济上的自立。职业的准备一直备受关注。我们看到，过去忽视了对产业工人的培训。科学发现使现代工业变得复杂起来，因此，要想培养出真正有能力的工人，就必须打好普通教育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提高技术能力。人与人的差距很大，因此，学生应该熟悉那些适合自己喜好和能力的工作。本书关于普通教育原则的论述，仅限于满足这种需求的劳动教育或职业教育。但是，关于具体行业及职业的培训却完全不属于本书论述的内容。不过，狭义地说，这场推进劳动培训的工作的某些事实对于上述问题具有直接的意义。因为随着这项工作的展开，目前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危险，即由于人们偏爱行业培训，反而忽视了正在加里市和芝加哥市展开的真正的基础教育工作。

那些举足轻重的公民往往只关注熟练工人应该具备什么能力，却忽视对普通教育进行重新调整。通过亲身体验，也许还出于自己的兴趣，熟练工人理解了作为一名熟练工人应该具备什么能力。德国把技术行业培训变成推进这个帝国商业竞争的一种国民财富，其重视技术行业培训的程度令我国那些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公民佩服之至。有些14至18岁的工人在更早的年龄便离开了学校，要提高他们的素质，看来最直接、最具实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继续教育学校（separate schools）体制，并且单独设立专门为各个工种直接培养工人的学校；与此同时，让现有的学校基本上保持不变，为高等学校和较少需要体力劳动的行业培养学生。

继续教育学校很有价值，也很重要，但却仅仅是止痛片，是权宜之计；它解决的是本不应该存在的问题。儿童不应该在14岁就离开学校，而应该留在学校直到16岁或者18岁。儿童应该学会明智地使用自己的精力，学会恰当地选择工作。只要接触过14岁辍学去工作的学生，无论其数量大小，教师及工人都知道，辍学的原因与其说是经济的压力，不如说是他们对学校能够带来什么益处缺乏信心。当然，有时候孩子喜欢上学，但为了挣钱不得不一有机会便离开学校。不过，即便是这种不多的情况，通常更明智的做法是继续那种流行的家庭安排，让孩子在学校度过14岁的生日，哪怕是借助慈善捐助的计划。十四五岁孩子的工资很低，仅仅能改善那些生活在匮乏状态的家庭。

与留在学校的孩子相比，这种毫无希望的状况更糟，因为这些孩子挣钱的能力提高得很慢，其最高工资也非常之少；从长远来看，孩子本人及其家庭所遭受的损失超过了暂时的、毫不稳定的收入。但是，学生提出的最常见的辍学原因是不喜欢上学，所以急于找些实际的工作来做。他们辍学，并不是因为自己已经为工作做好了准备，也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完成了什么培训课程，而完全是因为上学似乎无用，学校很难满足他们的兴趣，结果他们抓住第一个机会来改变状态，去做一些更加实际的事情，去做一些能够带来可见结果的事情。

因此，为满足这类学生的需要，必须对普通学校的教学进行重组，使学生为了学习内容的价值，愿意留在学校。目前的体制既不得力又目光短浅；继续教育学校弥补了这个体制的一些缺陷，却不可能完全克服，也不可能使学生获得迟来的知识增长。在知识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小学的调整出现错误，这种增长就会受到抑制。理想的做法不是把学校当作现有劳动体系的工具，而是用劳动来重组学校。

存在一种危险，即生意人的共同利益及其在公共事务上的影响力会分解劳动培训，从而损害民主和教育。教育工作者必须坚持教育价值观念优先，但并非是出于教育工作者的利益，而是因为教育的价值观念代表了社会——尤其是一个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的社会——更为根本的利益。劳动在教育中的地位，不是为了具体的行业而仓促加快培养学生。劳动应该（就像在加里市、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其他地方的学校一样）为每个学生必须掌握的理论知识提供实际的价值，应该让学生理解自身所处的环境条件及其制度。一旦做到这一点，学生就会具备必要的知识和智力，从而正确地选择工作，并努力获取必要的技能。他的选择并不会因为他已经知道如何做一件事（唯一的一件事）而受到限制，决定他进行选择的将仅仅是他自己的本领和自然倾向。

行业学校和继续教育学校招收的学生年龄都不太大，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了解，仅在一个狭窄的方面接受理论与动手技能的培训，结果，学生会发现自己仅仅对某一种工作具备足够的能力。如果这个工作后来证明不适合他做，那也仍然是他唯一受过培训的工作。这种体制不能为个人能力的最佳发展提供机会，而且容易把人固定在某个阶级里面。

那些在起步阶段招收熟练工人的企业似乎受益最大，可一旦进入难度更大的工序，就会失去这种优势；因为这些工人不具备一般的知识和广泛的经验，而技术高中或者职业中学的毕业生却具备。由于各个行业都需要利用环境，因此，为了驾驭环境，把行业的内容引入学校，这将大大有助于培养大量民主社会所需的有独立精神、有知识文化的公民。

对形成固定的阶级采取默许的态度，这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致命的。财产的差距、大量无技能者的存在、轻视体力劳动者、不能为促进人生发展的培训提供保障，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共同促成了阶级的产生，并且扩大了阶级之间的鸿沟。在消除阶级分化的问题上，政治家和立法机构应该有所作为。明智的慈善机构也可以有所作为。但是，公立教育系统才是唯一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组织。过去，美国在成分多样的人口中培养了一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共同的利益感和目标感压倒了力图把人民划分为不同阶级的强大力量，每个美国人为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社会的一端，是财富大量的聚集；在社会的另一端，则是差不多仅有维持生活必需品的状况，这使得民主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过去只有一个社会体系，个体混合在这个体系之中，它所提供的东西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可这样的岁月正在迅速消失。因此，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方法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民主社会的目标。

有钱人家的孩子属于一个系统，劳苦人家的孩子属于另一个系统，这样的情况是不能允许的。尽管这种安排所强加的结构性分割不利于培养一种应有的相互同情之心，但还不是最坏的。与其相比，更坏的是一些人接受书本教育，另一些人接受“实践”教育，由此造成理智习惯与道德习惯的分离，并导致理想与世界观的脱节。

注重学术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未来公民，对体力劳动丝毫没有同情心；也绝对没有接受过有关的培训，所以无法理解当代最严重的社会及政治难题。与没有接受培训时相比，行业培训培养出来的未来工人可能掌握了更多立竿见影的技能，但他们的头脑并没有得到拓展，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科学意义和社会意义缺乏洞见，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并不能帮助他们在探究中前进，也无助于他们做出独立的判断。把公立学校系统一分为二，让一部分采用传统方法，而用传统方法来改进教学是很难的；让另一部分培养未来的体力劳动者，这意味着我们制订了一个命定社会成员的计划。这样的计划与民主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民主社会宣称，机会均等是民主的理想，这就要求建立一种教育体系，让学习与社会运用、思想与实践、工作与对工作意义的理解等从一开始就结合在一起，而且向所有人开放。我们在本书中所讨论的这些学校说明，机会均等的理想如何变成了现实。这样的学校正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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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克（peck），英美谷物、水果、蔬菜等的计量单位，等于8夸脱或者2加仑。——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