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要达到的社会目标，左派群体之间很少有什么分歧。至于实现这些目标和能够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大家就有很大的分歧了。这种关于手段的分歧，是当今世界中民主的不幸。苏维埃俄国的统治宣称，随着新宪法的采用，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创立了一种民主。几乎在同一时间，戈培尔（goebbels）宣称，德国纳粹社会主义是将来民主唯一可能的形式。那些相信这样表达民主的人，可能会有些晕厥的欢欣。这是民主在经历了一个被指责被嘲笑的时期之后的事情，民主现在获得了欢呼。
在德国之外，没有一个人会把德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这个宣言当真，更不用说它是民主臻于完美的形式了。但是，对于世界上所谓的民主国家仅仅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个断言，我有些话要说。“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指权力最终落到了金融资本家的手中，不论政府怎么宣称说它属于全体人民并为全体人民服务。从历史的观点看，很明显，民主政府是随着权力从农业利益集团转移到工业和商业利益集团而产生的。
没有斗争，这种转移就不可能发生。在这种斗争中，新生产力的代表声明他们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是自由选择和个人独创的事业。在欧洲大陆，自由经济的政治宣言使用了自由主义的名义，英国也一样，只是程度小一点。所谓的自由党，是那些为个人主义经济行动的最大化和社会控制的最小化而奋斗的人。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制造业和商业经营者的利益。如果这种宣言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全部意义，那么，自由主义已经到期，试图复兴它是社会失策。
因为这个运动肯定不能实现自由和个性的目的，这些目的是它自己建立的目标，并且它以这些目标的名义宣称它正当地拥有政治上的至高权力。它代表的这个运动，给予少数人凌驾于多数人的生活和思想之上的权力。掌控大众获得生产工具以及劳动产品的条件，这种能力是压制自由的基本特征，是一切年龄的个性发展的障碍。随着主人的变更，群众也得到一些好处，否认这一点是愚蠢的。但是，美化这些好处，无视现行制度所伴随的残酷和不平等、宰制和压迫、公开和隐蔽的战争，是理智和道德上的伪善。当今金钱至上的竞争体制造成了人格扭曲和呆滞，这表明，在所有人都有个性和自由的意义上，声称现有社会体制是自由和个人主义体制，是一句谎言。
有人说，在历史上，民主是为了工商业阶级的利益而产生的；对于这个陈述，美国是一个突出的例外；不过，在联邦宪法的形成中，这个阶级的收获远远多于它应该得到的革命成果的公平份额。并且，由于这个群体掌握了经济权力，也越来越多地占有了政治权力。但是，即使在政治上，说这个国家仅仅是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这也显然是错的。目前，这个国家中的斗争不仅仅是一个新阶级对已建立的工业专制制度的抗议，不管这个阶级叫作无产阶级还是另有其名。这种斗争是这个国家持久的本土精神的表现，即反对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毁灭性的武力侵占。
这个国家从来都没有过欧洲那种“自由”政党，尽管在近期竞选活动中，共和党借用了后者的大部分口号。但是，这个党派的领导人攻击自由主义是一种红色危险。这表明，在美国，自由主义有另一种起源、安排和目标。从根本上说，它力图实现充分的、广泛的民主生活方式。试图挽救“自由的”这个词语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允许民主 的方法和目标因自由主义受到的谴责而变得模糊。这种遮蔽的危险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紧迫的实践问题。
因为民主不仅仅意指一些目的，如个人保障及其人格发展的机会，现在甚至连独裁政权都宣称这些目的是他们的目的。它还意味着首要的重点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 。它决意采取的手段，是反抗压制的个人自愿活动；它们一致反对暴力；它们是明智组织的力量，反对由上面和外面施加的组织力量。民主的基本原则是：所有人的自由和个性的目的，只有通过与这些目的相应的手段才能实现。 不管自由主义在欧洲变成了什么样子，在我们国家，高举自由主义旗帜的价值在于它坚持信仰自由、求知自由、讨论自由、集会自由、教育自由；坚持用公共智力的方法来反对压制，即使这种压制宣称它的实施是为了所有个人的最终自由。有人主张，至少有必要暂时实行一个阶级的专政；有人断言，现行经济体制是每个人都拥有独创和机会自由的体制。这些信条和立场都存在着理智上的虚伪和道德上的矛盾。
自由民主方法与激进的社会目的相结合，并不存在矛盾。不仅没有矛盾，而且历史和人类本性都没有为如下假设提供任何理由：激进的社会目的可以通过自由民主方法以外的手段去获得。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不会交出权力，除非有更强的物理力量迫使他们这么做。这种观点也适用于独裁政治，它宣称为被压迫的大众服务，实际上却使用权力反对大众。民主的目的是一个激进的目的，因为它是一个任何时候在任何国家都还没有充分实现的目的。 它是激进的，因为它要求现行的社会制度，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制度，发生巨大的变化。一种民主自由主义如果没有在思想和行动上认识到这些事情，就不知道民主自由主义的意义，也就不知道这种意义要求什么。
而且，最激进的主张就是把民主方法看作实现激进的社会变化的手段，没有什么比这更激进的了。依赖更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做法是反动派的立场，这种说法不仅仅是一种语言上的说法，因为它是这个世界过去依赖的方法，并且这个世界为了永久存在，现在正武装起来了。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近距离接触当今体制产生的不平等和不幸的那些人，以及意识到我们现在有资源开创一个所有人都有机会和保障的社会体制的那些人，迫不及待地想要通过任何方法推翻现行体制。但是，民主的方法和民主的手段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民主信念作为一种欣欣向荣的、摧枯拉朽的、富有战斗激情的信念，它的复苏是我们虔诚地期望的结果。但是，改革运动顶多能赢得部分的胜利，除非它来源于我们对人类共同本性的信心，以及我们对以公共集体智慧为基础的自愿行动的力量的信心。
（熊文娴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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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1卷，第229—231页。
[2] 首次发表于《常识》，第6卷（1937年1月），第10—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