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论文集一共收集了二十三篇论文。因为其中《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篇比较长一点，又放在卷首，于是就用这一篇的题目作为论文集的总名。

所有收集在这一本论文集里的文章，发表的时间始于一九二六年，止于一九五四年。论文性质都多少和中西交通史有点关系，按照内容，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自第一篇至第四篇，都和唐代历史有关，特别是唐代中外文化关系史和国内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第二部分，自第五篇至第十四篇，都是属于所谓“敦煌学”范围的文章。第三部分，自第十五篇至第十七篇，谈的是摄山佛教石刻和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第四部分，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三篇，都是和目录学有关的一些文章。

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整整三十年；照古老的说法，三十年要算一世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像我所研究的比较狭隘的一门，虽然只是历史科学巨流中的一个小小溪涧，也自有不少的变化和进步。举“敦煌学”为例。自一八九九年发现了敦煌石室的藏书以后，便在东方学的研究中添上了一个新的部门。我之参加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最初是从敦煌所出通俗文学入手的。开始接触到佛曲这样一个名词，于是追溯到音乐方面，提出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渊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后来逐渐明白佛曲与敦煌所出通俗文学中的变文是两回事，佛曲与龟兹乐有关，而变文一类的通俗文学乃是唐代通行的一种讲唱文学即俗讲文学的活本。一九三七年在巴黎看到纪载俗讲仪式的一个卷子，这一个问题算是比较满意地解决了。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得到机会去巡礼敦煌千佛洞，考察汉代的玉门关和阳关的遗址；一九五一年又去新疆，巡礼了古代高昌（今吐鲁番）、焉耆（今焉耆）、龟兹（今库车、拜城）诸地的石窟寺；于是对于“敦煌学”才算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距我开始作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来，“敦煌学”，特别是音乐和俗讲文学方面的研究，已有很大的进步。日本高楠顺次郎、法国伯希和和日本林谦三诸人根据印度的七调碑，证明了并且修正了我所提出的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渊源于印度北宗音乐的假设。关于俗讲文学，郑振铎、王重民、孙楷第、任讷、周绍良、王庆菽诸位先生，在搜集、整理以及研究传布方面都作了很好的工作，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解放以后这些方面都焕然改观了。敦煌千佛洞设立了研究所了，石窟里面装上电灯了。西自天山，东至于海，所有的石窟寺都由国家进行保护了。敦煌发现的俗讲文学的话本也已汇集起来即将出版了。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摸索敦煌残卷，以及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画，那种“擿埴索涂”“空山寂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但是今天我们的心情不是过去的所谓“感慨系之”，而是“凡在见闻，莫不欣跃”！我想凡是参加过这一工作的朋友们，都会同意我的说法吧！

关于唐代历史的研究，陈寅恪、岑仲勉、贺昌群、唐长孺诸位先生都有很好的贡献。我只是参加文化史和中外关系特别是和西域的文化关系研究的一方面。在这一方面，像近来季羡林先生对于唐代中国和印度文化关系的研究，比我以前的规模要壮阔得多了。

国内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在我们今天的历史科学中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而在过去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者，往往不能不有“孤芳自赏”之感。这一部门将来会有极其光辉的成就的。因为我们有这样多的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历史的研究，不仅仅建立了他们本民族的历史，并且在历史科学的理论上，也会呈现出新的光芒的。我对于南诏史的研究，不过是“抛砖引玉”而已，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

中国古代和南海国家的关系，以及十六世纪至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和欧洲诸国在文化方面的关系，也是我过去研究的范围。三十年来，我在这些方面只开了一个头，还有待于以后大家的努力。

这些论文，都是发表过的，此次重印，大体上保持原样，只在有大错误处略加些许改正，或加几条补注。三十年的岁月，一晃便过去了，检查自己的工作，不胜惭愧之至。一些朋友认为我所作的某些文章，还可供参考之用，怂恿我收集起来重印；这部论文集的出版经过便是这样的。我们的国家就要制定关于发展科学的十二年规划了，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不仅在我们的历史上，就是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们过去在科学上落后的现象将要消灭了，十二年以后，我们在科学方面将要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我在十二年规划制定的时候，出版这一部论文集，为自己立一个里程碑，一以鞭策自己，一以求读者指正。其目的不过如此而已！

一九五六年四月七日向达谨记于北京西郊北京大学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