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劳过度 养病南市
游览沪滨 遍访胜迹
游城隍庙 查城隍史
上海小吃 别具风味
城隍出巡 会景盛大
民国时期，上海龙华寺
我从小到大没有生过病，自从编纂辞典之后，白天常觉疲劳过度，遇到有些写作上的困难问题，夜间不能成眠，有时睡到半夜入梦之时，拟好了一段文稿，或是想出了一个字，忽然清醒坐了起来，急急开了灯动笔记下。最初记好之后，也就入睡了。后来记了之后，觉得提起了虚火，自己都按捺不下，就继续做上两三小时工作。从前年轻，少睡两三个钟头无所谓，但是积了半年时间，究竟人不是铁打的，就病起来了。
最初我不过常常觉得头晕无力，接着就变成思想纷乱，明明一个字写得对的，偏会认为不对，横看竖看，非经考证，或是问过二三个人，否则不敢决定。因此又想到自己的健康问题，疑神疑鬼，好像各种疾病都追随而来。这时我觉得自己患上了心神不宁之症，新名词就是“神经衰弱”。
我参加中国旅行社办的华南旅行团，游览广州、石岐（中山市）、澳门、香港等地，归来之后，赵君豪主编的《旅行杂志》要我写一篇《华南旅行记》，都勉强完成。其时只感觉到自己脑力异常衰退，许多见闻的事情都想不起来，仅记得在广州六榕寺吃到的一席素斋，花了银元六枚，那时六榕寺是开放的，里面还有苏东坡手写的石碑；在石岐吃鸽子，每只的代价是双毫二枚，好吃得很；在香港记得的士一上车就是二毫，之后每跳一跳表是一毫子，这时因为香港汽油便宜，是上海所不及的。此外，好多事印象模糊，自己觉得记忆力大大地衰退，原来在这个时候，我已病得很深了。
疲劳过度 养病南市
神经衰弱虽不是一个重大疾病，但事实上，比真正的病还要复杂和痛苦。我深知这种情况，只要多休息就会好转，所以我决定连诊务都摆脱了，请一位老友来代诊。
不料，世界书局收到了我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全部稿件之后，在校对时，发生了许多问题。最普通的就是中国药材的名称，从前的人都喜欢写简笔字，譬如“牛膝”两字，简笔写成“牛七”，“田漆”写成“田七”，“蒺藜”两字写成“夕利”。诸如此类的问题，等到排好之后，就发觉到文字前后不能统一。沈知方就来了一个电话，要我亲自去做全篇统一修正。
我接了电话说：“我为了这部辞典已患上了失眠症，整天没有心绪，连诊务都请人代理，我实在精力不济，可否暂时让我休息一些时日再讲。”沈知方说：“不行，不行，这部书，不但是老兄声名所寄，我们世界书局也认为是一部巨著，一定要赶着在新厦落成之前出版。你既然现在已暂停诊务，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请你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到我们编译所来修正一下，也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我答说：“这万万不能，你们的编译所在虹口大连湾路，来来往往要一个小时以上，我如果照你的意思工作下去，身体完全要拆坏了。”沈知方说：“不要紧，不要紧，用我的自备汽车叫司机四宝天天接送你。不需你自己动笔，坐在局里只要你开开口就是了。”我迫于无奈，终于还是答应了他。谁知道这一下子，我真的病倒了，每天下午二三点钟时有三分热度，人也日益消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拉了一位老友尤学周，代替我到世界书局去工作。
所谓三分热度，是从前的说法，事实上就是摄氏三十七度三，我觉得这种定时而至的热度，不是感冒或湿温，定然是一种虚热，自己拟方服药，但热度毫无退却的迹象。想想倒有些像肺痨病开始的潮热，这样一想，神经格外衰弱，失眠更甚。
那时上海私人医生是没有x光照射的，只有海格路（今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有一架。我和该院的院长颜福庆相识，通过一次电话，他就约了一个日期，叫我去照一照，说是虽有x光设备，但是照的人很少，因为灯胆和菲林都由外国运来，价格昂贵，所以规定每星期三照一次。要是想照的话，要付代价十五块钱。我一听这个价钱，当然认为很贵，但是决定依期而往，去照射一下。（按：从前物价虽然便宜，但是洋货较贵，现在照一次也不过港币十五元，足见现在便宜得多。）
x光照射的结果，肺部无恙，这在我心理上就安乐得多。可是自己用药剂调治，全无效力，我知道这完全是虚热，一定要着意进补，而且白天还要加多睡眠时间，否则，这个热度是不会退的。
本来我喜欢看书的，随时随地手不释卷。有时大便，无书可看，拿一本历本看看，也觉得有所寄托。但到了这个时候，见了书本就觉得讨厌；但在家中到处都是书，连床头都有书，所以一睁眼就觉得厌恶异常。
在我疗养期间，真想离开家中，找一个幽静的旅店住一个时期，来改换一下自己的环境。我的母亲天天探望我，见到我这个情景，她心中极为焦急，问我：“旅馆每天要多少房租？”我说：“大东、东亚这两间旅馆每天房租要三元二角，沧州饭店每天要四元。”她说：“这样昂贵的房租，住下去开支不得了，而且这种旅馆也不见得安静，不适宜于养病，不如你住到南市老家来。把住旅馆的钱省掉，吃得好一些，那么即使长期休养，也用不了多少钱。”我一想，这也是一个办法，因为这次休养，至少要几个月，的确可以省下好多钱的。
我移居到了南市，老家中房间极多，而书却一本都没有，这对我说来，倒可以改变我的生活习惯。
每天进服药物，都由我自己处方，但是三分热度，退到了两分就不动了。我想想这是大虚之象，一定要进服人参，增加一分体力，才能退除一分热度。当时上海的参茸行都在南市里咸瓜街，人参的价值，是每两银元八枚，好多年来既没有涨价，也没有跌过。我就到参茸行去买了一两人参，煎汤进服，不过五天工夫，竟退了一分热度。于是再到里咸瓜街，正要进入葆大参行，里面走出一个关东大汉，是关外的人参客人，似曾相识。他见到了我，就叫我一声：“陈大夫，两三年不见，你怎么瘦成这样？”我说：“是呀！所以要来买些人参。”他低声说：“那好极了，你不必问他们去买贵货，我可以照批发价格卖些给你，要便宜得多。”于是两人就到小东门一间点心店，叫了两客汤包，只售铜元数枚，各式有鱼有肉的汤面，也都用铜元计值。幸亏我肠胃无病，胃口还好，大家吃得很高兴。吃罢之后，那位人参客人，就打开一个蓝布包，里面有两铁盒人参，都是真正的吉林参。我问价钱，他说：“芦头好，芦身粗壮，参须飘然的，每两批价是六元四角，但是有一种较为便宜的，只是参须折断，或是参段生得不好看，大参行不肯接受，我可以便宜些卖给你。”
我说：“人参的真假，我是很懂得的。移山参一煎就发胖，参皮立刻散开来，头煎的参汤，已经很淡，二煎就变成无数飞花，浑浊不清。所以如果不是原枝完整的人参，人家不相信是真货的。你能不能送到我家里，经过我煎煮之后，如果是真的，我就买下来。”那人参客人说：“好！你不妨拿一包去试试。”
从前的生意人极讲信用，口头说妥了之后，就把人参称了一下，包了给我，只问我住在何处，并说：“我过几天到你府上去收钱。”
我回到家里，就把这种参段煎煮，一煮之下，发觉的确是真正的老山吉林人参。等五天之后，那位人参客人来了，问我；“参质如何？”我说：“路道的确是真的，但是这种碎段残枝，价钱如何算法？”他豪爽得很，说：“我从关外带来的人参，有三十斤之多，坏就坏在这些零碎参段，没有人要，天天住在客栈里，东奔西跑，很难成交。我急于要还乡，你既是识货的，我一块儿卖给你，价钱特别便宜，每两只收你三元，这和我的来价差不多。”我说：“好的。”于是我就全部买了下来，计重一斤有余，只花了五十多块钱。
我天天呷参汤，再进服药物，大约两个月之后，才把虚热退清，但是人却依然瘦得不像样子，一时还不能恢复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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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节，我的同学医友秦伯未也住在南市侯家浜，到我家来访，相见之下，他说：“你这样瘦法，接近落形了，还是要休息，不如再进服二剂膏滋药。”我说：“也好。”
接着我就说：“疗养期间有一桩苦事，就是寂寞得很，现在下午多睡，热度已退，可是上午这段时间，怎样排遣呢？”伯未说：“你有小汽车，不妨开了车子，我和你遍访南市各处古迹。”恰好伯未下午是在嵩山路应诊，上午则在家写写字，刻刻印，绘绘画，相当悠闲，所以他很高兴地陪我同游。
伯未有考古癖好，他说：“我们第一天就去踏访赵松雪（赵孟頫）故居。”我说：“赵松雪是元代人，怎样还找得到他的故居呢？”他说：“《上海县志》上说他的故居是在石皮弄长生庵后面。”我说：“那么我们即刻就去。”
其实，我们对石皮弄熟得很，那地方既小且狭，汽车是开不进去的，我们只好安步当车地走进去，一边走一边寻，居然找到一条松雪街，两个人开心得很。可惜多数房屋，都是后来翻造的小宅子，古老的旧屋有四间，是否就是赵松雪故居也无从证实，只得望屋兴叹！但是旧屋之中有一个尼姑佛堂，闭上了门，屋子既旧且破，我们敲门而入，两个尼姑看见我们奇怪得很，因为这间佛堂很少人去烧香礼佛。于是她就问我们：“来做什么？”我们说来烧一炷香，饮一杯茶，老尼合掌说：“好，好。”料不到这个小地方，四壁挂着许多名家书画，如明代的董其昌、方淑仪，清代的何绍基、赵之谦、陆润庠等；至于近代的人则有任伯年、李梅庵、吴昌硕，书画和对联，挂得琳琅满目，可惜见不到赵松雪的墨宝。
那位老尼也风雅得很，她说：“你们要找赵松雪的遗墨，我知道在沪西鹤沙镇有一个庙叫永宁寺，里面有赵孟頫手写赤壁赋的石刻。”第二天我们就到沪西大场去找鹤沙镇，但是找了半天，连“鹤沙镇”三字，乡下人都不知道，我们只得废然而返。
那天我们就在大场镇上一家小饭店进餐，那家餐馆所吃到的鱼虾都很新鲜，因为是当地的水产，所以价格相当便宜。我们一餐有酒有菜，只花小洋四角。我和伯未谈起：赵孟頫是以画马出名的，别署松雪道人，我们既然找到了这条松雪街，他的后人即使还居住在上海，至少也是他的十几代了。在我们上海，五代居住在一个旧宅是常有的，要是十多代子孙还居住在旧宅，那就不可能了。所以我们进餐以后，就把找寻赵松雪遗碑的事放弃了。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伯未拿了一本上海县志到我家来，出示县志说：“书上分明载出赵孟頫是湖州人，居住沪上鹤沙镇，凡寺院钟铭皆有其真迹。如此看来，松雪街上那个尼姑庵中的老尼姑，必定有来历，我们今天再去访问她，问一个水落石出。”我也高兴得很，洗了面就和他出门。但是大家还空着肚子，于是我们找一个馆子去进早餐，见到福佑路旧校场一个羊肉面店，那是很有名的。
从前上海出售羊肉的面店、摊档，以及肩挑专卖生熟羊肉的小贩多得很。羊的肥肉叫“腰胡”，瘦的叫“环掌”，羊的腿叫“圆筒”，吃客可以随拣随切，每碟不过铜元三五枚。汤是羊肉汤，面是手切面，一碗面叫作“一挑”，光面不过铜元二三枚而已。
我们吃罢羊肉面之后，觉得浑身暖暖的，很是舒服，就急急地赶到尼姑庵。那老尼姑见到我们又来，而且伯未手上还拿了一本县志，不由得另眼相看，泡了一壶茶，便和我们长谈起来。
她说：“赵松雪的旧宅，真是在这条松雪街上，原宅很大，一百多年前，他的后人出售给了耶稣教会，即现在的那间圣公会教堂，所以一无遗迹可寻。”我们觉得她的话，绝非虚构，而且她一定还知道得很详细。因此我们再追问她的身世，她只是笑而不言，只说她也能画几笔画，她的丈夫是清代的名画家，所以知道一些关于赵松雪的故事。她又说：“赵松雪有一部诗集，诗集的跋文中说出赵松雪葬在鹤沙镇，究竟这个镇在何处？已无从查考。（按：据老友胡憨珠君言，赵松雪葬在闵行镇北紫藤花棚桥畔。）赵松雪的书画，流散各方，不过在上海书坊铺中，有一种松雪小楷却很流行。”
伯未说：“上海人对保存古迹，根本没有人着意打理，我们唯有到各寺去踏访。”于是我们每天都到各寺院去观察。
上海最古老的一个寺院是“静安寺”，是三国时代赤乌年间与龙华寺、龙华塔一同兴建的。我们先到静安寺，这个寺地方虽大，但是主要的大雄宝殿却小到极，此外都简陋非常，想来历史太久，屡经焚毁，已是面目全非。只见寺院前的一口“涌泉井”，因为后来改建马路，切断水源，所以井水浑浊不清。依照《上海县志》上所说：本来吴淞江有多条支流叫作涌泉浜，在静安寺前，恰巧是几条支流汇集之所，名为海眼，这个井就是海眼所在，泉水昼夜不断飞腾，所以清澈见底。井栏上面还有皇帝御书，题了“天下第六泉”的评语。这几个字，后来清代末叶由名书家胡公寿重行书写刻在石上，刻得很深，游客都能一目了然。
我们在静安寺中盘桓了好久，只发现有一块“陈熙赤乌碑”，碑文很长，我还记得其中的两句：“穹碑巍立纪孙吴，为访遗迹吊赤乌。”文中的年月已模糊得看不清楚。伯未对诗词很有研究，他说皮日休、陆龟蒙都有夜宿静安寺的诗，足见静安寺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接着我们就到龙华，远远望到那座有名的“龙华塔”，相距不远就是“龙华寺”，寺门口横额写着“敕赐大兴国慈华禅寺”几个字。这个寺院，院基也很大，但是看来经过几个朝代，或遭兵燹，或遭回禄，想来一再改建，已非旧时面目。
龙华寺只有在春季桃花盛开之际，游客络绎不绝。我们去的时节正在深秋，寺内显得很冷落，我们就在方丈室小坐。一个招待我们的知客僧，倒了茶后再也不来理睬我们。只见方丈殷勤地侍奉一个文人模样的香客，桌上铺着纸墨笔砚，求他写字。那客人拿起笔来就写了一首《龙华浮图》诗，署名“张继”，我们两人才知道原来这位香客就是党国要人。张继和我们不相识，不足为怪，而龙华寺方丈对我们也不加招呼，伯未大不高兴。见到那张写字的桌子很长，而且还有剩余白纸，于是他也提起笔来，就写上一首唐代皮日休的《龙华夜泊》诗：
今寺犹存古刹名，草桥霜滑有人行。
尚嫌残月清光少，不见波心塔影横。
伯未写得一手魏碑字体，笔酣墨饱，片刻而就。张继就说：“江南毕竟多文士，这位先生的字写得真是不错。”于是方丈就一变本来的态度，含笑招呼，并且邀我们和张继互相通名，同进素斋。饭后，就陪同我们遍游全寺。内中建筑最好的一座楼宇，叫作“藏经楼”。本来藏有著名的朱迹大藏经，张继要求登楼一看，方丈面有难色，但又不得不开锁让我们入内。但是走进里面一看，所谓藏经，只是一些最普通的版本，也只有《华严经》《楞严经》等，连《大藏经》都没有，方丈颇有愧色，大家怅然而别。
我们和张继离开龙华寺，张继还想走一程，他遥指远处一个大操场，说：“那边地方平坦，我们不妨去走走。”走到那里，张继似乎有些凄凄切切的神情，他说：“这个地方，过去枪杀过好多革命同志！”所以他神情有些黯然。
伯未说：“你知道吗？这个地方还枪毙过一个阎瑞生。在枪毙的那天，由四郊和租界上赶来看的，至少有五千人，其中一部分是娼门女子来看热闹的。因为阎瑞生在北新泾麦田中谋杀一个妓女王莲英，所得不过是一个钻戒，后来逃到佘山教堂，教士拒不收容，因此在徐州车站被捕，从前杀人偿命，所以他就在这里枪毙的。”
我说：“枪毙阎瑞生的戏剧连演了几年，戏中演出阎瑞生，是在西炮台枪毙。”伯未说：“这是不对的，枪毙那天我还到这里来看的。”
张继接着便问了我俩的籍贯，我略为介绍了自己，说是：“我是真正的上海县人，至于伯未，是上海县城隍老爷秦裕伯后人，所以他名叫秦伯未。”张继笑着说：“城隍庙我虽然去过，明天我们再去玩玩，好不好？”我们表示赞成，约定了第二天早晨见面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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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晨八时，我们到了城隍庙前门口，张继已等在那里。伯未的书生习气很重，又带来一本“县志”和“沪邑城隍神颂”。大家先在庙门口徘徊了一阵，见到庙门口上面有“保障海隅”四个大字匾额，是明代上海县冯彬所题。两边虽然有好多玩具摊、洋金饰摊，因为时尚早，摊贩们尚未摆摊营业。我们在墙上还看得见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明永乐年间知县张守约所建，屡经火灾，已翻造修葺了好几次。
从前的人迷信得很，他们有一种观念，认为阳间的事由县知事管辖，阴间的事由城隍老爷去管理。城隍的资格，是选择当地有德政的人，死后经地方人士奏请皇帝追封的。秦裕伯在明代以前，曾任元代官员，领导民众抵御倭寇有功。及朱洪武崛起民间，驱走元顺帝拥有天下，屡次征辟秦裕伯复出，秦坚不应命，朱洪武敕封他为上海城隍兼赐护海公衔。从“护海”两字看来，当时倭寇曾经侵犯过上海，所以庙门口也写着“保障海隅”的字样。张继就问伯未：“你的祖先，在上海还有什么历史古迹可寻？”伯未说：“秦裕伯公晚年住在浦东洋泾，那边还有一座裕伯公题字的小桥，桥边有一个秦裕伯庙，祖坟也在那边附近。”
城隍庙门前及庙内前后广场的各种小贩摊档不计其数，游客不无拥挤之苦，却具左右顾盼之乐。整座庙宇虽建造得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终因香火太盛，全被熏黑如墨染尘封。大殿前有白色砰石平台一方，两旁各有一个石狮子，雕刻甚精，想是出于名匠之手。庙门筑成左右中三门，唯中门上有两个门神，高达丈余，庙门外面即为照墙，墙下两侧建有两个吹鼓亭。但是城隍庙的庙祝，为了增加收入，连此种余地斗室，也已租给人家改作商店与摊基，庙门内有一间专卖酒酿圆子的铺子，甚为著名。
二山门的门楼即演酬神戏的戏台，游人出入都要经过台下。
戏台前面，有一个大广场，中间列有一个巨大铁香炉与一座亭形的燎炉，专供善男信女烧香焚箔之用。四周都是小吃摊，如桂花糖粥摊、油炸鱿鱼摊、糟田螺摊、鸡鸭血汤摊，不下三五十家，摊贩最老的一家为朱义品斋的百草梨膏糖，吃客丛集。
我们走到西廊，见到一排都是图章铺、刻字摊、书画铺、裱画店等，张继大感兴趣，买了些笔墨之类。有一方田黄旧章，光泽灿烂，索价银元八枚，张继竟然不还价就买了下来。我们不懂得田黄的价值，正在奇怪，后来才知道这块田黄石章，是一位著名藏家的旧物，旧籍中说田黄与黄金同价，但是只有此说，而事实上是有价无市的。（按：后来上海地产大王程霖生，喜欢收集石涛画和田黄图章，因此田黄图章的身价，果然与黄金相等。）
我们走完了西廊，就到了城隍的大殿，只见无数人都在膜拜求签。我们仔细地看看四面的楹联石碑，于二门上眼见到顶上挂着一个大算盘，旁边刻着：“人有千算，天只一算。”八个大字之外，另一面在大殿外的屋梁上挂着两只木做的大船，帆桨俱备，这是象征秦裕伯公用此船出海与倭寇作战。据说这两只船的底部，常极湿润，有水滴下，说是秦裕伯公夜间常驾船出海巡查。其实因为此船终日受人间香火和潮气熏蒸所致，种种传说，不外是神话而已。
庙大殿后的西侧有一个寝宫，俗呼“内苑”，是秦裕伯公夫人的居室，平日是不开放的。伯未和庙祝很熟，一经请求，庙祝就说：“你是城隍老爷的子孙，当然可以。”当即开门让我们进去参观，里面床帐被褥齐备，特别是许多衣冠，都是明代的款式，而且里面还有城隍神夫妇俩的塑像，令人肃然起敬。
大殿之外的西边，有一个星宿殿，殿内三面陈列有金漆塑像六十尊，高仅五尺，膜拜的人非常之多，每一个塑像的前面，供有朱漆金字神主牌位，牌位上雕刻着甲子、乙丑等字样，凡是符合这个千支年份的人，都要去进香礼拜。张继也找了符合自己年龄的金像，竟然也上了三炷香，并且口中喃喃有词，不知道他祈祷些什么。
我们再走出来，朝北通路踱去，那里就是文昌阁，里面供奉着梓童帝君，俗称他为文昌帝君。小孩子在入学启蒙之前，父母必然带他们去进香叩头，希望小孩子入学之后，能多得一些智慧。但此间翻建楼屋后，巧不过的由钱业公会所主办的一所小学校就在文昌阁的楼上，令人有文风郁郁之感。
文昌阁外面，有不少毗连着的屏联笺扇店，出售许多近人的书画扇面，最多的画是任伯年、吴昌硕、倪墨畊和王一亭，售价都很便宜。张继买了一幅任伯年的百子图，代价为银元十枚，他高兴得很。任伯年是吴昌硕的老师，后来他的画艺名声很大，尤其是他画的“岁朝清供图”，当年上海城内大户人家，几乎大半都有悬挂的。
再走过几步，就到了清芬堂，堂额是曾农髯题的。这堂俗称“桂花厅”，原是一个很大的茶馆，有很多人每天按时按刻到那边饮茶。茶馆的前面有一个广场，全是卜巫星相者、江湖卖解者，以及玩魔术者的集中地，也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地方。
张继对星相好像很有研究，特地找到一个星相家名叫曹铁口，他就走进去，请他相了一阵，还拆了一个字，大概说得很准，张继赞不绝口，连说：“灵得很！灵得很！”
张继忽然想起一个地方叫作“大假山”，他说这里面有一个厅，是二次革命党人与沪绅聚议之所，我倒想去看看，伯未说这就是“豫园”中所称的萃秀堂，平时是不开放的，但是他可以带我去。一会儿进入该园门，见到了一座假山，据说堆假山的人是明代上海著名叠山家张南阳。张南阳最善用“见石不露土”的手法，堆出的假山千变万化，而结构谨严，画意盎然，豫园的假山，就是他用大量黄石叠成的。厅中挂着许多名人书画，我们只注意一幅董其昌的字。张继安安定定地坐在一个桌子旁，好像正在回想过去许多事情一般，凝神沉思。
上海小吃 别具风味
坐了片刻，我们再去走北端“九曲桥”和“湖心亭”，这也是邑庙的名胜之一，桥上游人很多，熙攘往来，摩肩接踵。走过九曲桥南端的桥头，那里即为桂花厅门前广场，厅的西边地方，只有许多卖鸟的铺子。张继也不暇逐一细看，只问我们“四美轩”在哪里，我们就带他去。他说从前此地也是茶居，陈其美、于右任、钮惕生、沈缦云、李平书等，常常相约在这里倾谈，现在的四美轩除了茶座以外，还设有许多摊档式古董铺，楼上已然变为书场，是评弹家献艺之所。
走出四美轩，又向西边走去，见到一家卖南翔馒头的铺子，我们想请他去吃点心，张继说：“今天玩的时间相当多了，下次再叨扰吧！”这时已近中午，就由伯未陪送他到法租界，我就在这里吃了一碗“小肉面”，只花了铜元八枚。吃罢了，我依旧回到旧宅作午睡，继续过我的疗养生活。
我在家休养，虽很悠闲，却很无聊，上午总要出去走走，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我的出生地小南门薛家浜旧居，抚今追昔，觉得很有趣味。
来来往往，有时搭车，有时步行，往往想找寻幼年时吃过的铺子，虽然事隔久远，但大多数店铺依然存在。
在小南门外，王一亭的“梓园”后面也是河浜，有一个地方叫作“乔家栅”，是家以出售“擂沙圆”出名的铺子，门前没有什么招牌，就叫它为“乔家栅圆子店”。（按：后来我友王汝嘉在法租界也开了一家乔家栅，现在香港九龙也有一家乔家栅，都是沿用其名。）
乔家栅虽说卖的是“擂沙圆”，实际上以卖汤团为主。创设的人本是一位老妪，她擅长做汤团，皮薄且糯，肉精而卤多。每天她做四百个为限，卖完了就不再做。后来门庭如市，客人吵着要吃，于是她不得不出动了三个媳妇、四个女儿帮着赶做，才能应付过去，但是铺子里的桌椅设备极为陈旧。后来她想出一个办法来，就是把煮熟的汤团，捞出来滚上几层红豆沙，就称为“擂沙圆”，很多客人在吃罢汤团之后，还买些擂沙圆带回去。
我找到了那间铺子，见到椅桌依旧，老妪已经身故，主持业务的是她的几个女儿，都已有了丈夫，因此连老妪的大孙儿也在帮忙，门前有无数小贩在等着批购擂沙圆，据说一天可以卖出很多。那天我吃一碗汤团，觉得滋味如旧，只花了铜元四枚。
带钩桥（俗称打狗桥），有一家唐正和面店，早晨供应汤包，这种汤包，皮薄液多，人口时一包鲜汤，每客也只铜元六枚。过了早晨，就改供应面食，有鱼面、肉面两种，但是名目繁多，客人要在叫面时预先说明：“拣瘦”，即要瘦肉；“拣肥”，就是要肥肉；“去皮”，就是要除去一层肉皮；还有“轻面重浇”，或是“重面轻浇”，就是要多面或是多浇；还有一种叫作“减底”，也就是浇头多些，面尽少无妨。
还有一种叫作“阳春”，即阳春白雪的阳春，来代表“光面”。光面只售铜元三枚，若要面多些，可以加一，即铜元四枚。也有许多名目，不要葱蒜，名为“免青”。要汤多的叫作“宽汤”，要吃不太软的面叫作“硬面”。有些客人叫一碗面，要鱼肉兼有，名为“红两鲜”。客人吩咐定当之后，跑堂就大声叫喊起来，有时一碗面要连续叫出六七个名堂，如“大肉面一碗来哉，要轻面重浇、去皮拣瘦、宽汤、软面、免青”等，一连串名堂叫起来很是动听，而所费不过铜元十二枚而已。这类面店，在南市城厢内外，何止二三十家之多。
民国时期，上海三角地市场
大型的糖果店全城不过四五家，以大东门汤懋昌为最大，出售的糖果，最普通的是“粽子糖”（按：糖是三角，形如粽子）、乌龟糖（按：形如龟背，即苏曼殊日记中屡次提到的摩尔登糖）、牛皮糖、芝麻糖、米花糖等。还有一种寸金糖，长约一寸，它的命名是从“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格言而来的，糖内是糖酥，外有芝麻，吃起来既甜且香，每包铜元二枚，有十多条；咖啡糖只有外国货，在城厢之内是买不到的。
南市的人俭朴得很，奢侈高贵的食品不多，只有一家张祥丰蜜饯糖果栈，开在荷花池后。这家糖果栈规模很大，专门出售蜜饯凉果，如蜜枣、糖金柑、糖橘饼、糖佛手等。他们最出名的一种食品是花生糖，单是这种糖，每天要售出几百斤。上海人互相送礼或是旅行出外，多数会买张祥丰的花生糖馈赠亲友或自奉。
水果铺，在南市很少，多数是摊档，出售的水果，虽然随时令更换，但花式是不多的，以龙华水蜜桃、老虎黄西瓜最有名，其余都是由江浙各省运来的，如崇明芦栗、天台蜜橘、洞庭山枇杷。福建的橘子（俗名福橘）、广东的橄榄，只有新年前后作为贺年用的。生梨和荸荠，买的时候你如果当场吃，摊贩立刻几下子就替你去了皮，光滑晶莹。只有在小东门外十六铺，才有正式的水果批发店，全上海的水果都是由这个地区批发出去的。
那时上海的居民，都喜欢吃家常菜，很少上馆子，所以在南市菜馆是不多的，甚至连喜庆和寿辰，也是在家中大厅间排席宴客。酒席多数是四盆六碗一汤，菜肴不外乎“扣三丝”“走油蹄子”“炒时件”“全家福”等，较大规模的宴客，多数是假座城内“也是园”“群学会”等大厅举行。
南市最大的菜馆，是开在西门口的“丹凤楼”和城隍庙前面的“鸿运楼”，这是地道的徽菜馆，以炒鳝糊著称。其他菜馆虽有十多家，规模都不大。
南市的几条大街，有许多卖牛肉包的铺子，比较平民化，小洋二角可以买到一碗洋葱牛肉丝。此外，到处都有素菜馆，专卖素什锦，小洋一角半可以炒满满的一大碗。普通人家，如果临时有客来，要添菜的话，都是刻板地在就近这类铺子买一碟炒牛肉丝，或是素什锦。
酒店，南市很多，是专门供应热酒为主，门前都摆满了作为下酒的小菜，不外乎发芽豆（俗称独脚蟹）、咸水毛豆、盐紧豆、豆腐干、拌海蜇、拌乌笋等，随客取用，每碟不过铜元二三枚。在这类酒店中，约三五知己小饮，要是由一个人会钞的话，也不会超过大洋一元。如此看来，在那时住上海南市的人，生活是很简单而舒适的。
南市也和租界上一样，每天自朝到晚，不断有叫卖各种小吃的小贩，按时按刻地随街叫卖，如大饼、油条、脆麻花、绞力棒、白糖粥、臭豆腐干、火腿粽子、五香茶叶蛋等，几乎都有规定的时间到来。就因为这些小贩会定时到来，所以一般市民听到他们的叫卖声，就会知道现在已是几点钟。
还有些小贩，是随着时令更换出卖应时小吃的，如“檀香橄榄”，一到冬令将近过年的时期，每夜出现在街头。卖的人，多数是苏州人，由于他们那种嗲声嗲气的语调，喝唱起市声的歌调来，清脆好听。还有卖“烫手热白果”等，都有大段唱词。
民国时期，上海街头小贩
最有趣的，是下午卖梨膏糖的小贩，一男一女，一个拉着手风琴，一个引吭高歌，每到一处，就会有无数小孩子被他们的歌声吸引，唱一曲，就有很多孩子买他们的糖，生意也很好。
有一种铺子，叫作“老虎灶”，横街小巷到处都有。这是一种专卖滚水的铺子，家家户户都备有一种“铜吊”，要热水（按：上海俗称泡水）就上这种店里去购买。热水的价格，以勺量论值，十勺为铜元一枚。他们还出售一种“水筹”，每一个铜元，可以买十根筹。如果你以铜元一枚去买两勺水，那么他们就找还你八根水筹。
这种老虎灶，外面还放着一两张桌子卖茶；炉灶的后面，还有一两个木制浴盆，专供一些无家室单身汉洗澡之用，每次入浴，不过收铜元三枚而已。
城隍出巡 会景盛大
上海南市有一种风气，每年都要出三次“城隍会”。第一次在清明，第二次在七月半，第三次在十月朝。这种城隍出巡，会景节目很多，路径很长，每次出会，不但南市的人万人空巷，甚至英法租界的人，也要拖男带女地赶来看会。
我在南市养病期间，身体渐渐转好。适逢十月朝的盛会，我先约定了城隍老爷的后代秦伯未，我对他说：“我小的时候，看过一次会，这次我要看个畅快，请你陪我去看。”他说：“会景如何组织？如不加以解说，你是不会懂的。”我说：“好！一切听你。”
这种出会的风气，历史已久，旧时称为“赛神”，陆放翁诗：“到家更约西邻女，明日湖桥看赛神。”所谓赛神，就是指出会而言。
上海南市的城隍会，一般善男信女，早期皆有组织。出会前两天晚上，每晚他们都聚集在庙中吃“会酒”。伯未就带我去从吃会酒开始，会酒都由各人自己出钱，每餐一元，菜肴由玉清宫道士代办，所以聚餐也就在玉清宫中，吃的都是大鱼大肉。
会酒的座位，无形之中有一个规定，邑庙管理董事会的人排在中央，以邑绅姚子让坐首席，旁为银钱业公会，由秦润卿坐首席；豆米业公会由顾馨一坐首席。我和伯未坐在边席，其余都是办事人员的座位，满满地坐了八席。
此外，参加出会的人物，以及任职的重要人员，分别排在大厅的两庑。坐席时，有一个面有麻皮的人，走来走去，非常忙碌。此人于出会时，却是负责排道子事宜的总指挥，我问伯未：“这个麻皮是谁？”他说：“此人重要得很，名夏秋堂（即城厢名医夏应堂之弟，在东木桥狮子弄口开设老虎灶）。”另外还有一个麻皮，在出会时骑“顶马的”，这个人原来就是黄金荣，他那时已在法租界总巡捕房中任高级职位。他童年时，是邑庙后花园粹华堂裱画店的学徒出身，成年后，他每次都参加出会的行列的。所谓“顶马”，是会景行列的开道者，所以每次出会，骑顶马的人，都要经过筹备的人商议决定。
第二天我们又去参加吃会酒，吃的时候匆忙得很，伯未说：“今晚是出会的前夕，传说有五位神道从各处而来，一位是由高昌庙迎来的高昌司，一位是由穿心街延真观迎来的春申侯，一位是财神，还有两位名字记不起了。”我们吃罢了之后，只听得一片大锣大鼓声，诸神坐轿而来，预先供奉在城隍大殿上，举行了一次大会师式的“排衙”景象。殿中香烟缭绕，铁索锒铛，铿锵有声，做着审理案件的样子，殿上一片阴森严肃的气氛，令人不寒而栗。我与伯未略为参观一下，就离开了，据说这是阴审的仪式，一直要审到半夜三更才告停止。
到了第三天，是出会的“正日”。城隍的坐驾轿，是一顶金碧辉煌的绿呢大轿，由八个人抬这顶轿。轿中坐着的并不是大殿上的城隍像，因为这座神像是用就地生长的一株古老银杏木雕刻飞金的巨像，无法搬动的，所以就由内宫中请出一尊较小呼为“行宫”的城隍像来代表，形式是相仿的。城隍大轿请起时，钟鼓号角齐鸣，鞭炮之声，不绝于耳，四围善男信女都跪在地上叩送。那时庙门外面，已经有仪仗排列着恭候，挨次做缓缓进行。最初是有四只顶马，跟着的是一块路由牌，接着就是以两人抬的两面大锣。这两面锣还是明代的遗物，声响极大，随后就是清道旗，肃静回避的虎头牌，朱漆金字的官衔牌，上面写着敕封显佑伯、护海公、护国公等名堂，后面接着是高昌司、财帛司、春申侯等衔牌，此后便是许多皂隶，青袍赤带，有的红冠，有的黑冠（俗称红黑帽），各人手执水火棍，以及各式刑具和铁链，一路口中呼喊着“虎威”两字，缓步前进，其中还有全副执事，都手执朱漆红棍的兵器，如斧、钺、刀、枪等，这就是城隍的仪仗队。中间还有几对号角，吹的时候，其声呜呜然，声音使听者惊心动魄。仪仗队后面跟随着很多穿黄色衣服的会众，人数每次都有一百多人。这些人俗称“黄衣会首”，多数是工人；有些人自以为罪孽太重，则穿一种蓝色短衣随队游行，认为是可以赎罪的。接着无数女人，都身穿着红绸衣裤，腰系白绉裙子，都扮成女囚犯的状态，皆是许愿参加，希望赎罪的。后面叫作旗牌队，着武士装骑在马上，人人手执五色丝绣的大旗，每到一个地广人多的地方，便纵缰疾驰，借此耀武扬威，叫作“出辔头”。马队过后，又是穿玄衣紫带的皂隶数十对，手握铁链和手铐，铁链又粗又重，一路走一路在地上拖，锒铛之声不绝。接着就有许多袒身露腹的大胖子，手执朴刀，作刽子手状。这几个人，都是从屠夫行业中挑选出来的，这种人腹大如鼓，胸前长着无数茸毛，脐部贴了一张膏药，蹒跚而行，既威且武，这是最使大家瞩目的。后面跟着来的，百戏杂陈，有些是踏高跷，有些是抬阁，有些是荡湖船，大都是饰演“武松打虎”“八仙过海”等民间故事。还有蚌壳精，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扮演的，身穿肉色紧身衣，绣花红肚兜，两面蚌壳，一张一翕，很是动人。其中还有一个瘟官，抹上白鼻的丑脸，歪戴乌纱帽，拖着小胡子，右手执着白纸扇，左手拿着一个“便壶”，坐在轿子里做饮酒状，这是讽刺糊涂瘟官的一幕，几乎是每次出会必有的一个会景节目。瘟官之后，跟着的就是“抬阁”。
民国时期，城隍出巡
所谓“抬阁”，是一个方形的台，上面立着一个小孩子，两手托着两三个男女，看来好像力大无比，其实里面是有一个铁架支持着的。这些男女扮演唐僧取经、水漫金山等民间故事。这种抬阁是会景中的主要节目，还有几个小童扮成武松样子，矗立在大人的肩上而行，也是很受人欢迎的。
此外，是“腰锣”“万民伞”“对马”“清音”（俗称小堂名），又有一班班的“清客串”。所谓“清客串”，即笛箫笙管的音乐合奏，声调悠扬，非常动听。
会景之中，最教人看来有惨不忍睹之感的就是“托香炉”，是用银钩一排，刺进臂部的皮肉内，下垂铜链，拖着一只十多斤重的锡香炉。这种人的臂部皮肉，几乎生了结蒂组织，所以从来没有血液外流。一般看会景的人，都认为是获得城隍的保佑，所以不会流血的。
还有许多黑衣紫带的阴皂隶，耳边插上一张黄纸，手执卷牍或刑具，仿佛捏着传票与刑具要捉人的模样。阴皂隶每两人一排，眼睛相向直视，眼珠一动不动（俗称斗鸡眼）。扮这种皂隶的也是熟手的人充当，否则一路上不霎眼，是办不到的。虽然扮阴皂隶的定眼不霎，直视以行，但还有侍候左右的照料人，频呼“上下高低”之声做指示。
最后是城隍的神轿，由八个人抬着，另有许多皂隶和武士护驾，呼喝之声，震天动地。看会的人也觉得城隍神的威灵显赫，两旁寂静无声，迷信的男女跪地膜拜。富有之家，都在自己门口设香案迎神。先于城隍之前的是高昌司、春申侯、财帛司等五座神轿，此后又有许多穿红衣白裤的男女犯人，手上锁铐，颈项套枷，有些背上还插着“斩条”，斩条上写着罪状，有若干妇女因为身患重病时所许永远出会扮犯人之愿的，特地乘坐了小轿（这种小轿是没有顶的）参加行列，借此赎罪还愿。有些是由租界上来的妓女，也穿上女装囚衣，戴上了银制手铐和银链，打扮得花枝招展，她们是借此来出风头的。
城隍出巡，先期向神求签占卜。有时从东辕门出发，朝东而行；有时由西辕门出发，朝西而行，总之一定要绕行城厢一周而抵达南郊义冢。义冢是无主孤魂的葬身之地，名为“万人冢”（俗称化人摊），在这个地方也有一些老百姓跪在那里，焚香膜拜，等候神驾到来，一边跪求超脱，一边号泣追思，一时哭声遍野，只此情况，已极凄切动人。
神座在南郊义冢前排齐之后，小休片刻，再起驾回辕。其他高昌司、财帛司等也各自摆驾回衙，一场盛会也就此宣告结束了。
这种出会仪式，迷信的观念浓厚之极，但是能对一部分不法分子，掀起心理上的镇压作用，其效果或能补法律所不及。
从前上海连租界在内，盗劫案件甚少，一年之中不过几宗；至于杀人案，好像几十年来不过三五件，最著名的就是阎瑞生谋杀案、张欣生逆伦案、詹周氏杀夫案等。一件案事发生出来，全市的人都惊为大事，于是新闻连刊不已，舞台上编成戏剧演出，比之香港，差以千里。现在香港劫杀案年年升级，一九七〇年被杀者七十多人，一九七一年竟达到九十八人。我执笔时，正有一个出身于小康之家的十五岁学生，在铜锣湾恩平道因抢劫一只手表，挥刀杀死了一位股票商人。我深深地感到，这种男童根本上没有人生道德的修养和家庭教育的熏陶，当然对神道设教更没有一些儿影踪，所以他们胡作非为，全无顾忌。我认为迷信观念必须打破，但是因果律是很科学的，种什么因结什么果，为了抢一个表而杀人，终于被捕，从此一生前程完全毁灭，又何苦来呢？所以我认为因果律是永远存在的。负责家庭教育的父母们，和担任学校教育的教师们，对因果律似乎也可以提倡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