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书城 其乐无穷
游莫干山 小有收获
药学辞典 好梦成空
挫折横生 工作不辍
远游蕲春 访李氏墓
李氏墓碑 摄得一景
民国时期，上海电力公司的杨树浦发电厂
钞票流行之后，银元渐渐衰落。自从政府发行十进制的辅币以后，买邮票、车票，以及公用事业的付账，确乎十分方便，可是市民都感觉到由小洋变为大洋，生活程度不免高涨，俱有惶惶不安之象。
米价只涨了一些，小市民们已感到威胁。我的门诊诊金依然收一元和小洋二角，出诊收六元和小洋四角，市上辅币多数仍以小洋计算。这时我的诊务已入正轨，每天总有三四十号门诊，三四家出诊，在当时我的生活，除了付房租要付银元之外，日常开支用一些小洋的银角子，已经足够使用而有余了。
我唯一的娱乐，是公余后看一场电影，至今数十年，依然如此。我的太太在婚后，初时因为拿到了旧制中学毕业文凭，吵着一定要出去做事，也曾在一间小学校中教了两个月的书，月薪三十元，放学归来，改卷子极为辛苦。我说：“你不要去教书了，只要在家中处理家务，研究烹饪，每天烧些可口的菜肴就好了。”
坐拥书城 其乐无穷
我有一笔最大的支出，就是买书。布置了一间宽大的藏书室，叶恭绰为我的书斋写了一个匾额是“书城”二字。我每天有闲时，坐在书室中翻阅各种书籍，觉得其乐无穷。
我受到丁福保老先生的影响，研究日本的“片假名”。（按：片假名即日本的拼音字母。）从前的日本文，每一句汉字占得很多，所以只要懂得拼音和造句文法，看日本书就比较容易了。
日本汉医书籍很多，因此我常到北四川路“内山书店”去买日本的汉医书，主人内山完造是一个中国通，不但能说一口很纯正的中国国语，还能说很流利的上海话。内山书店并不大，三面都是高大整齐的书橱，中间放着一个紫陶灰炉，炉旁边有四张小藤椅，专供顾客阅书品茗。这里有一位常客，就是鲁迅，他的名字和内山书店是经常联在一起的。
内山书店的书，偏重于新书，内山和我说：“你要搜集汉方医书的话，最好亲自到日本去，东京神田区有书铺三五百家，所有的汉方医书，都可以买得到。”
那时日本是金本位，中国是银本位，其时银贵金贱，虽然有大批学生都到日本去留学，但是旅客去日本的还不多。我打听到日本去要多少费用，因那时尚无空运，只有乘坐日清公司管辖下的轮船前往。日清公司买办是名画家王一亭，我去请教他老人家，他说：“船上有一买办间，你可以不必买票，就睡在那间常常空着的买办房里，到达日本之后，只要给茶房两块钱小账就够了。”我听了很高兴，准备去一次。但是我的太太认为去日本花费很大，而且言语不通，到了那边又没有熟朋友招呼，再说做医生的常常出门，会影响到业务，不如过几年再去，于是日本之行就作罢了。
游莫干山 小有收获
我在上海开业几年后，病家日增。有一天某富绅请我出诊，他是久病之人，他说：“今年夏天气闷得很，我想到莫干山去养病，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去？为期大约一个月，你的业务损失全部由我负责。”
我心想，暑期正是医生的旺季，怎么可以贸然离开？迟疑好久，答不出话，他说：“现在正是富商巨贾以及政坛名流到莫干山避暑的时期，你去的话，除了为我诊病之外，还可以介绍这些人给你相识，要是他们有病的话，也都会找你去看。”我说：“莫干山没有药材铺，我要准备一些药材，才能诊病处方。”他说：“那便当得很，你要多少就带多少。”我回到家里一想，成药带一百多种，饮片要应付暑期和调理的病症，也要用到二百多种。于是我特制了四只大木箱，木箱一开，两边都是格子，每一个格放一味药，但是仍然容纳不了，因此另外又备了几个药草的包裹，以备添用。这四只木箱里的抽屉格子，是特地到虹口一家日本木器店定制的。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某富绅和我就订期启程。从前到莫干山，要先到杭州，先坐船后坐汽车，再上莫干山。
先期打一个电报给莫干山铁路饭店经理，要订十个房间，经理还没有回电，我们一行车辆已抵达莫干山庾村，坐着“竹兜”登山，一路上竹响泉吟，好景目不暇给。铁路饭店经理周君看见大队人马已到，一时手足无措，对来客说：“我们只收到订房间的电报。但是我们的回电只答应四间，两间有套房，两间双人房，因为军政当局正在这里开会，实在没有空房间。”随从中有人暴跳如雷，某公神色自若地说：“有四间已算好了，不可和别人争论。”那位经理说：“这里附近范师长有一个别墅空着，我想你们可以去住，饮食由我们这里供应，不过床榻被褥只能请各位将就一些。”某公说：“好极，好极。”接着他就对我说：“你同我都住铁路饭店，不但有照应，而且两间都是套房，一定有许多朋友请你看病，也很像样。”我就接受了他的好意。
我在会客室中，安排下一个诊桌，又将木箱打开，立刻成为四具药橱，分开来能成八行，仿佛一间小型的药材铺。
莫干山从前是西人避暑的区域，景色优美。尤其是傍晚日落时分，起初见到远山的边缘，沉下像半轮大的太阳，颜色鲜红，金光四射，周围陪衬着绚丽的彩云，真是美丽极了。区内马路、水电，以及邮电设备，向由西人指挥管理。民国成立之后，收回主权，设莫干山管理处，置处长一人，警察二十名，这些警察只管住客上山下山的出入口，管制得相当好，所以区内的治安非常宁静。
山上有一条大街，两旁都是私人别墅。时在盛暑，莫干山的气候一如秋令，大家觉得舒服得很。
第二天一早，我走出旅店，在屋后环眺，遍山云海，遮盖了一切，只隐约地看到一些亭台楼阁的影子，还有奇形怪状的云块，在空气中推动着，置身此地，如登仙境，一洗尘俗。我自己暗自庆幸，昨天看到日落，今晨又见到云海，难怪达官贵人一时云集，个个都轻装便服地散步街头，可以说省长军长满街，都是携着手杖陪了夫人在山上安步当车地散步。路上只有几间小商店，生意好得很，出售的东西，除了杭州的土产之外，都是英美两国来的罐头食品，还兼售中西家庭常用的药物，价钱都比上海贵一倍，正式中西药铺，一间也没有。
山上的马路清洁异常，有几个扫街的人，一天要扫几次，所以路上不但没有垃圾，连废纸也没有一张。
当地还有几间很大的茶馆和菜馆，座上客都是一些军政首长，与当地民众共叙一堂，不论识与不识，见到就含笑点头。菜馆中常备的菜，以时蔬为主，任何客人只有什么便吃什么，好在都是新鲜的，吃起来也颇可口。菜的售价很便宜，每款不过三毫五毫，晚间常有人请客，也以四盆四碗一汤为限。假使要吃丰富像样的筵席，那是无法承办的。
来访问某富绅的人很多，而且知道他还邀请了一位上海医生同来，兼备药物，可以配方。莫干山地方毕竟不大，消息传得很快，不上两天，就有许多人来找我看病，看了病送我五块钱，这个数目在当时看来已是很大了。有些当地人来看，送一元、两元的也有，我对这些病人只问姓氏，从不问名字，其中可能有不少大人物在内。
在短短的一个期间，若干种药材，已不够应用，铁路饭店的周经理很热心，他说：“你要什么药材，今天开出来，明天就可以托人从山下带上来，是很方便的。”
因此，我从这时起，规定上午看病，下午游山，莫干山养病的人很多，所以每天上午诊务很忙。
铁路饭店有一个大客厅，每逢星期一大清早，就有三百多人来这里做纪念周，除了主席台有一个小方桌之外，大家都站着讲话和听讲，我看不到有什么警卫人员，旅馆中的旅客去参加的话，也不拒绝。我想铁路饭店的客厅，看来是莫干山最大的，每次有什么重要会议，也都是在这个厅中开会。
我在莫干山，看早晚不同的景色，认为那边的三个庙很是美丽，而且可以去烧香品茗。又有一个尼姑庵，门虽设而常关，游客也可以叩门而入，我也进去过一次。
我在莫干山住了一个半月，我的日用开支很少，而且还收到诊金和药费两千多元。离开莫干山返上海的时候，某绅还要送我一笔钱，我坚持不受，但是旅馆的账数目甚大，他早已付清了。
药学辞典 好梦成空
我的《康健报》出版到第三年，已然小有积蓄。有一天，谢利恒老师约我到他家一谈，见到谢老师面目浮肿，腿部也肿得厉害。坐定之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次有病，恐怕不久于人世了。我多年以来，花了许多心血和金钱，搜集医书近一千种，这些医书，我想完全转让给你，随便你给我多少钱。因为爱书的人未必有钱，有钱的人未必爱这种书，只有你才有用处。”我说：“这是无价之宝，我极愿意拜领，但是代价若干，我实在不敢讲，请老师吩咐吧。”谢老师说：“我只想得到两千元，于愿已足。”我说：“那似乎少一点，我愿意奉呈老师两千五百元。”谢老师面上露出笑容说：“那就好极了。”
不久，谢老师的病霍然而愈，我约他到功德林吃素斋。谢老师说：“你买了我的医书之后，我胸境大开，对疾病的消除大有帮助，否则，我为了这些书，愁都愁死了！现在有一件事，本来我在商务印书馆编了一部《中国医学大辞典》，销路很好，如今商务印书馆又要我再编一部《中国药学大辞典》，我想来想去，精力不够，我愿意推荐你去接任这项工作。”我说：“我年纪太轻，恐怕商务印书馆不会接受的。”他说：“我的话，商务方面绝对信任，只要你在馆外着手工作，相信一定会得到成功的。”我说：“那是求之不得的机会，我很愿意去试试。”于是我就先拟了编著大纲和内容的一部分，即如“人参”一条，字数达二万余字。
这些稿件配上了彩色图片，送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菊生）审查。初时好像石沉大海，杳无音讯，过了三个月时间后，突然张菊生来了一封信，约我去签合同。那天是谢利恒老师陪我去的，张菊生见到我的年纪轻到出乎他想象之外，面上露出诧异的神情，就问我的学历。我不慌不忙地一一作答，并且说：“我是章太炎、谢利恒、丁甘仁、丁仲英、姚公鹤的门生。”他听了很高兴。接着我拿出一套五彩药物标本图，画得张张十分神似，他一再翻阅，问我：“这些图片是哪里来的？”我说：“这些图片是照着原株新鲜的药用植物来写生的。”他看了之后，就说：“你这部书编成之后，比你老师那一部医学大辞典还要实用。”他又问我：“这部书全书一共有多少字？”我说：“谢老师的医学大辞典是三百二十万字，我决定也是这个字数。”张菊生说：“这种专门图书，稿费规定每千字是三元，全书应该是九千六百元，图片稿费不计，你以为如何？”我说：“好的。”接着就签了字，合约上写明预付全部稿费一成，为九百六十元。
张菊生详详细细地和我讨论编纂大纲，他贡献了好些意见，而且留我和谢利恒老师在他们餐厅中吃了一餐饭。这个餐厅并不大，只能容六桌人，菜肴很简单，和编辑部同人吃的一样。其中有四桌人，是编译所的高级职员，都是全国著名的学者，如编辑《辞源》的陆尔奎、方正、庄俞、孟心史，教育家郭秉文、胡君复等。距离张菊生最近的一桌，有两人是专为商务印书馆写字的郑孝胥、黄葆戊（别署青山农）。大家微微点头，进餐时，寂静无声。
和我们同桌坐的是蒋维乔、杜亚泉、王西神，虽在一桌共餐，大家都谨守着“食不言”的古训，很迅速地吃罢了饭，起身就走。
临行时，张菊生很高兴地送我们到二楼楼梯口，恰好该馆交际科科员（外号交际博士）的黄警顽上来，菊老就说：“警顽，你代我送送。”警顽本是我的老友，他问我：“你今天怎样坐到菊老的桌上吃饭，有什么大事情商量？”我说：“有一部中医书稿要卖给你们。”警顽说：“那你真是运气好，每逢星期三馆外的特约编辑，如西医余云岫、程翰章要是也在座的话，你的事就多少要受到阻碍了。”
出门后，谢利恒老师约我当晚到马上侯酒店饮酒。晚上见面，他开口第一句话说：“稿费每千字三元，是商务印书馆对学术著作的规定数目，这是没有商量的（按：当时普通书店或报馆稿费每千字约一元），但是你这部书中的彩色图画，花了不少钱画成的，怎么你就答应他不计稿费，这是你让步得太快，吃亏大了。”我说：“这部书只求其能出版，已属生平大幸，何况是由全国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即使吃亏些，也无所谓。这件事要不是老师帮忙，我是不得其门而入，所以我要提出五百元来孝敬老师。”谢老师一边呷酒，一边摇头说：“你这部稿子照我推想，至少要请八个人帮助你工作，图画和摄影部分又要花许多财力人力，要是能在五年内完成的话，那么你所收的九千六百元，不但毫无进益，还怕有亏本之虞。”说毕，他连饮了两杯酒，叹了一口气说：“从前我编《中国医学大辞典》，因为那时我是馆中的编辑，只受月薪，不受稿费，助编的有十二人，历时九年之久，而且有两个得力的同事助编，为此辛劳过度，都在半途期间死亡。照商务方面的成本而论，你的稿费实在太便宜了，所以你送给我的酬报，我是不能收受的。”
我听了他的话，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签约成功，惧的是不能如期交稿。我们师生两人酒醉饭饱之后，就到大世界诗谜摊去打诗谜，结果赢了几包香烟，方才分手回家。
隔了半年之后，商务印书馆五千工人大罢工，而且一罢再罢，罢到张菊生一无办法，总经理也辞去了，由原任东方图书馆馆长王云五来继任总经理，提倡科学管理方法。不料工人的气焰更胜从前，又因为闸北一场战火，把商务印书馆的工厂都烧了，王云五立刻采用快刀斩乱麻的方法，把五千工人全部解散，同时把营业部编辑部对外一切合约，宣布无效，已付的定洋不再追回。我收到通知信之后，再一查合同，果然其中有一条，订明在天灾人祸无法抗拒时，合同可以随时取消。于是我的医药巨著一场好梦全部成空了。
挫折横生 工作不辍
我订成合同要开始这件工作之时，曾去拜访丁福保先生，要他提供一些意见。他说：“这是你终身的一件大事，时间不妨暂定为十年，稿件看来要随着你编辑过程一改再改，可能要易稿四五次也说不定。”于是他就把如何编纂的意见，很详细地提出，他说：“你先把稿样做好，我帮你一次次地修改。”我就照他的办法去做，随时地去请教他。同时我告诉他，我和商务印书馆签订合同的经过，他拍案长叹，连说：“大错！特错！你这一回要受到合同的束缚了，即使你花了十年工夫完成全书，恐怕还有束诸高阁永不出版之虞。”
我为之愕然，问他：“何以说这句话？”丁翁说：“商务印书馆每出一部书，要经过编辑委员几次审查，各委员都要加评语，只要有二三人指出里面稍有瑕疵，那么已购之稿，即不会出版。商务印书馆为了要到各省推销教科书不受阻力起见，凡是有人做好了书，无法进入商务的门路，都托各省教育厅厅长，或是教育部部长，甚至政界要人写信介绍，商务印书馆就不论书的内容好歹，一律照收，付款如仪，但是这些书稿，十部之中，难得有一部出版。”
丁翁又说：“商务印书馆编辑委员会的审查老爷，权力之大无与伦比，要是多数没有意见，只要有一个人提出些少问题，如涉及政治上的问题，以及在传统上的见解，凡是能引起读者争执的话，就搁置起来了。当时胡适之著成了一部《中国哲学史》上册，原稿是由蔡元培交给张菊生的，审查委员审查了六个月，有三个委员批了‘存疑’两字，意思是说里面的问题太大了，一个委员批了‘似曾相识’，意思指他这书与日本书颇有雷同之处。陆尔奎批了一句‘无下册例不刊行’，就因为这些阻碍，胡适之的这部书稿，搁置多年并未出版。但是为了蔡元培的面子，稿费早已付清。胡适之知道了原稿被搁置，由梁启超出面向商务印书馆交涉，编辑部还是不买账。后来胡适之大红特红之时，张菊生会同董事高梦旦，不顾编辑部的反对，径自出版。因为只有董事才具有这般超越一切的权力，《中国哲学史》上册才能面世。”
他续说：“你的《中国药学大辞典》，虽说是馆方请你编纂的，但将来稿件交出之后，编辑部委员中只要有一个人批上两个字或一句话，你这本书也永不能出版了，何况高梦旦自鸣是个新派人物，他最反对中医。高梦旦是郑振铎的岳父，他认为恽铁樵编的《小说月报》太旧了，批了一张条子试用郑振铎为《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多年的心血即废于一旦。所以，即使过了编辑委员会一关，恐怕高梦旦一关，也不容易过去。再说吧，商务印书馆的股东夏氏（夏粹芳、夏筱芳父子）、鲍氏（鲍咸昌、鲍咸亨兄弟）、高氏（高凤池、高梦旦等），这三大家族是商务的大股东，张菊生不过是客卿地位，所以你这张合同脆弱得很，将来稿费九千六百元，可能会全数付给你，正式出版的希望是很渺茫的。”
我听到这里，手脚都发冷起来。不料，丁翁又问我：“当时张菊生问你的学历时，你有没有说出姚公鹤是你的国文老师？”我说：“说过。”他听了又拍了几下桌子，连说：“完了！完了！这件事永不翻身了。”
我就问：“何以提到姚公鹤事情如此严重？”他说：“《辞源》编辑成功，全书已经排好付印了。印出样张，将‘一’字项下的字汇全部刊在样张之内，分甲、乙、丙、丁、戊五种版本，郑郑重重地发出预约广告，当时全国学术界欢欣接受，纷纷预约。哪知道姚公鹤的长兄姚尔泰，穷数月之力，将‘一’字项下的字汇，指出了许多错误，说这不是辞源，距源甚远。他另外编辑了几万字，抄成一本精致的样本，由姚公鹤送到商务印书馆。这件事令商务方面，大大地紧张起来，总编辑陆尔奎认为面目无光。后来幸亏商务的编辑都是常州人，由庄俞出面同姚公鹤商谈，延请姚尔泰为馆外编辑员，只支薪水，不用到馆办公，而且第一次还另送笔金四千元，才把这件公案了结，所以陆尔奎对姚公鹤也没有好感。如此推想，你的书总是凶多吉少。”我们两人商议之下，将来稿件交出时，唯有多留一个副本，预备他们搁置不出版时，再作易稿重编的准备。
本来我写稿，写好了一定先请人抄得整整齐齐，再行修改，向例如此，所以，雇了一个抄写员专做这项工作。这回全书要三百二十万字，原定易稿二三次，自己的抄写员应付不了这项繁重的工作。我知道满庭坊有一个地方，是专写石印书的，里面人才济济，抄得最工整，每千字计费大洋三角，次等的为二角，再次等的为一角。我因为不需要印石印，说明只要一千字抄费一角钱的。接洽妥当之后，几个人开始为我抄写，那么易稿也不成问题，录副本也不成问题了。
现在想来，文人真是很辛苦，写石印的人，都是些老先生，进过学，或者考过小考，所以都写得一手工整的小楷，成千成万字是一个模样的，可怜他们最高的抄工每千字只收三角钱，“百无一用是书生”，不胜慨叹之至！
我想到“辞源”两个字，是郑孝胥写的，笔力雄浑，气势磅礴，因此我想我的《中国药学大辞典》，也应该请他题签。我到商务印书馆去访问了三次，他都不在，原来他每星期三不过到馆二三小时，看看书，写写字就走了。
一天，给我撞到了他，我就请他题字。他知道我的辞典已经签约，操着福建音的国语说：“你这部书，还要几年后才出版，现在写书签似乎太早了。”我听了这话，觉得话中另有别因，就去问黄警顽，黄警顽告诉我：“郑孝胥经常闹穷，以写字为生，你不如到他家里去，照他的润格，送他一些钱，那就可以办到了。”
郑孝胥住在南洋路（今南阳路）一间住宅中，我去访时，他自己开门，一见是我，他就说是不是要他写字。我说：“是的。”到他的书房，只见桌面玻璃底下压着八个字：“亲友求书，概照润例。”于是按着润例，题书签是一元，我就拿出一块钱来。郑氏微有不愠之色，并说：“你不如多写一些，我今天可以当场交卷。”我说：“很好。”看他的润例：立轴二尺是五元，五尺中堂是十二元，我全数照付，请他写一幅单款中堂，一幅立轴，一条书签，共计大洋十八元。墨是老早磨好的。片刻之间，他操着狼毫笔，全部写好。后来郑氏到伪满洲国当总理，还和末代帝王宣统结了一门姻亲。等到我这本《中国药学大辞典》正式出版之时，郑氏题的书签碍于形势，迫得放弃，后来改请吴稚晖老先生题签。
郑孝胥写的一件中堂，在敌伪时期有人求我出让，我爱他的字，但不爱他的为人，结果以黄金一条（即十两）脱手，只有一幅立轴带到香港，因为有他所写“存仁大兄”的上款，不妨留作纪念。
郑孝胥为作者书轴
我为了拍摄药物标本，特地与林雪怀合开了一家雪怀照相馆，为了彩色图画，特地请了四个会写生的人，经年累月地工作。帮我编辑的人，请了尤学周、吴善庆等四位同学，我自己每天规定写两千字，修改的时间花得更多。我还有四个学生，为我到十六铺药行街去借用药物来写生，至于整株药物的标本，我另外委托产地的同学代我搜集。一位四川同学替我搜得最多，可是中原几省的产品搜集最困难，因为我慎慎重重地写信委托同学们，而他们都借故推诿，一无成就。为了此事，我后来还特地到蕲州去过，因为那个地方是七省贩运药材的中心，要采整株标本，非走一次不可。
正在忙着工作之时，商务印书馆来了一纸文书，说是一切合作完全作废。初时我待了两三天，后来和丁福保先生商量，他说：“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商务不出版，尚有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大机构，再不行的话，我用医学书局的名义，为你出版。”于是我就不研究将来的出路问题，继续做我的工作。那时我年纪还轻，有时一晚只睡五小时，次日还是照常看病。
远游蕲春 访李氏墓
我为了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知道全国药材的转运中心是在汉口，汉口的药材行都大得很，但是药材的汇集和贩卖，自古以来是靠着长江的蕲州，民国之后，改称蕲春县，距离汉口相当近。
在汉口，我有一个中医学校的同班同学杨先橘（树千），他是大藏书家杨守敬的儿子。杨守敬到过日本，著有《日本访书记》一书，文名甚著，后来他在上海鬻书度日，境况相当好。他长子杨树千师事丁甘仁老师，曾和我同居一室，相处甚得。毕业后他在汉口行医，成为汉口一位名医。
我写信去告诉他，我要到蕲春县去观察南北药材交流情况，并凭吊李时珍的坟墓、故居和访问他的后人。树千兄复了一封信，表示欢迎，只是要我携带的箱子衣服越旧越好。我一看这信，就看出或许那边治安不靖，所以我特地做一套粗布的棉袍棉袄，欣然就道。到了汉口之后，树千兄招待之至，不过他说：“你的发型是东洋头（即中间开界，头发分两边梳的），令人一望而知不脱洋气，这是你旅途中的一大阻碍。棉袍棉袄新得不得了，人家见了你，显然是一个有钱的人。这种乡下古老的地方，治安不靖，你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吧。”我说：“我既然乘长江轮到汉口来，已不容易，到了这里，非到目的地不可。”他在无法劝阻之下，就叫一个老家人陪我前去，叮嘱我一路上少开口为妙。于是我和那个老家人，往故衣铺买了一套旧棉袍。头上戴了一顶旧毡帽，脚上穿上了古老的布鞋，并且把头发完全剃掉，变成一个平顶头。在中午时和那老家人一同进入一家很大的菜馆，内部顾客虽多，但陈设古旧，板桌板凳，桌上放着一个筷筒，此外一无陈设，菜的名目一共只有六七种，如牛肉、烧肉之类，这个情况比现在武侠影片中所描写的还要差一些。我点了四个菜，土酒一瓶，老人家认为太过花费，吃不完是罪过的。付账时拿出一块钱来，老人家说：“你的银元千万不可露眼，此地只是使用铜元，连银角子都很少使用的。”足见银元时代，还是限于都市之间，乡下人的生活艰苦，亦可想而知。
到了晚间，树千兄在家里请我吃饭，约了当地几位名医作陪，吃的是四炒四荤一汤。在将近散席时，忽然上了四只大盆，一盆是一条大鱼，一盆是红烧猪蹄，一盆是全鸡，还有一盆是全鸭，大家说：“吃不下了，吃不下了。”我也停箸称谢。我看了这四只大盆，色泽有些不对。我正想动筷来看一下，旁边有一位医友轻轻地拉了我一下，并对我说：“这四样东西都是用木制的，上面浇了一些液汁，照规矩客人到此时是不动筷的。”我一时好奇，乘着别人不留意时，仍然把靠近我的一条鱼翻了一个身，一看果然全是木制的，而且后面还写着“老大房公用”五个字，我见了简直失笑出声。原来从前人请客都很俭朴，为了虚张声势，不得不用木制的鸡鸭鱼肉来充场面，特别是那只鸡，雕得既粗又劣，死板板的，一望而知是木头制的。这时我就想起成语所谓“呆若木鸡”，可能是由此而起。
树千兄对我不远千里而来，要往访问蕲州先贤李濒湖（时珍）的墓，表示钦佩，他说：“上海人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地方，所以我给你一个药箱，倘有人问你来此何事，你可答以铃医卖药便是。”因为那时节，只有拿着铃串走江湖的医生才会走到那里去，如此说法，可以避免许多麻烦。同时他替我包好了两包铜元，每包是一百枚，另外还为我预备了一大盒大英牌香烟（按：每一大盒，内有五十小包），必要时可作送人之用，代我雇了一辆木质的独轮车，两边都可以坐人，由一相熟的车夫推我们去，并备雨具及干粮两包。他说：“四乡的风气，抢劫是没有的，不过外省人去，很容易遭到求赈或是借钱的麻烦。这两包铜元，你们二人是断断用不完的，如遭到困难的话，这个车夫可以为你们解决一切的。”
我刚要启程，他忽然看见我手中拿了一个照相机，急着说：“这东西你千万带不得，因为当地乡下人从来没有看见过，乡下人会成群结队来围观，一定要弄出麻烦来。”我说：“我此行目的，就想拍几张相片，所以非带不可。而且这个照相机，是柯达式的儿童机，不值钱的。”树千兄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用一块旧花蓝布包住，不到摄影的时候，千万不要拿出来。”于是我和老家人在次日清晨六时许，一同登上了独轮车，各坐一边，由车夫咿咿呀呀地推行着，出汉口，接着到蕲州东门外，约二十里，到了竹林湖畔，去找李时珍墓。沿路荒凉得很，大约每行五里路光景，才有一爿小茶馆，车夫要歇脚抽烟饮茶，我们两人也乘机吃一些东西。这种小茶馆，见到我们三人，招呼得很周到，先端出一盆清水供我们洗面，但是没有毛巾，因为毛巾是洋货，他们是不备的。洗脸的布，是一块花蓝布，不很干净。车夫拿起一个竹筒，抽了几筒旱烟，我就拿出大英牌来敬了一支给车夫，车夫大为高兴。歇了一阵，我们又上车赶路，茶馆饮茶只付四个铜元。伙计看见我抽的是大英牌香烟，两眼望着我，我就把剩余的半包送了给他。我们上车之后，车夫就对我说：“你下次给人家香烟，每人只可以一支为限，多给了便被人看出你不是本地人。”我说：“知道了，等回去之时，我除了照付车钱之外，还要送给你十包烟，作为额外酬劳。”车夫高兴得很，一路唱着歌，表示很得意的样子。
途中我见到一件怪事，路上不但有许多小孩子完全赤身露体一丝不挂，若干农夫也都不穿裤子，只在胯间缚上一块蓝布就够了。车夫告诉我，乡下人家是很少有像样的裤子的，逢到喜庆大事，一条裤子大家借来借去穿着，是不稀奇的。
到了中午时间，已经到达“李时珍祠”。这祠看来已经年久失修，我就想到李氏是生于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卒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这个祠堂是否建于明代，也难以确定。
这祠堂已经改为一间私塾，里面有学童二三十人，一位老师，看来有六十多岁，我就向他请教尊姓大名，原来他也姓李，并且说出他是李时珍的后裔，我就恭恭敬敬地和他谈话。他说：“李氏后人现在多数在汉口经商，做医生的不多，做药材生意的有几十人。”我表示是做铃医的，想瞻仰一下李公濒湖的坟墓。他立即停止授课，陪了我走上半里路，才到墓地。我取出香烟一包送他表示敬意，那位老先生再三称谢。这时我的火柴已经用光，一时无法点燃，那位李老先生说：“这里不称火柴，叫作‘洋火’，因为价钱贵，是不采用的。”说时他从怀中拿出两块火石和一根纸卷，打了几十下才有几粒火星点着纸卷，两人才抽起烟来。我问他：“你们晚上用的是什么灯？”他说：“当然是油灯，所谓油灯，是在油盏中放了几支通草，晚上取光，赖此而已。”我心里想到我们在上海用电灯，真是福气。
李老先生忽然指着一间大屋子说：“这间大屋，就是我们祖先著书之处。”我们就一同进入观看一下，里面书架书桌都没有了，只堆了无数农具。我看了一番，思古之念油然而生。接着我就看到了李氏之墓，当场拍了几张照片。
这位李老先生，坚决要留我们吃饭，我说：“我们都备有糕饼干粮，不敢打扰。”李老先生听见我们带有干粮，格外高兴，一定要留我们吃饭。不一会儿，两盆蔬菜，几碗饭已端了出来，我也把干粮拿出来放在桌上。老先生看见了糕饼，起劲得很，他只吃糕饼，不再吃饭，他说：“这种糕饼，只有汉口大地方才有，我已多时没有吃到了。”我和老家人只顾吃饭，蔬菜虽然煮得不好，却新鲜得很，因为是刚从田里拔出来的。
大家吃饭之后，李老先生拿出一部家谱，是手抄本，我立即把它节抄下来。家谱上看到李时珍有四个儿子：长子建中，当过云南永昌府通判；次子建元，是黄州府儒学生；三子建方，是太医院医士；四子建木，是蕲州儒学生。还有孙三人，名树宗、树声、树勋。至于以下的后代子孙，我抄之不尽，也只能不抄了。
李氏墓碑 摄得一景
我根据墓碑上字样，问：“李时珍究竟几时做过官？何以碑上写着文林郎。”李老先生说：“时珍公自己没有做过官，因为长子做文林郎，所以死后他也加封为文林郎。”接着我就问蕲州药物生产和市场情况，他摇头说：“这些情况，我一些也不知道。”我听后大失所望，不过我能拍到这几张照片，总算不虚此行。
明代药物学家李时珍墓碑
我在墓地四周徘徊了多时之后，远远望到一个亭子，我问这亭子是什么所在。他说：“那边有一个很小的土地庙，不知在清代哪一个年份，有人在里面供奉了李公时珍的塑像，因此常有人来求签取方，香火鼎盛，后来就改为药王庙，以供奉李公为主。”我坚持要去看一看，看到李时珍的塑像，塑的是道教的服饰，因为庙里光线黯淡，拍照绝无可能。还有旁边小室中挂了几张李时珍著书图和诊病图等，我匆忙地照图描绘出一些大意，车夫催着快些动身，否则，便来不及回到镇上。（按：这几幅图，我回到上海之后，就请人重行描绘，比较清楚，除了一幅墓碑图之外，后来许多书籍都有转载，流传甚广。）我和李老先生分别的时候，我送他十包香烟，李老先生竟然打躬作揖，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回到蕲州县城，天色已经很黑，但是城中并无万家灯火之象，树千兄在家等候已久，备了两个家常菜，请我们吃饭。我问车夫该给多少钱，他说：“你数四十个铜元给我已够。”计算这一天的费用，一百个铜元都没有用完。
次日，树千兄为我约好了几个药材商人，搜集到整株药物标本，另外有药材很多，盘桓了两天，我觉这次收获很大。
在汉口，本来我要溯江而上，到四川、重庆去的，但是从前的长江轮小得很，最难过的是长江三峡，形势隘险。宽阔的长江，船要在两个山峡峭壁之间穿过，水源汇聚，波澜大得很，晕浪是小事，有许多船客连船都被冲激而牺牲。尤其是长江的水平面，上游高而下游低，逆流而上则千难万难，顺风而下则惊险万状。树千兄劝我不必冒这个险，我觉得到了重庆市，在药材市场上也是采不到原株标本的，所以我的四川之行作罢。
临别时我送给杨树千一套文房四宝，送给他的太太四瓶雪花膏，就乘长江船回到上海。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冲晒相片，深恐技术不精，拍得不好。幸亏冲晒之后，张张都好，留下不少有关李时珍的参考资料。
广州之行，也没有成功，因为那边没有熟人，收集药物标本，一定会遭遇困难，所以川广之行，想俟之异日，一拖延就把机会失掉了。不过，我觉得《本草纲目》上所有图画，虽然是木刻印得不好，但是前人的成就和苦心，还是值得钦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