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询家世 立雪程门

鬻书生涯 清贫拮据

客居杭城 题诗讲学

苏州讲学 广收弟子

论医识药 不为良相

返璞归真 愿葬青田

民国时期，上海外滩一景

我拜识章太炎先生是在民国十七年（1928），那时我才二十岁，初在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常到武进姚公鹤老师家去补习国文。姚老师和章太炎先生友谊很深，三天五天总有书信往返，书信都叫我送去的，因此太炎先生对我很面善。

那时太炎先生住在南阳桥康悌路（今建国东路）底一小巷内，因为地处转角，客堂成斜角形，太炎先生的卧室，就在楼梯中间的阁楼上（上海人称亭子间），我每次去，总是直达阁楼，坐等回信。

垂询家世 立雪程门

有一次，太炎先生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名字？”我答复他：“我叫陈保康，字存仁。”又问我：“籍贯何处？家世如何？”我一一对答。他起初以为我是公鹤先生的一个书童，后来经我说明，日间在丁甘仁老师处助写药方，晚间从姚老师学国文，他甚为激动，自称对中医很有研究，并且也能处方，所以对我大感兴趣，认为我要习国学，何不拜他为师？我听了这话，喜出望外，立刻对他三鞠躬，改称老师。他的太太汤国梨女士也走了出来，章先生要我叫声师母，她见了我非常欢喜，因为有了我在他们左右，可以帮她做许多杂务。

章太炎老师讲的一口杭州话。但他并不是杭州人，而是余杭县仓泉镇人。他说话口齿极不清楚，而且有浓重的鼻音，因为他生过鼻渊，常年流浊涕，所以听他讲话很不容易领悟。我因生在上海，原籍浙江平湖，和杭州很近，所以他讲的话都能听清楚。

我执贽章门之后，他初时没有教过我一次书，不过指点我先读某书，后读某书，也时常提出些问题问我，略为讲一下就算了事。但是有时他会讲一个字，讲上半小时以上还讲不完，除非有客来访，才终止讲释，否则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他这样的做法，使我进步很快，所以我天天先到章老师处盘桓三四小时，再到姚老师处逗留一二小时。

在章老师处，临走他必留膳。但菜肴之劣，出乎想象之外，每天吃的无非是腐乳、花生酱、咸鱼、咸蛋、豆腐等物。我总是伴着他进晚餐，因为他家中没有婢仆，菜肴都由师母就近购买，吃时她并不和我们同坐，经久之后，汤师母常教我到“邵万生”去买玫瑰乳腐，到“紫阳观”买酱菜，其他一切杂物，也都由我购买。

太炎老师实际上经济情况非常穷困。他的嗜好，只是吸香烟而已，自己吸的是“金鼠牌”，飨客则用“大英牌”。此外，欢喜吸水烟。一筒水烟，地下必留有一个烟蒂，因此家中地板上就有成千成万经烟蒂烧焦的小黑点。他的衣衫，常年不过三四套，从未见他穿过一身新衫。师母说太炎先生最怕洗面，更怕沐浴，手指甲留得很长，指甲内黑痕斑斑。每天来拜访老师的人，不过一两位，因为那时他和时人交恶，所以来往的朋友，远远不及姚老师。不过来访他的人，都有许多食物带来，如绿豆糕、豆酥糖及种种杭州土产，是他最中意的。

太炎老师唯一的收入，是靠卖字。他不登广告，所以来求字的人极少。幸而有上海著名笺扇庄朵云轩主人，常常带了纸张来求他写字，每次都有小件大件百数十宗，取件时不论件数多少，总是留下笔润银币五十元。

鬻书生涯 清贫拮据

我到师门第二年，才知道老师已欠租二十个月，房东迫着要他迁出，章师母写了一封信，叫我拿去见董康（绶经），董氏很有钱，当即写了两张庄票，交我带回。她有了这两张庄票，一张偿付积欠；同时迁居同孚路（今石门路）同福里二十五号，将另一张庄票付租。搬迁之费，完全由朵云轩主人负担。他们家私极少，但有木版书近八千册。

同孚路的新居，较为宽大和爽朗，并特辟一室，专供藏书。但全部书籍没有一个书橱或书架，只是在厢房中间格上一条板桌，凡是实用书，都放在桌上，不常用的，都堆在地下。

在同福里居住不久，章老师竟发了一笔小财。一天，革命元老冯自由来访，要他写两件东西，一件是孙中山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宣言”，一件是“讨袁世凯檄”。这两件原稿，本是章师手撰的，冯氏要求他亲笔再各写一件，成为“历史文献”，当时冯氏不过致送笔润墨银二十元。不料这件事，报纸上竟大登特登，有无数人都来求章师再写这两件原文，我记得一共有五六十份，有的送墨银四十元，有些送墨银二百元。章师抱定宗旨，效黄夷甫口不言钱，章师母又不便出面，一切都由我应付。章师大约写到十件以上，就恼怒异常，再也不肯动笔，经师母横劝直劝，他只是不出声。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原来他平日吸的都是“金鼠牌”香烟，有一次人家送他一罐“茄力克”香烟，章师称它为外国金鼠牌，时常吵着要吸，师母不舍得买，这次就允许他每写一件，买一罐给他，这样，问题就解决了。

他最喜欢吃的东西，是带有臭气的卤制品，特别爱好臭乳腐，臭到全屋掩鼻，但是他的鼻子永远闻不到臭气，他所感觉到的只是霉变食物的鲜味。

有一位画家钱化佛，是章府的常客，一次他带来一包紫黑色的臭咸蛋，章师见到欣然大乐。当时桌上有支笔，他深知化佛的来意，他就问：“你要写什么，只管讲。”当时化佛就拿出好几张斗方白纸，每张要写“五族共和”四个字，而且要他用“章太炎”三字落款，不要用“章炳麟”。章师不出一声，一挥而就。隔了两天，钱化佛又带来一罐极臭的苋菜梗，章师竟然乐不可支，又对钱化佛说：“有纸只管拿出来写。”化佛仍然要他写“五族共和”四字，这回章师一气呵成写了四十多张。后来钱化佛又带了不少臭花生、臭冬瓜等物，又写了好多张“五族共和”，前后计有一百多张，章师也不问他用处如何。我和化佛极熟，他告诉我：三马路（今汉口路）“一枝香”番菜馆新到一种“五色旗”酒，这是北京欢场中人宴客常见的名酒，这酒倒出来时是一杯浑浊的酒，沉淀几分钟，就变成红黄蓝白黑五色的酒（其实红色、黄色是一种果子油，蓝色是薄荷酒，白色是高粱，黑色是颜色液体，放在一起，所以会沉淀为五种颜色），当时此酒轰动得不得了。钱化佛念头一转，想出做一种“五族共和”的屏条，汉文请章师写，满文请一位满族人写，蒙回文请城隍庙一个写可兰经的人写，藏文请一个纸扎铺的人写，成为一个很好的屏条，裱好之后，就挂在番菜馆中，以每条十元售出，竟然卖出近百条，化佛因此多了一笔钱。

章师并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朋友来请写字，向不要钱。笺扇庄来写，按润例收费，每两三月虽得有人来恳他写寿序，或墓志铭等，由师母出面，索价每件一百元。有时银子收了之后，章师对某人不欢喜，就坚持不肯写，常把事情弄得很僵。杜月笙先生家祠落成时，要遍求当代名人的墨宝，由章士钊开出名单，第一名就是章太炎，要他写一篇《高桥杜氏祠堂记》。章士钊虽开出名单，但声明不负联络之责，杜氏便想到一位游侠儿徐福生，外号“闹天宫福生”，此人曾与章师同狱甚久（章师因苏报案被捕入狱），自以为与章师颇有交谊，就领命而去。章师见了闹天宫福生，敬烟敬茶，十分客气，可是要他作一篇祠堂记，竟断然拒绝。福生颓然而归，向杜氏说明实情，说他无法办到。杜先生知道我是章氏的学生，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拿到这篇文章。并且说：“要不要开一张一千两的庄票带去？”我说：“这是要弄僵的。”后来我到章师家里去，乘机进言，我说太史公在《史记》上作过一篇《游侠列传》，老师应该对杜先生的祠堂落成作一篇文章。他听了这句话，就问我杜先生生平情况，我就一件一件讲出来，他老人家越听越高兴，章师母也从旁鼓励，我乘机立刻拿一张幅度很大的宣纸，说是：“老师的文字应该写成一幅横披，作为他们家祠的镇宅之宝。”章师不出一言，也不起稿，就一边抽烟，一边写字，大约不过四十分钟，已经写成。我就把它送到杜宅，章士钊那时边看边赞说：“真是传世之作。”杜先生也很高兴，就封了一包墨金，准备叫我送去。我说：“这是不需要的。”但想起章师母也出了大力从旁鼓励，于是我就接受了这包墨金，交给了师母，这笔钱师母拿来维持了几个月的生活。

章师的书件落款，往往只写“某某属”或“某某嘱书”，绝不称“仁兄”或“先生”。求书的人，为了这点很不高兴。而且他写的是小篆，当时的富商巨公，对这种字体都不认识，不表欢迎，所以他的鬻书生涯十分清淡。民国十七年（1928）北伐军到了上海，先时他曾做过孙传芳参议，而且到孙幕中讲学，时人颇多非议，所以门庭冷落车马稀，深居简出。

章师对金钱看得很淡，对生活问题全不放在心上，经济全由师母调度。师母常叫我出去张罗钱财，我总唯命是从。但是有一次打了一个包裹，要我到当铺去典质，这次我坚持不肯从命。我说：我母亲有训，“一生不上公堂，一世不到典当”。所以我不肯去，师母为之黯然。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可以再介绍一个学生，就是同学章次公。师母立即答允，从此次公也立雪程门，有许多事，都叫次公去做，从这时起，我就轻松了许多。

民国十八年（1929）中秋，房东又吵上门来收租，据说已欠租好多个月，师母潸然泪下，章师竟毫不介意。他对此等事多采不了了之的态度，有时连他自己居处的地址，他也弄不清楚。一次他到三马路来青阁去买书，去的时候，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去的，看了半天，一本也没有买，施施然走出书店，踏上另一辆人力车。车夫问他到哪里，他只是指向西边，而始终说不出自己的寓所所在。车夫拉了半天，知道情况不妙，便问他：“先生你究竟想到什么地方？”章师告诉车夫：“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人个个都知道我的住处，你难道不知道吗？”车夫频频摇头，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仍将他拉回来青阁，然后才把事情解决。类似这般的笑话，在章师是常常有的事，不足为奇的。

客居杭城 题诗讲学

某年春间，杭州昭庆寺方丈，带了一筐杭州有名的土产“方柿”送给章师，他一口气吃了六只，要是师母不加阻止，可能整筐会吃完。他这样的吃法，不仅是对方柿，对其他爱好的食物，也是如此。

昭庆寺方丈求了几张字之后，临行说了几句客套话：“老师如果有兴趣，可到寺中来小住几日，吃住全由寺中供给。”章师听了信以为真，一口答应，并说：“我要来住几个月。”方丈还以为他是随口说说，所以也随口说了一句“欢迎欢迎”。

昭庆寺方丈走了之后，他就吵着立刻要上杭州，一则可以顺便还乡扫墓，二则可以踏青访旧，对旅途费用，他从没有想到过。

后来章师寻出一只考篮（旧时读书人应考用的书篮），其中放了两本书和一个水烟筒，一包皮丝烟，天天吵着要启程，而且命我与次公同行。师母迫不得已，筹了二十元，陪同前去，我与次公各带四元，即行就道，当时火车的三等座价，不过一元八毫半，就此四人浩浩荡荡，直到昭庆寺。

昭庆寺的知客僧，本是极势利的，但是因为章师是知名之士，所以他立即安排了两个房间，供我等居住。次晨杭州各报，大事登载，轰动整个杭州，来访的新知旧雨，络绎不绝，人人带了纸张，来求字或是求文。知客僧生财有道，竟然拿出一本缘簿，叫求字求文的人随意乐助，收入大为可观，于是对章师大加敬重，每日供奉的蔬食异常丰富。

有若干人，又写了请帖，邀他赴宴，他难得应允一二人，但他对食物，平日因为牙齿残缺不全，只吃花生酱、乳腐之类，所以对宴席上的菜肴吃不惯，往往不经咀嚼，囫囵吞下去，因此常常不舒服。后来就谢绝酬宴，来访者只得带了许多土产相赠，于是床边床下都堆满食物，章师怡然大乐。一天他主动地要到“楼外楼”去小酌，楼外楼主人一见章师，殷勤招待。我们一共四人，章师只点了三味菜，一味是宋嫂鱼（即西湖醋鱼），一味是东坡肉，还有一味是随园方脯（即蜜饯火腿），这些名目，都是章师根据书上来的。主人见了菜单哑然失笑，说：“这些菜是不够吃的。”后来上菜，除了章师的点菜之外，竟然多了不少味。吃罢之后，章师见到邻桌已铺好纸墨笔砚，章师即一跃起座，就问主人要写什么，主人回答说：“随便什么都可以。”章师竟然写了一首张苍水绝命诗，长得不得了。

民国时期，浙江杭州，西湖十景之三潭印月

正在写字时，蒋介石偕夫人由周象贤陪同登楼，翩然入座。当时座中并无他客，蒋介石很安详地点了三味菜，对着西湖纵览水光山色，双方都不打招呼，蒋介石和夫人等吃得很快。临行时，周象贤低声对蒋介石说，那写字的就是章太炎。蒋介石立刻过来招呼说：“太炎先生你好吗？”章师回答说：“很好很好。”蒋介石又问他近况如何，他答说：“靠一支笔骗饭吃。”蒋介石说：“我等你一下，送你回府，你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关照象贤。”章师频说：“用不到，用不到。”并且坚持不肯坐车。蒋介石没有办法，就把自用的手杖送给他，作为纪念，章师对这根手杖倒很中意，称谢握手而别。

次日，杭州各报大登这件新闻，说章师“杖国杖朝”，蒋介石对故旧极为关怀。

章师在楼外楼所写的张苍水绝命诗，主人初见之下，心中认为大大不吉。写完之后，他拿去给识家展阅，有人指出，张苍水绝命诗字数极多，章先生仅写了起首一段，要他再备许多纸张，邀请章氏每天来写，写成一个长卷，价值甚高。次日楼外楼主人又拿了请帖来，邀请章师前往进膳，说是到了许多新鲜湖虾，希望他每天去吃饭，章师欣然接受。约十天，他把绝命诗全部写完，并且在卷尾加了一节长长的跋语。这件墨宝，传说楼外楼主人以墨银二百元售出，后来又几经易主，十五年后，被陈群以黄金二十两的代价购得。

当章师到杭州的第二日，晨起忽然要穿马褂，并命我与次公，同样要穿马褂。但是我们两人，当时还在少年时代，穿的只是竹布长衫，向来不备马褂。章师无奈，便叫我们两人，带了香烛一副及水果数件，慢慢儿由昭庆寺沿河滨到楼外楼旁边的“曲楼”，原来他去凭吊他的老师俞樾（字曲园）故居。到了曲楼门前，就让我们叫门。应门的是一位老妪，章师就高视阔步而入，那老妪询问来访何人，章师说来拜祭老师。双方因言语隔阂，那老妪方在扫地，竟举起扫帚作逐客状，章师与我们二人，只得退出。章师说，老妪不解事，姑坐在门外，等有人出入时，再说明缘由进入。于是他就在门外土墩上大谈其幼年时，就在此就读，当时门前无马路，这条路是后来填出来的。又指着湖边的“苏堤白堤”，说当时都是一些泥土的小路，六条桥也是后来造的。他说为了拜谒老师，应该立雪，多等几个时辰是没有关系的，无论如何要进去拜祭一下。大约等了两个时辰之后，曲楼门开，有一个中年人走出，章师就诚诚恳恳地向他说明来意。那人自称姓陆，并说：“曲园已数度易主，所以屋内没有一人是姓俞的。”章师乃要求到园里去“耍子”（杭州话游览之意），主人即陪我等入内，庭园中，有枇杷树两棵，章师指说：“这仍是旧时之物。”到大厅中又见一幅横额，写着“春在堂”三字，说：“这也是曲园老人的遗墨。”就命我等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首礼。陆姓在旁看得呆了，章师又说出左边厢房，即是旧时他的读书处，要求拿出纸笔要留几个字，但是主人只有笔墨而无纸，章师即在墙上题了两首诗，黯然而别。

章师在杭州每日行动，报纸都有记载，因此来访者络绎不绝。那时汽车很少，凡是坐汽车的来客，知客僧便加意招待，章师对此并不重视。一天，当地有个沈姓绅士坐了一辆马车带了两个少年来访，知客僧陪着晋谒章师，介绍说：“沈氏是杭州富绅，他的马车在杭州是有名的。”章师大悦，说，明天要借用一天。沈氏当即应允，并说他有两个儿子，国学已粗有根底，求章师收为门生，栽培造就。章师即问沈氏二子，平时所读何书，二子应对极得体，而且能背诵诗书，章师认为可造之才，二人即跪地拜见老师。倏忽间由马车上搬来龙井茶叶、金华火腿及杭缎两匹，同时恭致贽敬一包。章师见了贽敬，认为不可受，师母暗暗着急，命我等两人急速将贽敬收了下来交入室内，师母启视之下，竟是银元二百，不禁展颜而笑。

自此报纸又腾载章师在杭广收门生，因此引起许多人都来投章师门下，贽敬多少不等，以四十元者为最多，一百元者亦不少，在杭收二十余人。师母深感贫困多时，料不到杭州之游，竟有如此收获。

章师此次去杭州，常感胃部不舒，且有气喘，所以只预备讲学三五天。讲学日期定后，即在昭庆寺讲经堂举行，方丈为他设了一个讲坛，地上排了数十蒲团。章师到堂之后，命将讲坛撤去，亦坐蒲团上，说这是汉时的讲学方式，应该是没有讲坛的。

第一日，讲“经学源流”，对康有为“伪经考”，大肆抨击，听者兴高采烈。第二日，讲“清代国学”，听者更众。第三日，讲“小学大义”，听者都不了了，但学生日多一日，竟达百余人之多。章师讲学三日之后，感染伤风，兼发胃病，讲学便中止。

讲学之前，沈姓两子驾马车而来，章师命昭庆寺香积厨备豆腐四方，百页结十六只，偕师母和我们几人，登车出艮山门，意欲拜祭他的祖坟。出城后但见市廛林立，与旧时面目全非，章师不知祖坟何在，命我等到各小茶馆访问他的老家人阿炳，问了好多处，有人说，阿炳有时来有时不来，又不知他居在何处，于是章师只得对山祝拜而回。

苏州讲学 广收弟子

章师住在昭庆寺时，每天都有新闻记者来访问，常有人随带摄影师，要求和章老师合影留念。当时无闪光灯，都用镁光拍摄，光线极强，而气息极烈，引起章师咳嗽大作。恰巧有灵隐寺方丈来访，相谈之下，方丈力劝章师移居灵隐寺避嚣，从这时起，章师每晨健步登韬光观海，胸襟为之大宽，且仍有学生执贽从学。忽有上海来人说，他家中失窃。师母说家无长物，不过一些书籍，尽偷无妨。章师却不以为然，急于要回上海，恰有铁路局长任筱珊，在灵隐寺养疴，就送了章师六张头等车票，章师乃决计匆匆返沪，并对各学生说：“以后讲学，改在沪寓。”

回到上海之后，见前后门的锁，已被除去，章师为之顿足叹息，拍门数下，即有人来开门，一见之下，竟是他的老家人阿炳。原来阿炳在杭时听到章师坐马车来找他，便搭车来沪。这时师母囊中甚丰，除偿付积欠房租之外，还和我们商量应付学生方式。我与次公建议设立章氏讲学会公开招生，师母笔很健，当即就草拟宣言及章程一份，向各省故旧征求赞助人，并印了一本捐册，募集经费。不料这件事，反应出乎意外。张学良首先捐银三千元，当时孙传芳虽已失意下野，也派人送来两千元。各方捐款五百、一千的很多，总数若干，我们不便过问，约略计之，总在二万元左右，但章师从不问讯，学生来报名有二百多人。

一天，章师旧友李根源（印泉）来访，师母对他说，历年贫困，现在经济稍稍宽裕，该作如何处置。印老说：“养老以苏州为最宜，应该往苏州购屋，作为永居之计。”师母大为合意，章师亦不反对，便托印老在苏州觅屋。不久就在苏州锦帆路废基买到一幢旧宅，宅中花木扶疏，颇富园林之胜。章师不久就移住新居，开办讲学会，学生以沪杭两地最多，苏嘉各地亦不少，此中人才辈出，有许多人后来都在文坛负有盛誉，至今香港有若干大学教授，都是这个讲学会出身的。

论医识药 不为良相

章师移居苏州，我与次公，每星期必赴苏一次，虽然行旅极便，但是毕竟因两地相隔较疏。

老一辈的文人，读书之外，兼览医书，所谓儒门事亲，一定要研究医学，据说俞曲园也能处方治病。章师对医学方面，亦颇勤习。他开的都是仲景古方，可是他的药方，别人拿到了不敢进服。他知道我与次公都在丁甘仁办的中医专门学校就学，他常询问某病某症，应用何种时方，我们便把时方的用药告诉他，他有时认为也有相当意义，而且他有一个留日时代的学生，是西医余云岫，他也常问他西医的理论。又有一个门生，本来是做铃医的，所谓“铃医”，就是背负药箱，手执铃串，行走江湖为人治病的。此人国学根底好，章师颇加重视，他认为铃医的单方，都从经验得来，多少有些价值，他也不耻下问。

章师秉性耿直，尤好讥评显达，但对于后进，却又奖掖备至，对友朋，交谊笃厚。他和腾冲李根源（印泉）先生很知己，后来印老归隐，久慕吴地山水秀丽，文物阜庶，因而僦居苏州。某年印老患上了脑疽症，章师致书其孙，畅论医法，详问病情，推荐医生，又馈赠了好多药物，从二月一日至五月七日，连发手书十三通，情辞殷切，可见章师亦属性情中人。李老脑疽好了之后，裱装书函，成为一卷，视若拱璧。

章师擅长作联语，民国十四年（1925）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曾以一联挽之，左舜生先生评论此联之风调，实为当时挽孙诸联之冠。联曰：

孙郎使天下三分，当魏德初萌，江表岂让忘袭许？

南国是吾家旧物，怨灵修浩荡，武关无故入盟秦！

联意仅在反对当时之孙段张三角联盟，于中山先生初无贬词，闻治丧处诸委员得此联后未敢悬挂，但已传诵人口矣！

外交界名宿伍廷芳，晚年研究灵魂学，提倡养生术，自谓可望活至一百岁。陈炯明炮打观音山之役，伍奔走折冲，舌敝唇焦，忧急而卒，遗命效欧西火葬法，不欲从世俗之棺葬，事闻于先生，即成一联云：

一夜变须眉，难得东皋公定计。

片时留骨殖，不用西门庆花钱！

见者无不作会心之笑，因为章师用了伍子胥和武大郎的通俗典故。他作挽联，时时起念即得，一挥而就援笔写在纸上，付邮寄去，这是我亲眼得见的，并不需要正式写起来，所以一点不费什么事。

章师与恽铁樵很友善。铁老早年任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主任，中年治医学甚精湛，著有《伤寒论辑义按》等书，达数十万言，门生弟子遍天下。友人章巨膺辑恽先生遗著，名为《药盦医学丛书》。铁老晚年到苏州去养病，就住在章师家，铁老逝世时，章师有联云：

千金方不是奇书，更从沧溟求启秘。

五石散竟成末疾，尚怜甲乙未编经。

章师和西医往还也很多。某年名西医江逢治患“夹阴伤寒”而卒，先生亲撰挽联志哀，付邮寄去。联云：

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

汤剂远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

这副挽联，微有调笑性质，富于含蓄，但非明眼人不能辨。

章师对中医界贡献亦很多，章氏讲学会就印有专著《猝病新论》一巨册。所谓猝病，就是指急性传染病，王慎轩君又为印专辑一册。民国十八年（1929）章师又助秦伯未、严苍山、王一仁、章次公诸君创办中国医学院，并任院长之名；民国二十年（1931）间又助章次公、陆渊雷、徐衡之三位，创办国医学院，章师亦任院长；民国二十五年（1936）又任苏州中医学校校长。所以追本寻源，章师在中医界训导的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我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请章师作序，章师指示搜考方法很周详。某年赴苏州火车拥挤，我赴苏时臂部受了伤，只得用布包裹进谒。章师正临窗挥毫，看见我的情形说：“其三折肱之谓乎？”索纸濡墨，写了“三折肱”三个字送我。这天他逸兴大发，我就陪他到观前街雪怀照相室拍了一张相，因为肆主林雪怀是我的旧友。拍好了后，我同他赴酒家买醉。章师对出入街坊，素所不喜，晚年更不喜欢摄影，这天竟扶杖而行，并同到玄妙观一游，这是很少有的事，章师见到“肝气菩萨”，就大笑。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章师遽赴修文之召，灵前所悬挂的遗像，就是当年雪怀所拍的那一张。生死间事，注有定数，当时在无意中请章师摄影留念，不料这照片竟成为永远的纪念品。

章师鼻部隆然，呼吸感微塞，难得有短时间的通畅，谈话时常作粗浊嗡嗡声，同时鼻孔中的两行清涕，汩汩而出，有时如玉柱长垂，色现微黄，随拭随流。据先生自称是患鼻渊症，并且疑为有脑漏，尝取中药辛夷为末而嗅之，借资疗治。我见了告诉他用碧云散方将芙蓉叶研末，比辛夷末更有效。过了几天，再趋谒章师，他笑说芙蓉叶末，实在比辛夷末舒适而有效。恰巧这时杭州虎跑寺僧人某来索书，章师当场展纸濡墨，挥笔书辛夷芙蓉叶可治鼻渊的话，所撰文句，极饶风趣。有人劝章师割治，他不以为然，恐割治后，仍易复发。章师的鼻渊症，病源起在民国三年（1914）遭受袁世凯幽羁之时，因为被风寒所侵，初患重伤风，不加治疗，日子一久，才迁延成这种疾病的。

返璞归真 愿葬青田

章师疾恶如仇，凡人有不善，他总是面加呵斥，不稍留余地。到了晚年凡他不喜欢看见的人，绝不接见，即使见了也不多说话，嘿尔顾他，不再作灌夫骂座。曾与人书，有云：“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先生晚年已趋重平实，前后志趣迥然不侔，亦是涵养功力日见深邃之征，有人说汤夫人从旁婉劝，也与有功焉。汤夫人名国梨，是当时有名的才女，婚后琴瑟敦笃。

章师逝世后，他的家人厝殡灵榇于居室中，不谋入土营葬，盖章师生前托杜志远代谋葬地，书谓：“刘伯温，为中国元勋，平生久慕，欲速营葬地，与刘公冢墓相连，以申九原之望，亦犹张苍水从鄂王而葬也，君既生长其乡，愿为我求一地，不论风水，但愿地稍高敞，近于刘氏之墓而已。”（原函见《一士类稿》，徐一士著）要营葬于青田，以遂其夙愿。但迁延未决，后来中日风云，日趋紧张，战争既起，大江南北，铁蹄纵横，他的家人都到内地逃避寇患。临行之前，即掘地宅中，为先生窀穸之安。敌伪盘踞时代，我特地到苏州，凭吊章师的墓庐。墓前杂草丛生，陈设萧然，所悬遗影已失所在，只留一老妪守宅。过了数年，遇章师的长公子章导（孟匡）在宴席间，仪表英伟，言辞隽朗，也可说是“哲人有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