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承贵校自治会请我来讲演，得和诸君相晤于一堂，真是非常荣幸。今天的讲题是“南游心影”，就是我此次南游闽粤各地的感想。

此次南游感想中的第一样，就是中国交通的不便。当我初到上海时，便感受这种痛苦。原来自上海至厦门，中间有一段海程，是要坐轮船的。方我在北京未动身之先，已经将路费及一切应用的物品，都料理妥当。哪知到上海时，由上海至福建的轮船已经开了。不得已，在上海等了几天，但还是找不着相当的船只。我此次南下，乃是赴厦门大学校长邓芝园先生之约，所以更是格外着急。因此，也曾打过电报往该校，请邓先生将日期延缓。到了后来，才算打听着一只往香港的船，因乘之前往。这只船又是外国的，我并不是不爱中国，但是为势所迫，实在是没有别的好办法。我说过这话并不是不能忍受这种困难，我的意思是想教中国人听了这话，晓得中国交通不便的情况和害处。我们由这里就可知道中国有许多省份所以和它省时常断绝的原因，大半是由于交通事业之不发达。因为交通的事业，不外海陆两种，这两种在中国都不十分发达，海路尤其多受制于外国政府之下，故以福建这么大的临海省份，而与其他通商口岸，多不相联络。前曾闻有人拟造一铁道，直达福建内地，此路若成，其造福于往来行旅，必非浅显，可惜又以财政困难中辍。但是，财政不过其主要原因，此外还有一种足以牵制此路建筑的进行，使它不能成功的，就是没有工人。工人所以少的缘故有二：（一）工人近来多往南洋去了；（二）沿路驻扎之军人多与工人为难。

由福建到广东，也有一桩事足以证明中国交通的不便。什么事？广东一省向来是和外洋交通的，但是凡货物上海船，其始必将货物先用小船运至香港，然后才可上船。而外来货物之欲至广州者，也必先在香港换次小船，而后始能达广州。有此两种困难，以至中国与外洋的交通不得充分的发达。考由香港至广州所以必需更换小船的缘故，因为珠江入海的地方河身太浅，不能容巨大的船舶驶行所致。但是据工程师测量、调查结果的报告，若能将广州附近河身略加疏浚，这种换船的麻烦就可免除，至所需之款，也只数百万而已。若然，则广州将来可变成今日之香港，而今日之香港则将变为登山临水的游玩地了。

大家知道，粤汉铁路之建筑，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现在从汉口至长沙中间，已经可以通行，广州以北，也已筑成好几百里，只有长沙以南一带，还没有筑就。他日此路若能告厥成功，不难使扬子江流域和岭南各处互相联络。

交通不便的影响，不唯使旅客有行路难之叹，并且及于政治上、工业和智识等项。何以言之？福建因为三面环山，和内地隔绝的缘故，所有的言语异常的复杂，并且难懂。他们——福建人——所说的话，不独外省人听不来，就是本省内这县和那县，甚至于甲村和乙村所说的话，也有差别。所以我们至该处讲演，必要用两个翻译，一个翻成北京话，一个翻成福建话。要是交通不这样阻塞，言语比较的普通一点，何致如此。

交通不便对于知识重要的影响，可分为两项：第一项就是内地人不能知道外处的情形，同时外处的人也不明了内地的状况。即如我在福建时，对于北京教育运动的情况，就异常隔膜。福州是福建的通商口岸，又是省会，尚且如此，其他乡僻之地，更是不用说了。他们对于内地消息的隔膜，不独普通人如此，我也时常向常读新闻的人打听，他们也不十分晓得。这都是交通阻塞，消息不灵通所致，怎么能怪他们？因而此地的人虽是对于国事异常的热心，却只知竭力去谋本地的利益。第二项就是教育。该地受过教育的人只能读文言的作品，而不能读白话的。现在传播新文化的出版物，大半以国语文为唯一之工具，该地的人因为不能读白话的作品，所以对于新文化的内容，也不能彻底的明白，以致各学校所授的国文，还是古文为主。又该地各校，比较完善的，就是教会所办的。因为他们觉得若能通英文，就可用英文和外省能通英文的人谈话，交换知识。中国人与中国人相晤，倒用起外国语来互通情愫，不是桩可奇怪的事吗？

我此次南游对于教育的感想，可分为两方面：（一）乐观，（二）悲观。

（一）乐观方面的事，就以我所往的厦门大学来证明。该校校董，原是一个商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是一件恨事。所以不惜捐出他的财产，来创办这个大学。不但如此，他在未办大学以前，也曾在本城附近，办过小学、中学和女子师范。这次兴办大学，又允许捐款三十年，这不是教育界很可喜的事吗？他的高义自是可风，但是我之所以赞美他的缘故，并不是因为他舍得捐钱，为的是他借此办学的事所表示出来的爱国心和重视教育的诚意。我不是说这个大学能造就许多人才，我是说他以百万之家产竟能做出这样事情，其他比他还要富裕的人，也不难有所观感，闻风兴起。有人说这个大学在开办之初，很有些困难和不完全的地方；但要晓得以一人血汗所得的代价，来做这样大的事业，困难和不完全的地方之发现，是难免的，是不足奇怪的。

（二）吾对于教育发生悲观的感想的缘故，就是该省各校近几年来，不但没有进步，甚至于不及从前。何以证之？前几年福州学校和学生的数目，都比现在多几倍。这种情况之造成，并非无人上学，乃是教会所设的学校和所收的学生的数目日益增广所致。但是这也不是该地做父兄的爱把子弟送入教会学校，或是做子弟的爱入教会学校，实在是由于不得已。要是官办的学校能对于教授上、管理上负点责任，也未尝不可战胜教会学校，不过为政治和经济所限制，不能按照目的做去罢了。因为这种关系——政治经济的限制——所以官立学校多半停办，学生不得不入教会学校。岂独福建如此，安徽、武昌、北京何莫不然。良以他们的大宗款项多用于军政，以至教育的经费不但不能保留原有的数目，还要时时裁减。那么教育事业怎样能发达？据各省的情况观察，军费与教育费的比较，差不多成八与一，至二十与一之比例，倘有人能将它调查清楚制成个比较表，也是桩很有趣的事。这是我南游感想中最深而又最大的。总之，中国自军政日益扩充以来，教育、实业都不得按照它们的相当的程序发展。诸君中若有能将各省的军费和教育费的数目，加番精密的考察、研究，造成有系统的表，发散于全国，真是一桩极爱国的事业。

但是以上所说的，不过是偶然的事实，最足证教育费受军费影响的，就是中国现在有两个不能并立的大势力。是什么？一个是教育——知识界，一个是军人。这两个势力相反的程度，已达到“有彼则无此”，“有此则无彼”的地步。

广州军政府的教育事业，也正在进行之中，但却有很可喜的现象。换句话说，广东的行政机关要是能延长下去，中国教育前途或许有点希望。因为广州的地方官现在已经划出一个区域，调查该区届入学年龄的儿童的确数，将要实行强迫教育，做他处的模范。这一区中又分为三部分，按次可以遍行广州全城。

第二桩可喜的事，就是南方多私立的学校——一族所立的——差不多占学校数目三分之二。虽说它们所授的功课，是中国的旧文字，但是广东的教育长官能利用它们，联络它们，改良它们。

二者之外广州教育长官又有一个计划。什么计划？就是拟设一种新式的高小和中学。他所注重的地方，全在学校自身组织物完善，俾毕业的生徒纵不能升入大学，而有相当的技能可以谋生，这类学校，自是以实业、工业为主。

我并不是说，以别省份对于教育事业简直没有一点计划，他们也是有计划的，不过他们的计划是纸上谈兵，无裨于实在罢了。所以要想中国教育前途些微有点发展，只可望之于广东政府。

政府方面也有许多足以使我发生感想的地方，不过我是个外国人，以外国人而谈中国的政治，很有些不方便的地方，所以从略。关于这种——政治——感想，我也曾做了一篇文章登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上，但是这篇文章是给外国人看的，不是给中国人看的。因为外国有许多人对于中国的政治，都不十分了解，所以我特地报告给他们。

最后有句要说的话，就是广东政府的一切设施，都是极诚恳地想着为人民造幸福。

还有一种感想，并且是大家应当知道的，就是由南方传到北方的新闻多半是不可靠的，我们看的时候，应当具种特别的见解去观察。因新闻界传出一种消息，其中往往含有别的用意，不尽是可信的。

南方的风景也很多可资人游览的，我想世界各地的风景，必有一处和广东相似的。该地的风景大概属于海岸附近居民的生活，和在轮船上所见的渔船。这些渔夫们那种凌波驾浪、勇敢、冒险的态度，不但可称为好水手，就是他们那技能，也是叫我们佩服。我到广州的时候，正是阳历五月间。这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差不多天天都有极繁盛的大会。5月1号是劳工纪念日，又值孙文即大总统位之时，尤其是特别热闹，与会的有五千多人，街上是人山人海的，不独是本省的人都来观这盛典，就是由外省来的，也不在少数。2号是1911年为革命死难的黄花岗七十二杰的纪念日。4号是前年北京学界为外交问题而起种种示威运动，南方学界群起响应的纪念日。7号是国耻纪念日。

我此次南游还有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感情异常的好。无论各处的风俗习惯怎样不同，而其对待美国人的诚恳，却是一样的。这个感想能令我永远不忘。

（淑兰笔记，《晨报》，1921年6月17、18、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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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袁刚、孙家祥、任丙强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9—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