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它不是一个事实，而且是那种多少为人熟知的事实，目前在北京召开的严肃的秘密会议 [3] 就是不可思议的。所有“合理的政治科学”的公认准则就是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没有哪个政治独立的阶段比控制税收和征收关税的权利更加谨慎地受到捍卫了，不管是为了岁入，还是为了培育方兴未艾的产业。在北京开会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民主国家——大英帝国、美国和法国的代表，各方都宣称无条件地相信独立的国家自治的权利。此外，还有对于带有“国际主义”的任何事情的普遍存在的敌意。难道“红色”国际主义者以及红色政权不是一种威胁吗？从这些前提出发，人们几乎不会得出结论说，北京会议算作是为了参与管理中国的一次国际会议；它为自己妄取了主权国家一种最重要的职能，即确定对于外国商品的关税；而且，它对中国就其自己的事务而言的公开的愿望和目的，没有任何进一步退让的想法。而为了避免严重的麻烦，它发现必须作出退让。
把注意力聚焦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之间如此臭名昭著的不一致上面，毫无疑问，是相当空洞的。然而，它可能是一种引导美国民众直观地看到中国情景的方式；并且他们认识到，美国的国家部门很快将不得不在如下两者之间作出决定：它是否会继续参与管理中国的内部事务，或者是否有勇气和动力采取行动，不但以纯粹民主的方式，而且以一种体面的方式采取行动，以允许中国政府进行金融上的自治？没有理由怀疑国家部门善良的情感；就所有的可能性而言，它被中国理解为是好的，而且表现出来的善良意愿不是伪善的伪装。但是，这个部门受到了先例、惯例的影响，受到了更容易害怕对其他国家缺少礼貌而非对中国缺乏公正的外交礼节的影响。而且，它还直接暴露在来自希望为了自己的钱袋子而让中国对外国商品的关税保持在最低点的商业利益的直接且有力的影响之下。希望一般的公众积极地关切将要作出的决策，而且会对国家部门施加比私人利益和隐秘的群体在相反方向上施加的压力更大的压力，敦促国家部门以一种公正的、人道的和民主的方式行事，这有些过分吗？就他们在这件事上的责任，向一般公众发表演讲是徒劳的；它已经厌倦了外部责任，而且希望不被打扰。但是，带着所有可能的强调作如下的断言，不会有什么伤害，即在当前的中国，美国人正在接受审判；而且美国人所持的对于关税自主的态度，将在很多年中决定中国人对我们所持的态度。我们宣称的对中国的善良意愿是真诚的吗？我们声称的比鼓动其他国家更大的公正无私是真的吗？或者，它们是形式主义、多愁善感和妄自尊大的言论的结合吗？这些是大部分中国人心中所想的问题。可以说，美国人民应对关税问题的方式，会在未来一代决定中国人民对于一般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对于美国的观念和制度的道德和政治上的调整。
更不用说民主国家——它们自身是相当民族主义的，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沉迷于保护性的关税——对于中国内部事务不合法的干预立场，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逐渐发展起来的；而且，这一直被容忍着，直到它变得为人熟知，且成为一种既得利益。最初，中国人漠不关心，几乎可以正确地说，中国政府邀请了这种干预。过去，它不完全起坏的作用；有相当的好处源于这样的干预。如果帮助管理个别国家的国际会议是常规，而且不局限于如此弱小，以至于他们可以安全地插手国家的特例的话，那么，继续在中国的实践可能还有些话可以说。但过去不是当前，而且就所有关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而言，当前的中国正在下决心与过去彻底决裂。危险在于，外交家不会面对现实，不会正视这一变化的程度，而只会敷衍和妥协，会屈服于细枝末节，会尽其所能地无所作为，并寄希望于未来的事件使他们免于受到逃避问题的惩罚。就国际会议采取具体的和确定的方式看来，是朝向恢复中国关税自主的方向行动，而不是在某个模糊不清的未来，那时，中国政府的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个具体日期，中国的公众意见将会迫使中国政府公然地对抗大国权力，恢复关税自主，那就为时不远了。站在底线来看这件事，把必需的事情变成一种好事；而且通过预知事件赢得公正和明智行动的声誉，是最好不过了。
据了解，大国允许中国征收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的关税。据报道，日本在第一次会议上，主动同意提高到百分之十二点五，这引起了震惊。试图全面评论这种形势，人们感到非常无助。如果想象力会发挥作用，而且想象召集一个类似的会议来发表对法国或意大利或美国，甚至一个三流的欧洲大国的事务的看法，就没有必要做任何评论了；对于一个觉醒了的中国的愤慨和怨恨的感知，以及对给出其持续增长的原因的认识，将会使我们慎重地对待这件事。但是，正在考察的不只是中国将被允许征收的关税的数量，还有替中国决定如何用这些钱。有一种传言说，日本同意美国提议召开一次会议，这得到了一个默许的保障，即美国将加入进来，敦促附加的资金被用来偿还日本的西原借款。 [4] 这个传言很可能是错误的——但其中有一点事实的成分。毋庸置疑，中国必须履行它的外部责任。但是，要考虑到下面的事实，即这些借款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签订的，当时安福亲日派在北京掌权，而且被普遍视为中国向国外利益的背叛；显然，这次会议的声誉不会因为任何这样的提议而提高。而且，这种情况表明当前外国势力每一次妄称为中国决定其内部事务所伴随的危险。就中国对额外的资金的使用所作的某些决策，和某些其他的决策相比，将不那么不受欢迎。但是去作决策，去强迫服从决策的任何企图，不只是在当前中国金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是合法建议的企图，将确定无疑地会制造麻烦，而不是缓解令人焦头烂额的局势。
认为在当前的世界状况下，国家已不能再做曾经作为当然之事和不受惩罚做过的那类事情，是老生常谈了。而这个老生常谈的事实，却是中国处境的本质。唯一的问题是：它勉强地被承认，而且在麻烦突然爆发之后，通过向它屈服而被承认，还是它的全部潜能立刻被全心全意地承认？如果美国展现出妥协、延迟、走一步退一步、逃避的倾向，展现出依靠与当前的状况不相干的古老的解决方案的倾向，正如大国之间的形势最好的情况下也足够艰难了，事情预先就失败了。如果它引领了一个明确的和彻底的政策，其中，中国的金融自主是一个重要的特征，那么，一定有把握实现某些确定的事情。
美国的公众应该记住：没有甚至被称为国家的荣誉和声誉生死攸关的问题，而只有既得利益。降到最低层次来说，美国公民要作出判断的问题是：他们是否希望美国政府的权力被用于以牺牲中国以及中美之间的友好关系为代价来推动一小撮制造业者、商人、代销商和出口商的金钱利益？毋庸置疑，在国内，他们都是热情支持高关税的人，但却想通过保持低的关税率来保留廉价的商品和对中国市场的轻松占有。说到底，这就是在北京召开的庄严和神圣的国际会议所关心的事情。尽管事实是用许多重要但却毫不相干的事务来粉饰这一根本性的工作，但这是可能的。问题足够简单了，以至于甚至厌倦了国外问题和对外政策的人也能迅速而有效地发表意见。我们希望中国像一个自由和自尊的人应该被对待的那样被对待，还是作为一个为了少数人的金钱利益而倾倒商品的市场来被对待？
（王巧贞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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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2卷，第148—151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44期（1925年11月11日），第298—299页。
[3] 指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译者
[4] 1917年至1918年间，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一系列公开和秘密借款的总称。——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