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巴黎作出了把山东让与日本的决定后，中国被击垮了。它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中国知道它在世界其他任何列强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它知道，由内战造成的政治分裂还没有正式结束。它那落后的工业，它那混乱的财政，使它无法对企图蚕食它的任何国家说出一个明确的“不”字。于是，它忧心忡忡地聆听着和会的议决。它一再念叨着协约国政治家们所作的担保，以此夜以继日地维持着它的希望，这就是创造一种新的国际秩序以及能在将来对弱国反对强国的劫掠提供保护。它的希望需要得到支持，因为这些希望中掺杂着恐惧。它比西方国家更了解日本还准备走多远，因为它已两次受到日本几乎不加掩饰的战争威胁。它比西方国家更了解秘密条约和协议的情况。所以，只是对美国和其他协约国来说，巴黎的决定才产生了也许已如其所料的失望而不是激烈的对抗。这种结果正好印证了：列强仍在充当主宰；在国际事务中，强权就是公理；中国软弱无助，日本来势汹汹。
5月4日的一阵紧张唤起了这种无助感。有人 做了 什么事了。北京大学的学生进行了抗议，并在他们的游行示威过程中蓄意袭击和殴打了两名中国官员；这两人同属众所周知的三名卖国贼，因为他们参加了与日本的各种秘密条约和贷款的谈判。骚动将全国的冷漠情感一扫而空。官员的软弱，也许还有腐败，是他们在有关山东的决定中要承担的一份责任（这里提出的老是中国的山东问题，而从来不提青岛问题）。如果中国不能拿其他国家说事，那它也许就要做出一些事来妥善处理自己的问题。人们并不认为学生的行动是非法的惩治性集会导致的莽撞之举，而是认为它表达了一种义愤。人们的预感使气氛再次紧张起来，这个事件后还会发生任何比过去事态更为严重的事件吗？
一连串事件接踵而至。政府逮捕了一批学生。于是，他们的同伴进行抗议，军队包围了大学校舍。这座城市实际上已处于军事管制之下。谣言在各个省份到处流传，说是中国的各路军阀已准备就绪，不惜以杀戮等极端方式将反对派镇压下去；甚至还流传着一触即发政变的谣言，为的是徒劳地稳固军人政府和亲日派政党的控制权。被军阀们视为自由派知识分子领袖而对之衔恨于心的北京大学校长辞职并出走了，因为根据报道，不仅他的生命且数百名学生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之后又有消息说，北京小学以上的所有在校生进行罢课，以抗议政府的行动。他们不仅罢课，还提出明确的要求（下文将对这些要求作进一步介绍）；他们以十人为一组，在各个地方作公开演讲，对军警逮捕学生的行为表示蔑视，并尝试将倾听他们演讲的民众按类似十人小队的方式组织起来，继续进行宣传。
整个国家这时就像被电击般地颤动起来。5月7日这天一向被视为国耻日，连一些小学也打出了“毋忘五七”的横幅。这个国耻日是日本就“二十一条”发出最后通牒的周年纪念日。日期的相近，产生了有力的效应。北京大学的学生迅即走向全国，他们首先向各大城市的学生们发出呼吁。后者变得焦躁不安，于是开始罢课，其范围再次涉及除小学之外的中学（高中）学生、师范和技术等各类学校；到处可见组织起来的十人小队，讲演者各有一套讲些什么、怎样讲的办法。大众化的宣传遍及各个省份，为民众所喜闻乐见。
对日本的散乱的敌对情绪要汇合成联合抵制的形式，这是男男女女的演讲者们的话题之一。他们并不满足于一般的倾诉劝诫。日本商品的清单被大批刊印或油印出来；在中国销售的所有日货的分类目录，以及替代它们的国货的类似目录，被人们广泛传阅。一些院校的工业科系已开始着手让公众知晓，在不追加资金的情况下利用现有工厂生产日本商品的秘密。一旦绘制出商品图样，人们就把它们带到小小的工厂作坊和已予讲解的制造流程中去。接着，为了打开市场，其他学生便携带着这些产品，一边沿街叫卖，一边就政治形势进行训斥、劝告和解释。随着假期的到来，这些学生将奔赴全国各地售卖国货，并一再地说啊、说啊、说啊……
同时，政府也没有闲着。政治性演说已遭禁止，学生集会被强令解散，全国各地有大批学生被殴打致伤，一些人失去了性命。不难想见，将来会开追悼会向这些爱国志士表达敬意，甚而设立圣坛缅怀他们的功绩。北京政府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在所颁的训令中，学生们受到谴责，被责令返归学业，他们的团体被迫解散，并被停止对不属于他们分内之事的政治进行干预，以免遭到关闭学校的惩罚；称赞已被公众指名道姓视之为卖国贼的那些人物；对抵制日货发出警告；并大体认为外交事务应让政府来管。与此同时，据说北京已有数百名学生被捕。中国还有他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昏昧无知，他们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制止学生们闹事。然而，第二天到街头演讲的学生数量成倍地增加，被逮捕的学生已超过一千人。学生们打算继续走上街头，直到所有人被关进监狱为止。女学生们排着队（其中有些人是砸破校门跑出来的），等候总统答应释放学生的要求；她们说，如果总统置之不理，就彻夜守在原地祈求公理。监狱已容纳不下众多关押的学生了。他们被拘进大学校舍，只供应少量的水和食物，四周是驻扎军队设置的警戒线。教员们联合起来，抗议这种军事占领；抗议把学堂当作监狱的丢脸行为；抗议对爱国学生的摧残；他们向外界发出大量的抗议电报。
事件的发生地正移向北京城外。这类新近发生的任意行为表明，运动正进入收尾阶段。上海的商人罢市，包括米店在内的店铺全部关门歇业；天津和南京的商人也加入了罢市的行列；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商人也准备罢市。大量的证据显示，学生们实际上已成功地把商人争取到他们一边；他们不再孤立，而与商会缔结了一个攻守同盟，人们在谈论要进行罢市以反对纳税。政府突然间不怎么体面地屈服了下来。军队从大学校园撤出，学生被劝说出狱，他们予以拒绝，声称仍要待在牢里直至各地学生的自由演讲权利得到保证，直至政府向他们作出正式道歉。两天后，运动结束了。政府的代表按要求出面作了道歉；一道新颁布的训令说，国家已认识到，学生们是出于爱国的动机，如他们遵守法律，其行动就不应受到干扰。那三个被称为卖国贼的人的“辞呈”已被接受。无疑，各地商人的罢市，以及惧怕其进一步蔓延，是造成这种极不光彩的投降的驱动力。但是，学生们已试图到军队里去进行他们的宣传。曾有传闻说，军队不想再进行镇压了——尤其因为迟迟看不到这种镇压能得到什么回报。当学生们昂首走出他们自囚的监狱后，他们悲哀地获悉政府频繁更换看守，以至他们在各个监狱出出进进的速度还不及看守更换速度的一半。
原先对政府提出的是几项直截了当的要求，即必须释放因参与殴打事件而被拘捕的学生，并免遭起诉；被军阀集团如此憎恨的北大校长应恢复原职。正当政府准备答应第一项要求（至少从表面上看）时，所提的要求又大大增加了，即必须向巴黎和会的代表发出训示，除非保存山东，否则即应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必须将所有“卖国贼”免职；废除与日本达成的所有秘密协定；保障言论自由。除第一和第三项要求外，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学生运动赢得了它所有的要求；并且对第一项要求，政府承诺只要国际形势许可即当勉力去办；在接到大不列颠、法国和威尔逊总统准备签约的消息后，怀着日后再作计较的希望，政府含糊其词地作了让步。然而，没有证据表明学生们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只是骗骗人的。军阀集团仍然大权在握，三名被解职官员的位置可能由那些同为亲日派系的人来填补，从表面上看，一切好像跟过去没什么两样。政府以及外交事务方面都没有发生预期的变革，从而为这场持续的学生运动的全部价值给出理由。
但是，军阀派系的威信首次受到了沉重打击——而威信正是东方政治学的首要特征。消极的抵制最后肯定是失败了，但它变成了一场发展国内工业的建设性运动——这场运动仍处在初级但能够得到有效发展的阶段。那种独立于政府但最终能够控制政府的组织，已显示出其存在的可能性。很难对这一事实的意义作出评估，即这一新兴的运动是由学生团体发动的，对学者表示崇敬在中国已成为传统。在早先的日子里，对这一阶层保留的崇敬仍给予了知识分子。从西方的观点来看，这无异于是由迷信造成的崇敬。然而，学生们第一次在政治中竟然起着一种组织的作用。在目前的危机中，超越于他们在组织公共舆论时所说所写的东西的，是那种可在将来见到的经久不变的影响。这一运动的外在标识——除了叫卖国货兼及讲解爱国主义之外——现在已趋于消失。但是，全国的学生联合会已经成立，并拟定了将来的明确计划。如果不存在一种正向前推进的新的宪政运动，那么，人们尝试要做的事会令人大吃一惊，他们打算以抛开南北军阀势力的方式来谋取分离为南北两地的民众的统一。学生和商人的联合已被证明如此有效，很难认为它只能成为一种记忆。在某些城市，它已扩展成“四团体（工、商、学、报界）联合会”。人们正在努力把这个大规模的组织进一步推向全国。
或许外国的观察家们会把处于被动观望状态的中国觉醒，看作是这场运动最值得珍视的成果。锐利的打击使中国意识到无所依恃，必须展开自救。无论日本的报纸怎样进行猛烈的攻击，把这场运动说成是受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唆使甚而金钱资助；其实，它完全是一场本土的运动，显示出开明的中国能够做些什么，将来又会做些什么。一段时间以来盛行的悲观主义似乎破产了。人们以行动来说话，以他们的所作所为来说话。也许现在发生的是一场源自中国本身的自救运动，较之革命以来任何时候曾有过的运动，它显得更为健康、更加有序。
即使这场运动不再会遇到什么事，它作为使中国真正得到治理——当它在被治理的时候——的一种方式的展示，也是值得观察和记录下来的。所有美国的孩子都会听人讲授那些源于中国的许多“现代”发明物。然而，他们不会被教导说中国发明了作为控制公共事务手段的抵制、总罢工和行会组织。在当今的其他文明国家里（俄国不在其列，因为它现在反对一切规则），不存在中国官方政府中那种如此蛮横无理的因素；但其他国家也不会像中国在过去五六个星期中所经历的那样，如此快捷而平和地成就了道德和理智的力量。这表述着中国长期存在的矛盾。但在过去，这种用以进行根本控制的道德力量只是为了抗议和造反才被组织起来。当危机过去，这些力量又会分解为它们的各种要素。如果现存的组织为了建设性目的持久而又耐心地运用这些力量，那么，1919年的5月4日将是标志着新时代黎明的一天。这是一个开阔的“如果”，但就中国的未来迄今为止一直有赖中国自己这一点而言，它现在正取决于这个“如果”。
（马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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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选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56—160页。
[2] 首次发表于《新共和》，第20期（1919年），第16—18页。文章注明的发出地点和日期是北京，6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