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追溯中国学生运动的历史，是可以早到汉代的。

前面已经说过，自从公孙弘建议创建太学之后，这种国家官学作为高级干部培养的基地，规模越来越大。东汉中晚期，太学生多至三万人。在民生多艰，朝政昏乱的形势下，太学生议政成为风气。

太学生中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官僚富户阶层，和官僚士大夫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们少年英锐，思想较为新进，言行较为勇敢，又以尚未跻身于官场的身份，和民间有比较密切的接触，对于黑暗政治的危害，也有比较直接的感受。

汉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使他们受到深刻的思想震动，认识到东汉王朝已经面临崩溃的严重危机。他们所接受的儒学教育，其中民本思想的积极因素也对他们的观念倾向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形成了以品评人物为基本形式的政治批评的风气，当时称为“清议”。太学成为清议的中心。

太学生们试图通过清议影响现实政治，反对导致黑暗政治的宦官外戚特别是当权的宦官，挽救陷于严重政治危机的东汉王朝。

在宦官外戚的统治下，州郡牧守在察举征辟时往往逢迎当朝权贵的私意，望风行事，而不附权贵的刚正士人则受到排斥。在通常情况下，真正的“名士”入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读书人入仕道路的狭窄，和他们关心天下事的热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汉桓帝以后，察举体制更为腐败，察举多不当其才德，于是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士大夫阶层中，也多有趋炎附势，逐利忘义者。这些人丑恶的政治表现，助长了黑暗政治的威势。于是太学清议在攻击腐败朝政的同时，注重赞美敢于对抗权贵罪恶的士人。

名臣朱穆起先为梁冀所辟用。梁冀骄暴不悛，朝野多有怨愤之声，朱穆曾经以故吏的身份切谏，期望他避免衅积招祸。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朱穆任冀州刺史，举劾权贵，惩处贪污的郡县长官，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势力。宦官赵忠丧父，归葬安平（郡治在今河北冀县），曾经僭用天子葬具，朱穆决心严肃调查，于是发墓剖棺，陈尸出之，下令将其家属法办。后来朱穆因此被治罪，罚往左校服劳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皇宫门前请愿，申明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指责宦官不仅在中朝以非法手段把持国家权力，而且父兄子弟分布地方，如虎狼一般残害小民，赞扬朱穆亢然不顾个人危难，“张理天网”的勇气，表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

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汉桓帝于是不得不赦免朱穆。

汉桓帝延熹五年（公元162年），一向痛恨宦官，不与之交往的议郎皇甫规，因为在论功当封时拒绝贿赂当权宦官，受到诬陷，也以严刑治罪，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随同若干高级官僚一起来到皇宫门前陈诉，又使皇甫规得到赦免。

太学清议，是中国古代社会舆论影响政治生活的较早的史例。当时太学生的议政运动，使黑暗的政治势力被迫有所收敛。《后汉书》所谓“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的情形，表现出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

当时郡国学的诸生，也与太学清议相呼应，形成了更广泛的舆论力量。

太学生以其活动的正义性受到黑暗势力的敌视。汉灵帝熹平元年（公元172年），因皇宫朱雀阙出现匿名书，指斥宦官专权，主持清查的段颎四出逐捕，入狱的太学生竟然超过一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