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是东汉史学家班固记述西汉和王莽时代历史的史书。
汉代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意识非常浓厚的时期。汉代画像石中大量表现前代历史故事的画面，说明当时史学在民间有相当生动的传播方式，在民间有相当广泛的文化影响。当时史学的学术性成就的顶峰，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汉书》是《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名著。班固的父亲班彪作《后传》数十篇，准备将《史记》续写到西汉末年为止。班固用了二十余年时间，继承父业，完成了这部记述西汉历史的史学专著的绝大部分。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断代史。《汉书》的《百官公卿表》《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等，是《史记》中所没有的。但是班固生活在儒学确立了文化统治地位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以致《汉书》的历史批判精神较《史记》逊色。尽管如此，由于这部史书选材精当，记述详实，描写生动，更由于所记录的历史对象本身的丰富多彩，使得《汉书》在文化史中始终占有很高的地位。
在“二十四史”中，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位列最先，历来被看作史学最重要的经典。在以后的二十二部正史里，多可看到最高统治集团中帝王和他们身边的将相们阅读《汉书》、讨论《汉书》的故事。
《三国志·吴书·孙登传》记载，孙权希望孙登读《汉书》，以“习知近代之事”，曾经令张休从张昭受读，然后再转授孙登。《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说，孙权以自己研习“三史”，大有所益的经验，在建议吕蒙读书时，所列应当“急读”，也就是应当首先尽早阅读的书目中，也包括“三史”。这里所说的“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
《旧唐书》和《新唐书》都记载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李密少年时出行，骑在牛背上阅读《汉书》的故事：李密骑一黄牛，将《汉书》一帙挂于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卷书读之，路遇越国公杨素，大为惊异，乘马追行，感叹道：何处书生，如此好学？又问所读书，李密回答说：《项羽传》。于是杨素大为爱重。
这一情节流传久远，于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有“常把《汉书》挂牛角，独出郊原更谁与？”的名句。
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二有“苏子美饮酒”一节，说到苏舜钦《汉书》下酒的故事：苏舜钦每晚读书，都要饮一斗酒，岳丈杜衍心存疑惑，派人私下察看。发现苏舜钦读《汉书·张良传》，每有感慨，就饮一大杯。杜衍听说，笑道：有这样的下酒物，饮一斗实在并不算多啊。这一故事，也可以说明《汉书》相当普遍的文化影响和不同寻常的历史魅力。此后，“《汉书》下酒”竟然成了一个典故，清代著名剧作家孔尚任在《桃花扇》第四出《侦戏》中就曾经写道：“且把抄本赐教，权当《汉书》下酒罢。”
《宋史·刘奉世传》说，刘奉世不仅“优于吏治”，而且“文词雅赡，最精《汉书》学”。可见，《汉书》的研究，很早就已经吸引、集中了诸多文学之士的意趣与才智，形成了一门学界瞩目的学问。
《汉书》包括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汉书》的体例与《史记》大体相同，都是纪传体史书，即以历史人物的活动作为叙事的主线。不过，《史记》是记述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历史的通史，《汉书》则记述西汉历史的断代史。《汉书》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开创了后来正史编纂的通常模式。《汉书》将《史记》的“本纪”改称“纪”，“书”改称“志”，“列传”改称“传”，又不列“世家”，这种体例，对于后来一些纪传体史书有重要的影响。
班固继承父业，完成了《汉书》的绝大部分。
司马迁《史记》叙述史事，截止于汉武帝中期。就西汉史来说，《汉书》虽然基本上移用了《史记》的记载，但是往往增补有新的内容，使历史资料更为充实。《史记》以后的西汉史，班固则依据曾经任兰台令史，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有条件看到大量图书资料的便利，博采诸家记录，精心编撰成篇。可以说，对于西汉历史的记述，现存的史籍中，以《汉书》最为完备。
《汉书》继承了《史记》“表”的形式，又首创《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前者将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代的吴广等历史人物分为九等，一一评价。后者叙述了秦汉时代官制的基本概括，又有西汉公卿大臣的任免升降的历史记录。
由《史记》的“书”演变而来的《汉书》的“志”，历史价值更受到重视。《食货志》分为上下两篇，分别论述了西汉经济“食”即农耕经济、土地制度及“货”即商业经济、货币制度的大略形势。《沟洫志》前承《史记·河渠书》，记载了水利建设的历史。其中贾让的《治河三策》，是重要的古代治河文献。
《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都是《汉书》新创。
《刑法志》系统记载了法律制度的沿革以及若干具体的律令内容。《五行志》以五行灾异作为记述内容，体现了当时社会流行的神秘主义观念，剔除其中的迷信色彩，可以看到有关自然史、天象史、生态史的珍贵资料。《地理志》综述了西汉郡县侯国行政区划的设置和沿革，以及各地的户口数字和经济状况、民情风俗等，对于当时海外交通的发展，也有所记述。《艺文志》以刘向、刘歆的《七略》为基础又有所损益，考论了多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载录了存世的主要文化典籍，作为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对于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的研究，意义极大。
《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重视民族关系的历史记录，有《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等。《匈奴传》在《史记》的基础上增益了许多记载，成为我们今天研究考察匈奴历史时不能忽视的比较完整系统的宝贵文献。
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泾阳南）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
班昭文史兼通，才华出众，续撰《汉书》。（图选自清金古良《无双谱》）
班固撰《汉书》，有其父班彪续写《史记》的《后传》为基础。
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认为《后传》不够完备，于是以此为基点撰写《汉书》。汉明帝时，班固曾经以私改国史的嫌疑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上书辩白，得到汉明帝亲自准许后，《汉书》的编写才得以继续进行。
班固曾在大将军窦宪幕中参谋军事。窦宪在上层政争中失势，被迫自杀，班固也受到牵连，后来死于狱中。
当时，《汉书》的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完成。汉和帝安排班固的妹妹班昭参考利用东观藏书为他补作，又让马续帮助班昭补写了《天文志》。
《后汉书·班昭传》说，当时《汉书》方才问世，多未能通者。著名学者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受读《汉书》。
《汉书》因为文字多古奥，在汉代已经出现注家。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服虔和应劭都曾经作《汉书音义》。魏晋南北朝以后，为《汉书》作音注的学者更多。然而学术成就最为显著的，是唐代学者颜师古和清代学者王先谦。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王先谦完成的《汉书补注》，所征引的《汉书》学专著及参订者多达六十七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