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武帝时代，豪强之徒兼并土地，武断乡曲的情形已经十分严重。
官僚地主疯狂追逐财富，聚敛金钱，霸占田宅、畜产、奴婢，往往采用非常残暴的手段，使农民陷于极端困苦之中，贫苦民众卖妻鬻子的现象屡见不鲜。
西汉王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耗尽了文景时代府库的积蓄，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社会矛盾益为激化。针对这种情形，董仲舒曾经建议限制土地兼并，废止奴婢制度，政府则薄赋敛，省徭役，以调整阶级关系，维护社会的安定。不过，这样的建议在当时并不能够真正实行。
汉武帝时代，已经多有民众起兵反抗暴政。脱离政府控制的流民的数量，也往往使最高统治者震惊。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流民多至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每逢灾年，经常发生饥民人吃人的悲惨情形。
“巫蛊之祸”发生之后，汉武帝沉痛追悔往事，决心与民休息，否定禁止以往苛暴之政，以发展农耕经济作为执政的基本原则。昭宣时代，社会相对稳定。然而统治集团的腐败黑暗，积弊已深，豪强的暴发和农民的流亡，已经难以遏止。
胶东（首府在今山东平度东）、勃海（郡治在今河北沧州东南）等郡国农民发起的暴动，规模已经相当惊人，甚至发展到攻占官府、解救囚徒、搜夺市朝、劫掠列侯的程度。
元成哀平时代，贵族、官僚、豪强竞相侵霸土地，导致农耕生产秩序的严重破坏。豪富权贵霸占良田，役使贫民，成为极其普遍的情形。
汉成帝时，外戚王氏当政，红阳侯王立在南阳占垦草田达几百顷之多，连贫民所假少府陂泽而开辟的熟田也在占夺之列。他又把霸占的土地卖给国家，所得报偿超过时价一万万钱。
又如丞相张禹占有泾渭之间可以灌溉的最肥沃的良田多达四百顷。这样的肥美田地，在汉武帝时代已经被称为“土膏”，号称其价格至于每亩一金。汉哀帝时，宠臣董贤得赐田千余顷。董贤死后家财被斥卖，所得竟然多至四十三万万钱。
残酷的土地兼并，使得无数小农破产。而他们肩上的沉重压力，还包括赋役的繁杂、刑罚的严苛等等。汉哀帝时，鲍宣曾经论说，当时民众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就反映了当时的情形。
频繁而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政府因本身腐败和社会结构严重失序在应对变乱时所表现的无能，也是社会危机日益深刻的原因之一。
汉元帝刚即位时，关东地区因为连年遭受灾害，流民进入关中。所谓“谷贵民流”，成为当时政治危局的主要表象。汉元帝永光年间（公元前43年至公元前39年），最高统治集团仍然为“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的现象而深深忧虑。
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大水，流民流移入关。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又出现水旱为灾，关东流冗者众多，青州、幽州、冀州等部形势尤为严重。在汉成帝在位后期，仍然灾害频繁。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几种天灾相互交并，蚕桑和农田作物都受到破坏，又有影响地域相当广阔的严重洪灾，史称“百川沸腾，江河溢决，大水泛滥郡国十五有余”。因为农耕生产连年遭受惨重破坏，以致百姓失业流散。
汉哀帝时，因自然灾荒所导致的流民问题依然是政局稳定的严重威胁，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因为连年歉收，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流民人口竟数以十万计。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又曾经发生大旱和蝗灾，青州地方尤其严重，民众大批流亡。
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与妥善的安置，流民出于对社会的彻底绝望，很自然地会成为与现行政治体制直接对抗的社会力量，其破坏力之强，往往可以超过其他一切社会阶层。
尽管西汉末年政府正式文书在说到政局的混乱的时候，多强调天灾的严重影响，而当时恶劣的自然条件确实使得恶劣的社会条件的危害显得更为显著，然而，流民等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自然灾害。
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因为社会危机异常严重，曾经颁布诏书沉痛自责，其中说到“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
而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春正月诏，也说到当时社会危机最主要的征象之一，依然是“农民失业”，“流冗者众”。
西汉末年社会动荡时期，流民多数集聚为对原有政治秩序在观念上予以怀疑和否定，在行为上同时予以冲击和破坏的社会群体，直接原因往往是吏治的腐败所导致的正常社会关系的崩坏。
西汉末年，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当时民众流亡，逃离城郭，而各地发生暴动，“盗贼并起”的原因，是吏治腐败。
汉元帝永光二年（公元前42年）春二月颁布的诏书也承认，百姓极端困苦，“流散道路，盗贼并兴”，原因在于行政执法部门作风残暴，不知道管理国家的正确的方法。
汉成帝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九月颁布的诏书也说，流民众多，正是因为吏治的黑暗难以改变。
西汉末年，吏治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对下层民众残酷压榨，贪财而慕势，已经成为共同的风气。贪官污吏横行不法，政风之颓败已经不可收拾。汉元帝时，丙显任太仆十余年，贪赃数额多至千余万。中下级官吏同样贪赃枉法，安定郡五官掾张辅据说贪污不轨，一郡之钱尽入其家，治罪之后，没收的赃款竟然超过百万。
后来有人用“衰乱”、“重敝”这样的词语来总结西汉末年的政情，又说，汉平帝时，苛酷的官吏滥发徭役违误其农时，贪婪的官吏滥收租税侵害其财产，于是使得百姓困乏，无可为生。一个“苛”字，一个“贪”字，确实体现了当时极端腐朽黑暗的官僚体制对于社会经济造成严重危害的特色。
元成哀平时代，所谓“盗贼并起”、“盗贼并兴”，成为当时皇帝诏书、政府文告以及官员言辞中频繁出现的语汇。
以汉成帝时代为例，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东郡茌平（今山东茌平南）侯母辟自称“将军”，起兵攻烧官府，执捕县官，夺取印绶。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嘉率众起事，杀长吏，劫库兵，自称“将军”，经历九郡。鸿嘉三年（公元前18年）广汉郑躬等攻占官府，释放囚徒，劫取库兵，自称“山君”，横历四县，部众多达万人。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尉氏（今河南尉氏）樊并等暴动，杀死陈留太守，自称“将军”。同年，山阳铁官徒苏令等攻杀长吏，抢夺库兵，自称“将军”，经历十九郡国，处死东郡太守、汝阳都尉等。
当时还有依恃秦岭地形，“阻山横行”，“阻山为害”的“盗贼”的活动，说明民众群体的反抗已经威胁到都城长安的安全。
汉成帝时代，所谓“江湖中多盗贼”，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当时所谓“江贼”，应当就是以舟船行水作为主要行动方式和主要隐蔽手段的机动性相当强的反政府武装力量。
哀平年间，民众暴动日益频繁，每年多至以万次计，甚至兵锋直犯京畿，纵横三辅，火烧汉武帝茂陵，长安城内皇帝所居未央宫中也可以看见烟炬。
起义民众甚至越州度郡，万里交结，使得朝廷虽然诏书讨捕，依然连年不获。
农民暴动的烈火，在王莽统治时期终于在各地全面燃起，呈现出燎原之势。
反对王莽的新朝的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北边地区。
王莽为了出击匈奴而进行的赋役征发，使边地和内郡民众不堪其苦，于是聚众而反。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大批边民弃城郭流亡，在各地发起暴动。并州（今山西北部）、平州（今河北北部）的反抗斗争更为激烈。
天凤二年（公元15年），因为大军集结于边郡，边民负担沉重，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的民众举行起义，并且以数千人为集团，已经开始超越郡界的流动作战。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长洲（今江苏苏州西南）发动的起义以及随后不久的琅邪女子吕母在海曲（今山东日照）发动的起义，也都有较大的影响。
天凤年间，荆州（今河南南部及湖北、湖南大部分地区）因连年久旱，饥苦不堪的百姓多流落于山泽间，以采集野生植物求生，逐渐汇聚成小有规模的武装集团。新市（今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被推为首领。他们经常出击附近的乡聚，位于今湖北京山北的绿林山，成为他们休整和隐蔽的根据地，这支人数增长到七八千人的武装力量于是被称为“绿林军”。
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政权的荆州牧发兵二万进攻绿林军。绿林军迎击政府军获胜，绿林军又曾经攻拔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转击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云梦），部众增加到数万人。
第二年，当地疾疫流行，死者众多。绿林军分作两支队伍出山。一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称“下江兵”。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率领，北上南阳（郡治在今河南南阳），称“新市兵”。两支部队的首领都自称“将军”。
新市兵在攻略随县（今湖北随州）时，平林（今湖北随州北）人陈牧、廖湛率众响应，于是起义军中又有“平林兵”加入。
汉宗室刘玄当时也投入到平林兵中。同样作为汉宗室成员的南阳豪强地主刘縯和刘秀，以恢复汉家天下为号召，也起兵反抗新朝的统治，所组织的军队人数达七八千人，称“舂陵兵”。舂陵兵与下江兵联合作战，合兵而进。
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为了顺应民间倾向汉室的正统观念，在淯水之滨设置坛场，拥立时称更始将军的刘玄为天子，建元为更始元年。刘縯被任命为大司徒。刘秀时任太常偏将军。同年五月，刘縯攻占宛（今河南南阳），更始帝刘玄随即在这里建立了统治中心。
稍晚于绿林起义，琅邪人樊崇在莒县（今山东莒县）举兵。不久，青、徐等地的起义民众多所归附。这支起义军沿袭汉朝乡官小吏的称谓，各级首领称为“三老”、“从事”、“卒史”等，彼此之间以“巨人”相呼。部队没有文书、旌旗，不设部曲、号令，纪律只有口头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起义军用朱红色涂染其眉以为标识，时称“赤眉军”。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十余万进攻赤眉军。新莽军队强横残暴，残害民众，百姓作歌道：“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
赤眉军在成昌（今山东东平）一战大破新莽军，杀廉丹，歼敌万余人。王匡逃走。赤眉军又转战于淮海、中原，势力大为扩展。
当时奋起反抗新莽政权的民众起义，还有地皇元年（公元20年）钜鹿（郡治在今河北巨鹿南）马适求起义，地皇二年（公元21年）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秦丰起义，平原（郡治在今山东平原南）迟昭平起义等。《汉书·王莽传下》说，同年，“三辅盗贼麻起”。指出新莽王朝的政治腹心地区也爆发了多起武装反抗斗争。
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方“盗贼”往往集结数万人进攻城邑，处死新莽官吏。王莽看到天下溃叛，形势危急，派专员分行天下，废除改制以来颁布的诸种法令，宣布即位以来所有诏令有不便于民者统统收回。
不过，这时新莽政权的基础和支柱已经完全朽坏，有如大厦将倾，最后的末日已经临近了。
地皇四年（公元23年），王莽派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调发州郡兵四十二万进攻绿林起义军，号称“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据说还曾经驱役猛兽虎豹犀象等，以助威武之势。按照《汉书·王莽传下》的说法，“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
六月，新莽军前锋十余万人围王凤、王常所部绿林军八九千人于昆阳（今河南叶县）。新莽军围城数十重，列营百数，旗帜蔽野，埃尘连天，战鼓之声传闻数百里，又以高数十丈的云车俯瞰城内，积弩乱发，矢飞如雨，兵士挖掘地道，并用撞车攻城。城中守军面临异常危急的形势。
危难之中，刘秀等十三骑夜突重围，发郾（今河南郾城南）、定陵（今河南舞阳北）营兵数千人救援昆阳。
刘秀亲自率领步骑兵千余，在大军前四五里处列阵。新莽军也遣兵数千合战。刘秀奋勇冲击敌阵，斩首数十级。起义军中诸将议论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似有怯意，今见大敌却分外奋勇，真是令人惊异！
刘秀率部挺进，新莽军后退，起义军乘势进攻，斩首数百千级。刘秀又故意伪造宛地起义军增援部队已经抵达的情报，使新莽军士气沮败。而起义军将士连获胜捷，胆气益壮，无不以一当百。刘秀又亲率敢死士三千人冲击敌军中坚。新莽军阵营溃乱，刘秀乘势奋勇冲杀，分割敌军，并杀死王寻。城中守军也鼓噪冲出，内外合势，呼声震动天地。
新莽军溃败，士卒四散，奔逃求生，相互践踏，百余里的道路上，到处都是仓皇流窜的新莽军人。当时又遭遇巨雷暴风，大雨如注，洪水暴涨，士卒溺死者数以万计。新莽军各部士卒大多奔逃四散，只有王邑与所率领的长安勇敢士数千人回到洛阳。
昆阳之战后，王莽已经无力调集军队主动攻击起义军。新莽政权大势已去。
有人说，秦末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其实，秦末起义的性质还是可以讨论的。而两汉之际的农民暴动，无论从发起的规模和对社会的震动来说，都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