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是古代中国的英雄时代。
在汉武帝时代，数十年来多次挑起战争，策动割据的地方分裂势力终于被基本肃清。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楚文化、秦文化和齐鲁文化大体完成了合流的历史过程。西汉初年陕西、山西、河南、湖北、内蒙古、四川等地多见的秦式墓葬，这时也已经不复存在。
也正是在汉武帝时代，秦隶终于为全国文化界所认可。古来“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的理想，到汉武帝时代大体实现了。
在帝制时代，作为最高执政者的帝王在位期间的长短，往往会对历史进程有重要的影响。汉武帝是大一统政体实现以来在位时间仅次于清代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和乾隆帝（在位六十年）的皇帝。当然，在位时间长，未必一定能够实现政权的稳固和社会的安定。但是汉武帝在位的五十四年间，确实是政治取得非凡成功的时代。而当时的文化建设，也取得了突出的进步。班固说，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提供了伟大的历史贡献，重要原因之一，是汉武帝能够“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就是以宽怀之心，广聚人才，给予他们文化表演的宽阔舞台，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化才干。
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兒宽传》后的赞语中列数当时许多身份低下者受到识拔，终于立功立言的实例，指出正是由于汉武帝的独异的文化眼光，使得这些人才不致埋没，于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形成了历史上引人注目的群星璀璨的文化景观。如班固所说，当时，“儒雅”之士，“笃行”之士，“质直”之士，“推贤”之士，“定令”之士，“文章”之士，“滑稽”之士，“应对”之士，“历数”之士，“协律”之士，“运筹”之士，“奉使”成功之士，“将率”果毅之士，“受遗”而安定社稷之士等，不可胜纪。班固所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总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开明干练的“群士”“异人”能够焕发精神，多所创建，这一历史时期“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不过，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完全如班固所说，完全是汉武帝个人的作用。群星的闪耀，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曾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静的晴空。
当时，除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杰出的军事人才而外，司马迁、董仲舒、桑弘羊、司马相如、李延年等人的文化贡献，也使得他们在千百年后，依然声名响亮。在汉武帝时代的英雄谱中，张骞的姓名也是位于前列的。
张骞作为以中原大一统王朝官方使者的身份开拓域外交通通路的第一人，他对于发展中西交通的功绩，确实在这一意义上有“凿空”的意义。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作“西域”。西汉初年，今新疆地区的所谓狭义的“西域”计有三十六国，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汉武帝听说匈奴的宿敌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希望能够形成合力夹击匈奴的军事联盟。汉中人张骞应募，率众一百余人在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出发西行。途中遭遇匈奴人，被长期拘禁，历时十年左右方得逃脱。张骞继续履行使命，又西越葱岭，行至大宛（今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经康居（今哈萨克斯坦锡尔河中游地区），抵达已经定居在今乌兹别克斯坦阿姆河北岸，又统领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的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因为新居地富饶平安，已经无意东向再与匈奴进行复仇战争了。张骞只得东返，到大夏，然后改由南道回归。在归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一年多，乘匈奴内乱，方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张骞出行时随从百余人，十三年后，只有两人得以生还。他亲身行历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诸国，又对附近五六个大国的国情细心调查了解，回长安后将有关信息向汉武帝作了汇报。张骞的西域之行，以前后十三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丰富的关于西域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张骞出使之艰险，是显而易见的。不说匈奴武装力量的威胁，只是自然条件的险恶，已经为一般中原人所惊畏。南朝陈人江总《陇头水》诗写道：“陇头万里外，天崖四面绝。人将蓬共转，水与啼具咽。惊湍自涌沸，古树多摧折。传闻博望侯，苦辛持汉节。”诗句中所见行旅的危难，并不是没有根据的空言。
汉武帝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张骞跟随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司马迁在《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写道，张骞从大将军出征，因为曾经出使大夏，在匈奴活动地域长期居留，了解地理情势，熟悉水草资源，于是担任向导，远征军于是没有饥渴之忧。张骞又因为此前有远使绝国之功，封为博望侯。事实上，张骞的所谓军功，也基于出使时的经验。张骞为将军时，因指挥战事不利而致罪，失侯后，又以对西域地区地理人文的熟悉，建议汉武帝联合乌孙（主要活动地域在今伊犁河流域），汉武帝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出使乌孙，使团携运的用以交结友好的物资相当丰富，牛羊金帛数以万计。张骞抵达乌孙后，又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又献马报谢。后来终于与汉通婚，一起进军击破匈奴。张骞圆满地完成了他的政治军事使命，然而他的历史功绩，主要还是作为文化使者而创造的。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通道之后，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此后，汉与西域的通使往来十分频繁，民间商贸也得到发展。西域地区五十国接受汉帝国的封赠，佩带汉家印绶的侯王和官员多至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今伊朗）、罽宾（今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地区）、乌弋（今阿富汗坎大哈地区）等绝远之国也有使者频繁往来。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经见到邛竹杖和蜀布，得知巴蜀有西南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身毒”，也作“天竺”、“贤豆”、“损笃”，都是“印度”的音译。从四川、云南进入印度地区，当时确实有再转而西向大秦的交通路线。汉武帝根据这一发现，在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使者从巴蜀启行，试图由此实现和西域的交通。于是，汉王朝和当时称作“西南夷”的西南地区滇、夜郎等部族的文化联系逐渐密切起来。这条道路，有人称之为“西南丝绸之路”。云南晋宁出土的西汉青铜双人盘舞透雕饰件，舞人足踏长蛇，双手各执一盘，舞姿带有明显的印度风格。类似的文物资料，都可以证明这一通路在当时联系着中国西南地区与印缅地方的历史事实。“西南丝绸之路”后来曾经十分畅通，东汉所谓“海西幻人”即西亚杂技艺术家们，就曾多次经由这一通道来到洛阳表演。
由于张骞的努力，西域与汉帝国建立了正式的联系。张骞因此在西域地区享有很高的威望。后来的汉使，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传说许多西域物产，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都是由张骞传入中土，这样的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史实，但是张骞对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首功，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唐人诗作中，“博望侯”已经成为英雄主义的一种文化象征，而与代表当时时代精神的侠风相联系。如虞羽客《结客少年场行》诗写道：“寻源博望侯”，“长驱背陇头。”“天山冬夏雪，交河南北流。”“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也有将张骞事迹作为忠于国家的榜样的，如张说《将赴朔方军应制》诗：“胆由忠作伴，心固道为邻。”“剑舞轻离别，歌酣忘苦辛。从来思博望，许国不谋身。”
据说，汉武帝起初以《易》书卜问，得到兆示，说：“神马当从西北来。”他接受张骞出使乌孙之后乌孙王所献良马，命名为“天马”。后来又得到更为骠壮的大宛的“汗血马”，于是把乌孙马改称为“西极”，将大宛马称为“天马”。据说汉武帝为了追求西方的良马，使者往来西域，络绎不绝。汉武帝得到西域宝马之后，曾经兴致勃勃地作《西极天马歌》，欢呼这一盛事：
天马徕，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在得到大宛汗血马之后，又作《天马歌》：
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蹈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
可以看到，汉武帝渴求“天马”，并不是仅仅出于对珍奇宝物的一己私爱，而是借以寄托着一种骋步万里，降服四夷的雄心。而我们也不能忘记，“天马”西来，所循行的正是张骞使团车队的辙迹。
“天马”远来的汉武帝时代，正是当政者积极开拓中原与西域交通，取得空前成功的历史时期。新疆罗布泊地区出土的汉代锦绣图案中“登高明望四海”的文字，正体现了当时汉文化面对世界的雄阔的胸襟。
“天马”，实际上已经成为象征这一时代中原与西域交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一种文化符号。三国魏人阮籍《咏怀》诗：“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唐人王维《送刘司直赴安西》诗：“苜蓿随天马，蒲桃逐汉臣。”清人黄遵宪《香港感怀》诗：“指北黄龙饮，从西天马来。”都反映“天马”悠远的蹄声，为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交通的成就，保留了长久的历史记忆。
鲁迅曾经热情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我们通过对中西交通的考察，可以对鲁迅所赞扬的当时民族精神之所谓“豁达闳大之风”，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著名的苏武出使故事中，苏武和他的副使常惠一同被匈奴拘禁十九年，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方才回到汉地。常惠后来拜为光禄大夫，因为“明习外国事”，转任典属国、右将军。他在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护乌孙兵与汉兵五道击匈奴，因功封长罗侯。常惠曾经六至乌孙，一伐龟兹，又曾出车师北千余里，援救被匈奴围困的侍郎郑吉。在西汉王朝与乌孙之间的往来活动中，常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近年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收获，出土木简可以看到当时驿传系统接待长罗侯及其随从往来费用的资料。
这些资料，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一时期中原与西域交往的具体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