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一向是对得起刘备的：不仅派了周瑜、程普，帮他抵抗曹操二十几万的大兵于赤壁乌林，不仅让他占了武陵郡孱陵县，造了公安城，不仅坐视他袭取长沙、零陵、桂阳，与武陵郡的其他县；也不仅把亲爱的年轻胞妹，嫁给了他这个“年已半百”的老者。而且孙权又从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四年，对曹操常常作战，为了刘备而与曹操做敌人，前后整整十个年头以上。孙权对不起刘备么？
孙权与曹操在这十年之中所打的仗，比刘备对曹操所打的仗更多。孙权先是在建安十四年一方面叫周瑜在江陵猛攻曹仁，逼得曹仁放弃江陵，撤兵退守襄阳；另一方面又在（安徽无为县东南的）濡须口，亲自抵抗曹操的水陆联军。其后，孙权又在建安十八年正月抵抗曹操濡须口的第二次进攻；又在十九年五月与闰五月，夺取了曹操的皖城（安徽潜山）。在十九年秋天，抵抗曹操第三度的进犯，在二十年八月，孙权以全力攻击曹操的合肥，几乎在“逍遥津”送了自己的性命。到了建安二十一年的冬天，曹操发动水军陆军，以居巢（安徽巢湖）为前进基地，来势汹汹，而孙权毫无投降之意，仍旧沉着应战，终于使得曹操本人不得不在建安二十二年三月退走，留下曹仁与张辽，在居巢改取守势。
孙权之所以与曹操结下了如此的不解冤仇，诚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地盘与生命，却也的确可以把它记在刘备的账上。倘若不是在建安十三年为了救刘备而叫曹操在赤壁乌林丢了脸，曹操也不至于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大举讨伐，欲得他而甘心。
孙权也未尝没有取汉朝而代之的帝王思想；他对刘备的合作，也未尝不是暂时的互相利用，以对付一个强大的共同敌人；等到将来，倘若是曹操被消灭了，孙权未尝不会与刘备作一次最后的一拼，以决定鹿死谁手，帝位谁属。然而，至少在那个情形到来以前，孙权一向并没有先干掉刘备，后干掉曹操的计划。
事实是，刘备与他的大将关羽，做了一连串的不仅激怒孙权，而且令孙权失去了安全感的事。第一，是在赤壁乌林胜利以后，追击曹操之时，刘备单独行动，占领了武陵郡的孱陵县，造了公安城，自成一个局面。第二，是不告诉孙权而径行攻取了武陵郡其他各县，与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第三，孙权把妹妹嫁给了他，而他和这位年轻而尚武的夫人处得极不好。第四，孙权建议与他共同进兵益州，夺取刘璋的地盘，而他竟然反对，说刘璋是他的本家兄弟，请孙权看他的面子，饶了刘璋。后来，这位刘备竟然自己单独夺了刘璋的地盘。第五，刘备进军汉中，杀了夏侯渊，抵住了曹操，做了汉中王，竟然在事前、事后不曾与孙权有所商谈，取得默契。第六，关羽打襄阳、樊城，看来颇为顺利，似乎不久便可以囊括这两个城，继续北进。许县以南，甚至许县以北，黄河以南，以及许县城内朝廷之中，都有不少人已经或正在准备，对关羽响应，曹操倘不是接受了司马懿的劝阻，很可能放弃许县，迁都到黄河以北。然而，这位关羽却从来不把孙权放在眼里，拒绝孙权与他攀亲的提议。
这拒绝攀亲的事，是上列六件事之中最严重的一件。孙权有意思替他的一个儿子，娶关羽的女儿。这件事倘若成功，那么，孙权虽已失掉了作为刘备的二舅子的资格（大舅子是已死的孙策；孙权是孙夫人的二哥），却又成了刘备的第一武臣关羽的亲家。岂不很好。谁料到，我们的关夫子十分不懂政治，不仅拒绝了媒人的提婚，而且骂孙权的儿子为“犬子”，说“虎女怎么能够配犬子！”自比为虎，而称孙权为犬。这就未免太过分了。
孙权的脾气，早就是坏得有名。他怎么受得了关羽的侮辱？即使刘备、关羽不曾在汉中与襄樊同时占了上风，孙权也会仅仅为了这拒婚与骂人的事，对关羽兴兵雪恨的。况且，又有吕蒙、陆逊这两个急于立功升官的人，不断在孙权面前说关羽的坏话。
孙权下面，懂得政治、深知非联络刘备便不能抵抗曹操，以保持江东的“独立王国”，进一步问鼎中原的，只有鲁肃一人，而鲁肃此时已死！
于是，孙权下个决心，给关羽颜色看，对刘备翻脸，不惜在暗中向曹操递降书，“以讨羽自效”，以讨伐关羽来证明他向曹操投降的诚意，对曹操报答受降之恩。
曹操接到孙权的降书之时，真是“喜可知也”。我们可以想象得出，曹操是如何喜欢。
然而，曹操高明得很，高明到非孙权或关羽所能梦想得到。曹操一方面立刻接受孙权的投降，以汉献帝的名义封孙权为“南昌侯，领荆州牧”，一方面却出卖孙权，向关羽讨好，把孙权写给自己的降书原件，用飞箭射进关羽的司令部。目的是卖一个人情给关羽，叫关羽和孙权拼命，他同时可以坐享渔人之利，不仅襄樊可以解围，而且孙、刘双方一定会打得不可开交，两虎相斗，一死一伤。
关羽接到曹军射来的孙权投降曹操的“降表”，并不立刻加以理会。一则是，他怀疑曹操造谣，破坏孙、刘双方的友好关系；二则是，他已经留了不少部队在江陵与公安城，分别交给了糜芳与傅士仁，不怕孙权来袭击他的后方。
关羽的应付方针是：先把襄樊攻下。襄樊攻下了以后，长驱北上，占领南阳、许县、洛阳，把曹操赶到当时的济水（现在的黄河）以北，然后再一面守住济水的南岸，一面分兵到江陵、公安或江夏、长沙、武陵等郡，收拾他所一向很看不起的孙权，以及孙权下面不配和他交手的吕蒙（这时候，陆逊的姓名还不曾有多少人知道；关羽可能从来没听人说过或提到过他）。
站在关羽对面的，以前是扼守青泥河的乐进，现在是死守樊城的曹仁，与屯驻在樊城之北的于禁、庞德。关羽在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刘备称王的第二个月，几乎破了樊城。汉水在当时突然水位增高，关羽就引了汉水的水，灌在樊城城墙之外（方法是：（一）把汉水下游堵住，（二）绕着城墙，再造一圈土墙；（三）引水进入这两墙之间）。
关羽把水引得越来越多，使得城墙剩下在水面之上的仅有几块模型版那么高。城外是一片汪洋。于禁的七个军，都完全被淹得死的死，逃的逃。于禁本人，被关羽活捉，投降。关羽把他押送到江陵后方安置。
庞德困守在营外的临时土堤之上，宁死也不肯降。某一天，关羽乘了大船，亲自来和他交战。他从天明战到中午以后，把箭都射完了，对关羽及关羽的兵，用刀剑搏斗；他的部下将士，除了他与两个人以外，也都已完全向关羽投降。庞德与这两个最后在他身边的人，仍然不肯甘休，跳上小船，向曹仁大营的方向划去。可惜，命运不济，他们三人乘的这只小船翻了。他躲在船身之下的水里，躲不了多久，被关羽捉住。
他对关羽“立而不跪”。关羽用骂他的口吻，劝他投降：“你有哥哥在汉中郡，我想用你为带兵的将军。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降？”
庞德的确是有一个哥哥在汉中。他们兄弟二人，原为马腾、马超的部下，跟马超到了汉中，便留在张鲁下而任职了。曹操收降张鲁，连带把庞德也收了过来，带回许县。庞德的哥哥留在汉中，于汉中被刘备攻下以后，成了刘备的部下（哥哥的名字叫什么，无考）。
庞德和他哥哥，是凉州南安郡狟道县人，与荆州南郡襄阳县的庞统，不是很近的本家，彼此也并不认识。庞德这个人，对马超、张鲁均不十分依恋，却十分感激曹操的知遇。曹操对他也确是极好：拜他为“立义将军”，又封了他为“关内亭侯”。
古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庞德为了答报曹操而心甘情愿地死，是死得很舒服的。我们后世的人，也许觉得他不该为曹操而死，因为曹操是一个大坏人。然而，庞德却只是感觉到，曹操对他个人极好，看不见曹操对汉献帝不好，对汉朝不忠。反过来说，他倒是很晓得刘备如何对刘璋不起，连带也就万分不愿意向刘备的部下关羽投降。
他回骂关羽的一番话，是我们读过《三国演义》的人，所怎么也听不进去的。他说：“竖子！什么叫做投降？魏王有一百万身穿盔甲的将士，威震天下，你的刘备只是一个庸才，怎么敌得了魏王？我宁可‘为国家鬼’，不为贼军的将。”
这几句太不客气的话，不但辜负了关羽爱惜他，想保全他的美意，而且逼得关羽除了杀他以外，不能作别的决定（他并没有像《三国演义》所说，带了棺材找关羽比武艺）。
曹操接到关于他宁死不降的详细报告，哭了一顿，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列侯”。
庞德的大儿子是庞会，其后当了“中卫将军”，王隐在《蜀记》里说，庞会跟随钟会去伐蜀，找到关羽的后人，将他们全部杀光。这种说法倘若可靠，那庞会也太不够意思了。两军相争，各为其主，阵亡与否，被虏与被杀与否，都不是私仇，如何可以当作私仇来报复呢（所好，王隐的这部书，以“内容不可靠”著名）？
曹操对于禁之降与庞德之死，颇有感慨，他说，认识了于禁有三十年，没想到于禁在遇到危难的时候，表现得如此赶不上庞德。
他赶紧派驻屯在南阳郡宛县的徐晃，带精兵前往援救仍在死守樊城的曹仁。
徐晃与关羽是大同乡：并州河东郡人，关羽出生在解县，徐晃出生在杨县，两人自幼认识，感情很好。这一次，徐晃来与关羽对垒，却一心以战胜关羽为目的。
徐晃把军队停驻在阳陵坡，不忙于进攻关羽在襄阳县之北、偃城镇的大营，曹操也追下了一道命令给他，叫他静候加派的十二营兵士到来，然后才一起前进。
关羽对樊城所筑的围墙，有两个重要的屯，一个叫做“围头屯”，一个叫做“四冢屯”。徐晃于增援的十二营兵士到达以后，宣称要攻“围头屯”，而秘密行军，向着“四冢屯”的方向前进。
关羽在围头屯听到消息，带了五千兵来“四冢屯”援救，和徐晃恶战了一场，关羽战败，退到“四冢屯”里面去。徐晃就冲过了十重的鹿角，追关羽的兵，追进了“四冢屯”的内部，获得大胜。关羽下令撤去樊城之围，他的部队战死与沉入汉水之中的很多。
这时候，关羽得到消息，公安与江陵已经先后为吕蒙所袭取，傅士仁与糜芳二人均已先后对吕蒙不战而降。
关羽本可以改向西北的方向走，却由于和孟达、刘封处得不好，不敢经过他们在房陵、上庸一带的防地。关羽仍旧冒险先向南走（湖北到当阳东南的）麦城，又听说陆逊占了江陵西边的宜都。
关羽没想到，他盖世英雄，竟然走到末路，在无可奈何之下，叫残余的部队树起降幡，自己带了十几名骑兵，骑马走小路，改变方向，向北，希望能穿过山地，逃出孙军的掌握，走到刘备的汉中或益州。
他走到（当阳西北的）临沮，被孙军的朱然、潘璋带兵挡住去路。潘璋的一名司马，姓马名忠，捉住了关羽，关羽便这样死在这几名四五等角色之手。可气，可叹；可恨，可悲！
刘备与关羽对于孙权，诚然都有过很多的不是，然而孙权竟然背盟弃好，投降共同的敌人曹操，杀害了关羽，真是太过分了。
关羽之死，是直接死于潘璋与潘璋的一个姓马名忠的司马之手，间接死于吕蒙之手，吕蒙虽则是孙权的忠臣，却不识大体，只晓得为孙权扩充领土，袭取荆州，不知道如此反而害了孙权，叫孙权留下叛盟卖友的恶名，也叫孙权不再能够以忠心于汉为号召，而成为地地道道的割据一方的无立场的军阀。
吕蒙为孙权立下了这一番颇成问题的功，受到孙权的厚赏，他却无福消受，孙权任命他为南郡太守，封他为孱陵侯，赏他黄金五百斤、铜钱一亿。这些，便是他害死了关羽的代价。封他为侯爵的公文，还不曾送到他手中，他突然得了怪病，病征之一，是吃东西吃不下去（很可能是喉癌，或食道癌）。
孙权这时候住在公安城的行宫内，叫人把吕蒙抬进行宫的“内殿”，以便亲自照料，孙权找了最好的医生来治，同时悬赏：谁能治好吕蒙，就赏他千金，有时候，医生用针灸的方法治吕蒙，孙权见到针刺入吕蒙的肌肉，便自己觉得痛，孙权很想常常去看吕蒙，又怕耗了吕蒙的精神，就叫人在隔间墙壁上凿一个孔，他从隔壁的一间窥视吕蒙的情况。每逢见到吕蒙能够略为吃下一点东西，便喜欢得不得了，对左右大臣、小臣，有谈有笑。否则，见到了吕蒙不能吃东西，他就愁眉苦脸，嗟叹不已，而且晚上就睡不着。
吕蒙的病好了一些，孙权立刻下令大赦，受群臣的朝贺，不久，病又坏了下去，孙权急得乱请道士们在“星辰之下”“打醮”，替吕蒙求寿。最后，吕蒙还是活不了，死在孙权的这所在公安的“内殿”。吕蒙以外，另一位在关羽死后就很快丧命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不是也该死呢？他早就该死了，却不该以害死关羽的罪名而死，就关羽之被害而论，曹操是没有任何责任或“共同犯”的嫌疑的。他曾经以孙权的请求“讨羽”的降书，用箭射进关羽的司令部。这虽则是居心挑起孙、刘之间的大火并；却也不能不说是送给关羽的一份深厚的情谊。他实在不想让关羽被孙权轻易地击败、杀死。
后来，关羽被杀，孙权把关羽的头送到洛阳，向曹操报功，曹操不仅不曾以对待其他敌人的方式，把关羽的头挂在城门或其他地点“示众”；而且葬之以“诸侯礼”，把他当作一位诸侯而给以隆重的葬礼。换句话说，不计较他俘虏了自己的大将于禁，而把他仍旧看成一位替他斩了袁绍的颜良的人，一度是自己的战友的“汉寿亭侯”。
曹操一生，对不起很多人，却不能被说是对不起关羽，关羽被孙权的吕蒙等人害死，为什么老天要叫曹操也跟着就在三个月之内，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送掉性命了呢？
这当然只是一种巧合，而未必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说：是曹操打开了盛着关羽首级的木盒子一看，看见关羽首级眉毛大动，眼睛大睁，于是一吓，就吓得头风之病大发，不久便死。
“演义”的说法未必可靠，但曹操之死，确是死于头风。死前，他很后悔不该在前几年杀了华佗。华佗是豫州沛国谯县人，曹操的小同乡，是一位配得上称为“全科”的医生，会开汤药的方子，会用针用灸，会施行开刀手术，而且有“麻沸散”能叫病人被麻醉，不觉得痛。
华佗不事权贵，淡泊功名，医术高明。
曹操在以前头风初发之时，曾经叫人把华佗找来，留在身边。遇到头痛，随时请华佗刺上一针两针，头痛就好了一些。
后来，曹操有亲戚得病，叫华佗去治。华佗请假回家，又借口老婆有病，一再请求延长假期。曹操派人去查，查出了他的老婆并没有病，就把他关在牢里问罪。狱吏对华佗严刑拷问，把华佗终于弄死。因此，到了曹操于关羽死后，头风恶化之时，便没有人能把曹操治好。
曹操死在洛阳，他的儿子曹丕当时还在邺县，邺县原是袁绍的大本营所在地，被曹操在建安九年从袁绍小儿子袁尚的手中夺来，作为自己的发号施令的中心。许县的地位逐渐下降，只留下了汉献帝的傀儡朝廷。
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当了魏王。这作为魏郡首县的邺，也就成了魏国的都城，获得了“邺都”二字的称呼，许县于曹丕篡位称帝以后，被改称为“许昌”。曹氏父子的家乡谯县，在某一年被升为谯郡。这三个新兴的都会：邺都、许昌、谯郡郡城，加上东汉遗留下的长安与洛阳，成为所谓“五都”。
曹丕的为人，比他父亲性急，他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继承了魏王之位，叫人把汉朝的年号从三月起改为“延康”。
这延康年号寿命只有八个月，从十月起又被改为“黄初”。
黄初是魏朝的第一个年号，而“延康”成为东汉的最后一个年号。
妙在黄初元年只有十一月与十二月，两个月而已，汉献帝在延康元年十月逊位；曹丕（魏文帝）在黄初元年十一月即位。
曹丕篡汉，是当时一般忠心于汉朝的人所痛心疾首的事。后代的历史家，对他的如此举动，以及对他父亲之窃夺汉朝政府的大权，很少有好的批评。
我有一个姓曹的朋友，曾经在我面前替曹操父子辩护。他说，汉朝在中原的政权，早就于董卓之时落入各州、各郡的大小军阀之手，倘不是曹操东征西讨，一手削平了这些军阀，汉献帝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有问题。换句话说，曹操所把持的许县朝廷，原是曹操自己所建立的朝廷，曹操不曾“窃夺”这个朝廷的政权，曹丕也不曾“篡取”汉献帝的帝位，而是“继承”了他父亲为他奠立的帝位。
这位朋友继续说，中国历史上朝代的变革，一向有革命与禅让两种不同的方式。革命包括流血，禅让是和平的。所以，禅让优于革命。曹氏替代刘氏，说成篡位固未尝不可，而实际上是禅让。其后，由晋而宋、齐、梁、陈，以及由唐而五代，直传到宋；都是一朝禅给一朝，也就是一朝被其后的一朝所篡。“我们家的孟德公（曹操）名誉虽然不好，却也不能不算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吧！”
这位朋友有替他的祖先作辩护人的权利。我的看法与他的看法颇有距离。尧之传舜，舜之传禹，真相究竟如何，我们仅有《孟子》、《尚书》，与《古本竹书纪年》，留下了一些互不一致的传闻，极难获得明了，曹丕在行罢禅让之礼以后，对左右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这八个字，很容易引起后世历史家的反感。禹有治水的大功，曹丕的功是什么？倘若受禅的是曹操本人，那就多少有一点功绩足以称述。可惜，曹操倘若从开始便以自己的名义打天下，不利用汉献帝，不挟天子以令诸侯，那就谁也不能说他与他的儿子是篡位的奸臣了。
我在这“孙刘翻脸”的一章之中，不忙于叙述刘备如何兴兵为关羽报仇，而先将曹操之死与曹丕之篡汉作一个交代，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刘备本人并不曾立刻忙于替关羽报仇，而是先做了皇帝然后才率军东下的。在刘备称帝以前，曹丕先称了帝，所以我才不得不先把曹丕篡位的事略谈一下。
刘备称帝的事，也必须一提。他是在曹丕篡位以后的六个月，听说汉献帝已经被弑，才由许靖、糜竺、诸葛亮等人的推戴，而在“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子日”，杀了黑颜色的公牛（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与百僚登坛受皇帝玺绶”，“嗣武二祖（太祖高皇帝与世祖光武皇帝），龚（恭）行天罚”。
刘备“龚行天罚”的对象，在这篇祭告天地的文书里所说的，不是孙权，而是曹操父子，曹操“阻兵安忍，戮杀主后”，曹丕“载其凶逆，窃居神器”。
既然“龚行天罚”的对象，是已死的曹操与篡位的曹丕，刘备做了皇帝以后，便应该出兵北伐，而不该丢开曹丕不管，反而以全力亲自东征孙权。
赵云就曾经以如此的话，对他进谏，他却听不进去。诸葛亮有没有也公开表示反对，我们不知道。诸葛亮在心里根本不赞成。诸葛亮曾经在事后说，刘备很肯听法正的话，倘若法正不曾早死，他必能阻止刘备东征。
刘备本人当局者迷，一定要先给关羽报了仇，消灭了孙权，吞并了东吴，再谈其他（也许，他自以为太了解孙权了，看不起孙权及其部下的能力，觉得有把握顺流而下，一举而克复南郡，进占江夏，席卷豫章、丹阳、吴郡；然后再转师北上，讨伐曹丕）。
刘备一生“多败少成”，大都是由于在事前缺乏充分的考虑，丢开了当前的大敌曹丕，而先与孙权拼一个你死我活，这是大错。即使想先打孙权，其实也不必亲自带兵去打。黄权劝他，派一员大将去就可以；黄权并且愿意自己去冒险一试。刘备不肯采纳。于是，御驾亲征，声势浩大；然而他所带去的实在兵力，只有四万多人！以四万多人的兵力，想一举而消灭孙权，吞并东吴，真叫我们不懂。
当然，《三国志》的记载，可能错误，刘备所带去的兵，可能超过四万五万。但是，以当时益州的户口而论，太多的兵是抽调不出来的。而且，汉中郡之北，还有大批的魏国军队不能不防。
孙权交给陆逊带去抵抗刘备的吴军，有五万人，以五万对付四万，陆逊的成功不仅仅靠他的优良战术。
刘备在“建安二十六年”，亦即章武元年四月称帝，五月就丧失了张飞，张飞死于部下范彊、张达之手。七月，刘备出发。
孙权曾经在刘备东下之时，派了使者来求和，刘备盛怒未消，加以拒绝，刘备的前锋将领吴班与冯习，很快就击败孙权的李异与刘阿，收复了巫县与秭归。
次年，章武二年，刘备在正月间叫吴班、陈式二人率领水军，守住夷陵（宜昌）的东西两岸，自己由前线回驻在秭归（这一年，是曹丕的黄初三年，孙权的黄武元年，公元222年）。
孙权的部队在这一年这一月，击溃了刘备的营盘五座，杀掉五个指挥官。然而，不过是小接触而已。
章武二年二月，刘备把陆军主力由秭归推进到（宜都县西北的）猇亭。在秭归与猇亭之间，他的军队分驻在几十个营盘，最前的一个与最后的一个，相距有“七百里”，犯了兵家“分散兵力”的大忌。
他的另一个错误，是营房全用江岸两旁山上的树木所建造，而不是用泥土与石块。
陆逊，孙权所派来的大都督，不忙于立刻与刘备交锋，而不惜花费半年的时间，研究刘军的强点与弱点，他研究出来，刘军的几十个营盘互为犄角，不容易被单独击破，只有用几十支小兵力，同时对它们一起进攻；而且，最好用火来攻。
陆逊动手的时候，是章武二年（黄武元年）闰六月。一场恶战，同时烧掉了刘备军四十几个营盘，杀掉了几万兵与大将张南、冯习，与来自（四川西南部的）越隽郡的“胡王”摩沙柯。
摩沙柯在《三国志·吴书·陆逊传》之中被写成“沙摩柯”，可能是当年抄写的人抄错。
刘备本人逃到一座叫做“马鞍山”的高地之上，只剩下极小部分的主力。这残余的主力，也被陆逊督率了若干人马加以包围、击溃。
《江表传》说刘备把皮盔皮甲作为燃料，烧断了夷陵的山路或栈道，狼狈得很，一口气逃回了白帝城（四川奉节）。
刘备的镇北将军黄权，掌握有相当多的兵，不曾来得及援救刘备，被陆逊的部队隔断，便投降了曹丕，驻扎在今日湖北上庸一带的孟达，也投降了曹丕。
有人向孙权建议，索性对刘备跟踪追击，捉住他，吃掉益州。
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说：“曹丕正在集中兵力，借口帮助我们讨刘，其实是很想袭取我们的后方。我们不可以不对曹丕加以戒备。所以，我已经大胆地自作决定，叫追击刘备的兵停止前进了。”孙权的昭武将军朱然与建忠中郎将骆统，看法与陆逊相同。
曹丕果然在两个月后，这一年的九月，出兵三路：一路由曹休统率，来到（安徽和县西南的）洞口；一路由曹仁统率，来到（无为县东北的）濡须；一路由曹真统率，来到南郡的首县江陵，把江陵包围了起来。
孙权慌忙派遣吕范以五个军抵抗曹休；叫诸葛瑾指挥潘璋与杨粲等人救江陵；严令朱桓以“濡须督”的身份，死守濡须。这三路兵，有两路均被曹军打败，仅仅朱桓总算表现得还不太坏。
孙权向曹丕上书悔过，把话说得十分客气：倘若所犯的罪太大，情愿把土地人民一起“交还”给皇帝曹丕，自己“寄命交州，以终余年”。
曹丕的回答是：“朕之与君，大义已定，岂乐劳师，远临江汉？”只因为“三公上君过失，皆有本末”，叫你送儿子孙登来当“人质”，你多方推诿，不曾送来。
孙权在当时已经是大魏帝国的诸侯，受封为“吴王”，照规矩确是应该送一个儿子以上到京城洛阳以“任子”的身份做或大或小的官，在事实上作为忠心于魏国朝廷的担保。
他始终不肯送，由于不愿意把鼻子交给曹丕牵，不愿意丧失他的“独立王国”的国君的地位。
于是，吴、魏之间就继续处于交战状态，吴在一方面和刘备结了深仇；一方面又实在有点儿吃不消曹丕的三路进攻。
孙权挨到这一年的十二月，不得不厚着脸皮，以战胜者的身份，向战败者刘备求和。他特派太中大夫郑泉前往白帝城，拜访刘备。
刘备接见郑泉，同意了和，也派了一个太中大夫（宗玮）到武昌见孙权，算是答聘。孙权这时候已经把江夏郡的鄂县改名武昌，作为新设的武昌郡的郡治。他自己原本住在吴郡的曲阿县——即丹阳。后来在秣陵县境内造了建业城——即今日的南京。袭击关羽以后搬到公安城，为了就近支援陆逊抵抗刘备而又迁居到武昌城（刘备在自称汉中王的时候，都城在理论上应该设在汉中郡的南郑县，而事实上留在南郑县之时极短，便去了成都。其后，自称汉朝的皇帝，都城在理论上又应该设在长安或洛阳，却由于事实上的限制，只能偏安一方，把京都也都设在成都）。
孙、刘二人经过了这一番互相报聘以后，可谓言归于好。
刘备在次年四月二十四日去世，后主刘禅继位，把一切军政事务交给诸葛亮管。诸葛亮坚持了他的联吴伐魏的政策，此后吴、蜀之间不仅不再有战争，而且合作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