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兄弟五人，大哥是孙策，长于孙权七岁；三弟是孙翊，小于孙权四岁；四弟是孙匡，生平年岁不详。另一位弟弟孙朗，不见于《三国志》的本传，而见于虞喜所著的《志林》，是孙坚的一位姨太太所生的儿子。

孙家兄弟五人，都很俊秀，而孙权的相貌最好：“方颐大口，目有精光。”方颐，是骨骼坚强；大口，能吃四方；目有精光，是生命力十分充沛，好比成吉思汗幼年时的“眼中有火”。

孙权又有两点异相：一是紫髯，一是长上短下。紫髯，证明他血旺，或许也显示了祖先之中，夹杂有白种血统（《三国演义》的作者，因此就在“紫髯”二字以外，加上“碧眼”二字）。至于“长上短下”，是躯体长，而两腿短。站起来，矮；坐下去，高。只有不需要站着侍候人，而坐着由别人侍候的贵人才是如此，刘备两手垂膝，也可说是“长上短下”。

孙权一向最受孙策喜欢，打仗时带在身边。孙策打下了江东各郡不久，就任命孙权当（江苏宜兴）阳羡县的县长。那时候，孙权只有十五岁而已。孙权的资历，虽然是零；孙策却已经示意了自己人吴郡太守朱治，举孙权为孝廉，又叫自己人扬州刺史严象，举孙权为茂才。

孙策为什么如此地喜欢孙权呢？第一是，孙策有孝友的天性。第二是孙权“性度弘朗，仁而多断”。孙策有时候和孙权谈谈谋略，孙权的看法每每颇为中肯，叫孙策自叹不如。

孙权在周瑜的辅助下，于赤壁大战中大败曹操后成立吴国，北拒曹操，西抗刘备。

孙权另有一个长处，很像哥哥孙策与父亲孙坚。那就是：“好侠，养士。”能好侠，就会义声远播；能养士，就有士肯出死力。孙策早就看出了乃弟的这一点特长，所以才在临死之时说：“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基业之后，果然颇能举贤任能。他不仅能举贤任能，而且有本事把父亲的老部下，与哥哥的部下及好朋友，都团结在一起，除了李术一人以外。

李术是孙策所用的庐江郡太守。李术居心叵测，倘若孙策不早死，这李术也很可能勾结曹操，对孙策叛变的。他怕孙策，所以迟迟未敢有所举动，孙策一死，他以为孙权不过是一个二十岁的小孩子罢了，就公然收容了若干犯罪的人，拒绝孙权所下给他的交出这些“亡叛者”的命令。

他竟然回信给孙权说：“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

孙权知道李术在暗中倚仗曹操作后台，就先下一着棋，写信给曹操，请曹操不要给他支援，为什么孙权觉得有把握，曹操能允许他这个要求呢？因为，他在继承了乃兄的基业不久，曹操已经拉拢他，上表给献帝，拜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

孙权用告状的口气，在信里向曹操说：“李术杀了您所用的扬州刺史严象。”其实，严象是孙策所用，不过在手续上孙策曾经上表给许县的朝廷，推荐严象为扬州刺史，曹操顺水推舟，就用了献帝的名义，任命了严象。

李术杀严象，是再蠢也不过的事。

孙权在信里继续向曹操说，严象曾经选拔他为本州的茂才，是他的“举将”、“恩人”。他现在决心讨伐李术，“进为国朝扫除鲸鲵，退为举将报塞怨仇。此天下达义，夙夜所甘心。术必惧诛，复诡说求救。明公所举阿衡之任，海内所瞻，愿饬执事，勿复听受”。

孙权随即进军皖城（安徽潜山），李术闭城固守，派人向曹操求救，曹操置之不理。

若干时日以后，城破，李术的头被割下示众。

孙权初露锋芒，旗开得胜，一举解决了庐江太守李术，建立了他的威望；叫远近之人不敢小看他这个二十一二岁的青年军阀。

在他下面，地位最高的是张昭，他待张昭以师傅之礼，就凭这一点，他已经抓住了打天下的要点了。古语说：“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倘若无师无友，或目空一切，自以为天下无人可及，而不屑以任何人为师为友，那就不仅不能王，不能霸，可能会亡。

张昭被《三国演义》的作者描写成一个腐儒。这便是演义体的书误人之处。它为了烘托诸葛亮的胆大而聪明，就把张昭说得十分懦弱而糊涂。

实际上张昭这个人倒是颇有骨气，也很有才干的。他是徐州彭城国人，书读得多，字写得好。本州的东海郡人王朗，琅邪郡人赵昱，均是他的好友；广陵郡人陈琳，也对他十分钦佩。彭城国的国相某人举他为孝廉，他不就；徐州刺史陶谦选拔他为茂才，他也谢绝。陶谦生他的气，把他关了起来；赵昱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他救了出来（陶谦在当时还不曾升为州牧）。

恢复了自由以后，他迁居到江南，仍旧当老百姓，无牵无挂。孙策来了，对他十分尊敬，到他家里“升堂拜母”，向他的母亲跪拜行礼，弄得他不好意思不“出山”，屈就了孙策的“长史”（秘书长）兼“抚军中郎将”。

孙策把行政方面大小的事务，都交给了他，他也确是卖力，办得井井有条。北方有很多人写信给他，说他能干，也有若干封说他能干的信，是写给孙策，由他以“长史”的职位先行拆开的。他感觉到很为难：不向孙策报告，是蒙蔽；报告，怕引起孙策不满，甚至猜疑。

孙策知道了这情形，就向他说：“以前齐桓公用管仲，把事情都交给了管仲，称管仲为‘仲父’。左右请示一件事，桓公说：‘去问仲父’；左右再请示一件事，桓公又说：‘去问仲父’。左右就发起牢骚来，说：‘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说：‘我未得仲父以前，为君确是很难，既得仲父以后，为君怎么会不易呢？’现在，北方人都说张昭能干，张昭既然是我用的，这就等于说我能干，能用张昭了。”

孙策之所以在临死以前，把孙权托给张昭，可见不是没有理由的。孙策而且向张昭说：“倘若孙权不足以担任重任，你自己担当好了。万一事情不能顺利，‘缓步西归，亦无所虑’。”所谓“缓步西归”，便是慢慢地、从容地归顺曹操所主持的许县朝廷。所谓“亦无所虑”，便是“也不必有什么顾虑”（张昭后来于曹操席卷荆州之时，主张迎降，与孙策的这最后几句话颇有关系。迎降的建议是否正确，为另一问题）。

孙策断气以后，张昭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劝孙权停止哀哭，赶紧办公，而且扶了孙权上马，带了队伍出巡一番，让“众心知有所归”。

此后，他一直是孙权的第一帮手；到了孙权称帝之时（在公元229年）才退休，以“娄侯”的爵位、一万户的食邑、“辅吴将军”的名义，优游岁月，并写了两部书，一部是《春秋左氏传解》，另一部是《论语注》。

退休以前，他是“绥远将军、由拳侯”。娄侯的娄字，指娄县；娄县在今天是江苏昆山东北的“娄县村”。由拳侯的“由拳”，是（浙江嘉兴之南的）由拳县。

更前，在黄初二年孙权受曹丕封为“吴王”以前，孙权在建安十四年被刘备推举为“车骑将军”以后，张昭的名义是“车骑将军师”。再前，他在名义上是“长史”兼“抚军中郎将”，一如孙策之时。

张昭不仅在公务上对孙权竭忠尽能，在私生活上也常常对孙权“极言几谏”。孙权喜欢打猎，而且有时候用拳头揍野兽，张昭向孙权说：“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孙权红着脸回答：“我年纪轻，考虑得不远，很惭愧。”

孙权也喜欢喝酒，以灌醉陪他喝的人为乐，有一次，他和群臣宴会于武昌樊山的钓鱼台，大喝了一顿，群臣醉倒了不少，他吩咐手下人用冷水洒他们，让他们醒来，再喝。他下了一道命令：“今天要喝到醉倒在这钓鱼台之中，才能停止。”张昭是在场的群臣之一，听了这道命令，就离开宴席，出门到车子上坐。孙权叫人把他找回来，责备他：“无非是大家共同作乐而已。公（老太爷）为什么生气？”

孙权对张昭一向尊称他为“公”，不敢以他的官职相称；更不敢直呼其名。

张昭回答孙权：“当年商朝的纣王，把酒糟堆积成一座小山，把游泳池装满了酒，邀集群臣喝酒，喝到天亮，号称‘长夜之饮’，当时，他们也以为‘无非是共同作乐而已’，不知道那是一件不好的事。”孙权答复不出话来，沉默了一阵，吩咐人把筵席撤了。

孙权对张昭的这一套老前辈的教训口吻，能够容忍，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张昭反正准备了老命一条，随时可拼，不怕顶撞这位年纪比他轻了许多的老板（他比孙权的父亲只小了一岁）。

孙权毕竟也是有血有肉的人，有时候也难免受不了张昭的顶撞，他们二人冲突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张昭退休以后，孙权想派遣两个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之时。

这件事关系太大，倘若做得圆满，有辽东对曹魏的东北方加以牵制，孙权便很容易与诸葛亮制曹魏的死命了。

孙权叫人把张昭请来，问他的意见。张昭说：“公孙渊虽则派人来向我们讨好、求援，然而并无诚意，我们不可就派两个特使前往。因为，倘若他又变卦，畏惧曹魏，想对曹魏投降，就可能杀害我们的特使，我们就会‘为天下笑’。”

孙权原以为张昭一定满口赞成，连声叫好，没想到这老头子又是架子十足，自以为见解高人一等，把一大盆的冷水，向他孙权的头上猛浇。

孙权一时按捺不住堆积在胸中的怨气，就拔出刀来，放在案子上，向张昭说：“吴国的读书人，进宫的时候拜我，出宫的时候拜你，我让他们如此做，可见我对你真是尊重到了极点，然而你，却常常在大庭广众之前反对我的话，驳倒我，我常常气得发昏，很怕会在气昏之时做出令我后悔的事。”

孙权所说的“做出令我后悔的事”，所指的是：“砍掉你的脑袋。”

张昭听了，对孙权注视了一会儿，才说：“臣明知说了您不肯采纳，然而不敢不说，因为太后（孙权的母亲吴氏太夫人）曾经于临终之时把我叫了去，把你拜托给我。她的话，永留在我的耳朵里，我怎么敢不竭尽愚忠！”

原来，张昭不仅在建安五年四月受了孙策之托，又曾经在建安七年（或如《资治通鉴》所说，在建安十二年）受了吴太夫人之托。

孙权是很孝顺、很追怀他的母亲的，他听到张昭提起他的母亲，便眼泪直流，这时候，张昭也早已涕泪纵横，静候拉下去砍脑袋了，孙权“砰”的一声，把刀从案上拿起，摔到地上，对着张昭，两人痛痛快快地同声大哭一场（然后，可能派人扶了张昭回家）。

孙权虽则和张昭对哭了一场，却未曾接受张昭的谏阻，仍然派遣了张弥、许晏两个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为王，张昭气得托病不再上朝，孙权也继续生他的气，叫人用泥土封闭张家的大门。张昭也叫人在大门里面，同样用泥土加封一层。

后来，公孙渊果然杀掉了张弥、许晏。孙权既后悔，又惭愧，派人向张昭“慰谢”。这慰谢的谢字，含有“道歉”的意思。张昭继续称病，不出来上朝，孙权自己到张家门口，张昭还是“有病”不肯出来。孙权气极，叫人烧门，便把大门烧了。张昭已经把二门（户，单扇小门）也关闭了。过了一阵，孙权的头脑稍为冷静，叫人把火灭了。张昭的几个儿子，这时候也劝好了张昭，扶着他老人家，出来拜迎“皇帝”。孙权有了面子，很高兴，就请张昭与自己同乘一辆马车，回宫里畅谈。此后，张昭按时上朝，直到老得不能行动之时。他死在孙权的嘉禾五年（公元236年），享寿八十一岁。

孙权本人死于嘉平四年（公元252年），享寿实岁七十一岁，他前后当“吴侯”、“吴王”、“吴国皇帝”，有五十二个年头之久。

在这五十二个年头之中，前后作过他的最重要的辅佐的是孙邵、顾雍、陆逊、步骘。其中，以顾雍的任职时间为最长。

孙邵不是孙权的本族人，生长在青州北海国，曾经受知于国相孔融，当了孔融的功曹。其后，在扬州刺史刘繇下面作官，于刘繇战败以后，被孙策收用。孙权上台以后，他劝孙权对许县朝廷纳贡上表，弄好了对曹操的关系，颇受孙权赏识。

孙权先后任命孙邵为庐江郡太守（继李术之任），与车骑将军长史。那时候已经是建安十四年，在孙权与刘备于建安十三年打胜了曹操以后，刘备上表推荐孙权为“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

再过了十几年，孙权于公元222年的秋天称王，定国号为“吴”，年号为“黄武”，就任命了孙邵为吴国的丞相，代替张昭，作了他自己的第一名助手。

孙邵位居丞相，而在《三国志》的吴的部分竟然没有一卷或一分卷的传记，这是因为他与一位姓张名温的格格不入，而陈寿所根据的史料，是张温的“党羽”韦昭所写。

孙邵当丞相，当到黄武四年五月病故。《吴录》说他享年三十六岁，费解。当时，孙权已经实岁四十四岁；孙邵作过刘繇的僚属，不可能年纪比孙权还小了八岁（孙邵死时的年龄，可能是六十三岁，被抄写的人错成三十六岁）。

孙邵于官居丞相的不到三年时间，有过什么重大贡献，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仅仅知道，在这不到三年的期间，孙权受不了曹丕催遣“任子”的压迫，对蜀汉信使往返，言归于好。这可能是由于孙邵作了如此的政策上的建议（所谓“任子”，是拿儿子当人质，送到朝廷，听凭朝廷于自己反叛之时，加以杀害或拘囚）。

孙邵死了以后的第二个月，黄武四年六月，孙权任命顾雍做丞相。

顾雍做丞相，一做便是十九个年头，作到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十一月病故之时，他是吴郡吴县（苏州）人，当过蔡邕的学生，学会弹琴、写字；在建安四年被扬州与吴郡的长官推荐给孙策，当了合肥县的县长。

顾雍在作了合肥县县长以后，又一连作了娄县、曲阿县，与上虞县的县长，都有相当好的政绩。

孙权继承了孙策的全部地盘，有六个郡之多；但是在名义上，许县朝廷只承认他是“领会稽太守”。孙权本人必须留在吴郡的曲阿，或丹阳郡的秣陵，不能到会稽（绍兴）久住，作名副其实的会稽太守，就叫顾雍担任会稽郡的“丞”，代掌太守的职权。顾雍把会稽也治得像以前他治过的三个县一样：全郡的大小土匪完全肃清，人民安居乐业。

许昌朝廷所颁给孙权的军事官位，是“讨虏将军”（他的父亲孙坚曾经是“破虏将军”，他的哥哥孙策曾经是“讨逆将军”）。在讨虏将军的下面，有所谓左右司马。顾雍于做了几年会稽郡丞以后，被孙权调回来，做“左司马”。

献帝末年，孙权、刘备之间有了磨擦，孙权投降曹丕，被封为“吴王”。吴王的吴国，有类似魏国朝廷的官制，包括九卿与尚书令。顾雍先后又做了吴国的大理（最高的司法官），奉常（最高的祭祀官与宗谱官），与“领尚书令”（国王的总管一切政务的秘书长）。

孙权而且封了顾雍为“阳遂乡侯”。其后进封为醴陵侯。

孙权在黄武元年称王，第一任的丞相是孙邵。孙邵死后，顾雍就被任命为第二任的丞相，与孙权处得极好。君臣之间，除了一度被小人吕壹挑拨了以外，不曾有过什么不愉快的事。

他懂得孙权的脾气，绝对不在大庭广众中倒驳孙权的意见；然而他也丝毫不是阿谀奉承的佞臣。他懂得写小条子，用书面陈述若干与孙权的看法不同的意见。这样，孙权保住了帝王威严，也就乐于接受顾雍的意见。

顾雍的另一特长是缄默，不把经办的公事随便对人闲谈。尤其是关于人事。他保荐了一个人，这人被孙权用了，还不知道保荐人是他顾雍。至于处理某一问题，顾雍也绝对不夸耀他呈献给孙权的方针。外面的人只晓得一切都是出自孙权的英明果断。

他性情和顺，而张昭性情刚强。和顺，并不一定是全无主张，对皇帝的任何看法一概赞同，或凡事“奏请核示”。事实上，顾雍的主张多得很，而且每每与孙权的大不相同，甚至每每与张昭的相同。例如，孙权想派特使去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固然反对，顾雍也是反对的。

张昭有一次在武昌为了孙权想作“长夜之饮”，而中途退出筵席，出门坐在马车里生气；终于劝好了孙权停止这一夜的狂欢。顾雍也是反对孙权闹酒的，而所作的表示颇与张昭两样。顾雍的办法是：采取“众醉独醒”、“不苟言笑”的态度，叫孙权及其酣饮的部下自己惭愧。顾雍生平绝不喝酒，在宴会场中不多说话，正襟危坐，睁大着眼睛对言行放纵的宾客注视，弄得孙权有“顾公在座，使人不乐”之感。

孙权喜欢用严刑峻法对付老百姓。张昭反对，孙权不想接受，便问顾雍。顾雍说：“法令似乎太多了些。刑罚也略为嫌重了一些。我所听到的老百姓的呼声，与张昭所听到的一样。”孙权于是就叫人把法令与刑罚加以修正。

孙权每逢准备用什么人做比较重要的官，就派遣一个“中书郎”到顾雍家里去见顾雍，征询顾雍的意见。顾雍妙得很，他倘若是赞成任用某人，便谈笑风生，留下这位中书郎吃饭。否则，他说话很少，也不留中书郎吃饭。

孙权懂得顾雍的“密码语言”，只消问一问从顾公馆回来的中书郎：“他留你吃饭没有？”倘若中书郎回奏：“留臣吃饭了”，孙权便吩咐下面，缮发任命某人的公文。倘若中书郎回奏：“没有留吃饭”，孙权就重新考虑某人做某官，是否适当。

孙权遇到政策上的重大问题，却并不派人传话；顾雍也决不托人转奏。他们君臣二人之间，似乎有一个默契，遇到这样的事，只有当面密谈。

顾雍在赤乌七年（公元244年）去世，孙权任命陆逊做丞相。孙权叫陆逊留在武昌，仍旧当“荆州牧、都护、领武昌事”。

一方面，陆逊人在武昌，距离国都建业（南京）很远，这丞相的职务，他只是遥领而已；另一方面，陆逊虽则也是吴郡吴县人，与顾雍是小同乡，但是个性与顾雍完全不同，喜欢直言极谏，因此而与孙权处得并不太好。他只当了一年的丞相，便在赤乌八年二月当孙权派人来武昌，责备他这样那样二十条款之时，气死。

陆逊是孙策之婿，吴国大臣，曾计擒关羽。

陆逊气死以后，孙权隔了一年又七个月，才在赤乌九年九月，任命那远在西陵（宜昌附近）的步骘为丞相。步骘当了八个月左右丞相，在赤乌十年五月病故（这是《三国志·吴书·吴主传》所记载的年月。《步骘传》很含糊而错误，先说了他在“赤乌九年，‘代’陆逊为丞相”，“代”字根本不恰当，因为陆逊早就死了。又说他“十一年卒”，他去世不是在赤乌十一年，而是在赤乌十年五月）。

步骘死后，孙权不曾再以任何人为丞相。

孙权一生，在早年之时英明，在晚年十分糊涂，他早年之所以有英明的表现，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张昭、顾雍二人。这正如刘备在早年漂泊南北，一事无成；晚年却大败曹操于赤壁，获得大半个荆州；又进取益州（四川与汉中），称王称帝，地位蒸蒸日上。刘备晚年之所以能够蒸蒸日上，我们也不能不归功于诸葛亮一人。打天下的人，最不能缺少的是什么？不是自己个人的大才干，而是得力的、能尽忠言的好帮手。倘若刘邦没有萧何、张良、韩信，倘若李世民没有魏徵、房玄龄、杜如晦，那么中国历史上就不会有我们引以为荣的汉、唐两朝。

当然，刘备除了诸葛亮以外，还有关羽、张飞、赵云、庞统、法正，帮了他不少的忙。孙权除了张昭与顾雍以外，也倚仗了周瑜、鲁肃、诸葛瑾。

没有周瑜、鲁肃，便不会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的赤壁之战，没有诸葛瑾，也不会有猇亭之役以后的吴、蜀言归于好。

周瑜是扬州庐江郡舒县（舒县的故城，在今天庐江县城之西）人。父亲周异是洛阳县的县令，叔父周尚其后是袁术的丹阳太守，祖父做过什么官，《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没有写明白，有一位“从祖父”周景，以及周景的儿子周忠，均做过汉朝的太尉（所谓“从祖父”是伯祖父，也可能是叔祖父，这种语义模糊的字眼，在中国文言文里很多，在西洋语言中更多，例如cousin可能是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也可能是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并且可以被用来泛称远房的任何同辈或不同辈的亲戚）。

有两个cousins当过太尉，周瑜当得起“世家子”三个字。恰巧，孙坚为了本人要出去打董卓，家眷留在长沙不能放心，也不太愿意送他们回吴郡富春县（浙江富阳）去住；却看中了这庐江郡舒县的地方，把家眷搬到了舒县来安顿。也许，孙坚与周异或另一位本地人是好朋友，是他所信赖得过的，堪以“托妻寄子”的人。

周瑜和孙策同年，小一个月，很快就与孙策成了“总角之交”。舒县的县城不大，青少年很容易碰面，即使他们的父亲并不互相认识。

在当时，周瑜的家境要比孙策的家境富裕得多。周家是“土著”，而孙家是寄寓之民。周瑜好客，爱朋友，生性慷慨，于征得家里长辈的同意之后，就把城内大路南边的大房子让给孙策住了（不会是让给孙策一个人带了仆役来住，而极可能是让给孙家全家来住。孙策当时还是一位少年，不曾结婚）。

周瑜对孙策“升堂拜母”。这是古人的一种进一步做朋友，以兄弟之礼相待的表示。孙策渡江进攻刘繇之时，周瑜奉了叔父周尚之命，带兵、粮接济他。孙策在江南（当时称为江东）站稳了以后，周瑜放弃他在居巢县的县长地位，于建安三年来吴郡（曲阿县）投奔孙策，孙策不只是亲自出城来迎接他，不只是分给他五十匹马、二千名兵士，而且送给他一队“鼓吹”（军乐队），送给他一座很好的住宅。

这时候，他与孙策均是二十四岁。两个人都是翩翩少年。老百姓在背后称呼孙策“孙郎”，称呼他为“周郎”。

孙策送给周瑜以“建威中郎将”的名义，叫他驻扎在牛渚（采石矶）；不久，又叫他做春谷县的县长（春谷县城旧址，在今天安徽繁昌县的西北）。

孙策有志于对黄祖报杀了父亲孙坚之仇，向西进军；便任命周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一起带兵出发，攻下了（安徽潜山的）皖城。

他们在皖城遇到桥老太爷与两位美丽的桥小姐。桥大小姐、桥二小姐（俗写为大乔、小乔）。孙策娶了桥大小姐，周瑜娶了桥二小姐。两对璧人，留下了千古佳话。今天安徽庐江县的人，仍以这两位桥家小姐为荣，相信她们是出生在庐江的美女。

孙策与周瑜等人继续前进，在寻阳（黄梅附近）击溃了袁术的庐江郡太守刘勋的部队；又在武昌附近对黄祖打了一个硬仗；回师向东，取了华歆当太守的豫章郡；分出几县，成立了所谓庐陵郡。

孙策回去曲阿，叫周瑜率领重兵，坐镇（江西峡江县之北）巴丘。

孙策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去世，把孙权托付给张昭。周瑜从巴丘前来奔丧，被孙权与张昭留在曲阿，作为张昭以外的最重要的一个辅佐，名义仍是“中护军”。张昭的名义仍是“长史”。

他们二人，一文一武，等于是孙权事实上的左右二丞相，虽则孙权当时尚不是吴王，只是一个继承乃兄的“讨逆将军，领会稽太守，吴侯”。曹操不久改拜孙权为“讨虏将军”，周瑜也连带地由讨逆将军的中护军，改为讨虏将军的中护军了。

建安七年，曹操向孙权要求遣送一个儿子到许县当“任子”。任子，是人质。这是曹操用来控制各地有力人物的方法。这些有力人物在派了儿子去许县当了人质以后，就不敢造反。一造反，曹操就会杀他们的儿子。

孙权征询张昭等人的意见。他们犹豫不决。送了“任子”，以后就得一切听从曹操摆布；不送“任子”，曹操可能派兵来打。曹操已经打垮了袁绍，没有后顾之忧。

孙权想了又想，终于带了周瑜去见母亲、孙坚的太太吴太夫人。吴太夫人很喜欢周瑜，一向把他当作儿子看待。

周瑜在吴太夫人面前，向孙权陈述意见：不可以送“任子”去。倘若送“任子”去，孙权所能得到的报酬，不过是一颗侯爷的印与十几个卫兵与随从、几辆车子、几匹马而已。并且，曹操掌握了孙权的儿子为人质以后，随时可以征召孙权本人“晋京”，也就是随时会有被囚、被杀的危险。倒不如“韬勇抗威，以待天命”。当年楚国地方不过一百里而已，尚且能抗衡周室，传国九百多年；孙权已经有了东南半壁，还怕什么？

孙权采纳了周瑜的建议，不送“任子”去许县。这等于是对曹操宣布独立，不怕曹操来讨伐。

曹操却并无立即计较之意。曹操在当时（建安七年）心里所计划的，是先把袁家的三个儿子与一个外甥，以及乌桓之类的边疆部族加以解决，然后对刘表下手；解决了刘表以后，再顺流而下，收拾这割据东南的孙家老二。

在孙权的左右，另一位坚决反对投降曹操的人，是鲁肃。

鲁肃的家乡是（安徽定远东南的）临淮郡东城县，他家境富有而为人十分慷慨，曾经卖了若干亩田地来救济本县的穷人；也曾经送给周瑜三千斛米粮，当时周瑜是居巢县县长，有不少的饥民需要救济。

周瑜对他既感谢又钦佩，就和他做了很要好的朋友。

袁术在寿春听到了鲁肃的大名，就任命他作东城县的县长。他看到袁术做事毫无条理，驭下又没有纪律，不愿意替袁术卖力，就率领本族的老小若干人，与一百多名愿意和他一起走的青年人，离开东城县，到居巢县，投奔周瑜。

其后，周瑜离开居巢县，到长江以南投奔孙策，鲁肃与他的徒众，也渡过了长江，住在曲阿县（丹阳）。

不久，鲁肃的祖母去世，鲁肃扶了棺柩回东城县安葬；葬罢，又到曲阿。

有人劝过鲁肃，叫他到许县去投奔曹操，鲁肃征求周瑜的意见，周瑜告诉他，与其到许县找曹操，不如到吴县找孙权（这时候，孙策已死，孙权继任）。

鲁肃拿了周瑜的信去见孙权。孙权款待他一桌丰盛的筵席以后，留他密谈。

孙权向鲁肃说：“现在汉室处于衰微危险的境地，我想做一番齐桓公与晋文公的事业‘尊王’，你怎样帮我的忙呢？”

鲁肃说：“以前（汉）高帝也曾经想尊奉‘义帝’，却由于有项羽作梗，不能实现他的愿望。现在，曹操就好比当年的项羽一样。你如何能够实现尊奉当今皇帝（献帝）的愿望呢？”

鲁肃继续又说：“曹操不是短期内可以打倒消灭的，我替将军设想，最好是乘着曹操在北方的事情多，你把据守江夏的黄祖解决了，然后讨伐刘表，占据全部的长江流域，然后‘建号帝王，以闯天下’。”

这简直是劝孙权造反。依照汉朝的法律，造反与劝人造反都是要灭族的。所好，当时孙权已经有了事实上的“独立王国”，非汉朝的法律所能制裁。

孙权听到鲁肃以帝王的地位期待他，心里十分高兴，却不便明白表示接受。他对鲁肃说：“我不过是希望保住一隅地方的安宁，来辅助汉室而已。你说的这一番话，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办到的。”

他尽管这样回答了鲁肃，其后在行动上却完全是按着鲁肃的建议，一步一步去做的。

当时，想当皇帝的人不止孙权一个。袁术不仅想当，而且是真正当了的；虽则由于太不够料，而当了仅仅一年多，所占的地盘也极小。袁绍是不是想当，也极明显，他不过是略比袁术聪明，准备先把曹操消灭了，然后再作打算而已。

刘备在晚年由于诸葛亮等人的敦劝，才勉强当了皇帝。诸葛亮向刘备说：“以前世祖（刘秀）不肯做皇帝，耿纯向世祖说过：‘来跟随你的许多人，都存了一种攀龙附凤的希望；你坚决不肯作皇帝，这些人都只有离开了你，另找肯作皇帝的人了。’现在的情形，正如当年耿纯所说的一样。”

其实，刘备不是不肯，而是不敢。他在年纪极轻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当皇帝的思想。

刘备在涿郡涿县的家园中，有一棵五丈多高的桑树。桑树的叶子很茂盛，远看很像车上的盖（伞）。刘备小时候在桑树底下玩耍，对他的小朋友们说：“我将来要乘坐一个很大的车子，以羽葆为盖的车子。”这等于是说：“我要乘坐皇帝才能乘坐的车子。”他的叔父叫他住口：“别胡说。你再这样胡说，要送掉我们全族的性命了。”

儿童时期的非分之想，不足为刘备盛名之累。刘备值得我们钦佩的，是在他的早年、中年都不曾有自私或帝王欲望的表现。他对人民仁爱，对朋友义气，对汉朝的朝廷也念念不忘拥戴。他的缺点，只是对人的判断力较差，行动也不甚有计划与步骤。

反过来说，孙权之有帝王思想我们也不必深责。当时的汉朝，在事实上早已“王纲解纽”，因宦官、外戚之鱼肉人民了一百多年而丧失了存在的价值。谁有能力把苦难的全国或一部分老百姓加以保护，谁就够资格取汉朝而代之，或割据一方以静观世变。孙家之有权在东南保境安民，甚至进而统一中国，拨乱反治，正如当年刘家之有权以巴蜀汉中为根据地，推翻项羽的统治。

孙家不欠汉朝什么。诚然，孙坚是汉朝的官吏、汉朝的长沙太守；孙坚应该对汉朝尽忠。孙坚在事实上尽了忠：他勇往直前，打败了董卓，收复了洛阳。孙策的兵，不是汉朝的朝廷给的，一小部分是得之于袁术之手，一大部分是由于皖中青年的自动追随。孙策所占有的几个郡，都是自己打下来的；其后，曹操用汉朝朝廷的名义，对他顺水推舟，拜他为“讨逆将军”，封他为“吴侯”，任命他为“领会稽太守”，都只是些“马后炮”而已。孙策没有义务对曹操所操纵的许县朝廷效忠。然而他仍然念念不忘汉室，始则苦口劝袁术不要僭号，继则毅然决然对袁术绝交，终于对许县的汉朝朝廷上表进贡，尽到了以前窦融所能做到的人臣之礼。

孙权在建安七年，年纪才有二十一岁虚岁，继承哥哥的基业还不到三个年头，即使已经颇有帝王之志，在力量上还谈不到向着帝王的目标迈进。他答复鲁肃的话：“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未必不是他当时的肺腑之言。

要到了“辅汉”成为绝不可能，也就是曹操所挟持的“汉”，不仅不要他辅，而且在吞并刘表的荆州以前，已经向他要求派遣“任子”，把儿子送到曹操的掌握之中当人质；到了吞并荆州之时，又用“将与将军会猎于吴”这八个字来威胁他，孙权这才感觉到除了自为帝王以外，没有别的路可走。

我个人对曹操则不想原谅，也不想责备。我的感想是，他的晚年作为，太叫人们为他惋惜。

倘若没有汉朝的朝廷供他利用，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事业一定不能如此顺利。他确是欠了汉朝不少。

他把流离失所的汉献帝，接来许县，替献帝修了宫殿，立了朝廷，安排了日常起居，筹划了宫廷经费。他对献帝也不能算是太对不起，他把大部分的汉朝领土、十三州部中的七州一部，都统一于许县的汉朝朝廷之下，使得这些州部之内不再有小军阀、盗匪，或作乱的胡人，也不再有显著的贪官污吏（由于朝廷中不再有宦官、外戚作祟），叫人民安居乐业。他偿还给汉朝的不算少；事实上超过了他的所欠。可惜的是，他以辅汉的忠臣开始，而以篡汉的贼臣结束。但孙权与刘备，均没有人能加以“篡”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