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之要写，已是去年春天的事了。当时中国的作家论还不盛行，书局或杂志的编辑也还没以这为轰动读者耳目的号召，我忽然打算就中国几个在青年的印象上顶深的作家，一一加以批评起来，其中当然有鲁迅。我的用意是简单的，只在尽力之所能，写出我一点自信的负责的观察，像科学上的研究似的，报告一个求真的结果而已，我信这是批评者的唯一的态度。可是并没能如愿。这，一则是，我首先写出的，乃是一篇关于茅盾的文章，而关于茅盾的那篇文章，却颇使我扫兴，原先是在我对于《文学季刊》还有兴致时动笔的，可是草就的时候，就逢巧巴金先生自发表了批评文字可以包花生米的论调以后，便妄测我在报上有文字攻击他了，终日疑神疑鬼，并唆使他的一群神经过敏而又热诚的朋友们来以明枪暗箭相压迫了，间接的则有那批仰承小刊物编辑的鼻息的稿匠，以为骂我的稿子是容易登的，于是也以我作了开心的目标。可是那举动总是嗡嗡的，像蚊虫，并不大。而且只志在给人以不舒服，所以我没大理会。可是这余波继续地扩张下去，到现在还没有完，——虽然力量是更小了。话要说回去，在当时那种空气中，我是不愿意在人所不欢迎的刊物上发表东西的，我虽然写出东西愿意给人看，然而我不能因此觍然地委屈我的人格，所以我就把稿件追回来了，对于《文学季刊》也索性躲开。后来因为《现代》杂志索稿，便寄往《现代》了，刚要登，杂志是倒了，又据说我的稿子被扣，真假不知道，总之，是三问两问，越发渺茫了，四万多字的篇幅，三五夜的心血，只因为没钱雇人重抄，便自己再也见不到只字了。因为这，我懒得写类似的文章。同时，作家论的调子已经太滥，而且大抵是有作用的，照了我对热闹往往是远开的原则，就把兴趣移往别处了。现在再要写，却极其偶然，只是我借来的许多鲁迅的以及关于鲁迅的书，朋友要索回了，于是赶紧完成这件工作。说不定因此，又会把其余的作家，也陆续论一论呢。这无非是闲话。以闲话为序，序完。

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 长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