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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〇 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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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起源与音乐有关,是可以配乐唱的,因而句式难免参差不齐,所以也称长短句。到晚唐,词已进入诗人的领域,诗人倚声填词已成为一种时髦。进入宋代,词发出夺目的光彩,成就在诗文之上。个中原因大概有二。

其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有这样一种文学新体裁。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文化的兴起,文艺活动也就会有新的需求。词能够谱曲伴奏,适宜歌伎舞女在有关场合讴歌吟唱,比起诗来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自然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青睐,也因而受到诗人进一步的关注。

其二,文学体裁本身发展的历史结果。诗到唐代登峰造极,以致后人酸溜溜地说“好诗都被唐人做尽”,宋诗尽管另辟蹊径,但毕竟做不出唐人那样的天地。既然现在有一块垦辟不久的处女地,社会也有需要,何不辛勤耕耘变为自家的园地呢?何况,词中小令虽已绽放,长调还待养育,至于词的题材与内容,更是大有拓展用武的余地。于是,词就轰轰烈烈发展起来,由附庸一跃而为大国,并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性体裁。

李煜那几首最好的词都是亡国后所作,已是宋初,但一般都把他归在五代,且不去说他。总的说来,宋代前期的词承袭着晚唐五代的词风,而晚唐五代词风,从这一时期两部词的总集的名称(《花间集》与《尊前集》),就能推想大概:主旨在花间尊前之中,风格在绮妆浓抹之间。

晏殊被人称为北宋词家“初祖”,其词风流蕴藉,和婉明丽。他与儿子晏几道被人追配李璟、李煜父子,几道的词号称“直逼花间,字字娉娉嫋嫋”,但从“娉娉嫋嫋”的评语,可以窥见他们父子倚红偎翠的题材与风格。

另一个词坛领袖是欧阳修,他在诗文上都是革新派的领军人物,惟独在词的领域里,却向花间、南唐词里讨生活。词虽写得疏隽深婉,因为风格太像南唐的冯延巳,以至后人常把他俩的作品缠夹起来,闹不清著作权。

张先的词极富光影感,因有“云破月来花弄影”、“隔墙送过秋千影”和“无数杨花过无影”等朦胧隽永的名句,而洋洋得意地自称“张三影”。但他对词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尝试花气力去做长调,尽管还做得不算高明。

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有转折性作用。他的慢词写得又多又好,“能以清劲之气,写奇丽之情”,真正确立了长调的地位,充实了词的形式。在内容上,他把都市繁华、市民生活都揽入词中,突破了晚唐以来迫促的天地。在表现形式上,采撷俗语俚言,擅长平铺直叙,因而“曲处能直,密处能疏,戛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有人以此来诟病柳词乃“下里巴人”,殊不知这正是柳永在形式与内容上对词的世俗平民化的最大贡献。

紧接着,苏轼对宋词进行了重大的变革。首先,决不牺牲思想内容而屈就音乐声律,促成词与音乐的初步分离。其次,以诗为词,以清新雅正的字句,纵横奇逸的气象,形成其诗化的词风。再次,拓展词境,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为艳科”的局限。一方面是扩大词所表现的内容,任何题材都可入词;另一方面以豪放雋逸的风格,一扫先前婉约柔靡的词风,在内容与风格上都为南宋爱国词开拓了可能。最后,张扬个性。苏词个性之鲜明,一如其诗文。历代颇有关于其个性化词风的评语,例如,“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直觉有仙气缥缈于毫端”。

南宋有人说:柳永出来,都以为宋词已经“不可复加”,谁知苏轼更“使人登高望远”,于是,别说花间派,即便柳永也只配为苏词鸣锣喝道了。不过,说苏词不是本色当行的也不在少数,他的那些特色在另一些人看来正是不足之处。

苏轼门下黄庭坚与晁补之有苏词余风,受其影响的还有未入门下的贺铸。但苏门秦观在词上,就像黄庭坚在诗上,也自行其道。当时把两人相提并论,所谓“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黄词虽有超轶隽迈的一面,但失之重拙生硬,成就不及秦观。秦词受柳永影响,但和婉醇正,清丽淡雅,情韵兼胜,有人以“初日芙蓉、杨柳晓风”来形容,是十分恰当的,但也可见其词风纤弱。

尽管笔者本人不喜欢周邦彦的词,但他作为格律词派创立者的地位却不能抹煞。首先,他完善了慢词的音律与体制。直到柳永与苏轼,慢词在音律字句上并未定型。周邦彦懂音乐,能自度曲,并主管当时中央音乐机构大晟府,在和谐音调与严整格律上做了不少工作,使倚声填词有了准绳。

其次,他在表现的内容与手法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方面,他讲究铺叙的详赡,字句的锤炼,典故的化用,旧句的出新,使词有一种工整的形式美。另一方面,他把写景咏物作为词的主要题材,以掩饰生活内容的空虚贫乏,开出词中咏物一派。他的词没有柳永那种市井气,称得上典丽雅正,“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毛病就是“当不得一个真字”。

比周邦彦略晚的李清照也精通音律,可以归入格律派。与周邦彦相反,她的词里有一个真我。传世的词尽管不多,精品却不少,以寥寥之作确立在词史上的不朽地位,与李煜有点相似,以至后人推崇“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清照字)”。她早期的词局限于闺情,词风婉约清丽;靖康南渡后,风格突变,抒写故国之思与身世之变,风格转为苍凉。她的词擅长白描,字句深入浅出,音律圆熟和谐。

靖康之变对词的影响也十分明显,在题材上表现为爱国词大量涌现,在风格上表现为豪放派成为重要旋律。岳飞的《满江红》是这方面的千古名作(也有人疑其为后人伪作,但更多人宁愿相信是出自岳飞之手)。这方面的代表作家还有张孝祥、张元幹,前者的词风骏发踔厉,后者词作悲愤激越,已开辛派词的先风。与辛弃疾同时的大诗人陆游,虽也有纤丽绵密之作,但逋峭沉郁仍是其词风的基本面,“其激昂感慨者,稼轩不能过”。

辛弃疾,字稼轩,他在南宋词坛上略如陆游在诗坛上的地位。其词在内容上爱国是基调,但实际上题材广泛得多,比起苏轼来,更是无所不写。除了发抒恢复情结,也有大量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因为他也有长期乡居的经历,在这点上辛词与陆游的诗是相互辉映的。

在表现手法上,稼轩也比苏轼走得更远,从以诗为词进到以文为词,还把民间口语浑然天成地写进词里。他的词风雄深雅健,后人评论说是“横绝六合,扫空万古”,“激昂排宕,不可一世”,自应归入豪放派。但他的风格其实很多样化,中调、小令也颇有妩媚之作,其秾纤绵密一面,有人甚至以为不亚于晏几道与秦观。

辛词也有不足,一是议论太多,二是典故略深,三是粗豪过分。但辛弃疾以毕生精力专注于词的创作,成就比苏轼“尤为横出”。他对同时与其后的词坛影响颇大,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辛词派,主要有陈亮、刘过、刘克庄等。刘过完全发展了辛词粗豪的一面,刘克庄则推进了辛词议论化、散文化的那个侧面。

南宋格律派大家是姜夔。他也是一个音乐家,能自度新曲,新创了《扬州慢》等十余首词牌,还留下了工尺谱,是研究宋词乐谱的珍贵资料。在表现手法上,他用字精微细致,遣句圆美醇熟,用典含蓄工稳。在题材上,他把周邦彦致力的咏物词推向极致,也可见其生活底子的贫弱。姜词风格清峭疏宕,格韵高绝,但正如王国维批评的,“有格无情”,“终隔一层”。但他的词较容易学,因而对南宋后期影响很大,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周密、张炎,都是姜派词人,其中以吴文英与张炎成就较高。

吴文英的词秾挚绮丽,张炎说他的词“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张炎是格律派的殿军,为了协合音律,甚至不惜牺牲内容。他提倡“词要清空,不要质实”,词风清远蕴藉,婉丽空灵。但后人说他的词“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从对吴、张的批评中,不难把握姜派格律词的通病。

宋元易代之际,词也如诗文,迸射出一道爱国主义的光芒,文天祥、汪元量、刘辰翁等人的词,或豪放,或沉郁,抒写家国之痛,连张炎的词也含蓄婉转地表达出故国之思。在这点上,词与文倒是一致的。

金代文学的总体成就虽不能与宋比肩,但元好问诗学杜甫而自然新丽,文学韩愈而清新雄健,词兼有婉约、豪放诸派之长,足与两宋名家相颉颃。晚年也经历亡国之痛,诗词文都沉郁顿挫,代表了金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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