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去世，遗诏以杨太妃为皇太后，与皇帝同议军国事。御史中丞蔡齐和谏官范仲淹都上疏指出：皇帝刚亲政，岂能让女后相继称制。于是删去遗诏中“同议军国事”的内容，仁宗开始亲政，他亲政以后的第一个年号是景祐。
宋仁宗赵祯
明道二年四月，仁宗组成了亲政以后第一届宰执班子，体现了试图消除太后影响的意图。旧相张士逊留任，他是仁宗东宫老师。仁宗先与另一旧相吕夷简讨论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信任的执政张耆、夏竦和晏殊等都罢政出朝，不料仁宗把这一打算泄露给郭皇后听，郭皇后说了一句：“夷简就独独不趋附太后吗？不过机巧善变罢了。”仁宗立即改变了对吕夷简的看法，把夷简的相位也给罢免了。
取代吕夷简为相的是李迪，太后垂帘的十余年中，他一直出守地方，未获重用，再次入相倒也堪称人选。执政中参知政事薛奎是留任的，他在天圣七年就入政府，议论从不迎合回避，倘若所论不被采纳，归宅就嗟叹不食，家人笑他，他说：“我仰惭古人，俯愧后世啊！”新任命的执政还有参知政事王随、枢密副使李谘和签书枢密院事王德用。吕夷简被出乎意料地罢相，就托内侍阎文应打听，才知底里。但他不动声色，半年以后，仁宗感到张士逊在朝政上不能有所建明，思念夷简，又召他为相。
亲政之初，有人抓住仁宗非刘太后亲生的空子，在皇太后垂帘听政上大做诋毁的文章。倘若过分纠缠在琐细旧账上，对于政局的稳定和朝政的革新显然是不利的。范仲淹向仁宗指出：“太后保护陛下十余年，今天应掩盖其小过失，保全其大恩德。”仁宗听了既感动，又惭愧，表示自己也不忍心听这些诋毁，便下诏不许再议论皇太后垂帘听政时的事情。其后范仲淹提出八项建议，吕夷简也上书指出朝廷的八种积弊，请求改革弊政的呼声十分强烈。仁宗也有振衰起弊一新政治的良好愿望。但仁宗亲政还没有改元，刷新朝政尚未着手，就发生了废后风波。
在仁宗的婚姻上，刘太后也是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仁宗最先醉心于姿色绝世的王蒙正的女儿，刘太后却认为她妖艳太甚不利少主，把她改配给自己的侄儿。在正式选后时，仁宗属意于大将张美的曾孙女，但刘后坚持立另一大将郭崇的孙女为皇后。仁宗对硬塞给他的郭皇后并不喜欢，而郭皇后却仗着太后之势非常骄纵，使仁宗难得亲近其他妃嫔，仁宗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
太后去世后，仁宗就追册已死的张美人为皇后，既还张美人的旧情，也报刘太后的宿怨。而郭皇后却不时与仁宗宠爱的尚、杨两美人争宠夺爱。一次，尚氏当着仁宗讥刺她，气得她跳起来打尚氏的耳光，仁宗庇护尚氏，一掌落在仁宗的脖子上。一怒之下，仁宗决定废黜郭后，与宰执近臣商量。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罢相出朝，一直耿耿于怀，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报复的机会。他在表示赞同时，还提供了两条强有力的废后理由，一是皇后九年无子，二是汉唐自有故事。
十二月，废后诏书一公布，立即引起轩然大波。由于吕夷简的指示，台谏官反对废后的奏疏也无法转达给仁宗。于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名台谏官进殿面奏，认为皇后不应轻率废黜，要求仁宗接见，当面进谏。但吕夷简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这种大事，奈何不听台谏入言？”仁宗命宰相向台谏官说明皇后当废的情况，在辩论中，孔道辅和范仲淹等台谏官占据着道义的制高点，逼得吕夷简无话可说，只得让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
回去后，吕夷简对仁宗说台谏官这样请对非太平美事，便让仁宗早作准备。第二天，孔道辅正准备上朝留百官一起与宰相当廷辩论，却听到了仁宗关于台谏即日起不许相率请对的诏书，同时接到了处罚台谏官的诏书，道辅、仲淹出知州郡，其他台谏官分别罚金。在这场废后风波中，虽然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压下，台谏官的进谏未能最终见效，但作为承担中央监察功能的官僚圈，他们已经发出了独立的声音。
景祐元年（1034年），被废的郭后出居瑶华宫，而尚、杨二美人越发得宠。但仁宗不久一场大病，数日不省人事。朝臣们私下议论，认为都是二美人“每夕侍上寝”的缘故。内侍阎文应不断劝说仁宗，仁宗不耐烦地略一点头，阎文应就把二美人送出了后宫。次日，传出诏旨：尚美人出为道士，杨美人安置别宅。九月，曹彬的孙女立为皇后。
仁宗后来颇思郭氏，派密使召她入宫，郭氏表示：若再受召，必须百官立班受册。阎文应一向在仁宗面前说郭氏的坏话，担心郭氏入宫对己不利。恰巧郭氏得病，仁宗让他带医生前去治病，郭氏不久暴卒，人们都怀疑是阎文应下的毒手。郭氏和二美人最终都是后妃制度的受害者。
仁宗亲政当年，改变太后垂帘以来单日上朝的惯例，恢复每日上朝问政的祖宗旧制。对百官章奏，无论大事小事，仁宗都亲自批览，以至吕夷简也劝他抓大放小，不要每事躬亲。
但一年以后，仁宗主要兴趣转移到修订新乐和校勘图书上去了。前者的主要成果是制定了景祐新乐，编纂了《乐书》和《景祐广乐记》。后者的主要成果是三馆秘阁完成了四库书的校勘，共计二万余卷。
其余的精力，仁宗则投入了大内后宫。于是，关于仁宗日居深宫好近女色的传言不仅流布道路，也在一些朝臣的上书里委婉地出现。谏官滕宗谅形容仁宗“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决事如不挂圣怀”，仁宗怒不可遏，以言宫闱事不实，将他贬官出朝。
景祐二年（1034年），宰相吕夷简也编了一部中书行政法规，名为《中书总例》，煌煌四百十九册。他得意地声称“让一个庸夫拿着这书，也可以做宰相”。作为一个能臣，他是颇想大权独揽，有所作为的。这年年初，宰相李迪的姻亲范讽被御史庞籍参劾，李迪将庞籍迁官以为袒护。不料庞籍要求追查，吕夷简抓住契机穷追不舍，使得政敌李迪因庇护姻亲而罢相出朝，自己当上了首相。
代替李迪为相的是王曾，他在上一年重入政府任枢密使。王曾在天圣间任相七年，吕夷简作为参知政事曾是他的副手，对王曾相当尊重，王曾因而力荐他为相。吕夷简在王曾罢相后连任五年宰相，在仁宗亲政初虽一度罢相出朝，但不久依然回朝做他的首相。也许为了报答提携之恩，也为了排挤李迪，吕夷简力请他回朝担任枢密使。
范仲淹与王曾相处很好，这年也被召入朝担任天章阁待制，依旧直言无隐。他认为郭皇后之死与阎文应有关，就上书揭发，阎文应终于贬逐岭南，死在路上。事关郭皇后之死，吕夷简有点别扭，就递话过来：“待制乃是侍从，不是口舌之任。”言外之意让他闭嘴。范仲淹反击道：“向皇帝进言，正是侍从所应做的！”吕夷简就让他去权知开封府，指望以事繁任重让仲淹无暇议论朝政，也希望他在繁忙的公务中犯错误，好有将他调离出京的把柄。岂料范仲淹到任仅一个月，就使素称难治的开封府“肃然称治”，以至当地人称赞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希文是他的字）。
范仲淹对幸进之徒奔竞于吕夷简门下深为不满，绘制了一幅《百官图》进献给仁宗，指明近年升迁的官员中，哪些是正常迁转，哪些有宰相私心，还提醒仁宗说：“进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他还援引汉成帝过分信任张禹，导致王莽专政的历史教训，锋芒直指夷简道：“恐怕今日朝廷也有张禹破坏陛下家法！”夷简听说大怒，在仁宗面前逐一辩驳，指控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将他贬知饶州。吕夷简还让仁宗在朝堂张贴所谓的“朋党榜”，戒饬百官越职言事。
吕夷简一手遮天、穷治朋党的做法，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书仁宗，请求追改贬黜范仲淹的诏命。馆阁校勘尹洙自愿要求列名范仲淹的“朋党”，不愿再在京师呆下去。欧阳修也在馆阁校勘的任上，他致信右司谏高若讷，批评他身为言官，不敢说话，有何脸面见士大夫。高若讷把信交给了仁宗，于是欧阳修与余靖、尹洙都被贬官出朝。另一个馆阁校勘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记这一事件，四贤指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阳修，一不肖指高若讷，一时洛阳纸贵，争相传抄，公道人心在范仲淹这边。而仁宗在这场风波中，听任吕夷简为所欲为，与亲政之初广求直言的做法大相径庭。
王曾这时还是宰相，范仲淹曾当面批评他：“誉扬人才，是宰相的责任。您的盛德，惟独这一方面还有欠缺。”王曾回答说：“倘若当政者，恩欲归己，怨将归谁？”范仲淹深为叹服。王曾与吕夷简并相以后，见他独断专行，许多问题上政见分歧，搞不到一块儿，矛盾再也无法掩盖。
仁宗问王曾有什么不满，他便把所听到的吕夷简招权市恩、收受贿赂的传闻说了出来。仁宗问夷简，他就与王曾在仁宗面前对质。王曾的话难免有点过头，受贿之类指控又难以立即坐实。执政中，参知政事宋绶倒向吕夷简，枢密副使蔡齐则敬重王曾，宰执分为两派经常在仁宗面前争吵个不停。景祐四年，仁宗一怒之下，把吕夷简与王曾，连同追随他们的宋绶和蔡齐都给罢免了。
景祐五年十月，西北党项领袖元昊自称大夏皇帝。十一月，宋仁宗改元宝元。十二月，西北传来元昊起兵反宋的边报，结束了并不值得称道的景祐初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