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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有位圣人在帖哈麦地区居住下来，接着就有人特意前来听他讲道，摩肩接踵，络绎不绝，自此一个城镇便在那片土地上渐渐发展起来。于是才有了“拜特费吉赫”，这个地名是“智者之家”的意思，然而在1763年春天，没有智者生活在拜特费吉赫。如果有的话，那智者一定会向丹麦远征队成员们解释，前往穆哈的这场旅途，真的是万万使不得。

拜特费吉赫与另外三座重要城市——卢海耶、穆哈、萨那——基本上处于等距关系。卢海耶的话，远征队已经探索考察完毕，在此毋庸赘言。眼下他们去意已决，要离开拜特费吉赫以探索新的地区，从而为两位病患另辟一处好居所，于是他们就面临着二选一的难题了。要么他们就向咖啡小山群进发，首都萨那就在其北；要么就去海港城穆哈，这样他们就得继续深入帖哈麦沙漠的南部地区。彼时正值4月末，也就是说，夏天的前奏才刚开始。沙漠，的确是于不久前在春天的几周时间内焕然一新了，然而用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转变成天地间的一个大烤炉，到那时，穆哈地区也将笼罩在炽热潮湿的气候里，各种细菌繁衍生息，能喝的水都会被污染殆尽，空气闷热难耐，吹不到一丝微风，到那时，穆哈便会如同人间炼狱。而萨那呢，恰恰是另一幅景象：首先那里地势高，山间气息清澈新鲜，园子里有蔬果不说，还有凉爽宜人的浓荫，未受污染的水井。其实，这两处都在此次远征必须考察的城市之列，但到目前为止，就他们在也门所受到的接待来看，就算没有预先得到穆哈那边提供的介绍信而径直去首都，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况且对于那些提前寄放在穆哈海关处的大木箱子，眼下他们也没有任何的紧急需要。所以照一切分析来看，选择应该指向的是直接前往萨那的路途，至于穆哈则可以等到气候再一次秋高气爽时再去，也不迟。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遵循萨那当地的过夏习俗：其实和当今时代的人们也没什么不同，就是但凡有点闲钱能支付得起的，都愿意搬到山里去避暑过盛夏。再说了，萨那比穆哈也远不到哪里去，主要是队里还有两位久病虚弱的患者，根本经不起鞍马劳顿大颠簸，所以得往高处山地走，那儿气候适宜，自然能为他们俩身体健康的恢复提供良好环境，相反，再看穆哈的炎夏溽暑，简直不是人体所能承受的，别说在那儿养身体了，能不能存活下去都是个问题。显然该做哪个决定不是明摆着嘛，实在没什么好犹豫的了。

然而，事实到底匪夷所思。远征队的表现就好像根本没有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一样。真的很奇怪，他们之间难道是像过去那样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吗？没有理由如此，并且也找不到任何相关迹象。但事关整支队伍生死存亡的决定，他们就这样全体无异议地通过了，仿佛一艘船上的全体海员只不过开了个碰头会议，便达成了一致决定——本着试试的念头——遂即拔开了船底的通海阀门。没错，在拜特费吉赫的最后时间里，整个丹麦远征队就和这艘拔了通海阀的船一样。1763年4月20日，他们离开了“智者之家”，就要穿越南部的沙漠地区，到穆哈避暑去。

福斯科尔和尼布尔会在白天骑驴行进。一个是为了收集，不想错过路上碰到的任何植物；另一个是为了给地图采集数据。而远征队其余人员，则是骑骆驼走夜路行进，那二人的行李及仪器设备也是由他们负责带着。

暑热之狠，似要把人吞噬了去。眼下，福斯科尔的华氏温度计频频显示100度。干旱、沙化，周身一切莫不如此。满眼看不到植物，也几乎不见村庄，只偶尔有一支骆驼商队在小路上擦肩而过——载着从海边采集来的盐货，运到山区那边交易。到了晚上，他们只能像以前一样，找沿途的咖啡小茅舍过夜，就睡在泥地上。尼布尔还是时时要与找上门来的风寒发热作斗争，每当他好不容易入睡了的时候，其他成员的抵达又会把他从梦里给生生拽醒。因为根据安排，由后到的几个负责带仪器，而他的星盘用驴子也不好驮带，于是也交了出去。等夜里他们一到，他就得用星盘观测星象了。他要凭此计算出他们所在的位置，然后把数据添加到那张地图上去。1763年4月23日傍晚，眼看城门就要关了，福斯科尔和尼布尔终于抵达穆哈。精疲力竭。正要骑进城门里去的时候，门卫把他们拦了下来。原因是严禁犹太人和基督徒在街道上骑驴行动。尼布尔认为这条禁令就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这是什么糟糕常规”，他说道。确实，自从他们离开开罗以来，这还是头一回碰上。二人一时无言以对，只得拉着笼头引驴前进，而这座古怪城市街道上人满为患，他们穿行其中，缓慢而吃力，真是疲惫极了。能怨谁呢。不是计划好接下来几个月都要在这儿度过吗。

还记得穆哈的巨贾之子吧，那位年轻的伊斯梅尔·萨利赫，会说一点荷兰语，对欧洲人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当时他们还在吉达，他去登门拜会，现在说来，那差不多是6个月以前的事了，他的彬彬有礼，他的曲意逢迎，彻彻底底赢得了他们的欢心，以至于他们主动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能随同远征队一起登上那艘来自马斯喀特的咖啡船，当然了，他的随船费用一律全免。当他们决定在卢海耶登岸时，这位伊斯梅尔·萨利赫又出谋划策了，也算是回报他们的好意吧，他说他可以帮忙照看他们那些大木箱子——当然也包括福斯科尔收集到的植物标本——把它们带到穆哈的海关处。于是他们便一百分信任地接受了他的提议，拱手转交了自己最为宝贵的知识成果。他们深信自己遇到了一个有权有势的朋友，等他们抵达他的故乡时，对方一定会奉上莫大帮助。

回到1763年4月23日傍晚。当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在城门那儿被拦下时，他们其实知道有三位英国商人和一大批轮船从孟买而来，也是刚刚抵达这里。彼时他们确实是思前想后地纠结了一番。到底要不要去找那几个欧洲人来帮忙安排一下自己在城里的住处呢？后来他们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他们担忧，自己一身灰头土脸的东方装束，如果让人家误以为是无业游民流浪汉怎么办，就像尼布尔写的，如果人家觉得不是“地道纯正的欧洲人”呢？话虽如此，他们终究还是弄到了英国人的住址，并且他们发现这些绅士真的是非常富有，也非常热情好客。只是他们没有去投靠人家。因为他们要直奔伊斯梅尔·萨利赫家。

再见到他们俩时，这位年轻人真是“喜出望外”啊。嘴里忙不迭地道着，哎呀自己最好的朋友们终于来了，想念张嘴就来，倒弄得这两人不大自在，都不知道接下去说什么好了。他着即给他们找好一处住所，安顿好后就邀请他们来家里做客，喝酒划拳。作为虔诚的穆斯林当然是不能喝酒的，但他不想让他们自斟自酌，所以就给他们找来了可以陪酒助兴的“变节者”，一个印度的天主教徒。此人一开喝，绝对是虔诚的酒鬼无疑了。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对这种陪酒方式感觉不妙，遂好言谢绝了对方的“再来一杯烧酒吧”。而伊斯梅尔·萨利赫此时说话的语气变得亲密无间，他建议，你们把络腮胡子剃了吧，也把欧洲装束换回来。总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这里你们千万不能表现出自己对阿拉伯人好像很了解，不然的话就只会引起当地居民的各种怀疑。他们遂说起在这之后还要前往萨那的打算。东道主一听，先是大惊失色，随后转为厌恶神情。如果你们就打算只身前往的话，则是万万不可；那些萨那土著粗蛮不堪，还处于未开化状态；比较明智的选择还是留在穆哈，不管怎么说在这儿还有我保护着你们呢。他们于是给他讲起了，之前在帖哈麦时大家兵分几路所完成的长途考察，以及他们在各方各面所受到的热情接纳和友善对待。伊斯梅尔无论如何是没有想到这些的，他的吃惊程度不亚于刚刚。出于穆哈人维护穆哈的心理，他声称自己当然要比他们更了解萨那人，那里的人，对待欧洲人，哼，用的可是仇恨的冷暴力。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非常冰冷。随后则话锋一转，说道，尽管如此，你们还是很幸运的，我父亲在城中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到那时在各方面他都可以帮衬你们。

就伊斯梅尔·萨利赫的这番说辞，福斯科尔和尼布尔也由衷信了，一点都没怀疑其真实性。他们还问到，明天他是否可以和他有权有势的父亲一起陪同他们前往海关去，好把那些寄存的从卢海耶发来的大木箱子给取走。得到应许后，他们便向主人告辞了，离开他家时，那位负责陪酒的印度人也一同退了出来。而后者就像打开了话匣子，登时变得滔滔不绝，他们一边沿着街道往前走，一边听他大侃特侃，也许是酒后吐真言，印度人开始说起伊斯梅尔·萨利赫处于灰暗地带的那一面——他对外国友人的钟爱以及他那个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父亲。这下可好，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心中不免疑团惊起，理想人物与现实人物根本无法重合。到最后，等酒陪彻底讲完后，他们再也没有什么疑惑了。他们终于知道自己彻底被耍了。

第二天早上九点钟，远征队其余成员并行李及仪器设备也都到齐了。眼下包括尼布尔和福斯科尔在内，他们一行人都到了海关。然而除了看到穆哈的酋长亲自把守在那儿之外，根本不见伊斯梅尔·萨利赫的身影，更别提他那位有权有势有头有脸的父亲了。这时福斯科尔只得向那位酋长求助。他问道能否通融一下，先把他们从拜特费吉赫带过来的这些物什给批准了，这里面有厨房用具，还有他们的床，由于冯·黑文赶了一整夜路，加上持续的发热折磨，现在已是气若游丝，必须立即休息。然而这个请求遭到了否决。海关工作人员表明，他们首先要检查一下从卢海耶随船发来的那些大木箱子。这其中有个箱子装的是一些小瓶子，里面盛着福斯科尔从红海收集到的各种鱼类。于是福斯科尔急忙恳求他们不要开瓶检查，因为里面装满了高浓度的酒精，一旦打开倒出来，鱼的味道会特别刺鼻难耐。那些海关工作人员根本不听，他们打开了瓶子，把鱼儿都弄了出来，又在瓶子里搅来搅去，想看看那些液体里还藏了什么别的东西没有，最后索性把它们全都倒到了地上。结果呢，酒精掺杂臭鱼，整栋房子里都是那个难闻的味道。

卡斯滕·尼布尔写道：“可想而知那些阿拉伯人闻到之后的反应吧。在他们的宗教禁忌里，但凡是酒可都一律不沾的。可想而知我们当时感觉有多羞愧吧。在那位酋长面前，他的海关办公处都被我们的东西给弄得污脏不说，还臭气熏天。”这种味道也加重了冯·黑文的难受和虚弱。他们于是再一次请求能否先看床铺，检查完了好还给他们。但又一次遭拒。海关工作人员仍旧坚持要打开从卢海耶来的那些大木箱子。这一回他们找出了那些软体动物——之前在打包时还没怎么晾干晒透——闻起来也是腐臭的味道。一时间，周围看热闹的人群压低了愤怒的声音交头接耳。海关工作人员也恼火起来：所有装着软体动物——福斯科尔非常仔细用心地打包过——的行李箱，都被扯了出来全部倒空，地板上到处都是，他们手拿撬棍仔细地在其中拨弄翻找。福斯科尔大声呼求着，快别这样做，这样下去全都毁了。但这点阻拦丝毫不起作用。阿拉伯人冲他们说道，收集这种东西的人，肯定是脑子有问题、心智不健全，更别说还把这些东西寄到这里来，不就是为了愚弄我们酋长大人和海关工作人员吗。围观人群顿时议论纷纷。有一些人的看法更为奇怪，说这都是些极为珍贵稀有的生物，但是被欧洲人施蛊迷惑了它们的眼睛。至于酋长本人，看起来像是性情温和的那类人，到这一刻为止，尚且还未听信那些无稽之谈。但是，紧接着工作人员就提溜出一些曲颈瓶来——福斯科尔在这些烧瓶里用酒精封存了一些小蛇。这下子众人都愕然了，惊得也顾不上讨论了。过了一会儿，是一位工作人员打破了沉寂，他找到了合理解释，他说，欧洲人来也门的动机现在已一目了然，他们就是要用这些毒蛇来毒死穆斯林。为什么，他们之中还有一人专门假扮成医生？分明是要借此找到一个恰当合适的机会，好实施这个恶毒的计划。酋长一听百姓的生命陷入了危险境地，便失去了所有耐心，严声厉色地宣布道，以真主之名，再也不准这些外国人在这个城市里继续逗留，今夜之前就得离开。不用说，看客当即一片哗然。这些欧洲人立刻就被逐出了海关，都没能带走一件东西，包括那些最基本的必需用品——厨房一切用具并他们的床铺——统统都被扣留在里面了。在他们身后，海关大门就这样紧紧闭上了。

与此同时，侍从贝里格伦急急忙忙从远处跑来。大事不好了。刚刚有一些阿拉伯人强行进入了伊斯梅尔·萨利赫为他们找的那座房子里，把他们的鞍囊袋子都扔到了窗外，那里面装的是他们从拜特费吉赫带来的书和仪器。现在，那座房子也已经被封死了。福斯科尔和尼布尔立即冲了回去——把那些得以幸存的物什先保全下来再说。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一切的幕后主使是谁了。这些不速之客的探望拜访，奉的都是伊斯梅尔·萨利赫的命令。

福斯科尔真的要气疯了，一怒之下就跑去他家里了。结果呢，百般问询都无济于事。这位彬彬有礼的谦谦公子仿佛是遁地消失了一样。根本没有人知道能在哪里找到他。而这些可怜的欧洲人呐，眼下是聚到一处了，正一起在这个城市里“四处参观”。新住处，想要寻求一个新住处。太难了，可以说毫无希望可言，所到之处，迎接他们的只有辱骂声。整座城市都已经听说在海关处所发生的事情了，没有人会愿意给他们房子住的，他们害怕会被毒死。一小团人就这样挨家挨户地问了整整一天，且不说冯·黑文和尼布尔还饱受疟疾的折磨。经他们问求过的那些人们会跟到街上去，冲着他们的背影大声地威胁恐吓，街上总有一群小男孩紧跟着他们，也是不停地嘲笑讥讽。直到接近傍晚时分。他们才遇到一个“kadi”（法官），愿意做他们的担保人，帮他们劝说一户阿拉伯人家租给他们一间屋子。房子主人也清楚自己可以借此机会捞一把油水，遂向他们要的是2倍租金。需要一次性交清四个月的预付费用，他说着，眼光向上斜睨过去，无不狡黠地等着对方的反应。尼布尔就把钱如数放到了桌子上。

没过多久，他们所遭遇的不幸便传到了从孟买来的那些英国商人耳中。后者遂即传了信来，要请他们共进晚餐。也是到了这时，尼布尔才看见一束温暖光芒：“这是我们所受到的邀请中最为融洽适意的一次，再也没有比这更愉悦的用餐了。我们和英国人一起享用了一顿如此丰盛的晚宴，自从开罗出发这么久以来，我们就没有再见到过这样温厚淳良的同类，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机会，找到了真正的、坚定不移的朋友。”

第二天情况仍没有丝毫好转。海关那边扣留的物什他们也还是一件都要不回来。眼下伊斯梅尔·萨利赫再一次现身了，这回他直接把话挑明，说，安抚酋长的唯一办法就是给他送礼，且不能少于50达克特——将近200克的银子。你们知道不，酋长大人是不接受基督徒的造访的，不过，伊斯梅尔·萨利赫说道，我倒是可以做个顺水人情，替你们把钱呈送上去。此时远征队成员已经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明摆着只能顺应这个阿拉伯人了，但还是先把他给打发走了，说他的好意他们心领了，他们还是希望由自己亲手把礼物送给酋长大人。眼下远征队终于明白过来，整出闹剧唱到最后还是钱的问题，但万万没想到竟然是要这么大的数目，真是狮子大开口。等过了这一日，第二天照旧还是没从海关要回任何一样东西时，尼布尔便做了决定，想办法弄到了酋长府邸的拜访准许，咬咬牙带上50达克特，硬着头皮送钱去了。如此心情沉重地带着这么一大笔钱到了那里，差一点儿他就进去了。然而就是在大门外，他得知酋长意外中枪，伤在脚上，才不久的事儿。尼布尔遂即舒了一口气，现在他终于有一个正当理由可以避免送钱了——送出去这笔钱意味着远征队的财库也就所剩无几了：“我当时转念一想，真希望酋长当下就需要我们的医生拜访看望，这样一来我们也就可以挽救自己的处境，而免于送礼了。”

但是尼布尔的希望落了空。的确有人向酋长献策，说可以派人去请那位丹麦医生，然而酋长并没有采纳，因为他担心自己会被欧洲人寻机报复，担心自己会被下毒。4月27日，他们获准进入海关取回床铺用品，但是褥垫已遭严重损毁，根本不能用了。4月28日，他们什么都没拿到。到了4月29日，他们也只是获准拿回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零用。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了。就算现在尼布尔认识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权当那50达克特是必须得扔掉的了，他也做不到亲自去把这些钱交到酋长府邸里去，去了估计都没那个气力带自己回来，甚至就连乞求对方收下这笔钱的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他都做不出来。于是这个任务只好交给福斯科尔去完成了。

要去亲手送上这份礼，有那么一瞬间，对于这个独善其身的瑞典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会令人刺痛的耻辱。但福斯科尔毕竟是福斯科尔，他依旧要捍卫自己的权利与尊严——这是他做事的原则，并且根据以往经验，他知道如何将这种捍卫化为个人优势，从而碾轧对方。因此他的样子有点心不在焉，只是不耐烦地将这笔巨款从自己手上送交出去了，看起来就好像是很乏味的形式主义，不得不走个过场罢了；同时他还有点困惑：酋长收钱的时候咕哝了一些含糊其辞的客套话作为收钱的借口，好像是有意等着福斯科尔来反驳自己似的。福斯科尔呢，对此不置一词，他甘愿冷冰冰，甘愿兀自诧异，甘愿不形于色。等到宴会结束之后，由于福斯科尔是可以用流利的阿拉伯语进行交流的，眼下这位阿拉伯人反倒变得彬彬有礼起来，特别殷勤好客的样子，说自己很意外——并反问——福斯科尔他们怎么不早点来探访他。福斯科尔则冷淡回应，似乎对这些溢美之言无动于衷，他随即转换话题，提出了几个一针见血的问题，令对方甚是难堪。就算这个阿拉伯人没有受其贿赂，此刻他也实在找不到理由——为什么他们的交谈需要他屈尊俯就地恭维谄媚？酋长渐渐意识到，这次会面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之间的交锋，而属于他的那份尊严与高贵，就像是皱缩了一般，越想越令他难受，最终内心悔之不迭，早知道自己要被迫接受这份摆在眼前的冰冷待遇，他宁可不要那50达克特。但就在这时，福斯科尔起身告辞了，他先前的困惑已经有了答案，甚至可以说，他已经得到了所有想要的回答。至于酋长，眼下也只能是心知肚明地接受了对方的谢礼，而好自为之吧。

在这之后，穆哈的风果真说变就变了。第二天一早，远征队就收到了两只绵羊和一大袋稻米，都是酋长送的；海关那边也把扣留的大木箱子原封未动地交给了他们；克拉默医生也要去看酋长的伤脚了。福斯科尔走在街上，遭到了某个不足道的阿拉伯人的辱骂，此人立即锒铛入狱——只能说自认倒霉吧，谁让他没跟上事态的发展呢。此外，福斯科尔还得时刻提防着伊斯梅尔·萨利赫，以免他再把当前的好境况给搅黄了。眼下，当远征队其他成员都处于不大活跃的状态时，福斯科尔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显然就连难以承受的高温天气都没能阻挡他早出晚归的步伐：协商谈判，安排筹备，拟定协议。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他俨然是当前处境里的主人，而且是工作领导两不误，他的日常工作量比以往更大了。于是再一次地，他的日记里记满了度量单位、计量单位、货币单位的各种表格。他研究这个城市与阿比西尼亚之间进行的金子与象牙的贸易，标记好没药、乳香、珍珠母的价格，他还发现阿拉伯人尤其对贩卖铁、钢、枪筒炮管感兴趣，“不过他们偏爱的不是圆形的，而是厚五边形的”。

这段时间福斯科尔可以说是一个人做了五个人的工作。而另一方面，这些日子对于尼布尔和冯·黑文来说却颇为焦灼。他们的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在尼布尔的记忆里，他从未有过如此糟糕的处境。5月18日，他勉强用法语拼凑了一封写给伯恩斯托夫的信，信中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于无奈之下请求丹麦外交部部长宽恕他——由于染病在身——未能完成并寄出自己负责的考察记录。眼下他把自己的“受寒”称作“痢疾”。相形之下，冯·黑文则是另一种光景了。在穆哈他一封信都没写。过去很多时候，这位丹麦教授给自己的玩忽职守编造的借口就是伤残和得病。然而，当发热已经不再作为一个托词，而是成为真正折磨他的痛苦时，当他终于与自己冷酷残忍的不祥命运面对面站立时，他所做的，却是沉默地接受了命运的裁决。他写的最后一封信就是在卢海耶时写的那封，他在其中表达了自己的期望，他说自己想在阿拉伯菲利克斯待上两年时间。其实冯·黑文打算在阿拉伯菲利克斯停留的时间远不止两年。所以他那封信仍旧是说谎了。然而在穆哈的他却连一封信都没写。他的人生就这样迅疾走到了弥留之际，对此，卡斯滕·尼布尔的记述如下：

由于在拜特费吉赫时就已经埋下了诱因的种子，眼下冯·黑文先生的身体状况是一天糟过一天。傍晚之后，他会觉得稍好一点，特别是当他可以到户外呼吸一点凉爽的空气时。但在炽热白昼的高温笼罩下，他就十分熬不住了。22日到23日的这天夜里，他是在屋顶平台上露天而眠的，那上面空气凉爽宜人，他身体能感觉舒服一些。第二天晚上刮很大的风，他不敢再待在外面过夜，因为他还没有习惯——像阿拉伯人那样——把脸带头都蒙起来睡觉。而后在24日到25日的这天夜里，他就再一次冒险到屋顶平台上睡了。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想必是夜里严重受寒——他就病重了，严重到什么地步了呢？自己都回不了床了，还是两个仆人上去抬的他。下来后，他的光景就越发暗了下去，呼吸越来越弱，才到这一天的八点钟，脉搏就基本全无了。我们遂切开了他的一条静脉，这时他看上去似乎又回活了几分。在接下来的一个钟头里他写了遗书。尽管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希望，我们相信他还会再好起来，然而到了晚八点，他就开始胡言乱语，不停说话，什么都说，一会儿阿拉伯语，一会儿法语、意大利语、德语、丹麦语。说完后他就坠入了深深的睡眠之中，更准确地说，是陷入昏厥，随后到了10点左右，他便撒手人寰了。

根据尼布尔的记述，虽说也门这里没有用棺材埋葬死者的风俗习惯，但远征队成员无论如何还是找来了一个木匠，做了只大木箱，用来“盛放我们朋友的遗体”。英国商人还给他们派去了6位海员帮忙，都是来自印度的天主教徒，他们在5月26日接近黄昏时分，把死者的遗体运送到欧洲人的教堂墓地——就在市郊外的不远处。那三位英国人也与福斯科尔、博朗芬、克拉默，还有生病的尼布尔一起，前往墓地送棺。至于葬礼，也是按照基督徒的仪式办理的。

与此同时，卡斯滕·尼布尔在日记中也写了一份讣告——考虑到这些话是出于刊登公布的需要——表达难免有夸大其词的修饰与失真：“一直以来，冯·黑文先生致力于东方文献资料的专注研究，可谓是钻坚研微，苦心孤诣。在我们回归之际，他将带回包括东方学术领域在内的最为重要的研究发现——这原本是无可非议的期待。而今他已离去，所谓学术界之莫大损失矣。”

穆哈

尼布尔绘制，“7”为冯·黑文的埋葬地所在。

多年以后，尼布尔在给儿子讲述时则对此坦陈不讳了：“冯·黑文首先是一位不合格的语言学家，其次是他所选的工作，其实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的工作。他在整个远征期间的唯一念头就是回家，他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就是他为自己规划的舒适未来。研究和考察所带来的那种振奋与快乐，本可弥补旅途中的很多困难及贫乏，而他却丝毫感受不到。于是，我们从没有人觉得是在放弃这场远征，倒只有他自己一直在打退堂鼓。对他来说，美酒佳肴才是生活最值得追求享受的愉悦，而在阿拉伯半岛，远征队所有成员都只能吃单一的食物，喝变质了的饮用水，他一开始是沮丧，继而失望，大失所望后便觉得走投无路，常常怨毒咒骂，甚至有时会迁怒于其他同事。他生性好吃懒做，加之该地区又气候炎热，他就更有充足理由什么事情都不做了。不仅如此，他还总是盛气凌人，表现出一副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样子。他总觉得自己是我们所有人里最为优秀出色的成员，觉得自己是远征队当之无愧的领头人，因此最让他懊恼的就是他始终没能掌握队里的经济大权。最后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都是些毫无价值的纸张，真的是连一点点有价值的研究发现都没有。”[31]

就像克拉默博士的无能一样，冯·黑文的失败也是不争的事实。丹麦远征队仅有的这两个丹麦人——真是本色出演——诠释了两个毫无出息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便是丹麦没有此二人的相关文字记载的主要原因了。对于以上这些，我们的确一度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儿，觉得事实就应该如此，然而，然而我们有没有想过呢，这中间其实也存在情有可原的因素，是我们从前忽视了的未曾深究清楚的现实情况——甚至连冯·黑文自己心里都不是十分明白。

第一点要提的现实处境是，他孤身一人。此一点，不论是从学者身份还是单单只从人的角度来看，始终都是如此。整个远征队如同一支专门由自然科学家组成的队伍，而只有他自己是一名人文学者。这种截然反差很可能会加剧他与其他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相比之下，什么丹麦瑞典之类的国籍不同的问题倒真对人际关系没什么太大影响）。于是在远征生活中，他与他们可以说是根本就说不到一处去——长此以往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产生足够的孤立与隔阂。

再者便是远征路线，这一路上所有的规划安排原则上都是满足绝大多数成员的需要。也就是说，满足的是自然科学的需要。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可以随处进行他们的研究调查，但冯·黑文呢？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与图书馆挂钩的。而无论是吉达、卢海耶，还是拜特费吉赫，这些城市都没有图书馆。除了圣凯瑟琳修道院之外，他们只有在首都城市才能找到图书馆。然而等到冯·黑文感染疟疾久病不愈时，远征队统共也就才到过两座首都城市而已——君士坦丁堡和开罗——在那两处地方他也都购买到了颇有价值的手稿抄本。他仅有的那点成果确实屈指可数，但究其原因，我们需要特别记住的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是等到远征队最后衣衫褴褛、身虚体弱地抵达萨那，抵达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首都，抵达远征长途中的第三座首都城市之时，冯·黑文已经病逝于来时路上了。

这些看起来显而易见的事情，之前确实从未着重说明过。从某种程度上看，他其实是迫于无奈而不得不接受当时处境，他陷入一种被动而长期的悠闲状态，而只能忍受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在各自领域内大放异彩，进行各种活动与探索，眼巴巴看着他们取得各种收获，看着他们把那种要强的个性所饱含的热情劲儿酣畅淋漓地宣泄消耗出来——他或许也有，而他却不能够。他生性懒惰，没错，这是他不作为的一个原因，但还有一点也是实情，就是他压根儿没得选只能接受的外部环境，这种外力反过来加固加强了他那不良的素质，最后懒惰便真的积习成癖了。他也尝试过，很多次。但其自负和虚荣心总是让问题变得复杂。而他所做所为所导致的其中一个结果，则是他与队友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变得僵滞而无望。曾经走投无路之际，某一瞬间他似乎是把自己逼上了极端，买来砒霜，然后呢，也就没有然后了，邪念随生即灭，即便他是真有贼心，实则也没贼胆。无论他的手信还是日记，文字掩护之下不过是一个虚弱而匮乏的人，一个小男人，但绝不是一个谋杀犯。那些砒霜或许就是一种恐吓罢了，因为对于这个无力同时又备受孤立的人来说，他太想表现自己了，太想让众人臣服于他，可是又有什么方式方法适合自己呢？情急之下，他觉得唾手可得的也就只有砒霜了。说白了，其实就是他表现出来的反抗众人的一种姿态吧，其实也与某些人的那种挑衅行动别无二致——相比之下，福斯科尔可以说是非常冷酷无情了。而若事实就像福斯科尔和尼布尔给冯·加勒的信中所怀疑的那样。也就是说，冯·黑文真的有谋害打算的话，那么他们一行人竟能活着抵达阿拉伯菲利克斯，也真可以算得上是创造奇迹了。想想他们不停强调的隐隐遍布于周身的那些机会吧，其实对于任何一个谋杀者来说，尤其还是在异国他乡，真有这么多机会的话他干嘛不下手还一直拖着呢？根本讲不通。冯·黑文压根儿就不敢，任何人他都不敢杀。这点确认却是尼布尔和福斯科尔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得到的，然而啊然而，就算他们从一开始知道他不会这么做，整件事情的发展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出入。正是因为发现了冯·黑文买砒霜一事，他们也为自己想做的事找到了理由。理由就是在出现任何谋害迹象之前，他不能再继续长久待在远征队里了。所以他们试图要做的，就是把冯·黑文从队伍里剔除出去。后来，他们就给冯·加勒和伯恩斯托夫寄了两封信，字里行间都隐约透露出他们心里的如意算盘，毕竟信中他们对此要求再三。然而事与愿违，无论在君士坦丁堡还是在哥本哈根，冯·黑文的极端行为都被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了，到头来却像是他们扭曲事实夸大其词。平心而论，此一事人证物证俱在，确实不是说说而已的小事，但同时也不是福斯科尔和尼布尔两人说个对口相声就能如愿以偿。总归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等尼布尔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便从这局游戏里抽身而退了，主动提出陪同冯·黑文前往“摩卡提卜山”。但是紧接着呢，这场较量就迎来了尾声：在苏伊士时，冯·黑文算对自己下狠手了，丢掉遮掩的铠甲，直接把自己的“软肋”亮了出来，还迫使自己逐字逐句地坦白了内心的担忧及怯懦——他此次败下阵来，也是永无挽回余地了。

在最后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福斯科尔似乎常常对冯·黑文流露怜悯之情。然而，这份同情怕是流于表面而不由衷吧？也是因为有那么一封信的存在，才让我们得以窥见其内心深处原来一直掩藏着对冯·黑文的憎恶。那封信是从穆哈寄出的，不过千万别误会，不是给伯恩斯托夫汇报冯·黑文去世的那封简信，而是他于百般繁忙的各种业务之中仍旧抽出时间写给林内乌斯的长信。都说死者为大——再怎么说冯·黑文也是九泉之下的人了——但福斯科尔在这封信里仍旧对他充满鄙薄之意。彼得·福斯科尔写道：“5月25日这天，我们队里有一名成员去世了，就是那位冯·黑文教授。他的离去也算是造福了我们剩下的所有人，这场远征真的一下子变轻松了，简直无比轻松。像他这种性情古怪的人，搁哪儿哪儿麻烦。”

然而福斯科尔错了，他这一生偏偏就错在这一回。他们的远征并没有变轻松。也就是过了还不到一个月，厄运就降临到这位斯堪的纳维亚的学者身上，彼时对于远征队而言也是要承受一场飞来横祸——彼得·福斯科尔与世长辞。

2

穆哈城郊外的墓地里。空气中弥漫着刚刚新翻过的泥土气息，尚在人世的那一行五人正往回走，此情此景，他们闻到的却是另一种苦涩气息，反正不是个滋味儿。倒说不上他们是为死者心有戚戚焉，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吧——这样的突然离世确实是给他们所有人都敲响了警钟。当前处境随时都可能变得让人承受不住，这一点他们是心知肚明的。之前在英国人的帮忙以及福斯科尔的英明决断下，他们好不容易才从初抵穆哈的那段危机四伏的日子里走了出来，然而还没过多久，冯·黑文就病逝了。眼下的尼布尔看上去就像故去的自我所遗留下来的一个影子，冯·黑文的遭遇给他内心带来的震撼也远在任何人的感受之上。他非常清楚自己也正在与同样的病魔纠缠厮斗，即便他存活了下来也只能说是侥幸，不然的话刚刚入土为安的那个人就是自己无疑了。除了福斯科尔仍旧精力充沛孜孜不倦之外，其他人的状态都不是很好。穆哈的溽暑天气让人吃不消，四肢乏力，无精打采，现在所有人都后悔莫及，当初就应该搬到山里去避暑，继续停留在帖哈麦地区真是一个错误选择。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人迹罕至的山区也未必就欢迎他们的到来，据穆哈人的说法，萨那的那位伊玛目可是凶狠残暴而又性情多变。

可就算待在穆哈，他们也不过只是暂时性的安定罢了。总有种朝不保夕之感。如果英国人的船舰还停泊在锚地那儿，那就意味着他们还是安全的；但是，要是人家在8月上旬起锚前往印度去了，那他们呢，又要何去何从？

或去，或留，反正都是危机四伏，两下里的处境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这也就难怪会听到反对的呼声了：眼下都这样了，阿拉伯菲利克斯这个地方，难道还有什么进一步考察的必要吗？但是，远征队里并不是所有人都坚持这种看法。这一回他们要想达成一致，看来是不得不经历一番激烈争讨了。尼布尔提到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一方想要随同英国人在8月离开穆哈前往印度，随后跟船去往伦敦；另一方想去萨那，要在也门这个地方继续待上一年再说。”尼布尔没有具体提到谁是什么态度。尽管如此。假若说的就是克拉默和博朗芬，是这两人非常迫切地想去看一看萨那，想去那位伊玛目住的宅邸拜访他——这话听来也确实不大可信，就好比说是福斯科尔和尼布尔主张放弃继续考察这件事一样，是不可信的。

不管怎么说，去与留的争论还是倾向了次要利益那方。主要是由于整个讨论最终是以折中妥协的方式达成一致的。也就是说，最后决定的是他们要跟着英国人的轮船前往印度，但是呢，考虑到距离出发还有两个月时间，他们遂决定利用这段时间作短途旅行，先到萨那一趟，而后在轮船起航前再回到穆哈来。这个决定意味着两方愿望都得到了部分满足，同时两方也要共同承担——或者说均摊——这个决定所带来的结果。只是，结果悲不堪言。

之前他们在拜特费吉赫，的确还可以通过前往萨那来挽救远征队当时的情形。而今却已时移事异。山区虽然还是坐拥凉爽气候，他们也终于决定要往那里去了，那么情形会好转吗？先看看眼下是什么光景吧，他们在穆哈这座不利于健康的城市里待了一个多月以后，已是身心疲乏，更不用说眼前等着他们的是一段向着山区漫长跋涉的强行进军了。就算能够快马加鞭地赶路，他们也再追不上，或者说找不回，自己已经失去的体格与精力。别忘了，疟疾也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呢。

这些暂且不说，何况还有穆哈酋长这一关要过。他们要走，酋长却不放行。他的脚还没好实落，遂离不开克拉默医生。福斯科尔于是也把话说得很明了了，他们已经失去了一位同事，眼下还有一位同事也病得很重，所以他们当务之急就是尽快离开这里，另寻一处凉爽之地。然而，他的这番理由压根儿不起作用，酋长声称，在收到来自萨那伊玛目的入境许可之前，他是绝对不会让远征队离开的。可哪能就这么浪费时间干等呢，他们务必得立即上路，不然的话在英国轮船离开穆哈之前就赶不回这里了。考虑到时间紧迫，福斯科尔遂提议道，可以让他们先去塔伊兹，在那儿等候伊玛目批准的许可抵达。这个方案酋长仍旧不配合，相比之下，他倒更愿接受克拉默先生的提议——远征队的医生应当留在穆哈继续为他治疗，其他人可以先行离开。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件偶然小事决定了整个事态的发展。一个赤脚医生来到这座城市，仿若妙手神医一般，宣称他在不久之后就能治愈酋长的伤脚。克拉默啊克拉默，他以为自己立下汗马功劳了呢，以为自己能借此机会免于远征了呢，谁知道，到头来，酋长只是送了一头驴给他，就当作是医治的辛苦费了。酋长最终还是准了远征队的离开，也为他们写了一封推荐信，到时好交给他在塔伊兹的同僚，不仅如此，酋长还派了自己的一个侍从跟随前往，以供他们使唤。坦白讲，这个侍从的到来并不怎么受远征队成员的欢迎，他看上去是贼眉鼠眼的那种，面相上先就靠不住。所以他们怀疑这个侍从的首要任务是作为其穆哈主人安插在远征队里的间谍而负责监视他们的。不过眼下已经没有时间再作进一步的协商了。他们把绝大部分的钱财都寄存在英国人那里，但是带上的仪器设备十分齐全，因为一旦他们觉得有必要在山区那里待上一整年的话，这些都是少不了的。于是1763年6月9日的日落时分，尼布尔、福斯科尔、博朗芬、克拉默，还有贝里格伦，一行人从穆哈起程了，朝着萨那，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首都城市进发。

由于高温难耐，一开始穿越帖哈麦沙漠时，他们只能在晚间赶路。人在浓重的夜色下根本看不清罗盘上的具体读数，但是出于测绘地图的需要，尼布尔无奈之下，也只能借助于天文观测来确定他们所行路线的方向。经过两天的夜路之后，他们到达穆萨的村子，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他们要进入山区地带了，迎接他们的是危险重重的崎岖石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不再敢在夜里铤而走险了。莫说夜间了，就是白日里，这山间小道也是危机四伏，雷鸣电闪伴随暴雨突袭，倾盆滂沱的同时泥沙俱下，都是家常便饭，因此他们行走的道路也就会变成水浪翻涌的湍流。另一方面，温度下降得非常明显，早上福斯科尔用他的列氏温度计测量时只有14摄氏度（相当于60华氏度）。此外，乡间风景也随之变换了风格。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丰饶的山区之间，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绿葱葱的玉米地，真是漫山遍野。沿途还有放牛的农民，他们在路上安置了一些大水槽子，用来接雨水，好饮牲口。正午时分太阳毒辣，他们也能找到庇荫地儿待着——无花果树和罗望子树底下都是乘凉的好去处。晚上，他们就在大型商队旅馆里过夜，这种驿站旅馆在他们的行经路途中都有分布，旅馆外面也都设有围墙，旅客可以带着他们的骆驼一起进来，购买高粱面包、咖啡、米饭、黄油。每天晚上大门都会关闭，直到第二天一早，每个旅客都确认过自己没有丢失任何东西之后，大门才会重新打开，所以说在这儿夜宿也是十分安全的。

时间宝贵，耽误不得，他们一路上快马加鞭，到6月13日就已抵达山城塔伊兹了，此时距离他们从穆哈出发才只是过去了四天而已。福斯科尔和尼布尔之前曾来过这里一次，就在他们二人从拜特费吉赫出发的那场长途侦查的过程中，那时他们还发现了麦加香脂树。当时二人在旅途中全是乔装打扮，现在他们一行人是以官方授权的客人身份而来，受到了酋长的接见及招待。不过这位酋长的神色游移不定，一直忧心忡忡地打量着眼前的客人，毕竟他也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了——眼前的这些客人就是那些随身携带装满活蛇的大木箱子的欧洲人。对于这件事，尼布尔在日记里淡淡地写到，这一新闻显然已不胫而走，整个阿拉伯半岛没有不知道的了。仿佛故境重演，这一回又是福斯科尔抚平了这位酋长的惶惑与不安。酋长把他们带到一栋宅邸里——房子主人刚刚锒铛入狱了，作为待客的见面礼，他还差人送去了两只绵羊，一袋面粉和一袋燕麦。有来就有往，作为回礼，他们就送了他一卷印度的亚麻布料——尼布尔在他的账簿上清楚分明地记着其价值“24达勒”。事实上，贝里格伦才是有义务送礼给酋长的那个人。在宅邸大门外，他被一个门卫拦了下来，理由是不给小费就不准进。这时瑞典学者——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给他的侍从解了围。福斯科尔不动声色却又不失幽默地向门卫发问，难道仆人之间互相给小费是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吗，要真是这样的话，那他也必须跟你要点东西了，因为他现在正为自己的主人发愁该给你的主人准备什么礼物呢。门卫一听便笑了，也就让贝里格伦进去了。眼下在这个山城塔伊兹，一切似乎都有条不紊，正展现出它最好的面貌与秩序来。

对此，远征队成员也是心满意足。凉爽的气候令他们神清气爽，终于不用再忍受穆哈的炙热了，他们现在每天只洗一次澡就可以。尼布尔常常用他的寒暑表测量气温，从其记录的数据来看，塔伊兹的气温就是再高都没高过穆哈的最低气温。目前来看，唯一令他们忧心的就是穆哈酋长当时在他们临行前非要送给他们的那个仆人。因为对于远征队的各种事务，此人三番五次地插手掺和，擅自专断，每当他们需要获取信息而登门拜会当地有名望的居民时，此人也总是悄么声儿地就潜入府中，出现在他们的宴会之上。到后来福斯科尔不得不对他指明，他出现在这些场合中显得十分多余，是不应该的。结果呢，这个阿拉伯人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等远征队再去拜访当地居民时，他就躲得远远的。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意识到，酋长派来的这个间谍暗地里又用别的手段干扰他们的事务。

塔伊兹

尼布尔画的塔伊兹城素描：沿着道路向左走，通往萨那；向右则通往穆哈。

眼下，工作上的事情的确占据了他们所有人的精力。尼布尔开始收集这个城市的历史信息和政府形式。由于博朗芬一整天都在忙着给福斯科尔画植物，根本腾不出一点儿时间给他，所以他就自己动笔给城墙内的建筑画了一幅素描图。从图中不难看出，他是站在城墙外的北方向上来眺望塔伊兹的整体面貌的，这座城市位于苏卜尔山的山脚下，这山因花闻名于世，漫山遍野花海烂漫，其种类之繁盛，据当地人的说法，全世界的所有花儿都在这里了——那就不用说福斯科尔听闻此讯时的欣喜若狂了：眼前就是这样一座山，仿佛感天地而万物生，不需要你翻山越岭不需要你艰难跋涉，这欣欣向荣之景象你每天都能看到，就在眼前，你触手可及。然而，令福斯科尔大为气愤的是，塔伊兹的酋长下令不许他上山。可想而知他得有多么恼怒吧。但这禁令也事出有因——当地政府和山上的一帮土匪正处于交战状态。且无论结果如何，反正对于酋长而言，什么都比不上他自己在这个城市里的权威重要。所以他不会冒险放人上山，一旦福斯科尔被杀死了，他怎么和萨那的伊玛目交代？一名欧洲学者在他的地盘上丧失生命，他如何担得起呢？退一步讲，就算福斯科尔平安无事，当地居民也会觉得此事荒谬，连酋长自己的士兵都不敢冒险前往的地界儿，一个外国人竟然可以在里面闲逛游荡，且毫发无伤？怎么解释得清！

福斯科尔只好转而计划去别的山。6月18日，他向着苏拉克出发了，然而只过了三天他就返回塔伊兹了，因为那里在与一帮土匪发生过一次战役之后，所有村子里的人家都跑光了。这意味着福斯科尔在那儿根本找不到食物。于是三天之后无功而返，他疲惫不堪，又愤愤不平，遂即向酋长再次提出申请，希望他准许自己进入苏卜尔山。继而经过他持续多天的反复申请要求后，这位长官终于在6月24日应允了，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可以进入苏卜尔山考察，前者收集植物标本，后者抄录铭文石刻。由于他们已经在协商这件事情上浪费了数天的宝贵时间，眼下二人话不多说，着即收拾行装，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出发。正当他们俩一起忙着打包行李的时候，有人敲门了。是那个穆哈的仆人。阿拉伯人面无表情地通知，你们不得不取消前行的计划了。福斯科尔粗鲁地回应说，这你管不着。仆人接着就幽幽地笑了起来。管得着管不着，你们也都是无计可施，你们必须得照我说的做。原来他的主人给塔伊兹的酋长写信了，信中坚持要求他们立即返回穆哈，次日拂晓前就得出发。

第二天一早，他们发现那几匹用以运载行装的骆驼就拴在门外面。福斯科尔仍旧坚信那封来自穆哈酋长的信件定出自仆人捏造，于是他便假借还未收拾好行李为由，设法拖延他们的起程。他告诉那个穆哈的仆人，塔伊兹的酋长想必还在等着他们的告别礼物呢，所以他得替他跑一趟腿，说福斯科尔本人想见酋长一面。一个小时之后这个仆人回来了。只带回了一句话，酋长病了。

第二天一早，骆驼和驴子又一次被带了过来，于是他们就被温柔但坚决地提醒，他们此刻必须离开了。福斯科尔一声不响。过了一会儿，他开始采取行动了。他下令，不得给骆驼装载，同时清楚声明，除非他本人和酋长交谈过了，否则绝不离开塔伊兹。一如既往，福斯科尔就是福斯科尔，他的固执己见到底是起了作用。那天下午，一个仆人前来传话，说酋长请他去一趟府上。福斯科尔意识到他有必要着即提出一些妥协折中的建议：他愿意放弃去苏卜尔山的短途行程，条件是远征队可以继续留在塔伊兹，直到他们等到伊玛目那边的准信儿，看是否允许他们前往萨那。但是酋长不依不饶，绝口不应，远征队不用费劲去考察苏卜尔山了，当然，也不能继续留在塔伊兹。他们必须立即打包行装回穆哈去。他就留给他们12个小时的时间来收拾行李。时间一到，他们必须离开他的城市。

看来抵达萨那的所有希望都在顷刻间幻灭了。再一次，远征队打包好他们的仪器设备，给外面等候多时的骆驼装载上去。就在他们几近收拾妥当的时候，一位信使快马加鞭地送来了一封信。福斯科尔遂接了过去，打开来大声读着，把信的内容翻译给其他人听。这是穆哈酋长写来的信，他只是想要通知他们，他的国家领袖——萨那的伊玛目——已经传下令来，希望他们继续赶路速速前往萨那，片刻不可耽搁，同时记得带上他们所有的奇珍异宝——之前在卢海耶和穆哈给海关众人展览的那些。随信寄附的还有几封推荐信，分别给伊玛目本人和他的大臣——法基·艾哈迈徳，另外有一封给塔伊兹酋长的信，要求他协助远征队的再次起程。

读完这封信之后，福斯科尔的第一反应就是要见酋长，他也更确信之前那封来自穆哈的信准是伪造的。等他来到酋长府邸时，却在大门前被拦下了，酋长此刻正与他的哈来姆[32]共寝呢，并不希望被打扰，所以眼下不可能与他面谈了。福斯科尔只好作罢，将穆哈酋长送来的信转交到一名仆人手中。

第二天一早，福斯科尔态度非常坚决，他要引领远征队朝着萨那进发，哪还管塔伊兹酋长允许不允许。又是好一通收拾，将仪器设备打包好，大木箱子从里屋搬到街上。然而此刻他们却找不到任何一匹骆驼了。那位酋长，仿佛是重新弄清楚了自己的职责一般，通知他们说，他提供的这些骆驼是准备带他们回穆哈的，因为他接到的指命是要送他们回穆哈，而不是去萨那。尼布尔写道：“当下我们都不知道该向哪里求助去。我们势单力薄，根本无法让自己对抗一个能够随意调遣五六百士兵的家伙，此人之嚣张，就算是顶头上司下的命令他也不准备遵从。”这几句话给人的感觉就是，自己周遭究竟要发生什么，到底要怎么样，一时间尼布尔似乎也看不清楚了，无从判断，无处下手。但是，于所有模糊中清楚无疑的一点他还是知道的，那就是他得再次将手伸向远征队的钱箱了。事实上呢，的确是这样，这个酋长经手的所有事情最终的指向，就是钱。尼布尔自然不会忽视这一点。作为一个沼泽湿地农户家出来的孩子，合理分配使用远征队的资金也是他有生以来肩负的至高职责所在，他真的不想再让那么多的钱在自己手中付诸东流；但另一方面还得避免引起武力冲突，到底如何是好，他确实得沉思再三了。

至于福斯科尔，仍旧坚持和上次一样的态度，虽然在这类事情上，剖开他的动机成分仔细看看就会知道，这其中更多出于他骄傲自豪感的满足，而不是节约省钱——毕竟酋长一收了钱就会不由自主地谦卑起来。这一回福斯科尔既不需要钱，也不需要士兵，他觉得有他自己就已足够——这才是充分必要条件。他还是尽量运用之前的策略，希望能像最初在穆哈的那段混乱僵滞的日子里，他救远征队于水火之中那样。于是他去登门拜会了当地的法院院长——也就是这里的法官——把他们收到的穆哈寄来的那些文件摆在他面前。两人其实不费吹灰之力就达成一致了，因为这个法官也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当着福斯科尔的面，给塔伊兹酋长写了一封信，信中申明酋长不可以违抗萨那的伊玛目所下达的命令。几个小时之后，酋长就回复他了。说整件事都是误会。他绝没有想要阻拦欧洲人前往萨那的意思，他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再等几天，这样他就能有充足时间为他们写好——那些十分必要的——推荐信。

眼下福斯科尔除了接受这个回应，也无计可施了。两天之后，酋长又差人送来一封信，而这封信里根本没有他之前许诺要写的推荐信。信使送来的只是酋长下达的命令，他们必须立即离开塔伊兹——回穆哈去。

现在尼布尔开始动摇了。他有些犹豫不决，或许他们真的应该尝试用钱来安抚这个愤怒的男人？福斯科尔此时满腔怒火，他坚决不同意，他不想屈服于酋长的淫威之下，索性出了门，再去找那法官一趟。法官呢，其实对酋长反悔一事已有所耳闻，眼下见了福斯科尔，就给他看了自己刚刚给酋长写好的信。这信倒是很有福斯科尔的风骨，就只写了一句话：“不要对这些外国人起贪念，他们是我们的客人。”

再一次，酋长很快就回复他了。说整件事都是误会。他绝没有想要阻拦欧洲人前往萨那的意思。

这一回，福斯科尔再也不想留给自己任何机会，来变更自己的想法了。他快速行动起来，下达命令让大家打包行装，他自己去安排行途所需的骆驼和驴子。第二天下午远征队必须准备好离开塔伊兹。不管三七二十一了，那个穆哈的仆人也被他打发走了。福斯科尔另找来一个仆人代替——此人是那位法官推荐给他的。所有一切都在火速进行着。福斯科尔仿佛有分身术一般，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哪里都有他身影。眼下一切终于按照他的计划进行了。次日下午，他租的驴子和骆驼也都送到了。一切准备妥当，所有成员整装待发。

但只有一人除外——福斯科尔。他病倒了。疟疾悄无声息地潜伏，伺机而动，毫无预兆地把他一下子撂倒在地。大厦崩塌。街上，骆驼都已装载完毕，而床上的福斯科尔面色灰青，胆结石引起的剧痛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不时还伴有发热带来的阵阵寒栗，在十指用力的紧抓下，床身和着他的身体，不住地颤抖。一个小时过去了，疼痛稍有缓解。尼布尔进来看他，站在床边也是什么都做不了。怎么能让福斯科尔在这种身体状况下骑行去萨那呢？不可能，不可能连命都不顾了。出了问题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当前，他们除了再一次推迟出发也别无他法了。然而，发热使福斯科尔的身体倒了下去，但却奈何不了他的意志。他一如既往地固执己见。任何再进一步推迟行程的想法，他都不赞成，也不同意。他们自从穆哈出发以来，三周的时间已匆匆过去，距离英国轮船出发前往印度也就只剩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了，但他们连去萨那的1/4段路途都没走完。如果他们还要去首都的话，眼下一分一秒都不能再耽搁了。是的，他们必须去首都。他们必须按计划出发。

福斯科尔铁了心要走，他要到街上去。尼布尔根本劝阻不了他。此刻他就站在大门口那儿，声音低微而坚决地要求所有人立即跨上坐骑。大家半躲半闪的目光投向这个步履维艰的病人。而他目不斜视，由贝里格伦和法官的仆人架着自己虚弱的身子，好歹被扶送着跨上了驴鞍。

那是1763年的6月28日，夕阳西下，这支小型旅队就要出发了。在福斯科尔的外套内侧口袋里装着一封信，这信是塔伊兹的那位法官写给他的。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他们俩一起对抗酋长，虽说彼此间交流很少，倒也不乏默契。正因为他与福斯科尔身上有着相同特质吧，面对强权，他们总是希望靠正义的力量捍卫自己的权利。再加上各自都是简约的交际风格，一来二去，两人遂渐渐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了。于是在他们行将起程之际，法官就把这封信作为自己的临别礼物送给了福斯科尔。这是一封与萨那伊玛目有关的介绍信，但读信人却不是这位阿拉伯菲利克斯的统治者。当下福斯科尔怀揣着信，将奔赴这个位高权重的伊玛目，这个统治着阿拉伯半岛最富饶地区的伊玛目——事实上这封密信就算让他看了也无妨。如同之前给酋长写的信一样，内容简洁明了，只有一句话：“相信他是为善之人。”

行途漫漫。等待着福斯科尔的是生死疲劳的考验。仿佛一个人的远征。尽管身边有一支小型旅队，所有人同行同息同疲劳，但就生死而言，只有他自己明白，这其中一线之隔的孤独抗争的滋味。

尼布尔的工作正是测量这漫漫行途，就像以往测量丹麦远征队走过的所有路程一样。然而实情并不如意。他在日记中抱怨，一路上旅队总是走走停停，他都无法准确计量出他们走过的距离。不只是他，大家都觉得不尽如人意。出发当天夜幕都降临了，他们才刚刚走到塔伊兹城门外的一家旅馆。接下来的路途便是一天短似一天的行进。每天越来越频繁的不得已的沿途停驻。那些脏破陈旧的咖啡小茅舍，是他们找到的容身之处，要躲避时不时浇注下来的倾盆大雨，也好让福斯科尔有一阵短暂停歇。就这样，四天时间过去了，他们才到阿布村庄。次日一早，也就是7月2日，福斯科尔骑在驴上，已经虚弱得跟不上骆驼行进的速度了。于是到了下一个村庄拉阿德时，他们只好将旅队人马兵分两路。赶骆驼的人带上牲畜先走一步，他们则陪着病人慢慢地跟在后面行进。深夜里他们终于抵达巴克恩河谷。此时，福斯科尔被胆结石折磨得几近疼晕过去，任他意志力再怎么坚定，这会子也在驴鞍上支撑不住了，险些要直直地栽下地来。之前无论如何，每天他们起码能走上6英里的路程；而后到了7月3日，这一天完完整整走到黑，才不过行了3英里路。眼下他们总算是来到了——自穆哈至萨那途中的最高山峰——苏马拉山脚下的门西勒村。

也总算有一份幸运以慰风尘——终于不再是那些破旧脏乱的咖啡小茅舍——他们在门西勒找到了一家基础设施齐全、相对来说足够干净舒适的大型商队旅馆。屋子里是石砖地面，他们甚至能有一个单独的房间与其他旅客隔开。于是远征队当即决定接下来的一天就在这里度过，希望福斯科尔能把他的精气神儿恢复起来——病人此刻终于不再抗议行程的推延了。但是第二天一早，当尼布尔出去支起星盘打算测定此处的具体地理位置时，却不幸再次与风寒撞了个正着，遂即发起热来，就像他之前在日记里提到的，一阵阵的“寒冷”，自他在拜特费吉赫的那次伤寒之后，就时不时地找上门来。眼看福斯科尔的身体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他们一致赞同继续住在这个设备完善的大型商队旅馆里，直到尼布尔和福斯科尔的身体有所恢复再说。和上次一样，虚弱疲敝的瑞典人对此没有任何异议。但是那些负责赶骆驼的脚夫就不以为然了，他们嚷嚷着，不光人要吃饭，还有那么多动物呢，这荒山野岭穷乡僻壤的，上哪儿去弄来那么多的粮食？连一天的都凑不出来。他们信誓旦旦地向尼布尔提议，在苏马拉山的另一边，还有一个更大的城镇杰里姆，大家应该到那儿去，因为从门西勒到杰里姆，要比前一天从巴克恩河谷到门西勒走的路程还近呢。考虑到苏马拉山处处是悬崖峭壁，几乎无法通行，他们遂承诺自己会带人回来把病重的福斯科尔驮运走，一定把他带到山那边去。尼布尔说服自己信了，打算照他们说的走走试试，看看次日傍晚能不能抵达杰里姆。然而不幸的是，他到那时已经没有必要再检验这些阿拉伯人的说辞了。从门西勒到杰里姆的路程，至少得有巴克恩河谷到门西勒路程的5倍。

因此，他们在舒适的大型商队旅馆里只是休息了一天时间，便在1763年7月5日再次出发了。尼布尔和博朗芬一起，一大早就走了，日出之前的清晨比较凉爽，他们要在这段时间里快马加鞭地赶路。克拉默和贝里格伦则留下来，和福斯科尔一起等待驮运人员的到来——那些阿拉伯人说好会回来带走病号的。

远征队成员刚一分开，困难就接踵而至。尼布尔和博朗芬往山上行进了一段之后，就非常懊悔自己选择在这一天的大清早出发。眼下他们正爬到半山腰的背阴地带，空气寒冷刺骨，身上穿的衣服又薄得可怜，而其余那些厚衣服都留在了门西勒，和行李一起，都已打包、装载到骆驼上了。他们瑟瑟发抖，也只得继续向上跋涉。尼布尔在日记里写到，他不光“寒冷”难耐，胃里也跟着翻江倒海，每次都是还没走多久就得停下来，靠着山岩一阵哇哇大吐。不仅如此，由于他们之前从塔伊兹到门西勒的沿途一路都能找到充足水源，旅途中随身携带饮用水的习惯就在不知不觉间被他们慢慢摒弃了。现在可好，在苏马拉山，他们连一滴水都找不到。更不用说尼布尔每次呕吐完了都没有水漱口。好容易才穿过那座山口，此时正午的阳光照射过来——他们也终于走到山的向阳面儿了。“我发誓我从来都没有过这样口渴的感觉。”尼布尔都赌咒发誓了，他从来不是那种夸大其词的人，可想而知他得渴到什么地步吧。这种情况持续了很久，后来日头都偏西了他们才抵达山脚下，恰好碰上一个在田里劳作的农民，恰好农民带了水——他们这才讨到了一点生命之源。

翻山越岭，最后终于抵达杰里姆。这一路上尼布尔的身体遭受种种煎熬，尽管如此，他们每经过一个村庄，尼布尔都会记得打听当地的地名。在他所绘制的也门地图上，从门西勒经由苏马拉山延伸至杰里姆的这段路程所涵盖的地区中，总共出现了5处地理位置名称。等到他计量出他们所走过的路程时，之前所有的猜疑也就得到了证实——实际路程真的要比阿拉伯人向他们描述的远太多了。那么，其他人呢，现在怎么样了，走到哪里了？尼布尔在杰里姆城外来回踱着步子，一直看着山路那边，眼下他是到这儿了，克拉默和贝里格伦呢，还留在门西勒的商队旅馆里吗？尤其一想到病重的福斯科尔，他心里就更是七上八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山路上仍旧空无一人，任何旅队的影子都没见着。直到日薄西山之时，尼布尔才瞅见前方有一小团尘云扬起。千等万盼，这一小队人马总算是到了。尼布尔立即快步上前迎接他的朋友们，却不料等待着他的境况竟是那般触目惊心。

回到门西勒的商队旅馆。他们的处境可以说是急转直下。那些赶骆驼的阿拉伯人说好了会回去驮运病人的，结果呢，福斯科尔、克拉默、贝里格伦白等了他们一个上午。直到正午时分，他们仨才彻底明白过来自己被放了鸽子——这帮穆斯林或许觉得背运一个基督徒是降低身份有失尊严的事情。反正不管怎样，他们在门西勒无人问津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粮食也供应不上，眼看着人和牲畜都要没得吃了。要是他们还想在太阳落山前赶到杰里姆的话，就不能再等靠下去了，必须即刻起程。但病人情况很不乐观，福斯科尔内脏疼痛欲裂，此时再让他坐到驴上骑行前进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最后，他们只好把一匹骆驼上的行李全部挪走，再用绳子将他牢牢捆缚在骆驼背上。眼下这是他们能想到的唯一可行的办法了。

就这样出发了。正午的阳光垂直照射下来，坚定不移地烤着这队上山下山的人马，仿佛他们跋涉的脚步越是艰难，它就越是毒辣。目之所及，足之所及，别提什么山野景色了，就连一棵绿树，在阳光赤裸裸的照射下，给他们带去的都是切肤般的灼烧疼痛。天空不见一片云彩，赤道近区的太阳就像会喷射火焰一样，落在病人身上，灼烧着，继而与他身体的疼痛一并燃烧起来，火势熊熊，烈焰吞心。直到太阳退隐在山屏后方，这条“苦难之路”[33]才算走完。彼时杰里姆城外，尼布尔奔向他们，不禁惊恐万状，他都要认不出眼前这个病入膏肓的朋友了：仿佛驮兽身上的一个漏洒至半的麻袋，彼得·福斯科尔横躺着，被捆绑在骆驼背上，嘴里持续不断涌出呕吐物，沿着牲畜沾满尘土的肋腹缓缓流下。他脸色发青，眼睛睁着——意识还是清醒的——似乎要说什么，却只是睁着，连一句话都说不出。痛苦之情难以名状。

他们缓步走到杰里姆的旅馆。眼下已经没有房间可以单独租给他们了，除了那间拥挤的公共房间——也是人满为患——但也只好就此先安顿下。然而，他们这些异乡人一进到那个房间里，就引起了众人好奇，没过多久他们身边就团团围聚起一群人来，你推我搡的，俯视眺望着他们的行李物品，大呼小叫的，对他们评头论足，对那些仪器设备指指点点，不知道都是些什么古怪玩意儿，就向他们问东问西的。但大家说的都是些俏皮话，无非是趁机拿他们打趣逗乐，房间里（嘲）笑声浪此起彼伏，好不嘈闹。尼布尔意识到，在这里是别想有片刻安宁了，他们必须重新租一个房子。于是他嘱托克拉默和博朗芬照顾好福斯科尔，自己拖着疲惫的身子再次走进这座城镇的暮色里。杰里姆的规模比一个村子大不了多少，稀稀落落的房屋，但每一间都住满了人。尼布尔就这样挨家挨户地叩门问房，过了很久，天都黑了，他终于以一个高得离谱的价格租到了一间屋子——福斯科尔总算有了一个可以安然宴息的去处。

可是等他回到旅馆，又面临着新的难题。无论好说歹说，在场的穆斯林都无动于衷——只顾着看热闹——没有一个愿意帮助他们把病人从旅馆这儿运送到那个房子里。于是就在这些阿拉伯看客的围绕下，博朗芬、克拉默、贝里格伦，还有疲敝的尼布尔，共同把福斯科尔连带行军床一并抬出旅馆，来到大街上。当下这一小队人马周围即刻聚集起嘈杂人群，他们只得一边厉声呵斥着，一边从人群中开辟出一条前进的小路。总算是挪到了新住处的跟前儿，克拉默去开大门，不得不把几个阿拉伯人搡到一边去——然而在当时那种意志消沉的光景下——他的动作可能是气急败坏了点。结果呢，那些个站着看事儿不腰疼的人被推恼了，当即就向他们扔起了石头。几个欧洲人躲都躲不及，直到最后钻进屋子里，大门在身后关上，门闩紧紧拉死，他们这才松了口气，免去可能会被乱石砸死的悲剧——而门口扔石头的声音仍旧闹哄哄地持续了好一会儿才平息下来。福斯科尔终于能好好休息一下了。眼下他躺在这个昏黑的房间里，头顶上方的那根蜡烛安静地燃烧着，他想试着舒展四肢，却无奈疼痛与寒热交迫，整个身子都在不住地颤抖。

在随后几天里，尼布尔一直在日记中劝服自己相信福斯科尔正在一点点好转。这个向来实事求是的男人几乎都不敢正视眼前的现实处境了。他的身体一直是病而未愈的虚弱状态，现在博朗芬和贝里格伦也开始抱怨自己常常觉得“寒冷”。他们都没有勇气再走到这个敌意重重的城镇中去。尼布尔原本想去登门拜会那些有名望的人——以收集当地的各种信息。可是眼下他也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了，取而代之的是他让自己坐在福斯科尔病房里的窗前，对着外面的风景画画。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好几天后，他才敢让自己试着去市场上转转。去干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了不让自己继续忧思萦怀”。泥坯房子茅草屋，街上牛粪随处见，他就这样一连好几个钟头地在外面四处闲逛。不过独自走在街上时，他看起来和一个阿拉伯人无异，于是并没有人觉察或留意到他的存在。就这样，他脚踩拖鞋，步履疲惫而沉重地向前走着，时而问问某些商品的价格；时而在平旷广场上席地而坐的那些裁缝、修鞋匠、铁匠等手艺人的货摊前驻足观看；也会在某个会做包皮环切手术的人的铺子外面停留片刻，这类人通常也会给人治病，用放血疗法，或是用他锈迹斑斑的刀子割开患者脸上的皮肤，再在伤口上涂搽葫芦巴籽粉。

这天是1763年7月10日。随着夜幕缓缓降临，尼布尔返回住处，彼时情况极为不妙，福斯科尔被再一次的发热紧紧攥在手里，看上去生不如死。自从塔伊兹出发以来，他一直在和病魔抗争，无论是抵达门西勒前的长途跋涉，还是翻越苏马拉山的那段苦难之路，尽管他都苦苦撑了下来，但就在最近这5天的时间里，他的意志，已经被彻底瓦解掉了。眼下福斯科尔再也没有任何心力去反抗了。这天夜里10点钟左右，他陷入深度睡眠，自此不省人事。待到第二天上午，刚过九点半，彼得·福斯科尔，在阿拉伯菲利克斯的杰里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时年31岁。

尼布尔画的杰里姆城素描，当时他就是坐在福斯科尔病故的那个房间窗前画的这幅画。

是日下午，尼布尔只得向当地机关上报死讯。他派遣由塔伊兹法官推荐给福斯科尔的那位仆人，去当地酋长和法官那里请求帮助。酋长对此事不理不睬，法官倒是推荐了一个阿拉伯人，他认为此人应该会卖给远征队一小块地用以埋葬死者。尼布尔着即前往购地。然而买卖刚敲定没多久，那厮却不得已而反悔了。原来是因为那块地紧挨着一条水渠，而周围农田的灌溉全靠这渠中之水，于是邻居们就威胁这块地的主人了，说，要是那个基督徒埋在这里的话，一旦渠水出了什么问题——无论干涸了或是腐坏了——你都得负全部责任。

与此同时，酋长那边也传来口信，他要立即和远征队的一位成员面谈。尼布尔遂有备而去——决心要秉承福斯科尔生前的风骨气节——面对强权一毛不拔。那位酋长告诉他，依据当地律法，无论是一棵菩提树还是一个犹太人，只要是死在他的地盘上，那么他便是死者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尼布尔知道，由于博朗芬一直以来都勤勤恳恳地帮助福斯科尔绘制植物标本，后者出于感激之情已经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赠给了前者，因此，尼布尔冰冷地回答说，死者既不是一棵菩提树，也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一个欧洲人，就算是穆哈的酋长在当初他们失去另一位同事的时候，也没有作出这般声明，还要继承——剥夺——死者的财产。酋长的儿子倒是十分圆滑，说是不要只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他父亲的话无非是说，在外来客亡于此地的情况之下，他作为这里的统治者是应该得到一份厚重谢礼的。尼布尔回道，作为远征队的财务负责人，若写不出一张正当合理的收据凭证，他是无法支用任何一分钱的，由此他便要求酋长以书面形式告知——究竟他想要多少钱。眼下尼布尔已经把话说到这一步，酋长无言以对了，遂只能就此作罢。同时酋长还有些忐忑，他很清楚接下来远征队是要前往萨那的，他担心此事会被上奏给伊玛目。

尼布尔从酋长那里出来之后，就径直进城，最终他还是设法找到了一块地，那地既不挨着灌溉水渠，也没靠近耕地。只是上哪儿再找六人运送尸体入棺呢，尼布尔也犯难了。他不光开出了非常高昂的价格，还保证道下葬的过程可以在半夜三更的时候进行，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发现了。即便如此，仍旧没人应承。直到第二天，他才好不容易找到六个衣衫褴褛的苦力——只有他们愿意接这运尸下葬的活儿。是夜凌晨三点，趁城中居民熟睡之际，这一行六人集合完毕，领走了福斯科尔的棺材。由于害怕会被发现，他们心中一直惴惴不安，几乎是夺命穿过街道飞奔到墓地，十分仓皇匆忙地埋完了事——棺材距离地表只有一铲子的深度。经过了白天那一番的找寻与协商，尼布尔被折腾得精疲力竭，身心交瘁的他彼时卧病在床，站都站不起来，因此，“葬礼仪式”举行的时候，也就只有博朗芬和克拉默在场了。

然而就在几天之后，他们得知，福斯科尔的尸体在下葬的第二天晚上就被一些阿拉伯人给挖了出来。这些阿拉伯人暗中留意到他是装在棺材里下葬的，遂觉得棺材里定有某些价值连城的陪葬品。于是这些盗墓者就破棺取尸，把缠好的裹尸布也解了开来。最终却一无所获。失望之余他们连尸体都没包——更别说尸归原棺了，直接扔在地上就一走了之了。后来是一个犹太人把此事上报给酋长，酋长随即令他把尸体重新埋回去。而这个犹太人争道，除非有报酬，否则不干。酋长说，这好办，你只管把尸体埋好，报酬嘛，那具棺材就归你了。

3

想当初冯·黑文去世时，尼布尔在他的日记里不无夸饰地写了一份告别挽言，而这一回，则免去了那套华丽而违心的说辞，只要实事求是地陈述便已足够：“我们满怀沉痛地哀悼福斯科尔先生：一直以来，他行成于思，业精于勤，时常外出跋涉，进行植物学的各种长途短途考察；他与每个地方的普通老百姓都能打成一片，也是在这种交流接触的过程中，他把自己的阿拉伯语磨练得极为精湛——从而成为我们团队在阿拉伯语言文化方面最为出色的队员。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他的存在就像是领队人一样，常常是我们的典范与榜样；与此同时，对于这场远征，他可谓是全身全心地投入与付出。他始终不懈地追求着，迫切希望实现我们这场远征的成功。平心而论，他仿佛是命中注定为阿拉伯远征而生的男人。即便是在我们的生活遇到诸多不便与艰辛的阶段，他也鲜少有垂头丧气或暴躁动怒之时。此外，他身上还有极为可贵的一点，那就是在远征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候，他就能做到像一个当地人一样去生活。这一点对于远征而言十分必要，如若不然，最为博学的人——福斯科尔先生——便不可能在征途中的各个地方都取得如此丰厚的研究成果。”

尼布尔的这番话，不是对一位学者的纪念，而是对一位同事的深深缅怀。眼下这场死亡危机给远征队带来的损失十分严重：福斯科尔生前就是团队的策划人和组织中心，安排分配任务从不会为权谋私，他向来一视同仁。细细品味尼布尔的这番缅怀，其实不难读出他的担忧，对于眼前，对于未来，没有了福斯科尔的远征队，将要如何独当重任？不过，尼布尔在忧患之中倒也看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本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即远征队之所以落得眼下这一步，根源并非在杰里姆停留的这几天。后来他也向自己的儿子讲起过福斯科尔一生的功过是非，其中着重强调了这位死者在科学界所取得的成就：“福斯科尔是整个远征队里最博学的，如果后来能活着返回欧洲，他或许就会成为整个欧洲最博学的人。他勤勉，孜孜不倦，同时又吃苦耐劳，无畏无惧于任何艰难险阻。他的缺点就是争强好胜，固执己见，以及骨子里的或冷漠或激愤的性情。”

至于尼布尔用寥寥几句速写而成的这幅人物肖像，倒是十分精准清晰。性格成分里，积极与消极的，还真是一半一半。福斯科尔并不总是平易近人，他骨子里冷漠，同时也自信自足。他身上有很严苛的正义感，以至于他会对一些人产生太过尖锐的评判，比如对冯·黑文，后者时而弄虚作假，逃避责任，总是蒙混过关，令其难以忍受。但是这种正义感同样也会激发他，以真情实意，结交最纯洁正直之人，而这些人一旦为他的真诚所打动，就会为他全力以赴，甘苦与共——这一点确实是信而有证，福斯科尔与博朗芬之间就建立了深厚友谊。其实福斯科尔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对他来说，真理永远高于一切，为此他甚至不惜舍弃以人为本的处事原则（这也是世人觉其冷漠的一个原因）。他固执己见，从不妥协让步，不圆滑不通融，得罪人惹恼人也就是常有的事。他也从不拐弯抹角，对于那些不赞同他的人，向来都是直抒己见，如果对方仍旧坚持，那他必会迎战到底——直到对方溃不成军。福斯科尔对他人要求苛刻，精益求精，永不止步，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如此。

再说他在科学界的声望。根据尼布尔的评价，福斯科尔跻身欧洲最出色的学者之列，对于这一说法，任何严肃学者，无论是与他同时代的还是后来时代的，都没有否认。他的博学多才表现在诸多领域，神学、哲学、语言学、经济学，同样还有化学、地理、动物学、植物学，且在以上所有领域中，他都取得了全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植物和动物进行的描写与说明，其精准，其细致，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努力换来了丰厚回报，他所采集到的标本各种各类，不计其数，十分珍贵。

然而，见识广博、洞悉真知，决心与毅力，如此种种混合到一起之后，却也徒劳无功。到头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整个远征期间，福斯科尔真正担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便是其他人可能会窃取他的研究成果——在他找到时机彻底完成之前。他不想和任何人分享这份荣耀。为此他发明了数字编号暗码，并以缩写的形式运用到他所有的文字描写说明中，如此一来，这些暗码就可以自成系统而难以被人识破。坦白地说，他的担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哥本哈根却不是那个真正截获了他理想的敌人。“万一我没有机会活着回去的话，那，我和科学也好，科学界与我也罢，其中损失之惨重，真是无以言表了。”他在给林内乌斯的那封信里似乎预见了这种可能性。没错，死亡才是。死亡截获一切，不由分说。

当福斯科尔在1763年7月11日病终于杰里姆之时，他的所有手稿及绝大部分的采集标本都还是原封未动的，由此可以估量一下还剩多少。1761年他们待在君士坦丁堡期间，他曾留下并打包了一大批植物标本，以及“格陵兰号”航行过程中他所采集到的海洋动物。福斯科尔曾经十万火急地要求立即将这些大木箱子寄发走，不然的话，酒精在当时那种温热的气候下很容易就会挥发干净。但是冯·加勒却不急不忙。等到这些辛辛苦苦采集来的成果终于被送到哥本哈根时，都是两年以后的事了，而那时，绝大部分生物也都腐坏了。随后到了埃及，福斯科尔也寄走了三大包植物，好多个箱子，装有酒精封存的动物，昆虫标本和大量鸟类标本。这批委托运送的货物抵达其目的地时也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因为运途中遇上的一些海盗偏偏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后来在苏伊士，他也寄走了一箱自然历史标本，而这个箱子压根儿没到终点，直接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到了阿拉伯半岛，他什么都没寄，所有家当和收集品都装在了那些个大木箱子里，后来经由伊斯梅尔·萨利赫代运到穆哈海关——亏得有这个家伙的“帮忙”——在那儿所遭到的破坏，正如我们先前所见，福斯科尔的很多收集都未能幸免。于是再一次，高温致使酒精挥发，不少箱子里的鱼都腐烂了，结果就是不得不将这些烂鱼投进红海里去。然而，就算经历了如此不幸，保留下来的起码还有12箱，福斯科尔死后，这些箱子也都从穆哈被运到了孟买。到孟买以后，它们又被送到加尔各答，那里的一位丹麦商人会负责把它们带到德伦格巴尔。然而等到了德伦格巴尔时发现，运输过程中那些箱子又遭到了严重损坏，大量包裹都进了盐水，那些盛着标本的烧瓶也都碎了，酒精要么挥发要么失效了。德伦格巴尔的那些传教士只得将以上这些统统扔掉，剩下的则由亚洲公司出钱，重新用更结实的箱子打包好后，装载到一艘丹麦轮船上，驶往中国。等到旅程全部结束以后，轮船将会返回哥本哈根。1766年，也就是在福斯科尔去世整整三年以后，他生前的收集所剩下的最后一部分才得以抵达丹麦。

按理说，种子是最方便运寄的。即便如此，出于某些原因，福斯科尔在这方面的工作强度仍旧是不亚于动物标本的采集。福斯科尔不仅从君士坦丁堡、开罗、吉达、卢海耶都寄出了种子，而且还给这些种子非常仔细地编上号码列了目录，多达347种——想必是到那时为止的数量上限，且无论后来他在也门发现的那些。不管怎么说，这都不是一笔小数目了。然而事实上，福斯科尔寄出的种子数目——是这个总和的6倍——总计有2000多种，都是单独寄出的大批量。还记得福斯科尔当初的那个计划吧，是的，他确实付诸实际行动了：他给欧洲所有极具影响力的高等院校都寄去了种子。这个计划最初还是他在马赛逗留期间的一个设想，为的是能够让他有机会给林内乌斯分享自己调查研究的劳动成果。福斯科尔从君士坦丁堡、开罗、吉达、卢海耶四地，向欧洲各地的植物学家寄出种子，分别有哥本哈根的厄德尔乌普萨拉的林内乌斯、伦敦的米勒、巴黎的朱西厄、莱顿的布尔曼、蒙特彼利埃的索瓦热。因此，他就要准备六份不同的种子集合，并且还得把所有条目都列得清清楚楚，于是他在给林内乌斯的信里提到了自己准备的不容易：“确实是让我的工作量加重了很多，但一想到这是在为科学而工作，我也甘愿如此，不遗余力。”由于这些采集全都抵达了哥本哈根和乌普萨拉且没有损毁，那么想必其他城市的大学应该也都收到了。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种子之外，还有福斯科尔在远征过程中搜集编写的那本大型植物标本集，从这本集子最初的文本内容来看，其中含有1300种不同植物。最后，这本植物标本集也是毫无损毁地成功抵达了哥本哈根。

至于福斯科尔的手稿——他们在他死后整理了七个大包裹——将会随轮船从孟买送至哥本哈根，包括他的远征日记、对各种动植物的详尽描写说明，以及诸多方面的论著。其中，论著涉及穆斯林的风俗习惯、也门语言的发音法、哥普特教会、麻风病，还有也门的早期历史。另外，手稿还包括他所到过的那些国家地区的价格、货物、货币、计量单位等方面的记载；我们前面还提到过，早期福斯科尔曾在开罗寄出了论文专著，包括《开罗—亚历山大的植物群综述》《埃及陆生生物繁殖能力研究》《埃及植物系统编目分类》。第一篇是送到哥本哈根了，后两篇据德国领事馆的那位秘书特姆勒所言，则是“没有收到”。

尽管一路上遭到损失毁坏的不计其数，福斯科尔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收集成果及手稿顺利抵达了目的地。既然如此，按理说这些辛苦所得此时应当处于安全保管中了吧？终于不必再遭损毁，终于可以被呈给权威机构进行详尽的科学审查了吧？然而真相，却是苦不堪言。福斯科尔沥尽心血换来的这些成果，无论在翻阅千山万水的过程中遭受了多少毁损，都比不上它在哥本哈根的命途惨烈。

也许天公不作美吧，事件的起因还是那些动物标本——最终抵达哥本哈根的少说也得有十个大木箱子。这些箱子的收件人是彼泽·阿斯卡尼俄斯。此人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也是弗里德里克五世在夏洛滕堡宫建设的“经济自然历史阶梯室报告大厅”的一位教授。阿斯卡尼俄斯是克拉岑·施泰因教授的密友，二者都是当初力挺克拉默的那一派，毫无疑问，记忆如昨般历历在目，彼时与福斯科尔之间因候选人而起的那场恶战，这两人自然是不会忘记的。那么，阿斯卡尼俄斯先生是否对这个机智的瑞典人仍旧心怀憎恨？或者仅仅是他这个人原本就这样冷漠？缘由虽不明确，但是事实无可争辩：在接手了装有死者的标本的这些箱子和包裹之后，他就置之不理了，既没有打开，也没上呈给任何的科学审查机制——如此一来他也省却了给数百个玻璃容器更换酒精的麻烦。就这样，好几年过去了。在乌普萨拉，林内乌斯开始焦躁不安了。他迫切地想要知道那些标本的情况，于是他就询问丹麦当时最有前景的动物学家，布吕尼奇。随后在1765年年初，他收到一封回信：“关于那些丰富而宝贵的材料，目前情况尚不明确。但我知道它们是福斯科尔先生的毕生心血。几年前，这里曾收到过他的采集成果，里面的那些标本基本都是来自地中海及其周围地区，也有一部分来自埃及本土。当时我也看到了，心底里颇为震撼，十分佩服，若没有勤勉刻苦的付出，如何能有那么壮观的收获量？如此丰硕的成果，可想而知得有多么庞大而繁杂的收集过程：箱子里装满了昆虫和鸟类的标本，还有各种玻璃容器，里面盛着鱼、两栖动物、蜗牛等，都用酒精封存。但很遗憾，我只是匆匆一瞥，还没来得及展开细致的检查工作，它们就都被转交给阿斯卡尼俄斯先生了。当时一同转交的还有从阿拉伯半岛寄来的其他物品。我不知道事实是否像我看到的那样——我衷心希望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动物，特别是那些鱼，由于潮湿和高温的影响，已经腐坏了。”布吕尼奇非常清楚接下来会怎样，但他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林内乌斯试图通过米凯利斯，间接地向伯恩斯托夫小心谨慎地打探一下情况，并主动提出自己可以帮助破译福斯科尔的编号暗码。他确实是很礼貌地提出了要求——这要求听来难免有多管闲事的意味：“我实在无法想象那个全权负责的人能自觉自愿地保管好那些标本而不让它们遭受任何损毁。我确实不放心。”

然而，林内乌斯的担忧到底还是成了真。那些箱子自抵达之始就被置之不顾了，一直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当那些受委托运送的箱子包裹——经由孟买、加尔各答、中国——抵达哥本哈根后，也是面临了同样被弃置的命运。就这样，几年时间又过去了。容器里的酒精都已经挥发干净，动物尸体腐烂，干鱼受潮，鸟类标本也沦为虱子、跳蚤、飞蛾的殖民地。1770年索伊加汇报说，那边仍旧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随后施特林泽上台，实行改革，清整党派，阿斯卡尼俄斯被罢免，布吕尼奇随即于1772年接任，最后终于能够着手处理福斯科尔的箱子了。然而到那时，收集成果也已经是百般腐损潮毁，很大一部分都只能落得个被扔掉的下场。布吕尼奇、法布里丘斯、奥托·米勒，三人都把这些标本运用了起来，作为他们描述新物种的基础。但后来哥本哈根于1807年惨遭炮轰，这些箱子的命运便再度被束之高阁，长达30余年的时间无人问津，无人检查。对于彼得·福斯科尔“如此丰硕的成果”，当今时代的动物博物馆中只收藏有昆虫、鱼、珊瑚和贝类——后者宛若天助神力——它们并不会由于人为的忽视而那么容易变质腐坏。

再说回福斯科尔收集的植物材料。种子是2000份有余，经他分类、编号，打包、分发，寄送到欧洲不同地区城市的6所大学——运途中难免时常遭遇各种不测。不过起初一切进展都还顺利。可想而知，乌普萨拉的林内乌斯一收到福斯科尔寄来的种子就迫不及待地播撒了，最终栽培成活的植株起码有80棵。哥本哈根的奥德尔也很认真负责，把种子都播撒在他个人的植物园内，栽培成活的植株多达230棵。以上这些都还只是福斯科尔从君士坦丁堡和开罗两地寄出的种子。而后来委托运送的那些——就不归奥德尔管了——全都落到了阿斯卡尼俄斯的手中，当然也就和那些动物标本是相同的遭遇。等到1772年，布吕尼奇打开这些认真封装过的、加有标记的包裹时，种子自然而然已经失效完尽。那么，欧洲其他四个城市的大学呢？他们收到福斯科尔——“出于科学的利益”——寄给他们的种子了吗？为此，卡尔·克里斯滕森曾做过调查。伦敦那边，米勒连一粒种子都没收到；巴黎那边，朱西厄对此事闻所未闻；莱顿那边，布尔曼从没见到过福斯科尔的包裹；蒙彼利埃那边，索瓦热与以上三位收货人一样，对派件详情一无所知。

另外还有福斯科尔的大型植物标本集——其中包含了大约1300种不同的植物——也在托运遗物之列，完好无损地安全抵达了哥本哈根，随后被转移至阿斯卡尼俄斯教授的保管之下。这集子自此也是陷入了一段漫长沉寂的等待。中间虽曾有罗特博奥研究其中的一些植物，但给出的描写说明不过蜻蜓点水。直到后来马丁·瓦尔[34]的投入，才算是开启了对标本集真正的科学鉴定，然而到那时为止，福斯科尔已经去世整整20年了，那些植物也都因蛀蚀和受潮而遭到严重毁损，其中许多都已不复存在。霍内认为，现在看到的这册大型植物标本集中所包含的植物，应该只是当初福斯科尔发现的1/3。直到150年以后，卡尔·克里斯滕森重新汇编了一本《福斯科尔的植物标本集》，才得以凭其历史价值为福斯科尔鸣不平。谁说不是呢。那么多的心血付诸东流，被白白糟蹋浪费了，那集子从未像福斯科尔希望的那样，对当代科学研究产生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为他赢得生前身后名。从未，从未。

那些从阿拉伯菲利克斯远道而返的大木箱子，就丢在堆满杂物的储藏室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等待着，等待着被开启。而人们仿佛是无暇顾及。在那些个年月里，难得有人会去爬这段吱吱呀呀通往阁楼的朝不保夕的楼梯，更没有哪个福斯科尔回来面对它们——除了越积越厚的灰尘。然而等到两百年过去以后，世界各地的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都慕名而来，就是为了在哥本哈根一睹当年福斯科尔“丰硕成果”幸存下来的，残余剩货。

他手稿的命途也没好到哪儿去——尽管手稿与自然历史的收集物大有不同。照理说，比起一箱子动植物，寄送和保存一份手稿要更方便容易得多。既不会腐烂变质，也不会招来飞蛾，无论骇浪滔天，摔磕碰撞，它都能经受得起，但独独受不起的则是漠不关心，不闻不问——而这恰恰是福斯科尔手稿的遭遇。

还有论文。福斯科尔之前在埃及，基于亚历山大和开罗附近的植物群，写的三篇论文中只有一篇被送达目的地。不幸的是，这唯一送达的一篇也随即在哥本哈根消失了。除此之外，福斯科尔的其他主题研究不胜其数，其中麻风病、哥普特教会，以及也门的古老历史，这几方面的研究时常会作为参考的原始资料而被引用到尼布尔的书写之中，但是这些资料却从来都没有作为独立的作品被发表出来。至于那本写得满满当当的日记——涵盖了他从出发第一天到离世前两周的所有远征经历——实际上也是完好无损地抵达哥本哈根了，然而也同样没有被发表出来。在1774年10月27日的《新学快讯》上，有这样一则简短的纪事：据哥本哈根报道，“丹麦现任国家外交部部长，冯·伯恩斯托夫伯爵发表声明，已故的福斯科尔教授前往东方的远征日记，不日将交付刊印。非常期待这本日记的问世”。但是，这则期待已久的新闻在宣告完后，便没了下文。福斯科尔的日记根本没有问世。如同他从埃及发出的那篇论文，就那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学者卡尔·克里斯滕森在致力于完成福斯科尔传记的过程中，也始终坚持不懈地在寻找，然而整个19世纪，这份日记手稿始终处于失踪状态，因此他也是始终寻而未果，遂万不得已而放弃了。到20世纪20年代初，亨里克·许克终于在基尔大学的图书馆中找到了这份手稿。即便如此，当局照旧不急于发表，所以无论是卡尔·克里斯滕森还是亨里克·许克，在世时都没能看到这本日记问世。直到1950年，距离作者写下日记的第一行字都过去将近190年的时间了，彼得·福斯科尔的日记才在乌普萨拉发表出版——书名为《前往阿拉伯菲利克斯的旅程》。不过到此时，那份日记中关于他们考察的国家及人口的大量信息，自然是失效无疑了。

这部文字记述可说是七大包裹里的“主将”，好在抵达哥本哈根时尚且完整无损。包裹里还有两篇分别对动物学和植物学进行长篇论述的手稿，用拉丁文写就，后于1775年发表，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阿拉伯地区-埃及的植物群综述》和《动物群综述》。翌年，又有一本画集问世，名为《自然与发现之图志》，其中含有43幅博朗芬的精心之作，都是他为福斯科尔所画的标本写实图。从这些作品的问世来看，其实福斯科尔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最重要的研究发现也算是被保留下来了，尽管它们备受忽视，但毕竟还是只局限于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至今我们都不清楚当时负责发表福斯科尔作品的那个瑞典人究竟是谁，但可以确定的是，此人的编辑能力非常不专业，尤其体现在那本《植物群综述》上，这本书足有379页——被认为是福斯科尔的主要研究成果——经他一出版却弄得通篇都是错误。那位编辑的校勘工作根本没有做到位，书稿中的植物与文字说明对应不起来，这就导致整本书里处处都是错误解说。也就是说，他其实没把福斯科尔当初在田间野外所完成的这些笔记很当一回事儿；相反，他觉得就是某种理论的实践基础罢了，于是既没有校订也没有组稿，最后就那样草率付梓了，还用说么，整本书都是乱序的。通篇看来，连一点基本的逻辑连贯性都没有。原本福斯科尔最伟大的成就，就如此被迫沦入一团无厘头的混乱之中了。这种情况持续了150年，直到后来卡尔·克里斯滕森还原了整部作品。他好比是把这本弄错了的鸿篇巨制一点点地全部切分开来，得到无数小块的文字描述碎片，再像玩拼图一样，把无数个单位碎片拼合起来。如此他就拼出了那张正确的图，也就是福斯科尔曾经日积月累完成这部鸿篇巨制的思路历程。彼时再看这部作品则是一目了然：福斯科尔的研究发现包括300种植物，涵盖24个不同的属，这些就算是放在卡尔·克里斯滕森的时代，仍旧能称得上是新发现；再看他对这些植物的描写说明，都是基于非常精准而细致的观察，确实是前所未有；不仅如此，这本书也展露出福斯科尔在植物形态学方面的十分渊博深厚的学识；他能捕捉到这些植物的变态，能发现性状的消失蜕变，并进一步总结形成理论，可以说在这方面的阐述，他是远远领先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毫不夸张地说，他堪称是植物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但由于没能及时对那些资料进行恰当而准确的划分和排版，那本书也就没能对当时学术界产生什么影响。出于对福斯科尔的欣赏、敬佩，以及无不惋惜，卡尔·克里斯滕森总结道：“对一个人，及其作品、成就所展开的历史叙述，若是只局限于迄今为止他——对科学发展所作出的——被世人承认或知晓的研究贡献，那么在这种视野下，对福斯科尔的讲述就会变得乏善可陈。”

什么都没留下。等到所有存货都清点完毕，这就是最终结果。冯·黑文在这场丹麦远征中没有作出任何科学贡献，这已是我们有目共睹的结果。两位教授野心勃勃，互为劲敌，最后也步入了一样的命途。远征一路走来，一位是好逸恶劳，缺乏积极主动，满脑子都是个人的舒适享受，没有主见，也毫无理想可言。他身后什么也没留下，除了一本不足取的日记，而且还是仅仅记述了远征过程的某一段特殊时期——他彻头彻尾的尴尬而可耻的惨败经历。另一位是从早忙到晚，业精于勤，对万事万物都有着浓厚兴趣和强烈求知欲，天才般的想法和理论层出不穷。他人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事物，他却善于从中发现并加以钻研，旨在窥见那神秘奥妙之所在。他广泛收集，分门别类，描写、说明。他不仅留下了日记，还有七大包裹手稿，十大箱子标本。比起另一个，他的遗物确实足够多了。两人的努力成果可以说是判若天渊，但到头来结局却是一样的。没有生前身后名，无异于，什么都没留下。

只有一件除外。那是一株名为“福斯科尔”的植物，是福斯科尔发现的，但是由林内乌斯为其命名，后者经常会以科学家或科学事业赞助人的名字来命名植物，所以对于当时那个时代而言，这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殊荣。因由便是如此，当初福斯科尔独自前往亚历山大进行长途考察——行途一路不乏戏剧性，在这期间他发现了一种花儿，他觉得是新品种，等回到开罗后他就写信给林内乌斯说及此事，要求他给这个新发现命名。

林内乌斯把福斯科尔寄来的种子种下去了，待到花儿长成后，他便进行了仔细考察，结果却事与愿违。这花儿不是新品种。他也就不能再为其命名。不过，福斯科尔寄给他的快递包裹里还有很多种子，林内乌斯把它们都种在了乌普萨拉，从播种到植株长成，将近两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随后不久，他就听闻福斯科尔在遥远的杰里姆病逝一事，由此他便决定用学生的名字来命名另一种植物——以此荣耀聊表其纪念之情——这种植物的成体植株也来自福斯科尔当时寄来的种子，但在对比之下，它确实是新物种。最初，福斯科尔在这植物种子的外包装上写的是“caidbeja”，因为他当时是在塞得湾附近的村子里找到的，那村距离开罗又很近。眼下林内乌斯将其更名为“forsskalea”，并沿用了福斯科尔的描写说明：tenacissima；hispida；adhaerens；uncinata。

一听说这件事，卡斯滕·尼布尔简直要怒发冲冠，发誓永远都不会原谅林内乌斯对死者的所作所为。根据他儿子的叙述，尼布尔觉得后者的命名行为十分卑鄙，实在有辱死者人格。针对尼布尔的这番指责，无论克里斯滕森还是许克，也都曾试着为林内乌斯开解罪责。他们知道，就是由于那几个形容词，尼布尔才会这般愤怒不平，但他们认为林内乌斯不该为那几个形容词背锅，因为那不过是作为植物的性状描述，原本就是福斯科尔自己写的。话虽如此，但这理由及解释，未免还是单薄了些。众人，怕是不信服吧？毕竟对此抗议的不止卡斯滕·尼布尔一人，许多同时代的学者，像贝克曼、林德贝里等也都持有相同看法。毫无疑问，原因还是出在伟大的林内乌斯身上。他的命名原则有迹可循，世人都知道：他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种植物，总是会试图在这种植物和这个人的个性之间实现某种和谐统一。统一就统一吧，既然必定会对献名之人形成某种暗示性的对照，那么他林内乌斯明明是可以选择其他植物的。事实关键的地方就在这里，林内乌斯选出的——用来刻画福斯科尔形象的——那种植物，恰恰是那么鲜明突出、引人注目。如此一来，让人怎么相信这纯粹是一桩巧合？这自然也是尼布尔为死者鸣不平的缘故。不过，就算林内乌斯是有意而为之，也不至于像尼布尔设想的那样不堪。侮辱践踏人格这种说法，还是言重了。他这么做也是情有可原吧。他只是碰巧对上了事实。他了解彼得·福斯科尔也很清楚，要纪念这个男人的荣誉，用兰花和玫瑰，是不相宜的。如同杰里姆城外的沙漠坟冢旁，开不出一朵娇弱的花儿。美丽与芳香都会消损完尽，自然都不是福斯科尔的写照。唯有强烈的、炽热的、持续的、侵蚀的、令人产生疼痛感受的……才是他的个性所在。回看那四个流芳百世的形容词：tenacissima、hispida、adhaerens、uncinata，邦硬而倔强、野生而狂热、棘手而执拗、棱角分明而锐不可当。在世人心中，彼得·福斯科尔即是forsskalea，一株会蜇人的——荨麻草。

4

经历了彼得·福斯科尔从生病到去世的那段日子，远征队前前后后也耽搁了不少行程，时间一下子变得格外紧迫，的确是连一天也浪费不起了。眼下距离英国轮船从穆哈出发还有不到一月的时间，可是他们到萨那的路途却连一半都没走完。福斯科尔下葬的第二天，尼布尔、博朗芬、克拉默、贝里格伦就从杰里姆出发了，他们要继续穿越大山的旅程。这一走，听上去有点儿砥砺前行的味道，仿佛他们此时是带着不畏艰险的必胜决心。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虽说他们正向着这场远征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地进发，但这一行人其实深感前途渺茫，不过是心照不宣罢了。在杰里姆历经的种种让所有人都觉得自己的生命岌岌可危。福斯科尔是他们所有人中最精壮的那个，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如果连他都会那样一命呜呼，那么他们这些人还有什么指望呢？尼布尔的伤寒发热症状反复发作，持续数月而不见好转。就在最近几周里，博朗芬和贝里格伦的身体也是迅速走下坡路。这寒热先是奇袭，继而埋伏，什么时候会正式发动总攻？今天？明天？一周时间内？到那时他们将会忍受怎样的痛苦折磨？眼看在这个国家的征途就将结束了，而阿拉伯菲利克斯，却像是受了诅咒一般厄运不断，难道是要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特别是尼布尔。在经历了一系列不幸之后，他受到的打击十分严重。首先是失去了福斯科尔，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位情同手足的队友。自冯·黑文不作为开始，远征大任自然就落到这二人肩上，而他俩不仅责无旁贷，更是联手齐心，立志共同成就这番辉煌事业。不仅如此，远程开始一年多后，福斯科尔俨然已成为团队各个方面的领导核心：他负责与阿拉伯人协商接洽，他拟定计划，他带领大家去执行，去落实，去实现。如今呢，留下尼布尔独自一人承担这份重任，孤立无援，身边的博朗芬和克拉默虽然比他年长，但都不中用，且不说这二人行动力很弱、决策力没有，就到现在了，他们连阿拉伯语还不会讲。

一切让人感觉无望。尼布尔开始深深怀疑他们是否有人能活着返回家乡，这怀疑也加重了他的另一个担忧。如果整个远征队全军覆没，那所有辛苦所有心血换来的成果，该怎么办？那些装满福斯科尔的标本的大木箱子，交与谁照管？尼布尔现在带在身边的，有七大包裹都是福斯科尔的手稿，此外，还有他已经写了1000多页的日记，更不用说，还有他的地图和各种天文数据，博朗芬绘有乡野风光、城镇、衣着服饰、植物动物的所有画作。若是远征队无人生还，那谁来保管这些财产，把它们带回哥本哈根？如果整支队伍就这样消失在茫茫山际间而没有任何成果幸存，那么故国以及整个欧洲，又会作何评论？难道说，这些年历尽艰险沥尽心血而换来的所有成就，最后竟落得个一朝毁之全部归零的结局？

他儿子写道：“这是父亲在远征途中的一个节点。当时他被那种绝望的感觉紧紧捏住了咽喉，却连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到后来，他发现自己其实陷入了一种无力状态，甚至由于长期以来一直如此，已经习焉不察。这也是欧洲人在热带国家，饱受疾病及忧惧折磨时，常常会有的生理反应。”继离开杰里姆以后，尼布尔屡屡精神不振，加上前面这次突如其来的中途停搁迁延过久，于是在接下来的旅途中，即便清楚霍达法和扎菲尔两地的村庄很有历史价值，他也只是打马而过了，既没有深入其中仔细考察，也没有抄录那里的希米亚里特语的铭文——这些铭文倒是成了19世纪几次远征的目标任务。7月13日晚上，他们抵达达马尔。这是一行人从杰里姆出发后的第一个夜晚，落宿时，向来审慎的财务负责人非但没有选普通客栈，反而租下了一间房子，房租交了整整一个月的。赶了一天的路，鞍马劳顿，本来以为能让大家伙儿好好休息一晚，谁料想这薄愿却也成了奢望。真是宿不逢时，这天夜里恰好发生山石滚落，于是一宿惊心动魄。可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天贝里格伦卧病在床，已是起身都难，但其他人还得继续赶路，只能留下他听天由命了。

不完整、不集中，势单力薄，死气沉沉。眼下，尼布尔、克拉默、博朗芬，正走在漫漫远征路途的最后一段。一路无话。每个人都陷入了自我沉思。甚至都没留意到一群阿拉伯人借口要咨询克拉默医生而一直好奇地跟着他们。这个时节正值雨季，雨水来得格外凶猛，每天下午雷暴一过，他们的衣服行李也就都湿透了。仍旧是一程无话，除了紧伏在驴背上，任凭寒热在内灼烧着他们的身子，任凭雨水在外倾盆而下。随后，7月16日的黄昏时分，仿佛否极泰来般的，暴雨顿止，天地廓清，太阳破云而出。彼时他们在骑行途中，经过了一些富饶庄园，周围还有大片果园，园子里满是葡萄藤、核桃树、杏树，果子都已透熟。树上的叶子滴滴答答落着雨珠，道路上的小水洼映着夕阳的最后一抹红晕。再绕过一道弯，霎时间，山村风光现于眼帘。三个男人当即勒骑驻足，静默俯瞰。山谷、房屋，雨后停留在半山腰的水汽还尚未散去，袅袅升起的炊烟探入其中，混融一体了。天地此刻沉浸于寂然之间，万物莫不如此。近前还有一只食蜂鸟栖于枝头，默不作声地端详着三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他们虚弱至极，乍一看到如此景色，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良久才确认，山谷间的这座城市确实不是寒热患者看到的海市蜃楼。是真实的，空气中弥漫的新鲜泥土芳香是真实的，树叶上的雨珠滑落的滴答声是真实的，振翅飞起又落回同一枝梢上的绿色食蜂鸟是真实的。眼前的确不是幻象。是萨那，是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首都。经过这两年半以来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了。

尼布尔、克拉默、博朗芬，三人仍旧穿着各自的阿拉伯长袍，这长袍还是他们当时在埃及买的，经过天长日久地穿着磨损，已经破旧不堪，满是尘土灰泥。再往上看，是三人憔悴枯槁的面色，数日来饱受疾病折磨的他们，此刻看上去更像是一帮将要饿死的土匪强盗。他们一致认为，眼下不能就这样衣着褴褛地直接进入伊玛目的城市，因此他们暂且先到附近的咖啡小茅舍里稍作休息调整，换下这一身脏烂行头。只不过他们所有衣服中最显风度的，也就是之前君士坦丁堡入手的那些土耳其服饰了。虽说在此地穿一身土耳其服装不太相宜，但好在这些衣服干净整洁且不破旧。等到梳洗过后，把胡须也修剪过了，他们就换上这些干净衣服。整装完毕，随即出发，继续沿山路而下。上路没多久，只见一个阿拉伯人向着他们快马加鞭而来。此人在他们面前勒马停住，看上去好像颇有地位，自我介绍时措辞也颇为讲究。他是伊玛目的国务大臣法基·艾哈迈徳的文官。他说，伊玛目对他们的到来真是期待已久了，每当有传报说他们即将抵达，伊玛目就派他骑出城外前去迎接，并转告他们，陛下为之安排了一处居所，供其自行支配，意欲停驻多久都可，全凭己愿。

这一晚睡得踏实啊。风餐露宿漂泊无定的日子过了这么久，他们都快忘记躺在真正的床上是什么感觉了。第二天一早，他们正坐在那儿喝着咖啡，伊玛目的见面礼就送到了——这礼物之丰厚，都可以一字排开了。除了绵羊五只，另有三匹骆驼满载而来：厨房食用油、蜡烛若干、稻米数袋、各种菜蔬。随礼而至的还有伊玛目的口谕，说自己正忙着为军队支付薪水而实在抽不出身来，请三位原谅他这两天不能接待他们。尼布尔在日记中对此耽搁表示强烈反对：英国轮船起航的日子，他一直牢记在心，可是眼下他们身为客人，还没受到伊玛目的召见，若是就这样在萨那城里四处奔走的话，又显得太不礼貌了，所以耽搁的这两天意味着他们得在那处居所里无所事事地度过。不过话说回来，这两天时间也能让他们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好转。他们的精神的确恢复了不少，因为贝里格伦也从达马尔赶过来了。这个坚韧刚毅的瑞典人奔波了一路，看上去有点疲惫，有点困倦。他坦言，自己走这最后一程真是举步维艰，比当初在普鲁士打的任何一仗都要吃力，可又别无选择，只能沿着这条通往萨那的路一直走下去。一路上，人们只要一看到他的模样，就拒绝给他提供任何住所，因为他们害怕他会死在自己那儿。后来有一个地方的人们找了一头驴子给他，就是为了摆脱掉他——让他骑上驴子赶紧离开。

眼下远征队凝聚在一处，大家的精气神也都再一次恢复起来。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尼布尔吃着葡萄，得以暂缓，得以暂时抛开对过去的悲哀和对未来的忧惧：“那是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我们生活得如此舒适。这栋房子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布置得十分妥帖，房子周围被一个大果园环绕，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果树，看起来都像是野生的。那是一个充满阿拉伯风情的果园，建有喷泉和池塘，绿树成荫，随处可栖。”

两天之后，7月19日，他们受到了伊玛目的接见及招待。这天正午之前，法基·艾哈迈徳的文官来接他们去王宫。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宫殿里可以说是事无巨细地精心准备了一番，彼时都已安排妥当。阳光明媚，广场上仿若洒满碎金，马匹、侍从、各级官员陈列其间，把整个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后来伊玛目的马官到了，他手执一根大棍棒，一边吆喝着一边向前，众人纷纷退居两侧，如此，一条通往殿内的大道清理出来了，远征队成员得以进入。卡斯滕·尼布尔是他们之中唯一会说阿拉伯语的人，遂作为领队。此刻，这位出身于沼泽湿地而自学成才的乡村小伙子，要面见阿拉伯菲利克斯的伊玛目了。以下就是尼布尔讲述的他与国王陛下的这次会面：

这次晋见是在一个大厅内进行的。此厅极为宽广，呈矩形结构，其上覆有拱形圆顶。大厅中央设有一座喷泉，泉水喷涌而出，射向14英尺的空中。水池后面是一段升高的平台，再往后又有一座高台，那里便是伊玛目的御座所在了。自喷泉至平台周围的整块地板上，都铺着波斯地毯。至于王座，则设在那方形高台之上，台面上铺着丝绸，座上置有三大块靠垫，皆为上乘质料，做工精美，其一放在伊玛目身体后面，另两块置于左右两侧。而王位上的伊玛目本人，则是以东方传统盘坐，两腿交迭于身体下方；穿一件明绿色短罩衫，两袖宽长肥大，外面披着金色斗篷，开身，沿胸膛垂于身体两侧，在中间系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伊玛目的儿子们站在他的右手边，左手边站的是他的众弟兄。在他面前的那方平台上，站着他的国务大臣法基·艾哈迈徳；再往下一阶，就是眼下远征队所在的位置。剩下的便是各级阿拉伯领导人，他们依次分列于大厅两侧，靠墙而立，其队伍之长，一直延伸到厅门那里。

我们就此穿过厅廊，被径直带到伊玛目跟前，亲吻他的右手背、掌心，还有沿其膝盖垂落下来的一边衣角。对于一个人来说，在受阿拉伯王子接见时，这三项亲吻礼仪中，通常只有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因此，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如果王子伸出掌心来让其亲吻，那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整个大厅里肃穆庄重，寂然无声。就在我们触及伊玛目的右手时，忽然听到传令官的大声高呼，那话意思倒很明显，大概是说，真主保佑我伊玛目，真主与他同在。殿内瞬时响应他的这声高呼，在场所有人都跟着重复，那声音听来极为悠长深远，仿佛发自丹田之气。由于我是走在最前面的，我当时就一直在想，到时候一定要尽可能地用流利的阿拉伯语来表达赞美；但是想的过程也不妨碍我留意观察整个殿堂，其壮观华美，恢弘气势，在阿拉伯半岛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曾见过。可必须得承认的一点是，我着实被他们的呼声吓了一大跳。特别是我触及伊玛目手的那一刻，他们就在那时开始大声呼应的。但我很快又恢复了镇静，因为当我同事接过伊玛目的手来行吻礼时，他们又一次开始高呼。就是在那一霎那我忽然想到了自己的家乡，觉得眼前的仪式像极了我们的“三呼万岁”。

卡斯滕·尼布尔听不太懂萨那的地方话，因此他与伊玛目的交谈不得不借助于一个翻译来进行。由于他并不想对这场远征的目的及动机展开详细述说，他便解释到，他们都是丹麦人，此次穿越红海而来，因为这是抵达丹麦殖民地德伦格巴尔的最短路线。他们希望能在这趟旅程中考察伊玛目领导下的这片大好河山，世人都晓得这里是福地，既富饶，又美丽。很多事情尼布尔连提都没提。他没有说他们为了这份光荣差事丧失了两名同事，他也没有说他们在穆哈期间破费了50威尼斯达克特，他更没有说，杰里姆和达马尔的人民都是用石头来向他们表示欢迎的。他说的是，他们的旅程无论行进到何处，都是一路平安，足见伊玛目治国有道，他还强调说，这样的夸奖在伊玛目听来定是意料之中的事吧，就像后者一定知道自己的子民，这片土地上无论何处的子民，在迎接他们时，定是热情好客、体贴周到、以礼相待的。随后他便示意其他人将他们的“罕见之物”都陈列出来。首先亮相的是放大镜和望远镜。他们这个业余马戏团也算是身经百战了，这一回又献上了精彩演出：伊玛目看到了远处的人们头下脚上地在空中漫步，也看到一只虱子变成了一只庞然大物。尼布尔还展示了他们的气压计和罗盘，博朗芬的一些绘画，还有一些版画、地图和图表。最后，他们向伊玛目和法基·艾哈迈徳献上自己准备的礼物：手表以及福斯科尔的部分仪器。如此，陈列展示的所有物品都很受欢迎，无一挑剔，无一质疑。等到远征队返回住处时，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个钱包，里面装着价值99科码西的钱——也就是3达勒——全是面额很小的硬币。财务负责人倒是对这个奇怪的回礼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伊玛目给钱的形式，实在有点特别，他似乎就是专门给我们硬币的。不过，反正在市场买任何东西都得付现钱，或许，这就是阿拉伯人无微不至地为他人考虑的一面？给我们这么多小子儿，可能是觉得，这样一来，我们就省去大面额兑换的麻烦了。”

在伊玛目的接见之后，远征队成员也就获许在首都城中自由行动了。尼布尔随即展开对这个城市的地图测绘工作。然而，由于他们抵达这里的消息早就传遍了大街小巷，总有一帮好奇的围观群众会在他工作过程中产生干扰。于是他只得放弃使用星盘和罗盘测取角度方位，转而拾起在埃及时用的老法子来：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路，实则在用步子测量街道。等他完成了地图的草图后，他便开始试着了解这座城市的贸易情况——这是以前他和福斯科尔经常会做的一项工作。他考察了这里的大型市场，记下那些集聚了各种贸易的大街小巷：食用油、木炭、铁器、葡萄、玉米、黄油、盐、面包，最后一项永远都是正在出售（几乎在阿拉伯半岛的所有地区都是如此）。这座城市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市场，里面有允许拿衣服以旧换新的摊位，还有很多摊位专卖来自土耳其、印度、波斯的各种货物：药草、药剂；梨子、杏子、桃子、无花果，既有晒好的果干，也有新鲜的水果。许多街道上的营生五花八门：铁匠、鞋匠、马鞍匠、裁缝、帽匠、泥瓦匠、石匠、金匠、装订工、文书。所到之处，各种新鲜菜蔬瓜果琳琅满目，单单就葡萄来说，尼布尔仔细数过了，起码有20种。

阿拉伯菲利克斯的首都完全超出远征队的预期。萨那是真正的人间天堂。更有幸者，在上次晋见过后，远征队受到来自各方名贵要人的友好接纳。在这里，无一人向他们敲诈勒索，无一人向他们扔石头砸窗户。伊玛目亲自为他们找好一处居所，比远征途中住过的任何地方都要舒适。眼下，伊玛目还邀请他们在这座城市客居一年。且不说萨那是此次远征的主要目的地，就说他们在开罗也曾逗留过一整年的时间，如此看来，他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满怀感激地接受这份慷慨的邀约呢？这一年结束后，英国轮船还会再次返回穆哈，到那时再带上远征队前往印度，从而经由德伦格巴尔回到家乡。这其中的好处与方便真是不言自明的。与其匆忙仓促地踏上返回穆哈的凶险路途，还不如在萨那静享一年悠长安宁的时光——在这或许是最好的生活条件下——养足体力，恢复精神，潜心做自己的调查研究。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是啊，有百利，有百利。怎样呢，尼布尔真是毫不犹豫——他，拒绝了伊玛目的邀请。

尼布尔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对此给出解释说明。究竟为什么决定返回呢？他在日记中口若悬河般地作了一番自我剖白。起码，有五个理由。首先，两位教授已不在人世，队中无人能够在这个国家展开语言学和自然历史方面的调查研究；其次，尼布尔到目前为止所做的准备工作，足以让他绘制出一张十分详尽全面的也门地图；再次，尼布尔对伊玛目的残忍行径已经有所耳闻，好些人落入其手，都惨遭迫害；又次，前车之鉴，穆哈酋长和塔伊兹酋长曾多次刁难为难他们，尼布尔不希望远征队再继续遭到这些地头蛇的欺压凌辱；最后，则是大家都担心这里的恶劣气候进一步妨害他们的身体健康。

事实上，尼布尔之所以会拒绝伊玛目的友好表示而想迅速离开萨那，缘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也就是他在日记中没有直言明说的那一点。他们不只是担心，他们是真的怕了。冯·黑文和彼得·福斯科尔的死亡如出一辙——这是他们有目共睹的：病情一旦恶化起来，就迅速瓦解整个人的身体及意志，可却弄不清楚究竟为何，包括克拉默，对此也是无能为力。他们内心非常清楚，这种疾病已经在自己身体内部潜伏下来了，所以他们害怕，害怕自己也会不久于人世。还不仅如此。最坏的假设是，如果他们所有人员都命丧萨那的话，那么，远征的各种文件、记录、收集来的标本，也将没有机会回到哥本哈根了。那么整个远征大业功亏一篑，也就一无所成。这其中利益之损害，此刻也是分外清楚了。尼布尔的身体仍旧没有痊愈；原本笔耕不辍的博朗芬也是连续数周都没有画画了；贝里格伦被寒热折磨得痛苦不堪；抵达萨那之后，克拉默也开始抱怨这种莫名其妙的“寒冷”。这便是尼布尔果断决定离开的真正原因。立即动身返回穆哈，是他们拯救这两年多来的所有精神劳动成果于水火的唯一机会了。死亡之神如不速之客，一个接一个地登门造访，站在他们每个人身边悄声耳语，发表了同样的恐吓和威胁。如果他们还想逃离死亡的手掌心，他们就必须逃离阿拉伯菲利克斯。

英国轮船说不定在8月上旬的哪天就起航了。晋见伊玛目那天是7月19日。由此满打满算，他们也就还有14天的时间。而尼布尔一开始做的计划——是在7月20日离开萨那——不免太过乐观了。因为眼下又是被迫无奈的迁延耽搁。首先，一场精心筹备的告别盛宴已经由伊玛目安排下了。送往，迎来，基本无二，还是那些仪式过场。可这一回却不只是一钱袋的小额硬币的问题了。尼布尔，作为远征队的核心领导人，被赠予了一套传统服饰——是只有阿拉伯贵族才穿得起的。伊玛目同时还给远征队送了骆驼和驴子，以作他们回程时的交通运输工具。最后作为告别礼，他还给了他们很多钱——价值200达勒。一下子倒让尼布尔有点手足无措了，这么多的赠礼钱财，如何接受是好，要是接受了会不会显得他们有失礼仪和尊严？不过，一想到在穆哈时曾被诓去的50威尼斯达克特，他就说服自己收下了。此事尚且如此，然而还有一事耽搁了回程。最后的这次欢送宴上，尼布尔不怎么在状态。就在那个金碧辉煌满目琳琅的厅堂之上，他不幸又一次遭到风寒奇袭。从尼布尔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他的身体状态很不乐观，整个人如坐针毡，以至于这位最有礼貌的人不得不向伊玛目失礼了，他恳请后者允许他到外面的阴凉地里坐一会儿——或许能稍缓体内难耐的发热症状。可怜的尼布尔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不料在受到伊玛目接见之后，新的麻烦又出现了。这回都是供他们使用的那些骆驼惹出来的好事。因为好些掮客从中看到了商机。这些人以为远征队是做买卖的，以为自己掺和进来就能从中抽得利润。于是这些无赖掮客各种造访，远征队又不得不费口舌，向他们解释，消除误会。就这样，一连好几天的宝贵时间就这么浪费掉了。直到7月26日，这支小型商旅才做好起程准备。

一身阿拉伯装束的尼布尔

尼布尔穿着萨那伊玛目送给他的阿拉伯民族服饰。

可是此刻又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尼布尔必须要在两条返回路线中做出选择，一条是原路返回。也就是说，主要道路得经过塔伊兹；另一条则是不经常走的路线，需要穿越危险的人烟稀少的山区地带，经由莫夫哈克和萨姆富尔，抵达拜特费吉赫。尼布尔决绝地选择了后者。路途非常遥远不说，交通也不方便。但是他宁可在破旧的咖啡小舍里歇脚落宿，也不愿意再次被杰里姆和塔伊兹的两位酋长玩弄于股掌之中。为此，他确实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就算是要绕一大圈弯路也在所不惜。不过尼布尔选择走这条路线，除了能避开以上两个地区之外，其实对他要绘制的也门地图有很大价值，因为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弄清楚从萨那直线延伸到拜特费吉赫的整条路途的地理概况了。

与时间的赛跑就这样开始了。四个寒热受虐者为了及时抵达穆哈，真是披星戴月，马不停蹄。但很快尼布尔就意识到，这是他在也门走过的最为艰难的路途了。在莫夫哈克境内，他们片刻也不敢停留，一直强力行军。大雨滂沱，倾盆而下。骆驼在泥泞海河中举步维艰，时不时还有山石坠落。到7月30日，他们快要抵达哈利西的村庄了。紧接着在前面负责赶骆驼的领队却突然停了下来。无法继续前行。眼前这条窄路沿着悬崖边缘延伸下去，而大雨却给冲出了一道陡峭沟壑，足足好几码宽。根本不可能带着骆驼穿过。其余的阿拉伯人跟上来后也是一致同意，眼下无路可走了，又没有其他道路通往拜特费吉赫，他们必须掉头返回萨那。但对尼布尔来说，这么做无异于是在也门继续停留一年。他立刻下令给这些阿拉伯人，从山脚下搬石头，堵住那水流的深凹处，这样一来，骆驼就能通过了。但尼布尔没有领导派头，言行缺乏威严，所以那些阿拉伯人只是耸耸肩，拒绝遵从命令，他们说，要是照他说的做，那得起码耗费两天时间才能把沟壑填上。怎么办呢，尼布尔只得走到克拉默、博朗芬、贝里格伦面前。看来他们必须亲自动手了。于是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这四个病人就吃力地拖着石头往沟壑里填，而那些阿拉伯人则是袖手旁观，一直旁观，一直旁观到他们发觉，几个欧洲人还真的要把沟壑填起来了，直到这时，他们才一个个地伸出援手来帮着搬石头。差不多黄昏时分，终于填得可以让骆驼走过去了。继而太阳下山，他们随后抵达萨姆富尔，到那儿时已是精疲力尽，不想混乱之中，尼布尔竟把罗盘弄丢了。

第二天一早，仍旧是大雨如注。天才刚拂晓，他们就继续上路了。这一天之中，他们光是在塞罕河[35]中涉水的次数，少说也得有12回。他们自身早已是里里外外全部湿透，都湿得麻木了，再湿也无妨了，但是骆驼不行。就骆驼来说，涉水所耗费的时间是一回比一回长。所以都到傍晚时分了，他们还没能走出哈茨吉尔。

过了这一晚，就迎来8月1日了。可到穆哈的路程他们就连三分之一都还没有走完呢。尼布尔当机立断，他们必须加快速度前进，减少中途的停歇休息，日行2倍路程。就在这天夜里，他们抵达拜特费吉赫。

最后这一段行程总算把他们带出这片暴雨地带了。进入沙漠区域，高温又把他们团团笼罩，无论是人还是骆驼，都像背上了更重的负担。在拜特费吉赫，尼布尔同意休息一天，但条件是他们必须在日落时再次出发，利用晚上时间的凉爽，快快赶路。眼下终于是尼布尔熟悉的地区了，他可以继续增加他们赶路的速度。接着8月3日一早，他们就抵达泽比德了，这里的酋长给他们提供了粮食和新骆驼。是日傍晚，他们继续向着谢尔德舍进发，并于深夜时分抵达——这比他们预先估计的要快。然而就在咖啡小茅舍里休息了一个钟头后，尼布尔下令让大家再次出发。于是，在8月4日日出之前，他们抵达了迈乌西德。这个村子坐落于海岸边上。随着太阳沉入红海之中，红海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火红灿烂。彼时他们又一次跨上驴子，扬鞭而去。12个小时之后，尼布尔便可以把这最后一程记入日记本中了。他写道：“8月5日，上午9点，旅途结束，精疲力尽，我们再一次进入穆哈。”

但是，尼布尔、克拉默、博朗芬、贝里格伦，却没能实现他们此行的心愿。他们用尽最后力气赶到海港码头。只一会儿的时间他们就明白了——他们来晚了。英国轮船已经起航。

5

这四人从萨那骑到穆哈，真可谓疲命拼尽，生死置之度外。我们只需比较一下去时的天数和里程，就知道回程时他们是如何不顾一切地赶路了。追踪卡斯滕·尼布尔日记本中的这段日期，可以看到，远征队是在6月9日离开穆哈的，而7月17日才抵达萨那。整段旅程占去38天时间，中间包括在塔伊兹和杰里姆度过的日子。也就是说，去时实际用在路上的时间是16天。再看回程，他们是7月26日离开萨那，8月5日抵达穆哈。考虑到最后抵达时是在清晨，所以要计算的行途时间应该到8月4日为止。换句话说，他们去程用了16天，而回程只用了9天，且不说他们返回时走的是更长的路线，暴雨如注，寒热交迫，渡河涉水，道路冲毁——还得亲自修好方能继续向前拼命跋涉。而骆驼的前行速度是不变的。这就意味着，实际上他们每天行进的时间之多，是之前的2倍。

奔命、过劳、透支，身体哪能承受得住？既是如此，那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了。眼下他们虚弱无力，不堪一击。身体崩溃的主要因由还是在于两地气候的剧烈反差。山区的萨那，空气轻薄而舒爽；哪像位于热带的穆哈，空气滞重而闷热，让人喘不动气。再加上积劳成疾，才进入穆哈不过三天，尼布尔就卧病在床，与一场高烧殊死搏斗，昏迷不醒。两天之后，就轮到了博朗芬。再一天，连克拉默和贝里格伦也扛不住了。就这样，四人都倒下了。眼下距离冯·黑文去世还不到三个月，远征队剩下的四名成员还是躺在那幢房子里，却都是卧病不起，卧的还是同一种病。

确实都很受折磨，不过好在痛苦中还有安慰。那是他们刚刚抵达的第二天，尼布尔特意去拜访那些英国商人——其实只是为了确认一下——没想到他们中有一位还留在城里没有走。此人名叫斯科特，尼布尔在日记里记述了这位英国朋友对四位病人的照顾有多么周到体贴。“他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欧洲吃食，这在当前情况下，对于原本只能吃上阿拉伯食物的我们来说，简直是比收到神丹妙药还要好呢”，尼布尔说道。不仅如此，斯科特还带来了更重要的提神剂，足以安抚他们归来后的失望情绪。那就是轮船的事。其实驶往印度的轮船只有三艘。由于他们卖给阿拉伯人的货钱还没收齐，这第四艘轮船就只得推迟出发时间了。至于它目前没有在码头停泊的原因嘛，则是斯科特——为了充分利用中间耽搁的这段时间——派它往吉达运货去了，等把那一船的咖啡送到，预计在8月的最后一周就会回到穆哈。

这个英国人果然预料得不错。8月20日，那艘轮船再次停泊在穆哈码头。但与此同时，丹麦远征队成员的情况却还不及先前了。在接下来的这一天，也就是1763年的8月21日，当他们离开阿拉伯菲利克斯时，只有卡斯滕·尼布尔一人能够站起来走路。而克拉默、博朗芬、贝里格伦三人，都是被抬上船的。

由于仍有一些阿拉伯人的货款还未收齐，船长约翰·马丁一直等到8月23日下午才拔锚起航。他什么船货都没载，印度那边并不稀罕咖啡豆。如果非要说载了什么货物的话，那就是钱了。都是当时随船运到穆哈的那些货物换来的钱款——将近25万达勒，全部是现金。剩下的那部分随船货物呢，则是一打大木箱子，装满了干鱼和各种软体动物；七大包手稿，门类繁多；一个大文件夹里，夹满了压扁的植物。如此相较之下，后者的那些玩意儿实在显得无足轻重，不值一提，放在约翰·马丁船长驾驶的这艘要穿越印度洋的双桅帆船上，看上去就像鸡毛蒜皮一样无所用之，仿佛丢了也不足惜。

在北风轻柔的推动下，两天之后，轮船抵达非洲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海峡。毕竟是海上空气新鲜，尼布尔的精神为之一振，终于可以再次拿起仪器了。他记得米凯利斯教授有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惑。也就是说，在他当前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否曾有一条连接起非洲与阿拉伯半岛的陆路，如果真有的话，那这条陆路得有多长。教授对此持否定看法。而眼下尼布尔不仅测定出圣安东尼海角的纬度，还作了多次的声距测量，因此，他现在已经可以回答教授的这个疑问了。

8月26日，起风了。没过多久，非洲及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也消失在他们身后，再也望不见。此时，克拉默也有所好转，起码能让自己走到甲板上透透风；但博朗芬和贝里格伦的状况却很不乐观。卡斯滕·尼布尔写道：“克拉默先生的身体状况，应该是从上船的那一刻开始好转的。但博朗芬先生却是每况愈下，光景一日弱似一日，到8月27日傍晚时分，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可他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了。从那时起，他便陷入了深度昏迷。后来我想给他吃一点营养品或是一点药，却发现怎么都叫不醒他了。就在这样的不省人事里，他于8月29日午前11点左右，彻底离开了人世。”

“对于这位画家应当得到的赞扬和称颂，我想用四个字来形容：无以言表，或溢于言表。他手执画笔，留下了多少作品啊。那么多的城市景观、各地的传统服饰，尤其是他为福斯科尔先生绘画的自然历史标本……他的能力与他的勤恳，这些便是最有力的说明。他不仅是一个画家，更是一个雕刻家，可是他很不幸，他不能返回哥本哈根了，也就不能亲自把他的画作刻到铜版上。我真心为他，为他的不幸和不能，感到悲哀和痛惜。而我们的侍从贝里格伦，也是在运上船时就已经病得很重了。他之前曾在波美拉尼亚对抗普鲁士的战争中，为一名瑞典骑兵上校效劳，远征这么久以来，他从哥本哈根开始就一直跟随我们。他的身体非常强健结实，原本在阿拉伯半岛远征过程中的艰难，对他来说是完全能克服的。然而现在，他已经承受不住了。在博朗芬先生去世后的次日，也就是8月30日，他也去了。至于两具尸体，都被抛入大海。”

从阿拉伯菲利克斯起程才不过一周时间，远征队就减少到只剩两人了。

说到哥本哈根那边。光天化日之下，波光粼粼的印度洋上已经完成了两次下葬，而哥本哈根那边呢，自然是对整个连环死亡事件还一无所知。一连数月以来，伯恩斯托夫还在继续写信——给那些已经死去多时的成员——强行下达指示和命令，最后等他终于收到讣告时，一整年的时间都已经过去了。1764年8月1日，三则用红字印刷的“杂讯”，出现在《皇家专报》上。首尾两则极为简短。第一则是在汇报国王陛下“再次出城前往布雷根特庄园”。最后一则也是只有一句话：“一男子因负债逃往城外。”在这两条国内新闻中间夹着的，则是一条信息量非常丰富的资讯：

我们刚刚得到确切消息，有一则非常不幸的新闻要宣布。无论是科学爱好者，还是考古研究人员，一定对阿拉伯远征有所了解。这场远征是由国王陛下发起，斥巨资打造，方方面面精心准备，倾注了无限关注与心血，并由著名的米凯利斯担任顾问，出谋划策，最终组织起一支学术考察远征队。这支队伍用了8个月的时间横越阿拉伯菲利克斯，兢兢业业无有一丝倦怠，深入探索了那片土地上的每个角落，完成了各色各样的价值收集，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然而，在万能上帝的意愿之下，他们命途坎坷，可叹可怜，所有人接二连三地被疾病击倒，只有两位死里逃生。另外三位，都抱病而终了。冯·黑文教授和福斯科尔教授，分别于去年5月25日和7月11日相继离世。随后博朗芬先生也被死神夺取生命。最后还有一位瑞典侍从，也随他们而去。就此剩下的两位幸存者，工兵上尉卡斯滕·尼布尔，和克拉默博士，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走投无路之际二人不敢有片刻拖延，只得于去年8月23日从穆哈动身，前往东印度的孟买去了。

等到这则告示刊印出来时，由于滞后性，它的表述并不完整。因为就在那时另一起死亡也已发生，不然这则告示就是精确无误的了。所幸这场远征还是按计划正在执行中，因此所有牺牲，也算是没有白白葬送生命。

但是仍旧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福斯科尔曾在远征开始的第一天就产生了这个疑惑，在日记里，他问自己，为什么阿拉伯菲利克斯被叫作“福地”。真是想不通这样一个古怪的名字到底从何而来。那片土地被称作“福地”，难道是说，它是人间专门掌管“命运”的领地？他们所有的信件和日记，都应验了。冯·黑文宣称自己要在那里待上两年时间。三个月后他便不在人世了。彼得·福斯科尔说那里一定能许他一个功成名就的未来，让他的研究成果震撼整个科学界。三个月后他在杰里姆被死神拖走了。他们抵达卢海耶不过六个月的时间，尼布尔就在萨那意识到，如果幸存者还要继续留在阿拉伯菲利克斯的话，那就等死吧。

这个回答，算是很接近正确答案了。冯·黑文当时要是花大力气好好研究的话，他是能够窥探究竟的。倒不是因为他对诗歌的兴趣，关键在于他是一个语言学家。

这个谜题其实是在一个误解之上产生的。因为“阿拉伯菲利克斯”这个名字是一个翻译上的错误。就是我们当代称呼这个国家的另一个名字，“也门”，这个字眼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在阿拉伯语中，“也门”最早是表示“右手（边）”或“右边”的意思。但是当阿拉伯人想要“确认”地球上的四个方位时，他们总是会面朝东方，就像在欧洲辨别方向时自然会朝向北方一样。因此，“也门”这个词，起初就是“右”的意思，到后来“南”的含义也就出现了。所以说，何为也门？只是坐落于右方的一块土地罢了，只是朝向南方的一块土地罢了。众所周知，阿拉伯人视右边优于左边。“左”在当今的阿拉伯地区仍有“肮脏”的意思，是被视为次一等的，差的，不及“右”；而“右”或“也门”，则逐渐演变成带有“幸运的”（“福气的”）或“有裨益的”（“仁善的”）的含义。“阿拉伯也门”一词，在一系列的曲解翻译后，就变成了欢欣鼓舞的阿拉伯（eudaimon arabia）、阿拉伯福地（arabia felix）、凤凰于飞的阿拉伯（l’arabie heureuse）、幸福快乐的阿拉伯（das glückliche arabien）。这个词语的真正含义，其实就是“阿拉伯半岛南端”。

卡斯滕·尼布尔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是他再也没用过“阿拉伯菲利克斯”一词。他就把这个国家称作“也门”。饱经忧患，备尝艰辛之后，这片土地再也不是他心中的人间福地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在日记中写道：“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不希望由于我们的悲惨经历，欧洲君主便不再支持这种类似的远征考察，我也不希望学术界的专家人才由此对这种远征望而却步。要是我们能对‘寒热’症候多加警惕和防范，要是我们从一开始就依照东方本土习俗生活，要是我们远征队每一位成员彼此之间更多一点信任，少一点因怀疑和争斗而带来的怨恨和挫败，那我想，或许我们全体都能幸福快乐地回到欧洲。”

当尼布尔说到“幸福快乐”的时候，言外之意也很明显。他是个不相信空话的人，也不迷信于那些措辞表达。什么“阿拉伯菲利克斯”，什么“幸福快乐的阿拉伯”，或许他不曾真正相信过。但毫无疑问，彼得·福斯科尔和冯·黑文相信它存在。这二位都对“幸福快乐的阿拉伯”深信不疑，即便两人信奉的都算不上是同一个国家：对前者来说，此地意味着机遇，能让他取得重大的学术成就，为自己博得荣耀、功名、利禄——丹麦国王承诺的终生抚恤金；而对后者来说，此地意味着钱，意味着余生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在这两个人中间站着的，是一个沼泽湿地农民的儿子。他既不是教授，也不是博士，更不渴望成为远征队的核心。他什么也算不上。但是，等到远征亡命，残余几人生死未卜地被载离阿拉伯菲利克斯之后，唯一一个还立于人世间的，就是他了。

[31]卡斯滕·尼布尔这番一针见血的评价，深受后世认可，即福斯科尔的两位传记作家——卡尔·克里斯滕森（carl christensen）和亨里克·许克（henrik schück）——很相信这番评价，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他们算是唯一关注并研究过丹麦远征队的人了。——英译者注

[32]哈来姆（harem），尤指旧时某些穆斯林社会中富人的女眷，即前面提到的土耳其富人的“女眷”。

[33]“苦难之路”（via dolorosa），位于圣城耶路撒冷，从耶稣被审判的地方起，到他被埋葬的地点（今天的圣母教堂），共分为十四站。

[34]马丁·瓦尔（martin wahl，1749—1804），生于挪威，丹麦植物学家、动物学家，曾在乌普萨拉拜于林内乌斯门下研习植物学。

[35]也门的河流都是时令河（季节性河流，如我国的塔里木河的下游地段），这些河流只在一年之中的丰水期可能有水流，其他季节都处于干枯状态，因此也门属于无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