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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队成员登上风帆战舰“格陵兰号”之后，受到了指挥官菲斯克的友好接待，包括旅途各种所需也都已为他们准备妥善。在船长亲自带领下，这些饱学之士来到船上最好的两处舱室，连人带书籍、纸张文件、仪器设备等，一并安置妥当。这场盛大的远征就要开始了。

然而，他们并没有在1月4日这天拔锚起航。由于海面太过平静，“格陵兰号”为等待有利的海风，被迫在锚地停泊了两天。也就是到了7日，在一阵南风的轻抚下，他们才得以扬帆北去，但是到了下午，温风一声不响地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吹向北面的强劲气流，此乃天助也，于是他们在当天晚上就到了赫尔辛格。

在赫尔辛格，指挥官菲斯克亦复如是。在被迫等风来而耽搁行程的这段时间里，尼布尔用他的新星盘测量了太阳高度角，从而计算出了卡隆城堡 [59]的纬度。虽说这些地方的数据都是已知的，但尼布尔还是愿意抓住任何可能的实践机会以检验自己的测算成果。

1月14日终于再一次迎来了南风。“格陵兰号”遂和许多被迫停泊的轮船一同驶出了赫尔辛格锚地。当风帆战舰经过卡隆城堡时，这个丹麦堡垒鸣枪三声以示致敬问候；待到经过赫尔辛堡[60]时，则是四声。站在甲板上的尼布尔见证了这个仪式，他在日记中记了下来，如瑞典致敬的枪声是偶数，而丹麦的是奇数。然而到了傍晚时分，他们却还是只和库伦角[61]处在同一水平线上——风又停了。海员告诉福斯科尔，在冬季，这样突如其来的平静，通常是飓风预警，后来的天气突变证明确实如此。夜里起风了，整整一天半的时间，“格陵兰号”都滞留在卡特加特海峡[62]和天气搏斗。直到1月17日，乌云才四散开来，这时尼布尔用他的星盘确定了轮船的位置。结果显示，这阵飓风已经把他们带到了莱斯岛[63]，风力持续猛劲，菲斯克船长下令返回赫尔辛格——也就是前些天他们刚刚离开的地方。

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日子里，大家都无所事事。对于活跃的福斯科尔来说，这种状态几乎比飓风和晕船还要难捱。他在日记里写道：“隆冬之下，广袤无边的大海上，毫无自然历史内容可供考察。猛烈的飓风让我们胡思乱想，同时又无事可做，包括学术研究。不是说这场远征要去挖掘那些前所未有的发现吗，如今可好，轮船始终停留在出发地，毫无进展可言。这种状态真是令人无法接受。”

福斯科尔到底是坐不住了。他开始测量各种水流的含盐量，研究各种各样的海藻。对于一个植物学家而言，这也是海上唯一能够吸引他的东西了：“他们把船锚从海床上拽起的时候，基本每回我都在场，有时船锚会带上来一些海底植物，大多是海藻，幸运的话我可以在其中发现新品种。”还在赫尔辛格时，他就已经能够列出七种不同的海藻，同时奠定了软体动物采集的基础：在它们设法缩到壳里之前，他会用高浓度酒精将其杀死，这样一来博朗芬也可以按照真实尺寸进行描摹了。

海风再次迎合他们的心意时，已经是1月26日了；在温和的西南风中，“格陵兰号”穿过卡特加特海峡，向北缓缓行驶。经过斯卡恩后，海风转为西向，风力很快增强，接近飓风，他们有望到达一片开阔海域。卡斯滕·尼布尔在日记里尽力保持镇定：“2月2日，一整天都是狂风大作，我们甚至都没法在船上点灯。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过度担忧。当一个人在海上生活时，他必须适应种种不便，也得学会无视这种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们损失了一名海员，飓风期间，他从围栏横杆那儿掉到了海里，而我们却无法施救。夜太黑，大海太辽阔。”

尽管当前环境恶劣，船长却坚持不懈地努力着，希望能够彻底远离日德兰半岛沿岸；待到轮船驶出这片海域后，就掉头向南，如此便可借助风力继续前进。计划得倒是不错，但现实却是，经过整整24小时的挣扎，不仅徒然无功，轮船反而在风力的迫使下远离了挪威，越来越往北了；到了2月8日，菲斯克决意奋力向挪威港开去。待到群山跃入他们的视线，他便向港口领航员发出信号。随即便有一艘帆船向“格陵兰号”驶来，此船极容易识别——船帆的中间部分是正红色——这是挪威的领航船。然而风急浪高，领航员根本无法让船身靠近“格陵兰号”。任何努力都是白费，没过多久，“格陵兰号”不得不再次放弃靠岸。彼时，彼得·福斯科尔坐在客舱里，透过舷窗看着那艘小小的领航船，最终遁入那片皑皑白雪之间，没了踪迹。他把自己看到的这些景象都记录了下来，包括两艘船为了靠近彼此而付出的所有努力。显然，福斯科尔是被这种崇高的努力深深打动了，他在日记里写道：“只要现实允许，无论是否收到了信号，挪威领航员都会奔赴而去——每一艘轮船都会被郑重对待。如此，可敬，可佩。规定和律令，不正是因为这些人的以身作则、恪尽职守，才显得无上光荣、无比可贵么。”

“格陵兰号”装饰图案的设计图

尽管没有“格陵兰号”的照片，但造船厂的平面图得以留存至今。以上为船头和船尾所设计的装饰图。这艘轮船首次下水是在1757年，因此它载着丹麦远征队前往地中海时，还是很新的。

奋力一搏失败之后，菲斯克已经别无选择，只得在飓风来临之前奔回赫尔辛格。曾耗时四天的来程，在风力助推下，原路返回只用了24小时。但在泊进赫尔辛格锚地之前，“格陵兰号”又失去了一名海员。

轮船在抵达前陷入了与天气的殊死较量。对于皇家远征队来说，菲斯克在斯卡格拉克海峡[64]如此孤注一掷地费力周旋，使他们头一回领略到大海的绝对浩瀚，以及晕船的痛苦。卡斯滕·尼布尔力求镇定地写道：“我彻底把自己交给了全能者[65]，我也完全信赖配置军官和船员们的技术，飓风持续期间，我还能够平静地躺在床上就寝已是十分幸运，而他们为了确保轮船的安全，不得不在冷雨寒风中坚守岗位。”彼得·福斯科尔也在日记中控诉以寻求内心安慰：“真没想到如此重要的航程，从一开始就被各种艰难险阻团团围住。我们难免会灰心丧气，想就此听天由命。但是我们也清楚，当前处境是时节所致也有气候所迫，这百般阻挠并不单单只是针对我们，它们原本就存在。海上风雨颠簸，危险重重，我们既然无法轻易通行，就必须打起精神来，必须在这场海航中熬过去。”

在看过尼布尔和福斯科尔冷静而诚实的叙述后，我们再把镜头对准冯·黑文——就知道什么叫六神无主、失魂落魄了。在“格陵兰号”与斯卡格拉克海峡殊死搏斗期间，冯·黑文教授可以说整个儿身心崩溃了。再次抵达赫尔辛格锚地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菲斯克，请求放他上岸。船长当即回绝，且没有向哥本哈根政府征求许可令，这一来冯·黑文也恼了，遂向莫尔特可伯爵去信一封“连日来我备受煎熬，除却晕船之外，还有船上生活的那种已超出我耐受极限的潮湿与寒冷。尤其是在这个月里，连水都没法喝了。还有很多不适难耐，出于对阁下您的尊敬，我在这里不便明说，只得默默忍受，还请您海涵。但我说句真心话，其实自起航那天开始，我的生活就步入了长期的病痛忍耐与熬煎。”冯·黑文郑重其事地讲述了菲斯克在没有国王指令的情况下直接拒绝放他上岸一事，他说自己很担心，要是国王下达的命令不能在“格陵兰号”再次起航之前送到赫尔辛格，他该如何是好呢。说到这里他仿佛预见了最悲剧性的结局一般，说道：“我难道要牺牲在这个糟糕的冬天里，牺牲在大海上吗？若是如此，我恳请阁下准许我现在就离开。如果能够得到来自丹麦国王陛下和阁下您的这样一份恩准，那我真是不胜欣喜与感激，我将满怀谦卑地感谢您至高的善良与悲悯。我唯一遗憾的是，死亡将要阻拦我触及这份慈悲。”

真是一封令人动容的上诉信，仿佛一首古典的亚历山大体诗，让人如何忍心置若罔闻。就在此信抵达哥本哈根后的第二天，一封加急短讯被火速送至赫尔辛格。就这样，冯·黑文得到了国王的批准：可就此下船登岸，改走陆路到马赛——抵达马赛后再重新加入远征队。这位丹麦教授，还没来得及成为自己朝思暮想的远征领队呢，眼下却如亡命徒般，不顾一切地爬上了那艘摆渡船。他争先恐后的模样不禁令旁观者哑然，又没人和他抢什么；如今船已回归避风港湾，最惊骇的危急关头已然过去，毫无疑问，此时此刻他内心的感受不光是解脱，更多的是羞耻吧。远征队的其他成员站在甲板上，默不作声地盯着他。而他也是，余怒未消地盯着他们。互相盯着，直到看不见了，直到船把他送至终点，赫尔辛格坚实的大地再一次踩在他脚下。终于，他得到了老早之前就想要的保障。这就足够了，所有虚惊都可以被抛诸脑后，他整整衣襟，迈开稳健的步伐，留下一个看上去不慌不忙的背影，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了。

2

又过了一个月，丹麦的春天到了。彼得·福斯科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在赫尔辛格的那些小花园里，“雪花莲”——也就是冬季雪滴花——从光秃秃的淡绿褐色的灌木丛下面探出头来。“格陵兰号”仍旧滞留在锚地。2月将尽时，菲斯克试图第三次出击，与斯卡格拉克海峡这只咆哮的汪洋猛兽进行搏斗，但是再一次地，他被逼退回来。等到轮船终于再次从赫尔辛格起锚时，卡斯滕·尼布尔通过持续累计的路程发现，从离开哥本哈根开始算起，这两个月以来，他们已经驶过了2800英里，还有30英里就要驶进地中海海域了。不过获得了这些数据之后，尼布尔也有了批评“格陵兰号”航海设备的理由。他其实早就留意到轮船器械有些不准确。在检查过一次测程仪后，他便确信，不仅测程仪线有一点点短，而且计时沙漏每次所计也不是半分钟，事实上是28秒。于是“格陵兰号”的配置军官不得不向这位不满的天文学家解释：使用时需要将测程仪线拉紧，由此才设计得短了一点点；至于计时沙漏，则是为了弥补高速航行时引起的误差，必须得在28秒时漏沙完毕，因此，要将仪线精确无误地停在那个标定位置上，是很困难的。这种得过且过的做法令尼布尔大为反感，他并不接受这些所谓恰当的测量仪器；他在日记里力荐天文仪器，认为这才是在海上确定位置的唯一精准的工具。无疑他是正确的。即便是在当今时代，计时沙漏仍旧是28秒漏沙完毕。

3月10日这天，菲斯克做了第四次尝试，这回成功了。驶离赫尔辛格两天后，他们抵达北海[66]。福斯科尔注意到，先是有（欧洲）苍头燕雀和其他小鸟开始停留在甲板上；大贼鸥随后而至，它们会追捕轮船周围的海鸥，直到那些鸟儿放弃嘴里的食物，而就在这时，大贼鸥会迅速飞扑上去。在北海海域里航行没多远，“格陵兰号”便又一次遭遇风暴的侵袭。这回是一场刮向北方的猛烈风暴，真是惊心动魄。3月13日，根据尼布尔的测算，他们当时应该是与一片被福斯科尔称为“赫特兰”的陆地处于同一纬度上。乍一看，“赫特兰”这个名字似乎并不能反映“格陵兰号”的行程信息，我们只知道它大概位于设得兰群岛和斯塔万格周边之间的地区。但具体在哪里并不清楚。不过，福斯科尔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信息，使这两处地方与“格陵兰号”当前的位置关系一目了然。他在日记里是这么说的，至于尼布尔用星盘所确定的那个位置，其实他早已经掌握了相关信息：通过观察海上猫头鹰——一种长有黑尾翼的白色大鸟——海员们叫它“鸬鹚”。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鸟儿，分布在北海和大西洋上，它们只会在仅有的几个地方繁殖后代，其中一处就是设得兰群岛。福斯科尔一时间看到许多“鸬鹚”，因此他推断，轮船一定离它们在设得兰群岛的繁殖基地不远，于是他几乎和尼布尔一样精准地确定了他们所在的位置。即便是在这样一片荒无人烟风暴不休的汪洋大海上，对于同一个问题，大自然从两种角度耐心地给出了回答。

苍头燕雀消失了，大贼鸥和海鹰也飞走了，但是风暴留了下来。3月25日，几乎又是一夜飓风；第二天早上，尼布尔的星盘显示，“格陵兰号”已经被赶回到冰岛沿岸。

风最终还是停了。3月31日，对于丹麦风帆战舰上的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大日子。他们在日记里清楚地记下了这一天：当“格陵兰号”在动荡汹涌的海面上颠沛流离了一周之后，“终于在3月31日迎来了美好的春日气候，海面水平如镜自然甚好，只可惜无风，我们一整天都没挪动”，尼布尔写道。这些话在彼得·福斯科尔的日记里也得到进一步证实：“数月以来，阴云密布的天空终于在3月31日黎明曙光中，露出澄明、怡人、清新的面容。我们所有人的精神与思想，都宛若新生。以往通过观察海面来判断气象，是毫无意义的事。然而这一回，我必得记下，华氏温度计在傍晚6点钟时显示49度。”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大西洋的夜晚，在经过了一整天晴空万里下的龟速航行后，此刻已是晚饭时间，天色仍旧明亮如昼；一些海员在前甲板上闲聊打趣，夜幕终于缓缓降临在平静的大海上，北极光开始显现。也难怪丹麦远征队的所有成员都会觉得身心灵肉宛若新生，毕竟前些天他们还被迫漂泊到了冰岛附近呢——彼时罗盘的指向已完全失效。但是现在呢，至少华氏温度计已经开始正常显示了。在这个平静的、来自北方的夜晚，他们也许是头一回觉得，自己真的在向阿拉伯菲利克斯驶去。

就是这样的傍晚，彼得·福斯科尔或许正在“格陵兰号”的甲板上，俯下身子全神贯注于破解轮船两侧海水中的神秘“鬼火”现象。早在赫尔辛格等待的那段日子里，他就想为海水中的“鬼火”寻求一个合理解释。他自然是反对那种说法的——来自海中行善的仙女涅瑞伊得斯。对此，福斯科尔更忠于坚持自己的试管实验。他给其中一支试管加满了（在黑暗中）发微光的海水，并发现十四天后，当他再次摇晃时，那些海水仍旧能发出夜光；他便用细麻布过滤了海水，结果还是可以，尽管弱了一点；接着他又尝试用四张厚度的草纸过滤海水，随后夜光消失了。但他通过自己的显微镜观察时，不管是麻布还是纸张，都没有发现任何生物。于是在“格陵兰号”剩下的大段旅程中，福斯科尔一直都在进行他的解谜实验，最后他推断，发光的物质不可能是海水里的盐，因为过滤了的和不再发夜光的水中都没有流失盐分。但在纸上残留的黏液中，他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生物；因此发光体一定来自于这些黏液本身。福斯科尔目前的假设是：那种黏液来自某种发光的水母。水的流动导致它们将一些发光的黏液流失其中。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物质遍布于所有海水中，并使海水也会发光，即便不包含活生物。福斯科尔的解释是有纰漏的，其实他自己也意识到了，错误源自他的实验过程，他承认，只通过显微镜观察过滤黏液而作的推论证明，是不够有力的。到后来，调研结果显示，“鬼火”现象的出现，实际上就是由于活生物的存在——只不过所谓的涅瑞伊得斯其实是单细胞的鞭毛和跟足虫罢了。

这种神奇的生物虽然有了另一个名字，但依旧微光不减，好似先锋一样带兵在前，引领着“格陵兰号”劈波斩浪，继续航行在向南的漫长旅途中。转眼步入4月，风帆战舰仿佛和海风一样，经过了3月最后一天的休整，变得精力充沛。他们在一股北面吹来的新鲜海风的推动下，加速南去，直奔爱尔兰西部。只是一周以后，轮船由于严重的飓风耽误了几天，尼布尔再一次写到，一名海员从（牵拉船桅和风帆的）绳索那儿落入海中。到后来，也就是4月13日，尼布尔总算在测量太阳高度角时发现，轮船已经距离西班牙北部的菲尼斯特雷角不远了。他们现在可以满怀希望地等待陆地出现在视线里了。但与此同时，温度也急剧上升，福斯科尔对气温的骤然改变很是责怪，因为轮船上陆续有海员感染坏血病死亡；而后他便见证了热浪是如何席卷了整艘轮船，随即带走许多生命。最后终于在4月21日，他们看见了陆地——经过六周的海上漂泊，这是那天傍晚“格陵兰号”驶离挪威海岸之后的头一回——是葡萄牙南部的圣文森特角。尼布尔在日记里以深刻而共鸣的笔触记叙了这次胜利抵达。因为他的测算只超了44分钟，或是说，仅仅3刻钟。而更值得一提的是，眼下福斯科尔也在日记里写下了有关“工兵上尉先生”的赞美评价。可以看出，在互相帮助共同承受考验及磨难的漫长过程中，这两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明显和缓了许多。尼布尔对这个瑞典人的孜孜不倦由衷钦佩，而福斯科尔也不得不承认，初出茅庐的测绘员不仅一次次测算航行，甚至给出的结果比船长的仪器都要精准。至于克拉默的存在，福斯科尔在哥本哈根时的确小题大做了。事实证明，他的助理形同虚设，既不是负担也不成威胁。这个年轻的医生，无论对含盐量还是“鬼火”现象，都不感兴趣，所以，福斯科尔可以安心地进行自己的实验。另外，福斯科尔也和博朗芬相处得十分愉快，后者从未有过抱怨——即使他得常常为教授那些可怜的软体动物一遍又一遍地画图。而现在，“格陵兰号”最终看得到陆地了，博朗芬也看到了更令他心潮澎湃的绘画素材。他画了两幅美景，都是从直布罗陀海峡穿过时观察到的，分别是南北两侧的欧洲和非洲的海岸。

在这之前，远征队被迫在卡特加特海峡和北海度过了一个风暴肆虐的冬天，然而现在，地中海的春天都给弥补了回来：天朗气清，南风和畅，全天如是。这突如其来的美好转变，也令尼布尔心情舒朗；只有一件颇为遗憾的事，即他没能说动菲斯克在西班牙的港口短暂停留，以便为轮船更换新鲜的饮用水。眼下他已经发现，随船所带的那些水都不能喝了。至于福斯科尔呢，目前的情形他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他得到了准许，可以打开其中一个枪口[67]，使用最低电池档位，所以他此刻可以站在海面之上用渔网捕捞软体动物。“随着轮船的缓慢航行，我的捕鱼位置也要经常变化。我选择站在轮船的向阳面上，这样应该能够更容易地看清那些小生物。但事实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它们只有在暗处时才容易识别，并且都是星星点点的，非常不好辨认，所以即便是光天化日之下也很难看清它们。后来我注意到，这些生物会在日出日落时大量涌现，等到我逐渐对这种捕鱼方式越来越熟练的时候，我就不会放掉网里的任何浮叶或树枝；相反，我会把它们都拖上来细细搜查，这就发现了依附于其中的各种各样的软体动物。没错，它们就是靠着这些小型船舶摆渡自己的。”

在如此悠闲的航行节奏下，风帆战舰正缓缓靠近马赛。到了傍晚，温度时常能够高达华氏62度，这时福斯科尔也会看到一大群蝴蝶飞过轮船。接着在5月9日，他们看到了普罗旺斯海岸，四天后，“格陵兰号”停泊在埃斯塔克[68]海湾的锚地，距离马赛有几英里。

博朗芬画了一些画，都是关于这个村镇的。福斯科尔上岸后开启了一个短途旅行：一方面是有关植物学的涉猎，另一方面是拜访蒙特彼利埃大学著名的植物学家弗朗索瓦·德索瓦热，和安托万·古恩两位教授。“他们以无可挑剔的热诚接待了我，如此盛情，既是因为我个人，也是因为我所肩负的使命。”在蒙特彼利埃，福斯科尔忽然想到，远征队应当给欧洲所有的大型高等院校寄去种子，这样一来便能使林内乌斯从他的远征采集成果中有所获益。他立即写信给伯恩斯托夫，重申自己之前的要求：拜访非洲南部，也建议远征队或许可以经由哥本哈根来给蒙彼利埃、巴黎、乌普萨拉、切尔西和阿姆斯特丹等地的高等院校寄送种子。他也写了封信通知林内乌斯，说他目前已经找到一种途径，来给恩师提供与他研究发现相关的信息，而不是任其成为丹麦人的知识。“林内乌斯教授，如果我写给您的信中要提及一种动物或植物，我就只写出这个物种和科属的编号；但是为了在丹麦那边能够审批合格且被作为他们自己的发现成果来发表，我会一直把编号的前两位颠倒过来写，举个例子，82就写成28，435就写成345，诸如此类。”

福斯科尔对他的计划很满意：因为最终林内乌斯还是很有希望用到他的考察成果的；这场远征的展开也比他所期望的要顺利；在马赛的这段时间里已经硕果累累，他与其他成员的关系也还不赖……在这些乐观积极的反映下，有那么一瞬间福斯科尔甚至都忘记了远征队“不合格成员”中最糟糕的那个丹麦人。而事实上，这种如鱼得水的自在日子也就快要画上句号了。5月14日这天，两个月的航行终于结束，丹麦远征队的所有成员都上岸了。此时，冯·黑文也已抵达马赛。

“格陵兰号”在马赛

另有三艘小型丹麦轮船与“格陵兰号”一同抵达马赛，这三艘皆为商船，由后者护送到士麦那。该图由博朗芬所绘。画的前景中有两人，很明显，其中一名便是画家本人，而另一位衣着考究的男士——正俯身朝向一株植物——不是福斯科尔是谁呢。

3

当远征队其他人都留在“格陵兰号”上，继续过着与世隔绝漂无定所的海上生活时，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冯·黑文也没让自己闲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在卡特加特海峡的飓风期间由于个人行为而丧失的尊严，以及他在赫尔辛格的锚地对远征队集体的叛离，终于在他的一番努力下得到了部分挽回和弥补。冯·黑文十分清楚，今后若想再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氛围中我行我素，怕是很难了，既然如此，他想道，还不如通过打压自己的队友，来尽力恢复这其中的平衡。为此，他给丹麦政府，使原本就很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他紧紧攫住不放的理由，便是“没有新发现”。当时在给莫尔特克伯爵的信里，他要求得到离开“格陵兰号”的许可时，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在那些令人动容的话语中，他描绘了自己的“终结”情景，而后继续说道：“一想到绝大部分队友都要经受旅途的折磨，我心里也不好过。身处炎热气候中，很容易得病，也很容易相互传染，此外，恶劣的旅途环境也会对意志力产生巨大损耗。到目前为止，远征队能有机会进行的研究，除了太阳高度角的观测之外便是一些海藻的辨识，而这无疑都是早已明确的知识内容，再去重复有何意义呢，反正都没有新发现。”

彼时“格陵兰号”还在赫尔辛格锚地眼巴巴地等着天气好转，而已经踏上返回哥本哈根旅途的他，却向政府提交了一封建议书，其中提出的要求，就像之前为了去罗马游学而找的理由一样——夸大其词言过其实。首先，他认为博朗芬很粗俗，又没受过什么教育，他认为那个画家的位置应该由别人代替，他强烈推荐彼得·克拉默——此人后来成为举世闻名的剧院的舞台策划。而后他再一次运用自己熟悉不过的拖延策略，毕竟他曾得益于此，在罗马享受过18个月徒劳无功却堂而皇之的游学历程，如今他又要寻求许可，想在君士坦丁堡停留数月，以学习阿拉伯语、土耳其语和希腊语。此外，他还要求考察期间寻访各种各样的村镇时，远征队应该由他一人掌握所有路线的决定权，包括什么时候应该走访什么村镇，以及在这些村镇分别停留多久；他甚至还进一步要求，涉及外国劳动力的雇佣分配时，他应该拥有最终决定权。简言之，百般要求汇成的是一封请愿信：他想当远征领队。虽然之前他也曾被拒绝过，且深感颜面扫地，但他余念未灭，为了强调自己的胜任资格，他保证“会在尽可能地给予宽容的前提下，使用这份领导权。事实上，也只有如此，才能防止各种层出不穷的分歧”。最后，他在建议书里自然不忘要求一笔400里格斯达勒的津贴，以支付他前往马赛的旅费。

这封请愿信所遭受的命运，和他的上一封信一样：他唯一从伯恩斯托夫那里得到的，是钱。博朗芬没有被取代；冯·黑文也没有得到在君士坦丁堡停留的许可。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成为远征领队，也就无法拥有至高权威，他原本谋划着在抵达马赛后可以一雪前耻，眼下看来，一切都泡汤了。他只是得到了400里格斯达勒。毫无疑问，这笔钱的到来也传达着另一个命令：事不宜迟，他必须快点上路与大部队会合。

随着春天的到来，冯·黑文再一次坐上了穿越德国的驿站马车。这一次他选择在巴黎停歇。从他写给伯恩斯托夫的一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丹麦经历苦寒隆冬之后，冯·黑文这次停歇权当是给自己的安慰奖赏，真是要多惬意有多惬意。想当初在菲斯克船长与斯卡格拉克海峡的殊死较量期间，这个男人只能吓得躲在“格陵兰号”甲板下面的客舱里战战兢兢，闭门不出。如今可真是换了一番天地呐，作为一个对全世界都很挑剔的男人，冯·黑文在巴黎找到了如在家中的感觉，因此一待就是好几周。那段日子里他看了一场由克莱龙小姐出演的伏尔泰创作的新悲剧——《唐克雷德》；还去拜会了著名的达朗贝尔[69]，并被奉为上客，与之谈论起当时最畅销的新书——作者是一个名叫卢梭的古怪男子——《新爱洛伊斯》[70]；他出席了各种招待宴会，还参观了教堂，唯一让他失望的，是某天晚上的一出歌剧辜负了他的期待。后来很不幸，他被迫在里昂待了一阵子，也是因为勃艮第刮起了阴冷的西北风，他有些着凉。但到4月底，他的确再也找不到借口拖延行程，好在对他而言，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可吸引他继续逗留了。眼下他必须继续赶路。别无选择，必须重返远征之旅，向着阿拉伯菲利克斯进发。

5月7日，冯·黑文抵达马赛，一周之后，他在这里见到了丹麦远征队的其他成员。他们都很高兴，双脚终于再次踏上坚实的大地，千难万险的风雨同舟之后，他们此刻已结成坚固同盟。他听说了福斯科尔与尼布尔之间的友好关系；也看到了他想除掉的那个画家的所有画作；此外，他还发现，福斯科尔不仅已经开始了一系列“有意义”的实验，同时也为广泛而全面的标本采集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现在，他比过去更有理由感觉自己像个外人。所以极有可能，就是在那时他下定了决心，要抓住第一个机会来加倍报复。

他的确没等多长时间。抵达马赛后不久，为接风洗尘，指挥官菲斯克邀请丹麦远征队成员一同进餐。晚宴期间，谈论内容逐渐转向了政治方面。而就这一话题来说，冯·黑文也认为自己持有相当高明的意见。他们提到近来的瑞典王位继承人选举落幕一事。结果是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掌权，而丹麦王储落选。在冯·黑文看来，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而错误的制造者，则是那位赫赫有名的大贵族，瑞典王室的伯爵大人，也是瑞典的“礼帽派”[71]领袖——卡尔·古斯塔夫·特辛[72]。冯·黑文当即不屑一顾地评论道，那就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

在那场关于出版自由的持久战之后，彼得·福斯科尔虽然算不上是“礼帽”党派的自己人，但他了解这位杰出的特辛大人。冯·黑文言之过甚。他义愤不平地回应，特辛伯爵大人尽职尽责、尽其所能地服务于国家，他有着令人钦佩的品格，高尚的思想，他不该被这样诟病。随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接着福斯科尔又说道：“对特辛如此评价的人才是声名狼藉！”

冯·黑文以沉默回应了福斯科尔的指责。但当众人结束晚餐时，他站起身来，径直走到瑞典人面前，质问他是否依旧坚持刚刚在宴席上表达的观点。我们知道有个词叫“覆水难收”，倔强的福斯科尔更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况他曾经孤身一人对抗整个斯德哥尔摩，眼下又凭什么要在一个冯·黑文面前让步呢。他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人，重复了他前面说过的话：对特辛如此评价的人才是声名狼藉！

现在好了，一切土崩瓦解。冯·黑文彻底被激怒。据一位可信的知情人士（我们稍后就会提到）透露，当时冯·黑文怒不可遏，当着众人的面，冲福斯科尔大骂了一句千古流传的话：“你连给我擦屁股都够不着！”

此话一出，戏剧便拉开了序幕。愤怒与仇恨交织许久，直到舞台最后落幕，继而多年过去，尼布尔在给君士坦丁堡的丹麦外交大使写信时，回忆起这段过往，提及冯·黑文的愤怒之火，自船长的“悲剧晚宴”上烧起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并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没有平息：“战舰上的一切都面临着怨毒的攻击。甚至就连冯·莫尔特克和伯恩斯托夫两位大人都未能幸免。远征队的所有成员都遭受过他的羞辱，除了克拉默先生——老乡一次又一次地赞扬其能力。但冯·黑文对他自己也是一样恼怒，他不能原谅自己就这样离开了哥本哈根，加入这样一个糟糕的组织，却没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至高权威。”

冯·黑文再次登上“格陵兰号”的第一个傍晚，原本是打算维护他的个人权威的，最终却以失败结尾。他比过去更为孤立无援。唯一一个还能允许他施加一点影响的人，是可怜的克拉默，他的同胞同事：他足够淳朴，因而对任何人都能做到言听计从。尽管如此，这个金丝雀护理专家很多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是在容忍一个反复无常的怪教授。而冯·黑文将他的同事分成了两组：一是那些他不能忍受的，也就因而是不可信任的；二是那些他能忍受的，但也同样是不可信任的。

于是，所有人都要为他受伤的骄傲埋单，所有人都感到自己成了受害者。那福斯科尔呢？情况恰是截然相反了。这个瑞典人安静笃定，每个人似乎都对他敬重有加，他总是正确的，他用每个机会证明了自己不容置疑的能力，而那些让冯·黑文丧失信心的困难阻碍，基本上对他没有什么影响；相反，他展现出无穷无尽的旺盛精力和心神耐力，尤其是大家有目共睹，他总能迅速地展现出自己身上明显的优势；甚至是阿拉伯语，这个本应是冯·黑文大显身手的领域。于是，冯·黑文对福斯科尔的愤怒，只能由沸腾渐而冷却，终至化为仇恨。不难想象，他对福斯科尔的荣耀会多么嫉妒，而福斯科尔又会怎样受到他的侮辱。是啊，那个坚定的回答结束了船长晚宴的同时，也拉开了他俩之间的明火战争。

前文提到过，“格陵兰号”开往地中海，要负责护送丹麦商船从马赛到士麦那，以防御英国私掠船：在英法殖民战争期间，整个海域在私掠船的称霸下变得极不安全。5月底，三艘商船已经准备好拔锚起航；6月3日，船队正式出发了。

海航行进两天以后，指挥官菲斯克展示出了他的果敢和魄力。对于这次经历，尼布尔给出了最为全面的记述：“6月5日这天下午，远处有四艘轮船进入视线，没过多久我们就看清了他们的国旗。原来是英国船。由于丹麦与英国之间是和平关系，严格来说，我们战舰应该不会遭遇任何敌对行动。但考虑到我们的商船刚从一个法国港口出发，因此我们不能保证英国人不会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被派来更近距离地视察他们的。所以我们的船长也做好了要击退他们的准备。船上所有的大炮都各就各位，小型武器也分布开来，所有的床，无论是军官的还是乘客的，都被拖到甲板上了。用一句话来说，这是在准备战斗。向晚时分，我们听到一声炮响，随即便是我们船长给出的回击。天气很柔和，然而这一整天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提防英国船，哪怕是他们有任何一丝靠近。大概在次日午夜降临前，一艘战舰——皇家海军上将桑德斯[73]的四艘战舰之一——开到我们面前。在一番简短的问询回答之后，双方船队继续各自中断的旅程。6月7日晚上，我们再一次看到远处出现了十艘船舰，我方于是再次全副武装；入夜以后，外国船队消失了。次日，一艘英国战舰的船长要求检查我们的三艘商船。当我们的船长拒绝时，他看到我们已经全副武装，时刻准备着保卫自己，他也——虽然表现出强烈的迟疑和不满——不得不撤退了。”

在这些激动人心的事件之中，还出乎意料地发生了一件事，整个期间卡斯滕·尼布尔都对其全神贯注：1761年的6月6日，金星绕其轨道运行至太阳前面。虽然这时所有海员都在忙于轮船的全副武装，但为了观察记录这一罕见现象，尼布尔还是在甲板上把他的星盘以及天文望远镜都安置好了。天气虽柔和，然而船身的摇晃却令他无法读到内心渴望的准确数据。尽管如此，眼下的画面中还是有它非常迷人的地方：这个极为投入的天文学家就站在前甲板上，忙着操作他的仪器，而与此同时，海员们围绕着他展开战斗的各种准备，不远处，粼粼波光的海面上，是坐等着的英国战舰。为什么这个世界尚未麻木沉睡？很可能的一个原因是，即便千钧一发之时，还是会有人心无旁骛地做事情。会在沙漠里周而复始，他也会在代尔夫特[74]的山墙上全神贯注。就是这个男子，在排枪布阵之中，在杀气腾腾之中，正屏气凝神地观察着金星的运行轨迹。

指挥官菲斯克成功屏退了敌方的战舰，一周之后，丹麦船队驶入马耳他[75]海港。福斯科尔记录了这次抵达。“我们鸣礼炮13响，回应我们的分别是来自军舰长大划艇的4响，来自城中的11响。从海港这儿远望，那些屋舍的坐落排布，就像一个（古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整个城市美不胜收，也正是因为这种阶梯排布，鸣炮声才响彻天际。”福斯科尔和尼布尔随即登岸，“格陵兰号”在海港停泊的六天时间内，他们的成果也相当丰厚。有关这个石岛的林林总总，他们都写进日记。福斯科尔汇编了一部《马耳他野生植物群》，内含87种不同的植物；他研究了海岸上提取海盐的大型机器设备以及岛上的贸易情况，也清楚了马耳他人如何从西西里的山顶上把冰雪弄下来，再用它冰镇饮用水的过程。

福斯科尔还记述了城中的历史遗迹、房屋、教堂，尤其对他第一次亲眼所见的天主教物化礼仪的盛大展览进行了一番细致而深入的观察与思索。当游览到圣约翰大教堂（cathedralof st.john）时，他看到一组展出的宗教圣物，这位饱学之士的怀疑主义思想又被点燃了：“陈列之中，有一根刺，据说是来自耶稣的荆棘王冠，如果按照哈塞尔奎斯特[76]的研究来说，它应该是由西番莲的刺制作而成。但我无法以植物学家的眼光，容忍这根‘圣刺’——充其量不过是一小截白色而笔直的尖骨——堂而皇之地展示在那儿。”

他们在外面广泛游览涉猎的这段时间，尼布尔也做了不少事情，他根据这座岛后来在地图上变更了的位置，测量验证它的经纬度。这是第一次（当然不是最后一次），这个来自沼泽湿地的年轻测量员能够在岛上和海岸边尽情地漫步游走。很明显的一点是，和福斯科尔在一起久了，他也深受其怀疑主义的影响。他们仔细打量着岛上的那个洞穴，传说是圣保罗在遭遇海难后找到的避难所，随即他们在一堆眩目的白垩中发现了那个小小的被称为“蛇眼”的东西，当地人相信这就是证据，是圣保罗驱逐了岛上的蛇。尼布尔不带感情地评论道，或许只是因为蛇无法在这种石地上生存：“毫无疑问，人们也能发现其他这样的小岛：从没有圣人去过，但也从未有过蛇。”

离开马耳他之后不久，在一场痢疾的突然袭击下，尼布尔病倒了。远征队的其他成员，眼见着一些感染疾病的船员死去，也开始为他们这位年轻的天文学家捏一把汗；尼布尔自己也在日记里写道：“我是没有任何希望看到君士坦丁堡了，更不用说阿拉伯。”当他们抵达希腊群岛时，正值炎夏高温——每天傍晚福斯科尔都会测量——华氏温度计显示79度。热浪让这个病榻上的男人辗转难耐：幸好被这场热病击倒后还没出欧洲（否则客死他乡）——这样想多少能让他心里宽慰一点。

6月30日，他们抵达士麦那。这一回，由于在马耳他游览时的同伴不能前往，福斯科尔不得不只身踏上短途考察之旅。“我几乎没什么力气，连支撑着自己在客舱窗前那儿多坐一会儿的力气都没有。我真想好好看看这个著名的商港。”尼布尔在日记里写道。这煎熬要把他折磨尽了。在士麦那停留的那段时间里，远征队的其他成员都感受到了东方扑面而来的第一印象：覆荫的阳台面向大街，人们或靠或卧在那儿，看着过往行人；男人女人都蜂拥向市场，购买秋葵、水果，以及亚伯拉罕树制成的药粉，男人包头巾、穿白色长袍，女人用面纱盖住脸庞：未婚的戴白色，已婚的戴黑色，不禁让人觉得，待芳华一逝，她们就和寡妇没两样了。

在士麦那，福斯科尔发现了一种鸟，之前从未见到过。他叫它“塞琉古鸟鸫”。当地人告诉他，在《古兰经》里是禁止猎杀这种鸟的，因为它一天能吃下1万只青草蜢。福斯科尔发现的这种鸟，就是现在被称为“牧师玫瑰”，或“玫瑰椋鸟”的一种鸟。它的确是一种椋鸟：头顶、咽喉、翅膀和尾部都是黑色，背部和身下却是玫瑰红色，颈部那里有一小撮成簇的羽毛。其实《古兰经》并没有记载玫瑰椋鸟，但它在那时的东方十分常见，因为它们备受需要——确实是捕青草蜢的好手。人们经常会站在那儿观看“福斯科尔的忙碌小鸟”：它会把昆虫分尸，却通常不会立即吃掉它们。实际上，这种小鸟一天究竟能否吃掉1万只青草蜢，并没有人真正去数过。在那个时代，类似于这种没落实的说法，实在是太多了。反正不管怎么说，如今是连一只玫瑰椋鸟都看不到了。

4

“格陵兰号”在7月10日离开士麦那，驶向更北方的忒涅多斯岛，也就是现在的“博兹贾阿达”。远征队的成员要在那里下船，告别菲斯克船长；丹麦的风帆战舰六个多月以后则会回到他们的家乡总算是把他们送到这个门户了——堪称比丘之国弹丸之地的丹麦。忒涅多斯岛，就是他们从欧洲进到东方世界的入口。他们会从这儿乘坐一艘土耳其的小船驶向君士坦丁堡。可尼布尔现在非常虚弱，只能被架着运上这艘外国轮船。这段日子里，他的日记也总是充满那种极端定论的话。就在他阵发性的害热期间，在那艘新船上，他仔细观察了那些外貌突出的土耳其人，他发现“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衣着，他们整体的言行举止，实在是太怪异了。还想在东方国度里发现什么乐趣吗？算了吧，我对此不抱任何希望了”。其实错责不在那些土耳其人身上，是可怜的尼布尔自己病弱，他在那段艰难时期可真是为肠胃受尽了折磨。

穿越达达尼尔海峡[77]和马尔马拉海的那段旅途，是由很多段慢程拼接起来的。这艘土耳其轮船已经超载，只能在风力不太强的情况下航行。于是福斯科尔每天都会设法要求上岸，一去就是几个小时，在这段沿海的玉米田和棉花地里，继续扩展他在植物学方面的研究发现。直到7月30日这天，远征队才抵达君士坦丁堡。到那儿以后，远征队成员将去投奔丹麦驻外大使，冯·加勒，他是伯恩斯托夫家族中非常年轻有为的外交官。从现在开始，他得在这些过境旅客和哥本哈根政府之间，扮演好中间人的角色。

等候远征队成员到来的这段日子里，冯·加勒的家宅早已变成一个大型邮局。欧洲的每一所大学都特地写信来，恳请这个旅行考察团去调查研究每一个“穷尽想象”的困惑：从在性交过程中，受过割礼的男人是否会比未受割礼的男人体验到更为极致的快乐；到还要过多久，这个干旱少雨的阿拉伯沙漠，才会被视为终将扩散至整个地球的干旱化进程的开端。

在这些信件里，也有一封来自伯恩斯托夫，回复的是福斯科尔从马赛寄出的那封请愿信。盼望已久的答复终于来临，国王非常愉快地准许了提议：以远征队的名义，分送种子给欧洲的大型高等院校。最终啊，最终，福斯科尔还是争取到了这个资格——来取悦他所崇拜的林内乌斯。另外，他被允许在回乡途中经过非洲南部，前提是只要远征队成员中有人自愿与他一同前往。从这一条件的申明来看，伯恩斯托夫显然希望能够对这个瑞典人有所掌控，毕竟后者是想借丹麦政府报销的路费，来成全自己环游世界的私愿。考虑到唯一可能前往的丹麦人——鉴于福斯科尔和冯·黑文之间易燃易爆的处境——应该是这个没有作为的克拉默了，因此，对于自己和林内乌斯的共同计划，福斯科尔目前还看不到可以实现的机会。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难题，按照他以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作风，对于（即便是）国家政府刚刚回绝的要求，他也会当即呈上书信一封，再次重申请命。

不管怎么说，可以给乌普萨拉寄种子，这一许可到底还是激励了这位孜孜不倦的植物学家。由于尼布尔的身体状况，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停留的时间不得不延长了一周又一周。在这段时间里，福斯科尔常是进进出出，忙个不停。他不满足于只是逗留在这座城市，徘徊于花园植物园间的研究，所以他开始了长距离的深入考察。沿着马尔马拉海沿岸，顺着直抵黑海的海峡，福斯科尔走访了一大批村镇。他和一些土耳其渔民交上朋友，与他们一起出海，深入海峡中，借此机会来记录下他们捕获的鱼和贝类，研究当地的海洋植物。他还研究了各个地方的土壤；收集并迅速寄出了种子；调查了村镇里的——过去由查士丁尼大帝[78]建造的——供水系统；此外，他编制了一张染料清单：皮棕、靛蓝、亮黄、古红，这些染料都是村镇集市上的犹太人在卖。

这些调查研究进行着的同时，在大使家中安宁的环境里，虚弱的尼布尔终于也接受了治疗。他的身体正逐渐恢复，在君士坦丁堡疗养一个月之后，尼泊尔也能够试着在城市里小逛一会儿了。他和冯·加勒商讨远征队的经费问题，后者会帮助他从开罗的豪商巨贾那儿弄到汇票，还会为他写介绍信，把他引荐给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

他们也商定，等离开君士坦丁堡时，远征队成员必须换上东方服饰。尼布尔在他的日记里作了一番解释：“在阿拉伯世界，我们复杂的装束，任何与众不同的衣物，都会使我们成为当地的笑料。就我们自己而言，欧洲服饰也的确不舒服。所以从现在起，我们不仅得学着适应没有椅子的生活，同时身为欧洲人感受到的其他方面的诸多不便，也得一一克服掉了。”

冯·加勒帮助远征队置办那些必需的衣物。到9月初，他们已准备就绪，即将重新踏上征途。然而，就在起程前不久，一个意外发生了。这件事对余远征路途造成了严重影响，也给君士坦丁堡的这位好客主人留下了痛苦回忆，多年以后，仍觉历历在目。此番起因，依旧是弗里德里克·克里斯蒂安·冯·黑文。

自从在马赛，在菲斯克船长的晚宴上冲撞过之后，只要冯·黑文与福斯科尔共处一室，这二人必会针锋相对。君士坦丁堡期间，他俩都尽其所能地克制自己。福斯科尔投入他在附近地区的长途跋涉时，冯·黑文也忙于收集和购买珍贵稀有的阿拉伯手稿。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现在终于看到，冯·黑文也能拿得出些实质性的成果了，这还真是头一回。在他们逗留的最后这段时间里，他给伯恩斯托夫寄去了他购买的书目，绝大部分是历史和诗歌，但也有两本价值连城的阿拉伯语辞典。

正是由于冯·黑文的成果都摆在这儿了，我们才说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就在这之前不久，他又一次打退堂鼓了。他在给伯恩斯托夫的密信中表示，阿拉伯菲利克斯之行必然虚度。当然，他没有直接这样说，也没有长篇大论。他只是提到自己曾和某位法国大使交流过，后者声称“要深入阿拉伯福地，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啊，都到君士坦丁堡了，即便还有几周就要出发前往亚历山大，冯·黑文还是试图证明这次远征的不可能，仿佛自从他与福斯科尔冲撞过后，这个远征对他的吸引力就更不及从前了。最初，他是畏怖于沙漠的危险和工作的辛劳，而现在，同事对他的不屑一顾，使他的担忧更加重了。如同添柴加薪一般，那种被自己人孤立的感觉，深化了他在陌生人中被孤立的难受。还记得在赫尔辛格时，他曾在信中预言了远征队所有成员的过早死亡吗，而今故伎重演，他又声称“永远不可能实现目标”。他是对的——就他自己而言。对冯·黑文来说，深入阿拉伯菲利克斯，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事。他只会担惊受怕，就像当初飓风来袭，他在斯卡格拉克海峡时表现的那样，但这一回，他不可能再离开轮船，脚下也不可能再有坚实的土地让他踏上去。于是他不得不依靠别的手段。

尽管在君士坦丁堡期间他会尽量躲避，但其实这已是他越来越避不开的命运安排。所以他并不满足于只是说服伯恩斯托夫，让其相信整个阿拉伯之行都是无望无果的，就像他不单单对此愤懑不平，他还感到绝望——所以他要采取秘密措施。不过诸多端倪都未能逃过冯·加勒敏锐的双眼。大使心中也疑惑呢，究竟是为何，这位丹麦教授和瑞典教授之间冷若冰川？眼看他们起程的日子迫近了，大使决定要调查一下。这一调查，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包括“格陵兰号”晚宴的前因后果——全都清楚明朗了。于是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便主动肩负起了劝和责任。两位教授总算在他的说服之下，各自表达了对先前冲突行为的抱歉。他又恳请他们俩，当着此行所有人的面，互相道歉，并拥抱彼此。最终二人也给了他面子——福斯科尔和冯·黑文互相道歉，并拥抱了彼此。

冯·加勒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此消解平息了。然而很快他发现自己错了。他们的言行举止照旧没变；一切都似乎在表明，福斯科尔只是勉强形式化地道了歉；而对于冯·黑文来说，此次和解的作用则如同心上插着的那把匕首拧转了一下，反倒使痛恨更深了。这不，在冯·加勒的起居室里和解后没多久，真实情况就现了原形：冯·黑文向克里斯蒂安·克拉默吐露了心声，他说，看着吧，我迟早会和那个瑞典人平起平坐的。就在他们起程前一天，这两个丹麦人相约去了佛洛伦特的药房，冯·黑文在这儿为旅途订购了一些药物。当药剂师把它们一袋袋拿出来放到柜台上时，年轻的丹麦医生不禁惊恐万分，耳边回响起冯·黑文说过的要对付福斯科尔的话，此时此刻，他终于明白那些可怕的威胁具体是什么了。

在为旅途订购的药物之中，丹麦教授准备了8阿斯皮尔[79]的黄砷和16阿斯皮尔的砒霜。

5

1761年9月8日，万事俱备，只欠起程。真正的冒险，此刻才算刚刚开始。崭新的东方服饰穿戴在身，这些学者绅士与东道主冯·加勒挥别之后，登上了那艘驶向亚历山大的轮船。

这是一艘来自乌尔齐尼[80]的亚得里亚海港[81]的小型土耳其轮船。航行开始后，远征队邂逅的是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与他们在“格陵兰号”上习以为常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这艘轮船的航行目的再简单不过，只是要把一船的年轻女奴运送到埃及市场上去。毫无疑问，从一开始，这些令人好奇的“船货”就抓住了我们旅行考察团的兴致。在此期间，福斯科尔把他的软体动物和海洋植物也都抛在了脑后，他在日记写道：“这回我们是和一位商人同行，他带了一船货物前往开罗，但和欧洲港口交易的货物大相径庭，他带的是女人。出于谨慎，以防他人垂涎，他采取了所有安保措施：那是一个特殊包厢，就在我们客舱之上，是预留给那些年轻女子的，他会亲自给她们送食物——不允许他人进入。此外，他还在舱门里边挂了一条毯子，这样一来，在他自己进出时，那些女人就可以避免被外面的人看到。”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福斯科尔作为学者，他精准的洞察力丝毫未减；对此，尼布尔也似乎研究得很认真细致：这些年轻女子——他在日记中是这么描写的——“得到了相当优渥的待遇。既然要把她们带到埃及去贩卖，商人就得确保她们抵达那里的市场时是健康而快乐的——这对挑选她们的主户来说非常重要”。虽然到目前为止，似乎除了这一件之外，其余的事都乏善可陈，但事在人为，一切皆有可能嘛，眼下这两位学士对即将到来的旅途还是充满了某些，说不太清的希望。因而他们并不丧气。

9月8日这天，正当船要拔锚时起风了，此风对航行极为不利，他们花了好长时间才驶离君士坦丁堡；三天之后，也就是11日这天，他们穿过了达达尼尔海峡——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在这里登陆：福斯科尔收集了一些花种，因为之前在户外展开植物学考察旅行的过程中，他就留意过那些花儿；尼布尔呢，则架起他的星盘，展开观测和记录，毕竟之前由于病痛缠身，这些工作都被迫疏忽了。

旅途继而经过希腊群岛。在忒涅多斯岛的锚地，他们遇见了来自威尼斯的战舰，对方却拒绝鸣炮致敬，因为这项荣誉为法国和大英帝国的轮船所专有。9月19日，他们驶过萨摩斯岛[82]时，头顶上的天空黑云密布，重重地向群山压下来。土耳其船长很害怕遇见帕夏船长[83][84]，此人是这片海域上的海盗头子，会向任何被他捕获的船只勒索一大笔过路费。在罗得岛[85]的外面，帕夏正与六艘战舰坐等在那儿，因此这个岛上的所有居民都闭门锁户，以防遭到掠夺侵袭。

然而这段日子里，远征队成员正面临着相当棘手的问题。9月21日这天，轮船在罗得岛海港锚定，而让所有人惊慌失色的，既不是头顶船舱里那些美丽的女奴，也不是罗得岛锚地外面充满威胁的帕夏，是克拉默。他倾吐出心底的秘密，关于君士坦丁堡的佛洛伦特药房，关于那个发现。

依据日记中所述，那天刚一到罗得岛，尼布尔、福斯科尔、博朗芬就立即登岸了，然而那两个丹麦人，冯·黑文和克拉默，一直到了第二天才下船。但无论是尼布尔，还是福斯科尔，关于远征队分成两拨上岸的原因，他们俩的记录中都没给出任何说明或暗示。为什么这三个人在9月21日，会想要单独待在罗得岛上呢？答案就藏在丹麦国家档案馆中，也就是那封写给驻君士坦丁堡的丹麦外交大使的信。日期：9月21日，地点：罗得岛。信的内容是由福斯科尔用磕磕绊绊的德文写就，但落款处也有尼布尔和博朗芬的签名。行文如下：

宽宏仁慈的大使阁下：

您好！

在君士坦丁堡的那段日子里，大人您对我们这个小团体非常友善慷慨，毫不吝惜地给予我们慈父般的体贴与关怀。因此我们再次心怀崇敬地向您表示由衷的感激，并且保证，我们余生都会以一颗感恩的心，来铭记您、瞻仰您。

今天，我们已经抵达罗得岛。在这里的法国领事馆，我们遇到了一位绅士，他正要前往君士坦丁堡，主动提出要帮我们捎信。现在，我们终于有机会把这件事，尽早地、好好地讲给阁下您听。大约两天前，第一次听我们的医生，也就是克拉默先生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震惊了。

就是我们待在君士坦丁堡的最后那天，药剂师佛洛伦特，当着我们的医生克拉默先生的面，向我们的语言学家冯·黑文——也是在其要求下——提供了两种砷。并且量多得惊人。当我们的医生表示出对此事甚为担忧时，这些药物的接受者就把它们打包好，交给我们的医生来妥善保管，希望以此减轻他的疑虑。但就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医生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所以，他将整件事都告诉了我们，还给我们看了两包药。现在，这些密封好的药，会随着我们一同，前往埃及。这两种药，数量如此之多，足以让我们所有人一命呜呼。我们相信大人您，已经很清楚这个人的品格。众所周知，他是多么迫切地想要成为财务负责人，掌管经济大权。我们的医生还告诉我们，那次他在大人您面前承认了自己的过错后，就发下毒誓，在他回家之前，他会废掉那个早该为他的羞耻负责之人。

他可是买了两大包砒霜，究竟要用来做什么？一想到他一贯自命不凡的本性，我们思虑再三，还是会不由地联想到他买这些毒药背后最可怕的那种打算。毫无疑问，一个瘟疫肆虐的国度里，定会有大量暴毙而亡的人，如果一行人突然死去，又何足为奇？世人都会觉得，那一行人之所以死于非命是疾病作怪——这种想法再自然不过了。如此一来，就没人会再怀疑死因，也不会有人剖尸，真相便会永远被掩藏。我们也相信，一旦我们其中一个被害，那么必然所有人都逃不掉，因为任何幸存者，都意味着他的罪行可能会暴露于世。所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只好再次请求您的帮助和庇佑。我们的确甘愿拿生命赴险，无论远征中的任何危险。但对我们来说，自家同事的日常威胁，反而好像比其他任何危险，都更令人害怕，防不胜防。我们请求阁下您理解，能否辛劳一趟，向那个药剂师佛洛伦特查问清楚，是否有人向他买过两大包砒霜和黄砷，是不是他亲手把药递交出去的。买毒药的人或许自己还留了一些，即便没留，到埃及后他也可以想要多少就弄多少，对他来说这都是小菜一碟的事。我们实在想不出合理的解释——在旅途中储备这些毒药能做什么用。要是我们能在抵达埃及时收到阁下您的示命就好了，请求您帮我们永远开除掉这个同事吧，不然的话，这人不会善罢甘休，祸及自身的同时，也祸及我们所有人！

此致敬礼，即请久安！

您最忠诚的奴仆

彼得·福斯科尔 卡斯滕·尼布尔 c.w.博朗芬

p.s.语言学家和我们的医生目前还在船上。

1761年9月21日 写于罗得岛

彼得·福斯科尔写自罗德岛的信（最后一页）

“眼前就是罗得岛，要跳就在这里跳吧！”[86]如果福斯科尔上岛后，于执笔写信之际，不禁将此名言脱口而出，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他的控诉，使他点燃了一根导火索，即便这火星能够不辞辛劳地烧下去，一直烧到君士坦丁堡，那它也还是会导向一桶炸药，爆炸的瞬间，便会炸毁整个远征队。与此同时，卡斯滕·尼布尔还给冯·加勒的秘书——舒马克先生——寄去一封信。他也在信中讲了冯·黑文买砷的事，随后写道：“我倒是真的希望，他买这些药，是用来救他自己的。因为我认为，对于他这样的人而言，要想从全部罪恶中疗愈救赎自己，这应该就是最佳方式。但如若不幸，事实是另一种情况，定要将我卷入这样一场羞耻的谋杀计划中的话，那么作为一名工兵上尉，我希望自己清楚，应当如何惩办这样的邪恶行为。我承认这么做，的确也很难让自己心安理得；可我宁愿更为光荣地英勇就义，也不要成为懦夫苟且偷生。就算真的会在这场意外中牺牲，我也相信，天堂的大门会为我们敞开。”看完他说的这些话后，也就清楚了他的立场：要是那个丹麦人真的敢对大家下毒手，那尼布尔一定会先发制人。

在这件事带来的阴霾笼罩下，就连帕夏向他们提出的放行条件——即便要求得很过分——也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了。因此，任何人都觉得没有必要再在那些条件上费脑筋周旋。9月22日，他们满足了海盗的要求。于是，轮船再次起锚，再次载着一船舱的女奴，缓缓推进那片广阔的大海中去。只有尼布尔日记里的话不无犀利地道出了实情，眼下远征队的某些成员之间的关系仍旧十分紧张。当时是在远征队成员与一个穆斯林之间（后者是船长的抄写员）偶然引发了一场关于宗教的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冯·黑文费尽口舌，想要让对方变更信仰，皈依基督教。为此他还妄下定论，说当基督教徒要优于当穆斯林。此话一出，那位抄写员遂变色离席，临走前给所有人撂下一句话：任何人，无论他是信哪门子神，只要不是信真主安拉，那就狗屁不是。从尼布尔的记述来看，他对此所持态度——尽管也可能有其他原因——是明显倾向于那位穆斯林的。“通过这件事，那个好人给我们提了个醒，什么才是最好的呢？是你要坚定不移地信奉自己的宗教信仰，这没错，但你也要允许别人坚守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各自安好，即是最好。对我而言，我并不热衷于让别人改宗换教，那不是我的工作。但在那之后，每当我——向知理明义的穆斯林——询问他们宗教的基本教义时，我也一定会告诉他们基督教徒过去的各种经历，但我从不会声称它比《古兰经》宣扬的教义更优越；因此，他们中也不曾有人，会因这样的讲述而变得激愤。”简短的一段话，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尼布尔。把不同信徒分出个三六九等优劣高下？那不是他的想法。他的信仰的确让他受益。所以他希望去照亮别人，而不是转化别人。真理毕竟是个人的。

一如既往，轮船航行在广袤无际的大海上。自离开君士坦丁堡后，这是头一回，大家心知肚明，却又心照不宣，只是任凭气氛再一次冷僵掉。他们一个个都回到各自寻常的忙碌中去了。克拉默和冯·黑文，两人总会聚在一处，用丹麦语聊很久；博朗芬得完成福斯科尔在土耳其制作的植物标本的绘图；尼布尔呢，他终于结束了天文和气象的观测，就在这时，客舱上方会又一次传来那些年轻女奴的欢笑声浪。

当天色变得更暗些，船身两侧的海水也会再次发出微弱的光。福斯科尔每天傍晚都会从舷窗那儿收集海水，以在他的显微镜下观察，而后他会在日记里讲述自己做了很久实验。他讽刺地写道，无论观察得有多细致，他还是没能发现海神涅柔斯[87]之女的任何踪迹。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福斯科尔还是有意外收获的。虽说这位年轻的瑞典男子在船身周围的发光海水里苦求无果，但那位美丽的海仙女涅瑞伊得斯，反倒就在这艘船上，和他幽会了。

彼得·福斯科尔写道：“为了捕捞那些微光，我得经常从客舱的舷窗那里收集海水。每当我这个欧洲人在那儿捕捞时，住在客舱上方的那些女子就会借机俯瞰。我听到她们讨论的声音，便向上看去，这时，她们就会非常快地往回一缩，幅度很小，不过是象征性地。因为她们还是露在外面，先是一个，然后又一个，第一次会很迅疾，下一次时间就会长点儿，直到最后我们就开始说话了，相互之间还定好了下一次约会。”瞧，这件事就这么发生了。不过很幸运的是，我们还可以通过尼布尔的日记，来跟踪一下福斯科尔，看看这次约会发展得怎么样，尤其是那些小细节。喏，以下就是尼布尔对这则趣闻轶事的记述（版本略有出入）：

福斯科尔先生与我，常会坐在我们客舱内部的行李箱包上阅读和写作。头顶上方时不时传来那些女子的嘈杂声，我们便会从窗户那儿探出身子去，想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最自然的反应莫过如此。这时，那些女奴——还不习惯这种好奇的观望——看到了她们心中所谓的奇怪的野蛮人（由于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东方习俗，因此在室内就没有缠穆斯林的头巾），接着就开始对我们恶语相加。我俩虽不骂粗口，但也不至于被她们嚣张的气焰吓得退回舱内，尤其是我们也留意到了，这群姑娘中有一些在试着安抚劝说，让那些嚷嚷的安静下来。于是，一回生二回熟，渐渐地她们便能习惯看到我们了。我们也会给她们展示各种各样的水果，以及一些欧洲制作的糖果甜品。要是她们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从上面的窗户那儿把围巾放下来，这样我们就能把那些东西系在里头，让她们拉上去。她们甚至也给过我们一两样小物件。但我们还是连一句土耳其语都不会说，她们中也没有人会说欧洲语言，可我们会通过打手势来理解彼此的意思。在很多时候，那些极为友好的年轻姑娘都会和我们说一些相同的话。为了弄明白这些话的意思，我们向那个抄写员请教了很多，都是那些姑娘常说的土耳其单词。通过这个办法，我们了解到了，她们之前是在警告我们要小心谨慎，要我们在上面那些男士们做祷告的时间里露面。然而，即便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有时也不太明确她们的意思。最后，那些姑娘采用的是轻叩窗户的办法，以此为信号，来告诉我们此刻她们是单独在上面的。就这样，这趟旅途因为这种交流，给我们彼此都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欢乐。

是的，原本在罗得岛的飞鸽传信一事，已经拉开了黑云压城的序幕，没想到在故事行进过程中，在地中海这儿还唱了一段小插曲，这着实让他俩的精神得到了舒缓。看这两位饱学之士，忽而中断他们手中的研究，侧耳倾听叩窗的信号声；随后再给那些年轻女子把糖果甜品系好，看着它们被吊上去。这一切，让他们仿佛走进了一片充满爱与幸福的沙漠绿洲，也让他们产生了对另一个世界浮光掠影的感受。因为那个世界，阿拉伯菲利克斯，看起来就像海市蜃楼。

离开罗得岛刚好有一周时，尼布尔不得不警告船长——此人航行不用测程仪和罗盘——埃及海岸低平，因而非常危险，虽然到现在几乎还没看到岸影，但事实上已经在逼近了。9月26日，轮船抵达亚历山大港，而远征队成员一直等到第二天才上岸，因为他们希望遇到那位法国领事。在这之前，尼布尔写道，船上大概有6—8人死去。自从离开罗得岛之后，瘟疫就在船上蔓延开来，有一些实在扛不住的也找克拉默医生治了，但最后还是无力回天。令尼布尔欣慰的是，远征队成员们都好着，没有任何疾病症状。他的这些话，不禁令人想起他们写给冯·加勒的那封信里的句子：“毫无疑问，一个瘟疫肆虐的国度里，定会有大量暴毙而亡的人，如果一行人突然死去，又何足为奇？世人都会觉得，那一行人之所以死于非命是疾病作怪——这种想法再自然不过了。”事实上，真正的瘟疫已经放过了他们，但另外的传染病却在无意间被他们继续带在了身上。

这是他们将要首次踏足阿拉伯土地的前一晚。待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福斯科尔和尼布尔忽然发现，那些年轻的女奴，就像尼布尔日记中写的那样：“已经在夜里被悄无声息地带走了。”她们就这样不告而别了——这句话听起来失落极了——也标志着这场从哥本哈根开始的漫长漂泊接近尾声。而此时此刻，我们也不由地想到，这些年轻女子将会面临怎样的被选择的命运呢。或许尼布尔和福斯科尔也会想到这个问题。或许当他们在那个早上发现那些女子的船舱已经空了的时候，当福斯科尔想起当下正威胁着这场远征的那些危险的时候，他就在一瞬间记起了——在旅途的最初——他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把阿拉伯菲利克斯称为“福地”？为什么一直以来，要弄清楚那点微微发光的鬼火，竟这般难？

[59]卡隆城堡（kronborg），丹麦赫尔辛格的一个要塞。

[60]赫尔辛堡（helsingborg），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个要塞。

[61]库伦角（kullen），瑞典西南部的半岛。

[62]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丹麦日德兰半岛和瑞典之间一海峡。

[63]莱斯岛（laesö），卡特加特海峡北部的最大岛屿。

[64]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在丹麦与挪威之间。

[65]全能者（almighty），即上帝。

[66]北海（north sea），英国东海岸附近的大西洋海域。

[67]枪口（gunports），这项技术大概可以追溯到15世纪后期，随着炮兵在海战中的出现，将枪炮安装在船体上，有些在船头和船尾也有。

[68]埃斯塔克（estaque），法国南部的一个村庄，位于马赛西部。

[69]达朗贝尔（d’alembert，1717—1783），法国数学家、机械师、物理学家、哲学家和音乐理论家。波动方程解的公式以他的名字命名，有时被称为d’alembert方程。

[70]《新爱洛伊斯》（la nouvelle héloïse），让-雅克·卢梭于1761年发表的书信体爱情小说，又译《新爱洛伊兹》。

[71]“礼帽派”（hats party），瑞典自由时代（1718—1772）的两大政党之一，为区别于保守的便帽派（the caps）而得名。

[72]卡尔·古斯塔夫·特辛（karl gustav tessin，1695—1770），政治家、诗人、作家、收藏家、艺术鉴赏家，是18世纪瑞典议会“礼帽派”的创始人，于1738—1739 年以出色的口才被封为贵族。

[73]桑德斯（admiral sanders，1715—1775），皇家海军军官，1727—1766年服务于大不列颠王国皇家海军，参加了“七年战争”。

[74]代尔夫特（delft），荷兰南荷兰省的一个城市，地处海牙和鹿特丹之间。

[75]马耳他（malta），一个位于地中海中心的岛国，有“地中海心脏”“欧洲的乡村”之称。

[76]哈塞尔奎斯特（hasselquist，1722—1752），瑞典的旅行家和博物学家。在乌普萨拉大学跟随林内乌斯学习，也是其众多使徒之一。1750 年当选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77]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世界上用于国际航行的最狭窄海峡之一，位于土耳其西北部，连接欧亚大陆边界的一部分，将亚洲土耳其与欧洲土耳其分开。

[78]查士丁尼大帝（emperor justinian，约482—565），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统治期一般被看作东罗马帝国由古典时期希腊化的重要过渡期，其本人也被称为“最后一位伟大的罗马皇帝”。

[79]阿斯皮尔（asper），土耳其和埃及从前的银币名，后来作为钱币的单位，等于1/120皮阿斯特。

[80]乌尔齐尼（dulcigno），亚得里亚海沿岸最古老的定居点之一，始建于公元前5世纪。

[81]亚得里亚海（adriatic），地中海的一个大海湾，位于地中海的最北端，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之间。

[82]萨摩斯岛（samos），希腊岛屿，在爱琴海东部，是爱琴海中距小亚细亚大陆最近的希腊岛屿。和小亚细亚只隔窄狭的萨摩斯海峡。

[83]帕夏（pasha），奥斯曼帝国行政系统里的高级官员，通常是总督、将军及高官。帕夏是敬语，相当于英国的“勋爵”。

[84]帕夏船长（captain pasha），即加齐·哈桑帕夏（gazi hasan pasha，1713—1790），1770—1790年担任奥斯曼舰队司令，1738年参加了对奥地利和俄罗斯的战争，随部队收复了贝尔格莱德。

[85]罗得岛（rhodes），希腊第四大岛，爱琴地区文明的起源地之一。

[86]原文是“hereis rhodes，herethe deed done！”出自《伊索寓言》中的“罗得岛的故事”。故事是讲一个爱吹牛的运动员曾向别人炫耀自己在罗得岛可以跳得多么远，而眼下却无法向别人展现自己的那些本领。

[87]涅柔斯（nereus），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海神，蓬托斯（大海）和盖亚（大地）的儿子，住在爱琴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