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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卢世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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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戮了阿合马之尸,惩办了阿合马的家属和党羽以后,并未彻底觉悟,仍旧喜欢有本事帮他弄钱的人,先后重用卢世荣与桑哥,不惜如当年重用阿合马的前例,更动或更改中央的行政机构。

至元廿一年十一月,忽必烈叫卢世荣与中书省的右丞相和礼霍孙,平章政事麦术督丁、参知政事张雄飞、温迪罕,在他本人面前辩论财政政策。卢世荣主张提高税额,被和麦张温四人反对。忽必烈把和麦张温四人同时免职,任命卢世荣为右丞,并且依照卢世荣的推荐、任命史枢为左丞,廉希恕(不鲁迷失海牙)与撒的迷失为参知政事、阿合马时代的户部尚书拜降为参议中书省事。

卢世荣当权的时间很短。他到了次年四月,便被捕下狱。在他被任命为右丞之时,安童于同一天也被任命为右丞相。安童是正经人,不与他同流合污,是他倒楣的原因之一,而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朝野对阿合马的记忆犹新,而卢世荣搜括得比阿合马更多,更急,虽则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忽必烈。孟子说:“是以君子恶居下流也,天下之恶皆归之。”

卢世荣未尝没有作了若干件的好事,例如:金银买卖的解禁,“竹监”的取消(不再以怀州孟州一带的竹货为政府的专利品);驿使饮食改由政府供给;立“常平盐局”以调节盐价;制造“至元”铜钱与至元绫券,与纸钞同时流通,使得纸钞贬值的速度得以减低;用铁器的专卖制度,筹出买粟的钱,买足够的粟储入各地的常平仓,使得常平仓不至于像以前一样的空空如也,有名无实;在各路成立“平准周亟(急)库”,以纸钞低息贷给贫民;在各郡(州府)成立“市易司”,抽取商货税,按四十取一(千分之二十五),以此项税收的十分之六来增发地方官吏的薪俸,以十分之四抵充“市易司”的经费;由政府出钱,代江淮失业的人,买回他们所卖去的妻子儿女;命令江南的田主,向他们的佃户减收田租一成;增加中央与地方所有的官吏的薪俸二成;规定官吏考绩与升迁的条例。这些“德政”,都是从反对他的人的口中说出来的,相当可靠。不过,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施行这些德政的目的,只是为了“释怨要誉”。

卢世荣的罪状,远不如阿合马的严重。他的罪,大都是属于擅权一类,属于贪污自肥的部分简直没有。他未向右丞相安童报告,支了库钞二十万锭。这二十万锭,虽控告他的人也不曾指为贪污,可见是用在明处,只是手续不合而已。另一项罪状,是为了成立野面、木植、瓷器、桑枣、煤炭、匹段、青果、油坊等等牙行,以便抽取商货税,而动用了“县官”(皇帝,政府)的钞八十六万余锭,未能归垫。(这些牙行成立未久,当然一时归垫不出。)他的更大罪名,据安童指控,是曾经向忽必烈夸下海口:毋须增加人民的负担,只须“裁抑权势所侵”,便可以每年增加税收三百万锭,“令钞复实,诸物悉贱,民得休息,数月即有成功”;然而,安童说:“今已四个月,所行不符所言,所出浮于所入。”这“所出浮于所入”六个字,最触动忽必烈的忌讳。于是,卢世荣便在“面质”以后被捕下狱。“面质”,是在忽必烈的面前,对控告他的人监察御史陈天祥辩论,有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儿在场。

卢世荣的其他若干罪状,皆不严重。他引用了若干阿合马的党人。然而他事前曾经向忽必烈请示过,说阿合马的门下“不乏通才,废弃可惜。臣欲择任一二,然惧言者谓臣滥用罪人。”忽必烈回答说:“可用则用之,何惧之有?”他叫驿站把公文分别缓急、用红青白三种颜色的袋子装。这件事,李璮曾经做过。控告卢世荣的人,说他模仿叛臣的行为。还有一件罪状是:未经与枢密院商议,便调动了三个行省的兵,共有一万二千人之多,驻在济州(济宁)。这件事非常奇怪。三个行省如何能随便奉了卢世荣的命令就调兵呢?倘若卢世荣真想造反,仅仅集中一万二千兵在济州,有什么用?大概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

卢世荣在海外贸易方面的政策,为功为罪,要依评判人的立场为转移。他设立“市舶都转运司”于泉杭二州,“官自造船,募人驾以入番,官收其利七,商收其利三。禁私泛海者,拘其牲畜实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之半给告者。”主张国营对外贸易的人,会认为卢世荣的包办不够彻底,应该由政府设立一个机关,派职员入海,而不募商人入海;同时,陆地边界上的对外贸易,也应该由政府来包办。然而,无论如何,卢世荣可算是国营对外贸易政策的先驱。反过来说,主张自由贸易的人,认为卢世荣如此做法,是与民争利,而且所谓国营,实际上是政府营,也就是官吏营。官吏营,不如人民自己营的好。由人民自己营,而抽取人民的税,站在政府的立场说,是既可以免去由政府花本钱去投资,又可以免去管理上的浪费。卢世荣的办法,严格说来,并非国营,而是以政府为船主,以人民为船客。船客要付出百分之七十的经商赢利,这真是千古未有的昂贵船票。

忽必烈在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起用卢世荣之时,不惜为了卢世荣而于一天之内免掉右丞相和礼霍孙,右丞麦术督丁,参知政事张雄飞、温迪罕。到了次年四月,经监察御史陈天祥一告,于廷辩以后却又立刻把卢世荣逮捕下狱。

关了卢世荣七个月以后,他忽然想起,问近侍忽剌出:“你对于卢世荣有什么意见?”忽剌出说:“中书省新来的汉人说,卢世荣的罪已经确定,还关在牢里,天天用囚粮养他,太浪费了。”忽必烈听了,吩咐把卢世荣杀死,刲割其肉以饲禽獭。

中书省新来的汉人,仅有郭佑一人。郭佑原为御史中丞,在卢世荣被捕以后一个月,五月,受任为中书省参知政事。当时,御史中丞是从三品,参知政事是从二品。郭佑在审讯卢世荣之时很卖力,因此就升了官。

其实,不升官还要好些。中书省是是非之地。郭佑当参知政事当了两年又五个月,便不仅丢官,而且送命。害他的,是阿合马与卢世荣的继承者,忽必烈的另一言利之臣:桑哥。

忽必烈为了这桑哥,正如当年为了阿合马一样,不惜更改中央的行政制度,再度增设尚书省,使得中书省变成了冷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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