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字于《南京条约》之上的，共有三人。作为“大清大皇帝”的代表的，是“特派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太子少保，镇守广东，宗室耆英”与“头品顶戴花翎，前阁督部堂，乍浦副都统，红带子（远房皇族）伊里布”。（牛鉴不仅未能列名于条约之上，而且不久就被革职拿问。）作为“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的代表的，是“特派钦差全权公使大臣，英国所属等处将军，世袭男爵濮鼎查”。（其实濮鼎查并非男爵，只是一个武士阶级的爵士，是翻译的人弄错了。）
这《南京条约》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对外关系历史上第一次不平等条约；在英国人看来，却是“以条约形式确定了民族平等”的文件。英国不再被视作朝贡藩邦，而且加了一个“大”字，叫做“大英”，以与“大清”平行。条约原文遇到“大英”两字，也正如“大清”两字一样，抬头另起一行，高出一格书写。遇到“大清大皇帝”及“大英伊尔兰君主”，均高出两格书写。
条约一共写了四份，中、英文各有正副两份。在中文的两份上，耆英与伊里布的名字放在前面；在英文的两份上，濮鼎查的名字放在前面。
条文中特别规定：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中国大臣，无论京内、京外者，有文书往来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准用“札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皆用平行照会。
从此，像义律之一再被迫向地方官上禀帖，而且常常要经由公行商人转递的事，不会再有。
但是，区区的英国领事官，也取得了与中国各省督抚大员互行照会的资格。英国人自己承认，在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英国领事是没有如此崇高的地位的。
就条约的内容，这《南京条约》是不折不扣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割一个香港给英国，英国割了什么岛给中国？英国人可以在中国的五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自由居住、自由贸易，同时又受领事裁判权的保护，中国人能够在英国哪几个港口，享受同样的权利？
全部《南京条约》十三条，条条都是英国的权利、中国的义务。
英国有权在五个港口驻扎一艘兵船，英国有权与中国议定中国关税的“则例”，中国有义务偿还“商欠”，赔出“战费”，中国有义务补给所毁的两万余箱走私鸦片的“原价”。
“商欠”是华商欠交英商的高利贷本利，原为两国商人间的私事，却要中国政府代还，数目是三百万元（墨币）。
战费，是英国政府自己要兴师动众而花的钱。中国政府为了抵抗外侮，也何尝没有花了很多？然而为什么镇江一失，便慌忙求和于几千个英国兵与印度兵的威胁之下？赔了一千二百万元。
鸦片的“原价”是六百万。
商欠、战费与鸦片原价三项加起来：二千一百万。
在这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总算英国人把扬州盐商的三十五万五千两扣除了。折合五十万元。上海居民曾经答应送五十万元给英军，在条约签字以后缴了，也被扣除。
奕山在广州于义律兵临城下之时（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曾经交给义律六百万元。英国人称这项赔款为“广州赎城费”，不肯从二千一百万元的赔款之中扣除。因此，中国在实际上所付出的不止是二千一百万元，而是二千七百万元。
英国的历史家曾经细细地算了一下，说英国政府在商欠、战费、鸦片原价三个项目之中无钱可赚，所赚的正是这“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
中国的政府与人民，在当时虽已很穷，却颇能担负得起这前后所出的二千七百万元之数。一船一船的银子，自中国运去伦敦。伦敦的造币厂加工铸制（银质的）英镑与印币卢比，除了分别还清商家与归垫英属印度政府以外，把剩下的相等于六百万元墨币的银子，存入国库。
堂堂“大英伊尔兰等国君主”总算发了一笔小财，但英国已是充分立宪制的国家，女王本人并不直接管钱。存钱用钱，均是那个只对议会负责的内阁之事。
内阁的外务大臣，从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阳历9月起，已不是那号称“魔鬼之子”的帕麦斯顿勋爵，而是阿波儿丁勋爵。阿波儿丁于上台以前，一向认为英国政府不该替鸦片商人撑腰，进行“不名誉的战争”，上台以后却并不反对替国库略为增加一点收入。
在中国的一方面，“商欠”三百万元虽则由清廷代还，结果仍是摊派于广州公行（十三行）的商人。“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中的二百万，是由广州的全体老百姓分担的，政府只出了四百万元。此外，扬州盐商与上海居民共出一百万元。
条约签订以后，各地的绅商也陆续捐出一百一十万两（等于一百五十万元左右）。清廷实际的付出，不是二千七百万元，而是一千七百五十万元。
条约规定：全部赔款须在乙巳年（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年底以前付清，倘若届时不能付清，尾数须按百分之五的利率加付利息。英军所占领的舟山（定海）与鼓浪屿，于全部赔款付清之时，才能交还中国。
清廷把赔款如期还清，英军也就在道光二十六年阳历7月从舟山撤退。鼓浪屿在二十五年年底便已交还了。（宁波与镇海的英军早在进攻乍浦以前，自动于“勒索”了居民若干款项以后撤走。）
最倒霉的，是广州的公行商人。他们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专利权。《南京条约》规定：此后英商在五口“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连带倒霉的，是粤海关的官吏胥役，从此不再能透过公行向洋商（间接是中国消费者）榨取各种油水了。
此外，不仅倒霉而且冤枉的，是两位在台湾认真抗敌的好官：一位是总兵达洪阿，一位是道尹姚莹。
英国的运输舰纳儿布达号（h.m.s.nerbudda）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十六日开进鸡笼口（基隆），向三沙湾的炮台发炮。中国守军还击，打断了该舰的桅杆，该舰仓皇退出，触礁，舰上的英军被守军杀了一些，俘了一百三十三名。被杀的包括五个英人、二十二个印度人。被俘的完全是印度人。
十几天以后，有英国兵船开来，索取俘虏，被中国的守军击退。
次年正月三十日又有三艘英国兵船开到台湾，进攻淡水、彰化之间的大安港。中国守军诱了其中的一艘安娜号（h.m.s.anna）进港，搁浅，俘获了英国兵四十八名、汉奸五名、大炮十门。
道光皇帝接到奏报，认为“大快人心”，赏了达洪阿与姚莹以骑都尉与云骑尉的世职，又加给达洪阿太子太保头衔、巴图鲁名号，姚莹二品顶戴。道光吩咐他们：“除夷目即行禁锢外，其余各夷即行正法。”达洪阿与姚莹遵旨，留下英军头目九人，其余除了几个病死的以外，统统杀掉。
在《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方根据西洋的国际公法向达洪阿与姚莹索还俘虏，只领回了六个英军头目，就向钦差大臣耆英发牢骚。耆英于是向道光建议，把达、姚二人治罪。道光明知道俘虏是自己下圣旨叫杀的，却也同意耆英的话：“不值因此一端，致抚局又形决裂。”结果，达、姚二人革职，解交刑部定罪。过了相当时期以后，道光在良心上过不去，才把达、姚二人的罪免了。
最大的忠臣林则徐自从在懿律率领舰队开抵大沽口之时，先后被“饬即回京”与“革职，仍回广东，候查问差委”，在广东闲住了一些时，因无兵无权做不出事来。道光在道光二十一年的春天，调他去浙江，帮助钦差大臣裕谦防守镇海，而且赏给他一个“四品卿衔”。然而，他位卑职小，实在也帮不了裕谦多少忙。倘若道光肯起用他为两江总督，赋以全权，至少上海、镇江不致沦陷，《南京条约》就不会有。
朝廷中的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穆彰阿是林则徐的死敌。林则徐到浙江不久，穆彰阿就请准道光将他遣戍伊犁。恰好黄河在开封决口，另一位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王鼎，便向道光保荐，说林则徐当年在江苏治水颇有成绩，于是道光就留下林则徐在河南，助办河工。到了次年，河工办得很好，王鼎以为藉此可将林则徐再保一本。那奸臣穆彰阿仍然不肯放松，定要林则徐到伊犁去。林则徐也只得去伊犁了。
王鼎气愤已极，在家中悬梁自尽，留下一封遗奏给道光，列举穆彰阿之罪，实行“尸谏”。这遗奏却被穆彰阿派人从王鼎家里骗来，换写一篇，递给道光。王鼎算是白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