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从岳钟琪在康熙五十九年打到拉萨，逐走准噶尔的将领策零敦多布以后，康熙把青海出生的达赖六世噶尔桑送到拉萨，于五十九年（1720年）九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寺“坐床”（即位），又留了四千名蒙古、四川、云南的兵在西藏驻防，派一个名叫策旺诺尔布的公爵作为驻防军的“总统”。

康熙把前藏与后藏的行政大权，分别交付了本地人隆布奈与颇罗鼐。后藏之西、阿里地区的行政权，则交付另一位本地人康济鼐。

雍正召回坐镇青海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胤禵，又撤出驻防拉萨的军队，移屯喀木的察木多。这是雍正的一大失着。

于是前藏的隆布奈在雍正五年捣乱，杀死阿里的康济鼐，企图与准噶尔勾结。雍正派吏部尚书查朗阿率领一万五千名陕西、四川、云南三省的绿营兵入藏戡乱，在西康与隆布奈的军队打了一仗，获胜。

查朗阿到达拉萨之时，后藏的颇罗鼐已经袭取了该城，迎接清军。隆布奈及其若干羽党被捕，正法。

雍正叫留下二千兵，分驻前藏、后藏。设两个“驻藏办事大臣”，三年一代。前、后藏的行政，由颇罗鼐一人兼理，把颇罗鼐的爵位由贝子升为贝勒，其后再升为郡王。阿里的行政，由颇罗鼐的长子策布登主持。

颇罗鼐在乾隆十二年暴卒，次子那木札勒便继承了颇罗鼐的爵位与政权。

这那木札勒不是一个好人。他请乾隆撤去西藏的兵，乾隆答应。他跟着就在乾隆十五年对哥哥策布登打仗，杀了策布登，吞并策布登所管辖的阿里。

乾隆于是不得不下旨驻青海的办事大臣班第、四川总督策楞、四川提督岳钟琪，叫他们带兵入藏，恢复对西藏的控制。

在班第、策楞、岳钟琪三人的兵未曾到达拉萨以前，那木札勒却已死于两位驻藏办事大臣之手。

这两位驻藏办事大臣是傅清与拉布敦。傅清是傅恒的弟弟（乾隆的舅子），拉布敦是满洲镶红旗人，参加过对准噶尔的战事，积功至定边左副将军、左都御史。

傅清与拉布敦二人于乾隆既已撤去驻防西藏军队以后，本难对那木札勒有何办法，但是他们深恐那木札勒脚跟站稳，清廷即使派兵来讨伐，也难以进入藏境，于是两人计议了一下，决定先发制人，把那木札勒骗到他们所住的楼上，出其不意地将那木札勒杀了。

那木札勒的部下在楼下知道消息，将傅清与拉布敦二人包围。傅清中枪后自杀。拉布敦下楼战死。乾隆为他们建立一个“双忠祠”，追封他们为“一等伯”，特许他们的子孙“以一等子爵世袭”。

当时后藏有一个噶布伦（官名），名字叫班第达（比班第多一个字），于兵荒马乱之中，颇能效忠清朝，沉着应变。他集合一些兵，保护住在布达拉寺的达赖六世。

清军在班第的率领之下（策楞与岳钟琪均留在打箭炉），安全到达拉萨，恢复了秩序。其后，班第会同班第达，与策楞、岳钟琪商拟了“西藏善后章程”，奏报乾隆，经乾隆核准。

这“章程”二字，意义与今天的章程不同，相当于“条例”或“办法”。依照这西藏善后章程，西藏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不再设郡王，而只设四个噶布伦，作为达赖的辅佐。达赖从此不仅是宗教上的领袖，又是政治上的封君。（班禅这时候只是达赖的老师，没有与达赖分治西藏之权。）

四个噶布伦在名义上是达赖的辅佐，在事实上由驻藏办事大臣统辖。噶布伦之下，另设五个戴琫、三个第巴、三个堪布，也都归驻藏办事大臣统辖。

驻藏办事大臣除了有统辖这些藏官的权力之外，又有一块小小的直接治理的地盘：达木番。达木番的行政制度，与内地州县一样，而且也设置八旗式的佐领等职。

留守西藏的驻防军，也“增加”了一千五百人。所有西藏与新疆之间的关隘，均设了“卡伦”与“汛地”，经常戒备，以防备准噶尔的侵入。

其后准噶尔被消灭，清朝驻西藏的大臣也不再有北顾之忧。

达赖六世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圆寂。第七世（官方称为第七辈）达赖名字叫罗卜藏降白，于次年出生在后藏的拖结热那冈。

乾隆二十七年，这达赖七世被迎到拉萨的布达拉寺坐床。乾隆三十年，他从班禅六世接受小戒。乾隆四十二年，他从班禅六世接受大戒。乾隆四十八年，他被大皇帝颁给玉册玉印。

大皇帝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廓尔喀战事以后，对西藏更进一步创立了“金奔巴瓶”的制度。这制度是：在拉萨的大昭（大寺，不是布达拉寺）放一个金瓶，供在佛前，遇有达赖或班禅圆寂，由四个“吹忠”，将每人所认出的“转世者”（呼毕勒罕）的姓名写在签条之上放在金瓶以内，召集喇嘛诵经七天，七天以后由驻藏大臣当众抽签。倘若四个“吹忠”的意见原已一致，仍须抽签，除了四个写着同样姓名的签条以外，加进一个无姓名的签条，如果所抽出的正是这空白签条，则“吹忠”们必须另行物色“真正的”转世者。

达赖七世在嘉庆九年（1804年）圆寂。转世者叫做阿旺隆安，出生在西康的垫曲科地方。他获得“吹忠”们一致承认，嘉庆说：“免掉抽签手续！”

这达赖八世活到十一岁（嘉庆二十年），就圆寂了。第九世达赖罗卜藏降白丹增楚，倒是经过了抽签手续，才获得坐床资格的。

其后，达赖九世在道光十七年圆寂，达赖十世（阿旺改桑丹·贝卓密凯珠）也是经过抽签手续才在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坐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