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母亲向我推荐了《她们》这本书。母亲知道我想成为一名小说家，于是经常让我阅读一些当代女作家的作品（“当代”是指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段时间）。这些作家包括弗兰纳里·奥康纳、阿娜伊斯·宁、伊迪丝·沃顿、安·兰德，还有玛丽·麦卡锡。我喜欢奥康纳、宁、沃顿和兰德的作品，但对麦卡锡的作品感觉一般。她笔下的角色在我看来毫无意义，如今回想起来，这并不奇怪——大多数伟大的小说都无法打动青少年，因为他们涉世未深，还不能理解成人的失望的复杂之处。于是，我把《她们》放到了一边，之后的二十七年里再没碰过。
然而，在我母亲看来，《她们》是属于她那一代人的小说。她出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也是她家（无论男女）第一个上大学的，她就读的霍利奥克山学院是久负盛名的七姐妹联盟女校之一，瓦萨学院和史密斯学院也是这个联盟的成员。《她们》出版于1963年，当时正值美国社会发生重大动荡之际。约翰·肯尼迪刚刚遭到暗杀，嬉皮士们在宣扬自由的爱，美国介入越南战争已是第四年。在重视家庭、祥和平静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里，那些梦幻般的场景——快乐的家庭主妇们穿着围裙和坡跟鞋，端着鸡尾酒在门口迎接自己的白领丈夫下班回家——开始瓦解。贝蒂·弗里丹所著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刚刚问世，这本书的创作源于弗里丹在史密斯学院的十五周年同学会上向两百名同学分发的一份调查问卷的结论。结论表明，很多女性不满于自己的生活，她们也不满于婚姻和生育的狭窄出路。弗里丹将这种现象称为“难以名状的问题”。《她们》问世的时机再完美不过了。就像弗里丹的著作中那些现实生活里的女性一样，《她们》的七位女主人公也饱受“难以名状的问题”的困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女性们对此表达了认同：《她们》连续两年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我的母亲和她的朋友们在阅读《她们》这本小说的时候，是否也正怀有自己的人生被家庭生活绑架的那种隐秘的不满。但我知道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我的母亲和她最好的朋友开始了自己的事业，这让她们的丈夫很是懊恼，并常常大发雷霆。尽管现在看来没什么了不起的（毕竟她们只是开了家旅行社而已，不过我的母亲之后会进入银行的董事会，成为当地位高权重的商界女强人），但这在当时却不亚于一场家庭革命。不过，我的母亲非常坚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八岁的我决心当一名作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为《纽约观察家》撰写《欲望都市》专栏文章期间，我的经纪人为我谈下了第一部小说的出版合约。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前任编辑——在《纽约观察家》工作过的少数几名女性之一时，她大叫：“你应该写一部当代版的《她们》！”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本《她们》，花了两天的时间重新读了一遍。我十七岁时认为毫无意义的内容在三十五岁时读来简直振聋发聩。这是一些我立刻就能辨认出来的角色——二十多岁的理想主义年轻女性，正在面对“现实生活”的困难和惊喜。尽管每一代女性都乐于宣称自己遇到了一系列作为当代女性必须面对的“全新”难题，然而《她们》提醒我们，真正的改变并不太多。婚前性行为、差劲的男人、事业与家庭的对抗——这些问题仍然存在。的确，在阅读这部小说时，你可能会好奇，如今的女性与七十年前的女性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否仅仅在于“选择”这个词——这个词让我们以为我们能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控制；甚至让我们以为自己已经解决了那些“难以名状的问题”。在《她们》中，麦卡锡笔下的人物没有这样的出路。
于是，小说以一场并不明智的婚礼作为开篇，新娘在瓦萨学院的好朋友们满怀着对未来理想主义的憧憬，花枝招展地现身，然而这一切很快变成了遭到挫败的雄心、一塌糊涂的性事（其中一个人物的丈夫通过背诵乘法口诀延迟射精时间）、邻里之间的攀比、生儿育女的挑战，当然，还有男人的不可靠——在本书的开头，一个女孩戴好了子宫帽，却被情人放了鸽子。
考虑到小说对两性关系的重视，《她们》很容易被称为当代鸡仔文学的先驱。但它不是。虽然麦卡锡笔下的女性也在为找到“好”男人而困扰，可这只是表面文章，为了掩盖更大冲突的存在。身为瓦萨学院的毕业生，《她们》中的女性坚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但她们随后发现，自己非但无法改变世界，甚至连自身的生存都要取决于她们对自己成为“第二性”这一事实的接受。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且极其关注政治的人，麦卡锡认为小说的作用远不止是娱乐。一九八一年麦卡锡在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的文章中说，她感觉“经典小说是在由公共事务、政治和宗教引发的思考和争论中成长并壮大起来的，它涉及自由贸易、帝国、女性、改革等问题。人们认为，一部严肃的小说如果涉及权力、金钱、性和阶级的主题，就会应对上述问题”。
麦卡锡坚定不移地欣然接受生活的真实面目，而非徜徉于愿景之中，这无疑源自其本人艰难的成长经历。麦卡锡六岁时，父母双双死于一九一八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她成了孤儿，由严格信奉天主教的亲戚抚养长大。记忆中，他们待她苛刻，还虐待她。她十四岁失去童贞，而且据推测，她从未体会过婚姻和性的愉悦。在她所著的《知识分子回忆录》（intellectual memoirs）一书中，她形容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是一个“老”男人，“肥胖，臃肿”，而且有口臭。她声称自己从未爱过他，答应嫁给他只是“为了惩罚自己跟他上了床”。
虽然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冷酷无情，但同时也显示出麦卡锡的讽刺智慧和黑色幽默，她可以将潜藏的愤怒巧妙地转化为讥讽。在《她们》中，一个男人被形容是“彻头彻尾的坏蛋了，不过当然，正是这种人才会让好女人伤心”。后来，普瑞斯这个人物意识到“（她丈夫的）性格中有一面她并不信任……一言以蔽之，他是个共和党人”。同时，另一个人物波莉担心自己二十六岁就已经变老了，因为她的一些朋友对待她就像“从古董店里淘出来的‘文物’了——好像她是一件稍有裂痕的旧瓷器”。
因此，无论是在故事情节还是在人物塑造上，麦卡锡都毫不留情。那些渴望从小说里看到“可爱人物”的读者可能会懊恼地发现，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有缺陷的。他们时而雄心万丈，时而困惑迷茫，时而冷酷无情，时而惊恐万状，时而狂妄自大，时而狡黠阴险。麦卡锡并不会为了取悦读者而去改变人物的个性，她也不会屈尊去“救赎”她的人物；相反，她会让那些人物的人生按照逻辑和现实走向他们应有的结局。
自十五年前重新拿起这本书后，我已经读了《她们》不下十遍。我很珍视这部小说，不仅因为它辛辣的讽刺，还因为它技巧上的因素，包括麦卡锡对于独白的精彩运用、她的行文节奏和她犀利的文笔。每次阅读这部小说时，我都会对麦卡锡作为小说家的能力感到敬畏。我很确定自己永远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但麦卡锡会一直激励我。
坎迪斯·布什奈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