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在丙申年（1896年）阴历五月间由檀香山去美国，为的是征求同志，募款再举。到了美国以后，在旧金山住了一个多月，又在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等地分别住了若干天，最后在纽约又住了几个月，却不曾遇到多少能够接受他的革命主张的华侨。

于是，他决定去英国。到了伦敦以后，他常常去拜访自己的老师、曾经在香港西医书院担任过教务长的康德黎博士。康德黎的寓所，在清廷驻英使馆附近。有一天，他在路上遇见广东三水县人邓廷铿。其后邓廷铿在10月11日把他骗进了使馆，关在三楼的一个加了铁窗栏的房间之中。

邓廷铿之所以如此，是奉了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瑗的命令。龚准备包雇一船，把孙中山秘密押解回国行刑；甚至想先把孙中山毒死，装在箱子里运回中国戮尸。

所好，吉人天相，使馆的一个英国仆人柯尔渐渐表同情于孙中山的遭遇，送消息给康德黎。康德黎邀同另一位英国医士孟生把这件事在《地球报》（theglobe）发表，引起了英国人士对清廷使馆的公愤；又写信给当时的英国外相萨里斯伯。萨里斯伯认为清廷的公使馆没有在英国领土之上逮捕人、扣留人与押解人的权力，于九月十七日派员向龚照瑗交涉，要求将孙中山立即释放。龚照瑗只得照办。

1897年出版的《伦敦被难记》英文版封面。

孙中山被释放以后，作函申谢《地球报》及英国舆论界的支持；用英文写了一本《伦敦被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交给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giles）代为发表。从此，英国朝野对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始有了了解。

孙中山留在伦敦，住了几个月，到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去了五十七次，研究各国的革命史与各国现状。他深切地感觉到，西欧各国虽则已经有过相当成功的政治革命，但是社会问题仍有待于解决。中国不该仅仅有一次政治性的革命，应该一劳永逸，除了谋求国家富强与民权发达以外，还要实行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于是创造出三民主义。丁酉年六月初三（1897年7月2日），孙中山离开英国，乘船去加拿大，于九天以后到达蒙特利尔（montreal）。次月初五，他离开加拿大，在维多利亚城乘船去日本，于三十几天以后到达横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