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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东北部的冬天，难得有几天晴朗，平时老是暗腾腾、阴沉沉的，看不见一丝阳光。它像一个脾气乖戾、暴躁，对人世间的一切都持着否定态度的老人。人们称这种天色为“酿雪天”。可是它已经酝酿了好几天，雪仍然没有落下来。

一天下午，刚过未牌时分，从平州[1]西城门内开出一支散散漫漫、稀稀落落的队伍。它出城后，就进入城西郊山区，越过辽、金战争中出名的兔耳山。战士们似乎带着怀古的心情，在战场上凭吊一番，兜了两个圈子，然后转出来，走上往南的滦州[2]大路，很可能是开往清州[3]。清州在边境线上的那一端，已经属于宋朝的地界，目前有一队常胜军防守着。从平州到清州是金灭辽后与宋互通使节往来的正道。

这支排列得稀稀朗朗的队伍，人数却不算很少。从未时直到傍晚时分，城里还不断有人开出去，看来已经做好夜行军的准备。但它的纪律十分松弛，战士们在不成行列的队伍中可以任意行动，随便说话，在行军途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尤其使人惊讶的，一过黄昏时分，从山区里走出来的前队士兵，不待上级命令，就自动在原地休息起来，这里、那里到处出现一堆堆的篝火。他们夹七夹八地说话嚷闹，有的问今晚在哪里宿营，有的竟然要求开回城去休息。军官们听了，大声吆喝几句，提起马鞭来，摆出要挝人的姿势，随后又让他们落入更大的喧嚷中。军官们吆喝的是女真话，战士们说的是契丹话、渤海话，也有一部分被签征来的汉儿操着辽河地区以及本地的乡音。从混杂的语言和不统一的服装来看，这确是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

在这个敏感的边境地区行军，而且看起来还有越界闯入宋军防地之势的这支杂牌军不像是要执行什么秘密任务的突击部队，因为它不具备一支突击部队必须具备的保密和迅速两个条件。它更不像一支堂堂之旗、正正之鼓，准备把自己的军事目的昭告于天下的大张挞伐之师，因为它既没有那么大的行军规模，也没有那样整肃和紧张的气氛。凡是看到过金军正式出师的人们就会感到那种整肃和紧张的气氛。它们正是十年辽金战争中，金军战必胜、攻必克的重要保证。

在斥候们的眼睛里，这支杂牌军是偶尔经过这里、偶尔闯入边境线的乌合之众。如果再碰巧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它也可能发动一场偶然性的边境挑衅。自从辽亡、宋金对峙以来，双方关系时紧时弛，在河北、河东两条边境线上曾经发生过多次边境纠纷，当然那只是偶然的。金军集结了部分队伍，有时也由著名的统将率领，大多的情况则是由一两名猛安，甚至只有一名谋克率领了几十或上百名金军就闯入宋军的边境线，杀人掠地，或者得到便宜，暂时占据一些军事据点，掠去人畜粮食后，不久即通过外交谈判或自动撤退，或者在宋军的反击下，金军折了便宜，废然而返。两者都是试探性的进攻，都没有酿成更大的战端。

已经投降了宋朝，并成为宋朝北边长城的常胜军首脑郭药师，不敢轻易对金军开衅，基本上采取消极防御的姿态。他麾下的大部分边防部队则对金军的这种试探性的进攻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以后就不把小小的边境纠纷摆在心上，可以就地解决的也不向军部禀告。军部睁开一只眼睛，闭着一只眼睛，只要纠纷的范围不再扩大，就听凭下面处理，非到万不得已，不向宣抚司禀告。可以说上自朝廷，下至边防部队都已经适应这种边境纠纷了，谁都没有把这种纠纷看成一场大战的信号。

现在，对这一支杂牌军的偶然性的行动，宋朝的斥候们大概就是根据这个印象向边将汇报的，而边将们也是根据这个印象来判断敌情的。这一天，边防将领给军部的例行报告仍然是照例的“平安无事”。

可是非例行性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午夜甫过，一支拥有数百名女真铁骑的精锐骑兵部队突然集合起来。人们这才看到金军钢铁般的纪律、野兔一样敏捷的动作和闪电般的速度，他们半夜出发，跑了二百多里路，拂晓前已经出现在清州城下。一名全身披挂的女真骑士，跃马驰到城东门外，挽起桦皮弓，把一支在箭头上系着书信的劲矢射进城头。这是一封很有礼貌的信，由金朝东路军统帅二太子郎君斡离不出面，邀请清州城的文武官员出城参观“打球”。

女真人的马球很出名。参加的骑士分为两股，各用一根木棍在疾驰中把球儿打来打去，打进用木架搭的球门中就算胜利。参观起来，确是壮观。可是在这种时候，用这种方式邀请观球，显然不怀好意。清州守将明知有故，但慑于二太子的威名，又在兵临城下的被动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开城出来。

埋伏在城外的金军乘机一拥而入，把清州的文武将吏一个个揪下马来，然后把他们送到平州，让他们去参观另外一种“打球”。那是把作战中被俘而不愿屈膝的宋朝官兵文吏当作“球儿”，当头一棍，活活打死。这在女真话中，称为“蒙霜特姑”。只有最勇敢的俘虏，参观过这种“打球”以后，仍然顽强地拒绝投降，不怕金人给他们当头一棍。他们才是汉民族的精英。

金军旗开得胜，轻轻巧巧地就赚得了宋朝边防线上的第一座城池。

同一天，金军的另一支骑兵部队迅速袭破清州所属的清化县，占领了富有经济价值的清化盐场。那里有常胜军的一名副将和五百名步兵防守，他们猝不及防，只经过短时间的接战，就遭到围歼，只有少数士兵脱身逃出。

除了这两处军事行动外，另外又有几十名女真铁骑赶到清州所属的韩城镇，前去逮捕宋朝的接伴金贺正旦使、吏部员外郎傅察。傅察在朝廷里也算是一名知名的官员，他忠于自己的职守，到了清州后，每天派人到界首去迎候金使，已经等候了十多天，想不到今天迎来的却是一批如狼似虎的武士。他手无寸铁，身边又没有几个护卫的士兵，很容易就被金骑从驿馆中拿出来，送到界首，让他与一个女真贵酋见面。

金骑指点他道：“上面胡床上坐着的贵人就是四太子郎君，你快下拜。”

傅察虽然没有被俘的思想准备，但既成为俘虏，又看到上座的贵酋骄倨的神情，却有了殉职的精神上的准备。他朗声回答：“太子虽贵，与我一样也是人臣，当以宾礼相见，何拜之有？”

不肯屈膝就有被杀的危险，但是傅察此时想到的是国家的尊严、朝廷的体统，而不是个人安危。他的倔强劲儿激怒了金人。贵酋果然发火道：“海上之盟，本不可恃。今我大金兴师南向，吊民伐罪，你可将南朝虚实及历年失德背盟之事，一一告我，尚可留你一命，否则就叫你尝尝‘蒙霜特姑’的滋味。你可知道什么叫作‘蒙霜特姑’？”那贵酋一面怒骂，一面就从腰间抽出一根八棱铜棍，做出向傅察的天灵盖打下去的姿势。

傅察不为所动，仍旧昂然挺立，责问他金军败盟兴兵之罪，还说大宋雄师百万，岂惧你小小的金邦？左右们一拥而上，把傅察揿在地上，硬要他磕头。他挣扎着站起身子来，继续与他们争辩。

贵酋喝一声：“你那不识抬举的汉子，今天不拜，日后要想拜我也不可得了！”他强制自己压下一腔怒火，喝令左右把那汉子叉出帐外，暂时不把他处死。

满颊长着胡子的完颜兀术还是个火性未退的青年贵酋，自从父皇逝世以后，他就一心一意学着兄长斡离不的榜样做人行事。斡离不再三告诫他要懂得“为政之道”，那比冲锋陷阵要难上十倍百倍。今天他自己想出主意来逮捕傅察，想从傅察口中了解南朝的虚实以及制造兴兵的借口，这说明兄长的教导已经有点成绩了。但兄长的教导还未能把他的火性完全控制住，这是一个在成长过程中的青年贵酋常有的现象。他把傅察带到自己的行帐中，又派人三番五次去说服他。傅察始终不屈，严词相责。兀术一时怒起，就命令部下把傅察当作一只球儿活活地打死了。

傅察是宋金交兵以后，宋朝第一个有姓名可稽的殉节而死的官员。

不久，金军又攻陷燕山府外围的两个军事据点——檀州和蓟州，把燕山府置于它的包围下，就这样揭开了宋金大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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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和七年[4]十一月二十九日，天蒙蒙亮，蓟州城外吹起一片“呜嘟嘟”的海角声，不多一刻，人声马声，融成一片，一队队的契丹军、奚军、党项军、鞑靼军、渤海军、室韦军、黠戛斯军、大石军、小葫芦军、汉军都高举旗帜，敲响战鼓，陆续整队而至。

就中女真军当然是它们的主力，不但在人数上占到全军的半数以上，在军容、服装、兵甲的配备上也都远远超过其他各家军队。

女真军几乎清一色都是骑兵，自统帅到士兵都有铠甲头盔护身。金朝的统帅部虽然无餍止地使用人力，十余年来，战争一直没有停止过，部族中十一二岁的男孩都被签发出来，参加作战，但在战场上非常爱护士兵，尽量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让白白牺牲掉。事实上，大多数士兵与他们点属的将领都有血缘关系。亲属的爱与部队中上下级的密切关系合而为一，在生活上互相关心，在战斗中相互保护，是女真军的一个重要特点。

女真将领使用的主要武器是一支一丈二尺的长枪，腰垂八棱棍，很少佩剑的。他们的后腰上还系着弓袋和箭袋，要使用弓箭时，一反手就可以抽出来，非常方便。马槊骑射是女真人的长技，几乎每个士兵都有一张或一张以上的弓。黄桦弓、麻背弓、黑漆弓，木朴头箭、铁脊箭、点钢箭都是战士们必备的武器。还有一种“鸣铃飞号箭”，飞射出去，在半空中发出嘹亮的响声，是作为信号使用的。高级将领的左右侍从们都佩带这种号箭，一般士兵不需要它。

女真将领在服饰上还有一个特点，他们的右耳上戴着一只金制或银制的耳环，有的形体较大，有手掌那么大小，坠在耳下，累累赘赘，对作战肯定不利，这大约是祖上多年遗留下来的习俗，根深蒂固，难以改变了。

以女真军为主力，再加上其他各家人马，这支军队足足有六万人之多。这才是一支以“背盟”为借口，以杀人略地为目的的“堂堂之旗、正正之鼓”的“大张挞伐”之师。它的目标是明确的，不把北宋政府灭亡，决不罢休。这个目标，金军上下，包括在平州城外山区里兜圈子的疑兵在内，都非常清楚。金军统帅部能够做到让全军上下明确这一目标并愿意为它的实现而奋其才智，拼出死命，这就是很大的成功。

这是侵宋的两支大军之一的东路军。当年十月金朝决定侵宋，任命名将、皇弟阇母为东路军的统帅——都统。阇母能征惯战，跟随阿骨打不知打过多少硬仗，立过多少大功。阿骨打的禁卫部队，所谓“硬军”，多年来就归他统领。在一般的接战中，硬军隐在阵后，不出来见仗。只有到了热战方酣、胜负将决的一刹那，硬军突然从阵后杀出来，或中间突破，或两翼包抄，对转战多时已见疲惫的敌军作最后决定性的一击。金、辽几次大战，金军就依靠这个战术取得胜利。能够统率硬军的大将，当然是阿骨打认为可以放心倚任的亲信。不过，灭辽以后，阇母一个疏忽，在平州城下，遭辽将张觉袭击，吃了一个在辽、金战争中很少有过的败仗。以后虽然戴罪立功，协助斡离不消灭了张觉的主力部队，转败为胜，取得平州，但他个人的威名已多少受到一点损挫。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逝世后，根据兄终弟及的传统，他的兄弟、庸碌无能的完颜吴乞买[5]嗣位为帝。吴乞买又以他的兄弟完颜斜也为谙班勃极烈，预定为皇位继承人。这次行军即以完颜斜也为全军都元帅，下面分兵两路，用斡离不、粘罕二人分任东西路军都统。

斡离不在金朝享有很高的声望，人们称他为太子郎君，是人人心目中理想的皇位继承人，只等吴乞买、斜也这一轮轮替完毕，就要轮到他来做最高统治者。他越是处于这样优越的地位，为人行事就越加谦虚谨慎起来。

不可否认，粘罕也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以作战勇敢著名，久统一军，独立作战，功勋卓著，但在政治上比不上斡离不。这因为斡离不受到完颜阿骨打亲炙，又经常和汉儿、契丹的降官们打交道，懂得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道理，讲究“为政之道”，锻炼出文武才具。

东路军都统发表后，他考虑到阇母的贡献和经历，不愿自己以侄儿的地位凌躐于这位老资格的叔叔头顶上。他向吴乞买建议改派阇母为都统，而自己愿意退居为监军之职。这种做法，在不很讲究礼貌谦让的女真贵族中是很少见的，却博得许多人的赞许。阇母受任都统，心里完全有数，他的都统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他把全军的指挥权完全交出来让给侄儿监军，自己心甘情愿地当一名谨受驱策的勇猛战将，绝不过问全军的事务。他们配合得十分和谐。

这支军队的第三号人物是四太子完颜兀术，斡离不正在有意识、有计划地培养这个兄弟。多少还保留部落统治残余的政权内很注意在血亲中培养有前途的接班人，他们选择的条件不决定于血缘的远近亲疏而决定于这人的才能。兀术年龄虽轻，但在辽金战争后期已崭露头角。天祚帝从燕京逃走后，兀术跟随斡离不以百骑追击辽军残部。一次遭遇战中，他的箭矢射尽，回手一摸，箭袋已空，他就大呼突入了辽军阵地内，夺槊二支，独力砍死辽军八人，生俘五人而回。从俘虏口中，打听得天祚帝正逗留在距此不远的鸳鸯泊畋猎未去，他立刻与斡离不定下袭取之计。后来虽未得手，却使天祚帝丧胆逃走，大长士气。从此，他就成为军队中一员重要将领，成为斡离不得力的助手。

女真将领中另一名重要人物是斡离不的堂叔父完颜挞懒。他征讨奚部有功，此时官居六部路都统，统率奚军从斡离不南征。

斡离不另一个远房堂叔完颜乌野也是亲贵中值得注意的人物。他辈分虽尊，年纪却不过二十七八岁，已精通汉文、契丹文，与完颜希尹一起创制女真文字，兼明韬略，是个文武两器的将才。这时已很了解即使在纯粹的军事行动中文员也有重要作用的斡离不顺手把他拉进部队。重视文员的地位，是这支东路军的一个特点。

东路军另一个特点是重用女真以外的各族人士，特别重用从敌对阵营中投降过来的文武将吏，这与斡离不的个人作风有密切关系。后来粘罕也懂得使用汉儿，那是从斡离不那里学来的一手，不过学得不很到家。

东路军中非女真族的重要将领有奚族骑将猛安伯德特离补、契丹化的汉儿赤盏晖、世袭猛安的右金吾卫将军汉儿王伯龙、渤海人高彪等。

高彪勇猛过人，生有异禀，能在一昼夜内飞奔三百里路，身上披着铠甲，翻山越岭，矫健如飞。平州之役，他在辽阵内往来驰突，勇冠三军，斡离不正好在高丘上瞭望，从此就默志在心，这次出征，破格提升为猛安，并且出人意料地让他统率一支由契丹、汉儿、渤海人混合组成的步兵部队。后来的事实证明，斡离不对高彪的破格使用，确是独具慧眼。

在所有异族人员中，也许没有人比残辽降官汉儿刘彦宗更受斡离不的重用了，即使是炙手可热的韩企先、韩庆和叔侄也远远比不上他。在出征前，刘彦宗已做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知枢密院事。这次出征，又让他兼任东路军汉军都统，这个汉军都统有职有权，并非虚名空衔。更重要的是一切军国大事，斡离不都要与他商议，尊为谋主。有时他们坐在旷野中密议，从人们只许远远地跟在后面保护，他们用手指在泥沙中比比画画，好像在写字，谈完了立即用手掌拭去，不留一点痕迹。有时斡离不在自己的行帐中把他召来，亲手点燃一根蜡烛，屏退左右，深谋密议，直到深更半夜。蜡烛烧尽了，就在完全的黑暗中密谈。这时阇母、兀术、挞懒以次的女真贵族都不得与闻。斡离不对刘彦宗亲信的程度确是远远超过别人。刘彦宗感知遇之恩，也尽心筹划。出征前，他献上《平宋十策》，主张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斡离不一一采纳，逐条实施，平宋的锦囊妙计多出于此。其他的汉儿文官例如在粘罕军中当谋主的时立爱、高庆裔以及契丹降人耶律余覩等称斡离不与刘彦宗有“鱼水之欢”，表面上是颂扬，实际上不无醋意，但也反映出即使在粘罕一派人的心目中也把斡离不、刘彦宗的关系看成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他们不甘雌伏，而又不得不雌伏于一时。

这是个人人都想奋其智勇、猎取功名的时刻，士气空前高涨，官兵们脸上都焕发出一种希望与兴奋交织的神采，他们全都意识到在他们与胜利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障碍物了。

大军出发时，阇母效一将之劳，他作为一个队部的指挥官，在蓟州城外频频挥动红旗，指挥队伍。军容壮盛的六万大军陆续出发。以女真战士组成的骑兵队走在前面，除了少数高级将领配备有几匹副马，可以骑行以外，一般战士都牵着战马步行。然后是高彪统领由各族士兵混合组成的步兵，然后是完颜乌野也统领的辎重部队。他们走得那么秩序井然，一丝不乱，显示出这确是一支充满了朝气的胜利之师。

斡离不与刘彦宗并骑走在队伍中间，有时他们突然驰到队伍前面，似乎正在期待什么。

三河县[6]遥遥在望，探马报来，隔开一条白河，宋朝的常胜军已整师以待，一场事先估计可望避免的鏖战看来还是不可避免了。

3

东京热闹街市相国寺以南、龙津桥以东的市区中心地区内，却有一片幽静的庠序之地的太学[7]以及与它毗邻的贡院[8]。当初礼部和主管城市设计的官员们决定把太学放在这里是否含有对太学生进行考验，要他们在这五光十色、目不暇给的闹市中修炼得像个目不旁瞬、心不旁骛的入定老憎一样，固然不得而知，但事实是，部分或者竟是大部分的太学生没有能经得起这样严峻的考验，经常要冒犯严厉的禁条在宿舍以外过夜。按照规定太学生在外过夜，要在一本名为“感风簿”的记事簿上登记，表示他感受风寒，在外治疗。奇怪的是这所煌煌学府竟成为风寒传染所，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每夜都感受风寒，要到勾栏瓦舍去治疗，而另外的三分之一学生则更加干脆了，他们不用登记，每到黄昏就自动离开斋舍，黎明以前，垣而入，装得没事一样，也没有人敢去过问。至于白天黄昏，约几名友好，袖笼一锭白银，鹅行鸭步般地走到丰乐楼、会仙楼正店以及近在咫尺的仁和店去浅斟细酌一番的更是不乏其人。这些高级酒楼中的各级服务人员都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接待顾客，喜气迎人，说两句话都有谱儿，叫人酒未落肚，胃口先已大开。酒楼中还有些身怀绝技的技术人员，例如传酒送菜的男工称为“行菜”，他一次行菜，从双手到胳膊直到肩膀下可以摆上二十碗菜肴，随着顾客传点，一份份送上，绝不会发生一点差错，否则顾客一有意见，与店主嘀咕几句，这个“行菜”就有按照当时形式被扣罚工资，甚至被开革出店的危险。有了这样一套齐整的班子，再加上豪华的气派、精美的酒肴，当然可以广为招徕顾客，日进斗金，使得一部分太学生趋之若鹜了。

00虽然从广泛的意义来说，太学生都可以算为“天子门生”，但实际上，太学生也并非个个都是这样的“天之骄子”。等而下之的太学生只好到中等的酒楼以至最低级的酒店去用酒饭。最节约的办法是花十文钱吃一碗用肉末拌作料的炸酱面，当时称为“合羹”。如果嫌合羹吃不饱，还可以来个轻料重面的“单羹”，那已接近于“阳春面”之流，只消付五文钱就可以了，即使再加五文钱的白酒，统共也不过十文钱，同样也酒醉饭饱，吃得醉醺醺地回到宿舍。所有这些，太学生早习以为常，虽然竖在太学门口的一块禁碑上写得明白，未经学官同意，不得擅自出去酒饭。总之，太学生的逾规越矩，由来已久，连官家、大臣也耳有所闻，只好闭着一只眼睛，塞住半边耳朵，装聋作哑，区区几位学官，当然更没有必要雷厉风行地来整顿学风了。

可是太学生可以在哪个等级的酒楼、勾栏中吃饭闹事、闲游狂荡，也有严格的区分。这决定于他们本身的社会阶层、经济条件，也要看他们经常过从、密切往来的友好是属于哪个等级。太学虽然聚几千名学生于一堂，分子却也非常复杂，各式人等都有。他们有的出身于名宦之家，父兄身居高职，是在朝或在野的名官儿，他们礼让为先，把祖辈的恩荫让给长兄，自己退居到太学来，混他一年半载，凭着父兄的关系，照样可以找到应试中选的方便之门、仕宦的终南捷径；有的来自外路，在本乡本地也算是富厚之家，到得京师来，与上面的一档同舍生相比较，权势、财力都有所不逮，与他们交往，常有自惭形秽之感，这等人一时还爬不上高台，又放不落面子，成为夹心饼的馅子，处境很苦；有的出身寒素，几亩薄田，养活家口已感拮据，他们本身的花销，全靠官家供给的饩廪[9]，这号人虽然清苦，学业成绩却往往斐然出众，考试起来总是名列前茅，再加上家世耕读，算得是出身清白，只要高中进士，也有他们的前途；还有一等出身于富商大贾之家的子弟，富而不贵，也成为夹心馅子，处境不见得好。例如李邦彦的父亲开一家银铺，发了大财，一心结交官府，把儿子弄进太学。李邦彦在学里出手阔绰，到处笼络，同舍学生看在银子面上，当面与他敷衍一番，心里不免以他的出身微贱而加以鄙视。他在学里已得到“浪子”的绰号，这一方面是说他外貌虽美，却缺乏真才实学，一方面也讽刺他虽然家私富足，却终究根基浅薄，只好与些街混儿为伍。有的同学则因他品行不端，直斥之为“败类”。

太学里有上舍、中舍、下舍之分，那是划分年资、班次的标准，要划分人的等级，另外还有着一种无形的标准。虽然如此，太学毕竟是一所培育人才的黉宫，是一个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把个人私利与政治完全联系起来的士子集体。除了少数败类以外，太学生基本上持有相同的政治观点、道德观点。他们忠君爱国，要求清白贤明的统治，对人们的爱憎，也有着基本一致的看法。譬如说，他们强烈憎恨宣和的权贵集团，敬爱有节操又能实心办事的官员。还有，他们对同学陈东都非常尊敬，大家愿意听他的话，干起正经事来，唯他的马首是瞻，并且公认他是他们共同的领袖。在一个集体中能取得这样的地位，而且为大家所公认，又不是由官方指派，那一定有着不简单的理由。陈东确实具备被同学尊敬的理由，而大家之所以尊敬陈东则因为他们共同持有一个超乎个人利益的客观是非标准，这个标准只存在于年轻纯洁的“莘莘学子”中间。

陈东出身于中等家庭——按照宋朝纳税标准的九等民产，他家正好排列在第五等，但到他那一代已完全败落，家境十分清寒。这个家旅绝不是显赫的，五服以内，并无一人做到知州、通判一级的普通官吏。他本人貌不惊人，口才也不太好，碰到紧要关头，说话有些口吃，期期艾艾，竟然表达不出自己的意思。太学生猎取功名的看家本领，诸如作诗填词、善于写对仗工整的四六文、专一经之长等，他都没有学到手。只有写政论文章，议论风发，词锋锐利，才是擅长的。有些太学生也善于写这类文章，但笔墨多有含蓄，泛论时政，涉及当权人物时就十分谨慎，有时笔锋一转，似贬实褒，因而以此取得富贵的也有人在。偏偏这个陈东，不懂得这些诀窍，往往指姓道名地攻击当道，抨论时弊，不留一点余地，因此半生蹭蹬，目前已近四十岁，仍然是一介诸生。这个年龄对学生来讲已嫌过大，真已有了一些“太”的味道了。别人为他着急，替他叫屈，还有人出点子，替他代筹出身之道，他一概笑笑拒绝了，毫不在意。

陈东并不是依靠本身以外的条件，而是依靠他本身的条件——直道行事、直道做人而博得人们对他的尊敬和信任的。他的交游范围并不限于太学，三教九流都有他的朋友，其中有些人与他缔交甚深，往来频密，他们也都尊敬他的为人，信任他，愿意常来和他谈谈。

经常到太学斋舍来找他谈天的有太医邢倞和江湖朋友何宏。三个人挤在小房间里，由陈东做东，大家各吃一份“合羹”，虽然只花了三十个大钱，吃起来倒也津津有味。邢倞每次来都要带一斤白干，他自己养生有道，每喝不过两杯，其余都让另两人包干了。三人喝得痛快，每次喝上酒，就要喝过半夜。

邢太医是陈东多年好友，他兼着太学“舍医”的职务，经常来太学为师生们治病，但在师生中间可以做到不拘形迹，随便坐下来就可喝酒谈心的，只有陈东等少数几个人。何宏是市井小民，也是江湖豪侠，他就是李师师精神上的义父何老爹。陈东是通过邢倞与他结识的。他们缔交后，彼此倾慕，常相约见面，后来索性成为常规，每隔三天就见一次面，有时在邢太医的寓所，吃一顿比较讲究的酒菜，多数就在陈东的斋舍里见面。他们见面后喝酒聊天，无所不谈，从军国大事、边疆安危、宦海黜陟、社会动态，一直到市井细闻等，包罗万象。不谈则已，一谈就到半夜，甚至直达黎明，这在太学里也是有干禁例的。太学和官府一样，特别强调一个“静”字，在众目睽睽的处所，都要竖起一方“静”字木牌，以促使大家注意。可是陈东才不在乎这个哩！他并不流畅的议论却出之以洪亮的嗓音，往往盖过两位来客而声震邻室。左邻右舍的太学生都是陈东的密友，他们也会听到陈东他们的议论而击节称赏。这是因为陈东常常要发表别人没有想到，或者想到了又有种种顾虑未敢形之于色、出之于口的议论。这些议论可能会给陈东和他的朋友们带来麻烦，因为太学当局对陈东的行动早已密切关注，包括目前已经掌握了太学的行政大权因而也日益暴露其本来面目的太学正秦桧在内。这些学官都要旁敲侧击地向别人打听陈东近来与哪些人往来最频繁，发表过什么奇谈怪论。陈东曾经对这些人存过幻想，因而吃了不少亏，付出过一定的代价，现在算是把他们的心肠都看透了。口头上的蜜糖，掩盖不住内心的刀剑，他对他们是一不害怕，二不避忌，还是我行我素，要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贬褒得中，公道自在人心，何必为了顾忌这些以整人害人甚至借刀杀人为专业的学官而隐讳自己的看法。

一天——那是在宣和七年春夏之交，又到了约定之期。邢倞、何宏二位先后来到他的斋舍，他的“合羹”也早已准备好了。邢倞还是以不变应万变地携来一斤老白干，这是一个老年人的习惯。他们只肯做他们已经做惯了的事情，不肯换换花样。而另一位——也是个老头，却很有点“革新”精神，勇于打破陈规。何老爹平日携来的酒菜，虽然价钿不贵，可常常有点新花样。今天他特别带来两个荷叶包，一包盐水鸭，另一包白煮牛肚根，两样都是下酒的俊物。白煮牛肚根专取牛肚厚实的部分，嚼在口中，又鲜又嫩，特别受欢迎。

在酒食方面，邢太医相形见绌，自叹不如，只好用他带来的一个不寻常的消息作为补偿。他知道这肯定会引起他们二人的兴趣。

“东京城里出了一件大大的新闻，二位听说过没有？”他故作惊人之笔，“陇右副都护刘四厢离开了东京两年，不日即将回京述职，听说官家有意把他留下，另有任用。”

这倒真是个好消息。刘锜也是陈东的故旧，刘锜在京时，二人过往甚密，彼此厮敬，并不因为身份地位的悬殊而有所隔阂。当下他欣然说：“刘四厢铁铮铮的一条汉子，受到高俅排挤出外，两年不见他，思念得紧。这番如得回来，邢太医可要把他邀来畅叙一番！”

说到刘锜受高俅的排挤，出守陇右，这还是皮相之见，心直口快的何宏一针见血地提出来问：“刘四厢是在那年龙舟竞渡后，奉了官家手诏，贬到陇右去的，如非官家点头，怎得回来？邢太医所闻可是真实的？”

“不错。”何老爹的一句话提醒了陈东，他进一层推理道，“官家为李师师之故把刘四厢调走，如今李师师仍在京师，官家怎肯放刘四厢回来？”

两年前刘锜外调陇右，此中奥秘东京人大都知道，此番刘锜内调的消息如果属实，那在一百万的东京人中肯定会有九十万人产生同样的疑问，同样的惊讶，这就是邢太医认为这条耸人听闻的新闻一定可以打动他们二人的理由。但对于他俩提出来的问题，他也不能够做出满意的解释。

“御药监黄经臣昨晚来俺处求诊，说了这个消息，还说童贯那厮被命复任燕山宣抚使后，装模作样，不肯就任，官家派木脚[10]去说了两三次，好说歹说，童贯才提出条件，要钱粮金帛，要调拨用人的全权，还要马子充回宣抚司供职，说是一条不依，他就不肯北上就职。官家不得已都依了他，童贯才肯走马上任。马子充原是官家留在京师的，被童贯索回后，官家在军事上变成个没脚蟹，无人可备咨询，所以想到调刘四厢来京仍当他的顾问。还说这些话都是张押班告诉他的。黄经臣为人老实，倒不肯无中生有，只是那张迪经常海阔天空地乱扯乱弹，听到风，就是雨，俺也不大相信他的话果真属实。”

“刘四厢能不能回来，还在未定之天，只不知李师师现下如何，二位想知其详。”陈东问道。

“自从刘四厢外调后，师师闭门谢客，也不让官家与她见面。年来周学士[11]、刘大使[12]等相继谢世，师师感伤益甚，郁结不欢。上月间俺去为她诊脉，见她形容憔悴，气血两衰，只怕十剂八剂草药也医不好她的心病。”

“师师闭门谢客，断了李姥的财路，李姥恼怒寻事，给师师怄了多少气！上月间病倒了，邢太医劝她去江南小住散散心，她本来也想南游，只是如今北道胡氛日紧，她说一旦战争打开了，她在南方还回得了京师？偌大的一座东京城容不得一个李师师，李师师却还舍不得离开京华呢！”何老爹补充道。

“王黼、蔡京迭为更替。”对朝政十分熟悉的陈东慨然道，“他们高官厚禄，钩心斗角，都只为一人之利，一家之利，哪里顾得上什么国家生民？一旦有警，心思不在庙堂之上，而在于这个小小的女子身上，天下事怎得不坏？”

“钩心斗角，不仅在庙堂之上，北疆边防要地，国家安危所系，也闹得乌烟瘴气。少阳[13]可知道童贯再次出山后，与郭药师的斗法吗？”

“地不分南北，人不论中外，只要做个芝麻绿豆官，就会欺压善良，朘刻百姓。即如做了多年开封尹的盛章下台后，继任的王革、蔡懋横行霸道，与当年的盛章有什么两样？这等人如何能承望他们做些好事？俺可早就把他们看穿了！”

何老爹阐述的正好是李师师的观点。他们两人直接或间接都吃过开封尹的苦头，因而形成以开封尹为出发点进而扩大至许多官员都是一丘之貉的激烈观点。这个观点的形成，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很可能就是两人互相影响的。

他们从朝政腐败讲到边疆危机，从边疆危机又回到朝政腐败，讲来讲去，都是一片漆黑，令人沮丧。这时陈东又说：“蔡京再柄国政后，借口老病，把政府文书都捧到家里去裁决，声势较前更为烜赫。他重用蜀人王时雍为吏部郎，通过他卖官鬻爵，只要金帛花到家，你要买什么官职，都可以商量。王时雍以居间人的身份，两面说合，内外交通，不多时，就发了大财。他又特别照顾乡人，太学中也有他的两个同乡，与他做成了交易，得肥缺而去。如今太学生都称王时雍为‘三川牙郎[14]’，他听到后大骂太学生无知，说经我之手做到大官的各路都有，何止家乡三川而已，称我为‘四海牙郎’，倒还不离谱，称我为‘三川牙郎’，却未免小看我了。”

“少阳年近四十，官位犹虚，”邢倞趁机打趣陈东道，“何不就走了那牙郎的门路，弄个一官半职，也好衣锦回乡去风光风光！”

“哎呀！”陈东摇晃着手里的酒盅，哈哈笑起来，“想俺陈东既非蜀人，手中又无有多金，你说凭着这些瓦盏陶碗，王时雍就把官职卖与我不成？看来，这个牙郎休想在俺身上赚取这笔佣金。”

这番诙谐，总算略略冲淡些黯淡的气氛。这时，每人一份“合羹”，早在肚里化掉了，牛肚、盐水鸭也早已化为乌有，大家憋着一口闷气喝寡酒，眼看半斤多的白干也将喝完，忽然墙外传来一声节奏感很强，但听起来却很有点凄凉味的“五香……兔……安肉啊！卖五香兔安肉”的叫卖声。原来东京附近多产野兔，因此每夜都有不少小贩，头顶一只装满兔肉的五屉竹篮，手中摇晃着一盏标明自己姓氏以示区别的灯笼，在大街小巷中往来兜卖。对市声很有讲究的专家们指出，“兔”字发音太平，无法拖长，一定要在它下面加个过渡音“安”字，把这一声延长，在空中长时间地荡漾着，才合于叫卖之用。这一声果然十分中听，比“三川牙郎”卖通判、卖知州的叫卖声要中听得多，陈东、何老爹都喜欢吃野兔肉，二人争着去买，这时坐在外档的何老爹就占了便宜，他把食桌轻轻一拖，挡住了二位的出路，自己手脚便捷地奔出学宫大门，买了两大包兔肉回来。三人相对，连得那邢老头也不再说什么消化不消化的话，自己一块接着一块地放进嘴里大嚼。

他们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呢？刚才的那番话可能使他们在脑子里构成了一幅兵荒马乱、京畿四郊荠麦青青、野兔狡狐到处出没横行的场景，他们此刻在嘴里咀嚼的，大约就是这一缕凄凉的味儿。在赋性正直刚强，万事乐观，还有不同程度的诙谐上。三个人有不少的共同点，可是在此时此地，触目惊心，他们也难免有点东京人普遍存在的末日感，这种性格上共同存在的弱点要放到更大的灾难中去接受考验，才能锻炼得更加坚强起来。

4

燕山之役虽然给北宋王朝带来莫大的耻辱，带来迫在眉睫的危机，但它并没有起针砭之效，给宣和君臣一点刺激，使他们改弦更张，发愤图强。“哀莫大于心死”，很有理由怀疑这些人的腔子里是否还留着一颗尚在搏动的心脏，因为他们根本不以耻辱为耻辱，不以危机为危机。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都是痼疾患者，不管别人怎样虐待他、鞭打他，把他摔在地上又踢上几脚，他当时哇呀呀地叫一阵痛，过后又忘乎所以。北宋政权现在确实是沉疴难起，已经病入膏肓了。

皇帝还是那个风流潇洒、风雅绝伦的皇帝，连年号也没有改变，仍然是那个他特别喜爱的、一直要把它顶住，顶到他被挤下皇位，不能再用它为止的年号。

但他毕竟也有点改变了。在他一向白皙丰满的脸庞上多少也出现了一点自以为饱经风霜忧患的表情，那种表情在过去侈言“天下太平”，一味强调“丰亨豫大，国运昌盛”的日子里是很少有过的。还有，他的口头禅“且待理会”“却又商量”，近来也说得少了，代替那些语气和婉的习惯用语的是比较严峻的“休，休”，含有一切事情都弄不好了，对人世间抱着一种消极态度的意思。

以风流皇帝、无忧天子出名的官家居然也会对人世间抱有消极悲观的态度，不免要令人惊奇了。但这是时势所迫、无可奈何之事。

帮助他统治天下的那副班子，还仍然是那个宣和权贵集团及其残渣余孽，换汤不换药，这叫作“外甥打灯笼——照舅（旧）”。煊赫一时的蔡京、王黼、蔡攸等仍然钩心斗角，弄权朝端；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等后生小子骎骎日上，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他们之间照例是互相攻击，迭为进退。这样的“斗”，看来一直要斗到国破家亡，冰消云散，大家同归于尽的时候才会停止。

就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黼，这是个在官场上经过千锤百炼，已达到炉火纯青的人物。记得他初出茅庐时，依靠当时宰相何执中的热心推荐，到处游扬，方才出人头地。不想他暗中又勾搭上蔡京，在蔡京授意下，密疏抨击何执中，弹章措辞之激烈恶毒，攻击内容之广泛，使得蔡京也为之惊骇不止。对他这种过河拆桥的作风，蔡京也有些害怕。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天他袖着弹奏的底稿去访问何执中，有意把话头引到王黼身上。何执中照例赞扬不止，既称他宅心忠厚，善气迎人，又许他以公辅之器。蔡京等他称赞够了，才微微一笑，从袖管里取出底稿来送给何执中看。何执中读了几句，不禁脸色大变，还没看完，就连声骂：“畜生，畜生！何无良乃尔！”

不过官场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一声畜生骂不断王黼的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之路。随着何执中的越来越倒霉，王黼又依傍上梁师成的大门，当着人面，称之为“恩府先生”，背着人，那就老实不客气的是“阿爹义父”了。至于他正式列入蔡京门下，把“恩相”“恩公”的招牌挂在脖颈上，那是较后的事情了。

从宣和二年到宣和六年的四年中，是王黼的全盛时期。当时他利用蔡氏父子的嫌隙，依靠老关系梁师成，勾结童贯、李彦，以全力排挤掉蔡京，又在任内收复“燕山”，建立了不世之功，搜刮得六千万缗的“燕山免役钱”，使国用不匮，应付金人的敲诈勒索后，君臣仍有羡余，皆大欢喜。他本人自少宰而太宰，自少保而太傅，荣耀显赫，不可一世。想不到到了宣和六年十一月，晴天霹雳，忽然一道圣旨下来，圣眷方隆的王黼被勒令致仕。这件事来得突兀，引起官场中极大的震动。时隔多日，才由消息灵通的张迪透露，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太子赵桓一向不喜欢王黼，在他的亲信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有朝一日王黼不去恩州[15]安家，定在儋州[16]落户。王黼也深恐易代以后，自己的权势不固，身家难保，暗中积极活动，想拥立官家宠爱的郓王赵楷为太子，曾几次向官家试探过。赵楷似乎很有才情，他被人授意去参加考试，居然压倒天下士子，夺得状元的荣衔。皇子而兼为状元，这一件千古未有之奇，偏偏又出在宣和年间。如果状元皇子进而成为状元太子，将来再进一步成为状元天子，这岂不是猗欤盛哉！专喜做千古未有之奇事，成万代不刊的大典的宣和皇帝，果然被王黼撺掇得心头活动异常。这件事付大臣们密议。大臣们唯唯诺诺，只有开府仪同三司梁师成坚决反对。梁师成是个老资格的宦官，宰相多出其门，最擅长在幕后操纵政治，这一次却出头露面，与他过去的门下之士王黼各执一词：一个多方饰美郓王，一个力保太子；一个说此乃官家的家事，别人毋庸过问，一个说前代易储往往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官家既然交议，大臣岂可缄默不言？两个在御前争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官家听了他们的争吵，也感到非常高兴。在有不同意见的大臣中间暂不表态，东拉一把，西扯一下，搞平衡之术，这原是官家的长技，他就是靠这一手来统御臣僚的。可是秘密终于揭穿了，有一天，官家未经通知，突然驾临王黼之家。王黼、梁师成来不及躲避，就在王黼的密室里，官家亲眼看见他们两个交头接耳，促膝密谈，样子十分亲昵诡秘，官家大疑。后来派人进一步打听，才知道王、梁两家原来就住在贴邻，中间开一道小门，夤夜进出，往返频密。他们明一套、暗一套，表面上争执得十分激烈，事实上却早已订立协议，双方互相保证，不论哪一个的主张胜利了，都不妨碍对方现有的权位。他们还把官家暗中交代的机密话传递给对方，使他有所警觉。

世上的事总是相生相克，五行相长，木火水土金互克。官家以平衡术制人，大臣就以明暗法对付他。官家御宇多年，自以为驾驭臣僚有术，一向沾沾自喜，想不到事实恰得其反，不是他笼络他们，而是他们玩弄手段，使用权术，联合起来使他受到蒙蔽。一旦事实无情地暴露了出来，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他一怒之下，立下手诏，罢王黼之官，连带梁师成也受到严重的处分。这确是当时的一件特大新闻——肯定要成为陈东他们三家村里绝好的谈话资料。

5

王黼下台，平素与他不和的李邦彦得到好处，现成地从少宰升为太宰，下面一档的白时中相应升为少宰。这一太一少都是倘来之物。他们久处在王黼的鼻息之下，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实际上只是在朝堂上“奉朝请”，做个伴食宰相，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这一天，其得意的劲儿可想而知。

可是在东京“奉朝请”的、老资格的宰相蔡京不甘就此罢手，他发动亲信朱勔一再上言，以李、白资格不孚为理由，力劝官家再次起用蔡京为首辅。宣和六年十二月，煌煌圣旨下来，蔡京“落致仕，复领三省事”。可怜蔡京从宣和二年被官家以健康的理由勒令“致仕”以来，整整苦斗了四年：与官家的怜新厌旧的癖性斗，与敌党斗，与本党中的叛徒斗，乃至与儿子斗，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今天如愿以偿，斗出了一个“落”字，斗来一个“领”字，从此又平地青云，作为首相，第四次当国，好不得意！

这一年，他已到达八秩高龄，好斗的劲道如故，但健康的确成了问题，心肺肝脾手足关节，什么毛病都沾着点边儿，为最的是双目已经完全昏眊，一个铜钱那么大小的字凑到眼底来也已认辨不清笔画，别的就更不必谈了。他自己无法治事判文，一应大小政事都交儿子蔡絛以及蔡絛的大舅子韩侣办理。那韩侣当年在金明池的赛船上充当“旗头”，手舞足蹈，表演得声容并茂，如今以同样充沛的精力在政事堂上大显身手，在聚敛搜刮方面，想出不少创新的玩意儿，成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宣和库式贡司”，把四方金帛和府库储藏集中起来，名为天子私财，实质上大部都归他们花销，跟从他们的死党都得到很大的好处。他们又通过吏部郎王时雍等官员广开方便之门，愿入彀中的只要付出相当代价，都可以成为他们夹袋中的人物。风声一传开，自有一大批人钻路子、挖地道，一心要投入他们的门墙。一时声势赫赫，舆论大哗。

他们风光了还不到半年。事情闹得过头了，就会发生反响。李邦彦、白时中早已虎视眈眈，一有机会，就与蔡攸结盟作战。蔡攸本来是王黼的死党，与父亲、兄弟都有不共戴天之仇，如今又不惜和本来的政敌、王黼的死对头李邦彦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蔡京、蔡絛父子。他手里有的是私账，只消选择其中几条，揭发蔡、韩奸隐，就绰乎有余。不久，圣旨下来，蔡絛褫去侍读之职，毁赐出身诰，韩侣黄州安置。连带蔡京也坐不牢首辅的位置。官家一再暗示，要他谢事，他恋栈未忍。官家也就不客气地派童贯、蔡攸两人径往他的府第去取“谢事表”。谢事表就是辞职书，顾名思义，辞职本该自愿，事实上却多出于强迫。童、蔡两人奉派来取谢事表，蔡京把他们看成自己的监斩官，一面置酒招待，一面老泪纵横地诉苦道：“某当国不过数月，不意官家遽令谢事，此必有人进谗所至。官家何不容京再做相数年，必能致天下于太平，此事唯有拜托内相。”

“大难，大难！”童贯故意刁难，摇头道：“此时圣意难回，在下也无能为力。公相如此高龄，在家颐养数年也罢，到了那时，再作进取之计如何？”

“颐养”就是致仕的同义语，这个词，在蔡京听来，好像毒蛇钻心一样，他不禁要为自己辩护：“京如此衰老，本该上表谢事，所以迟迟不忍乞身者，无非因官家深恩厚赐，尚待图报于涓滴，耿耿此心，当为二公所深知。”

蔡京急不择言，童贯在一旁听了，不禁纵声大笑起来。童贯是蔡京的老部下，如今官高爵显，朝廷已内定封他为广阳郡王，“公”他一“公”，也无不可，虽然他在东京人的称谓中是“母”相而不是“公”相。蔡攸是蔡京的嫡亲儿子，即使宦海多变，今天荣枯判然，他们的父子关系却是不容改变的，老子竟然“公”起儿子来，这又是千古未有之奇闻，那就怪不得当时在一旁听到这个奇怪称谓的从官侍姬多人，也莫不匿笑起来，只不过他们还有点顾忌，不敢像童贯这样笑得放肆，笑得不留余地罢了。

蔡京、王黼早已势成水火，两个不断火并，如今两败俱伤，一齐下台。以浪子出名的李邦彦渔翁得利，这一次才真正当上了首辅。他踌躇满志，得意非凡。童贯再次出任河北河东宣抚使后，在前线还没有立下什么功劳，倒是在逼蔡京上谢表一举中立了不朽之功。为了酬庸报功，李邦彦特饬“宣和库式贡司”拨出二十万两匹银绢相赠。二十万两匹毕竟不是小数，手面阔绰的童贯对于这笔意料不到的财香也得好好地考虑它的用途。

到手之初，他就在心里决定，把这笔人情转送给郭药师，以取得他的好感。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官场就是权术和阴谋的大本营（再加上一个实力地位，它的含义就更完整了）。人们要是不能在这些方面玩出一个名堂来，就很难在官场上混日子。上面提到的那几个出类拔萃的大人物都是这方面的好手，但他们中间也有工拙短长之分。蔡京原是这个权贵集团的祖师爷，但几年来连连失手，先后被他的第二代花木瓜王黼、第三代浪子李邦彦击败。童贯摔倒了又爬起来，居然能够从精明的李邦彦手里掏出二十万两匹，那当然是不简单的，但他又不得不乖乖地把这笔重礼转送给郭药师。郭药师欣然接受童贯送来的礼，还准备着更重的礼去送人。看来这个从残辽投降过来的后生小子步他干老子的后尘，正在玩弄更大的阴谋以博取更大的实力地位。他们各显神通，的确表演得有声有色。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

这一位自以为十分高明，却受到他们共同愚弄的宣和天子正是这批逐鹿者在一定阶段中争相追逐的目标。只有郭药师心怀大志，他追逐的目标还要更大一些。

6

逐鹿虽然大有人在，国家大政，特别是边防危机却很少有人过问。他们哪一个在台上都是如此。人们清楚地了解，除了面孔不同、姓名籍贯有别以外，他们之间每个人的心术、伎俩、作风等都好像是一块印版上印出来的，谁也没有新的看法，谁也拿不出新的办法。他们本来就是从一根藤子上长出来的窳果烂瓜。

看来在边疆危机上，还是宣和天子本人比他的大臣们多操了一点心。

譬如，从燕山府“惨复”以来，他曾经好几次召见熟悉边疆问题的赵良嗣、马扩，有所咨询，表示他很关心那边发生的情况，态度也好像十分诚恳。他使马扩一度对他产生新的幻想，认为官家在事实教训下，已经下了决心，想把搞得一塌糊涂的局面重新整顿一下，希望的曙光隐隐约约地出现了。

可是官家的决心是十分有限的，他的一切措施仍然凭一时冲动、一时好恶，想到哪里，做到哪里，或者随着事变之来，临时应付一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谈不到有什么通盘计划。至于说他已经痛改前非，准备与民更始，那更是距离事实十万八千里的梦话。

在一次奏对中，马扩奏明了耶律大石在西方的活动，并介绍了耶律大石之为人。官家对此很感兴趣，忽然想出一个点子，要想师“海上之盟”的故智，派人与耶律大石联系，约他双方夹攻金朝。当时耶律大石努力经营天山以西的大片土地，已经开创了一个新局面，暂时并无回师东向与金人抗衡的可能性。马扩分析了形势，力劝官家不要存在与事实相距太远的幻想。这次官家又没有接受马扩的意见。派去与耶律大石联系的人走不到一半的路程，就连人带书函，一起被金人捕获，引起金人强烈的责问。朝廷当然也可以把责任推向下面，无如国书上印玺历历在目，证据俱在，要完全推卸责任是办不到的。这一件虎头蛇尾的事情，并未得到一点好处，反而为金人造成一个口实。

这一错误又引起另外一件性质恰恰相反的错误。宣和五年冬季，接伴大金贺正旦使王昂以“使事不谨”的罪名被特敕勒停接伴职务。这一次是因为金朝派来的使节对上述事件啧有烦言，状元出身的王昂多少还有点骨气，他出于外交官员的责任感，为朝廷辩护了几句，金使就跑到政事堂大闹起来。这时官家好像被人抓到人证物证的舞弊犯一样，理亏情屈，唯恐再因此开罪了金使，不问情由就撤去王昂的官职，以谢金人。

这两件事，或左或右，或过或不及，都办得不妥当。官家想到就做，做了又要后悔，后悔了并不补过，有时反而以更严重的错误来掩盖以前的错误，以致造成更大的后悔。边境大计，显然经不起他几次后悔的。

在边境用人问题上，也是如此。

官家对童贯的反感越来越深，这在第一次伐辽战争时就已略露端倪。童贯无法改变官家对他的好恶，但有本领做到官家即使不喜欢他，仍然不得不借重他。这一点却是蔡京、王黼他们办不到的事情。官家虽然宠爱蔡、王，高兴时加诸膝，把他们放在揆席的地位上，不高兴时，又可以一脚把他们踢开，推入万丈深渊，无所顾惜，也不怕发生什么严重的后遗症。对童贯则不然，宣和五年燕山收复以后，官家做了一件快心的事，把童贯撵下宣抚使的位置，代之以贪吃懒做的宦官谭稹。可是事实证明，谭稹实在抬举不起，他在前线一年，举止乖张，行动失常，引起各方面怨气冲天。官家迫不得已，只好再次起用童贯为宣抚使主持前线军事。

这是一个违反官家本意的任命，与此同时，官家又暗中做了手脚，提高郭药师的地位，使他专制燕山一路，不让童贯插手其间，目的是要鼓励郭药师更加尽心殚力，为国效力。事实证明，这又是一件值得官家大大后悔的事情。姑不论郭药师之为人能不能为大宋朝做到捍卫边患的虎将荩臣，在一座山里，放进了两只大虫，他们在彼此的火并中消耗了大部分力量，这就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官家一心在文武大臣中搞平衡，连得这样简单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常识也平衡掉了，边事安得不坏？

总之，在边境问题上，官家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中。两年来，他的心路历程，可以概括在他的三句口头禅中。

金人咄咄逼人，他心烦意乱，最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且把它搁在一边再说，这叫作“且待商量”。

形势更加险恶了，他内心也更加着急，现在拖是拖不下去了，只好随手应付一下，观望观望，希望出现什么奇迹来改变处境，这是与敌方打“磨旋儿”，走着瞧。用他的口头禅，叫作“却又理会”。

形势再进一步恶化，一切矛盾全都暴露无遗，眼看大祸即将来临，心中惶惶不可终日，不知不觉又形成了极度悲观消极的想法，这就是他近来不断悲叹“休、休”的原因。

千错万错，无一不错，从头错起，一错到底。东京人称一种用双色罗缎交叉缝制的女鞋为“错到底”，这个名称就概括了他们对时局的认识。现在，一切都向终点急遽奔赴，这个终点就叫作“大错铸成，万事全休”。一个朝代，首先是官家本人，然后是许多官员以至老百姓都丧失了立国做人的根本信念，产生了不祥的“末日感”，那么这个朝代的末日，确乎很快就要到来了。

历史上有两种情况都会使人们产生末日感：一种是长期积弱，到后来只剩得奄奄一息，人们普遍存在的脆薄衰竭的心理状态禁不起一点外来刺激而产生末日感，这是慢性的末日感；另一种是表面上繁荣富强，枝叶茂盛，实质上却早已蛀空烂光，一旦受到强大的外来压力，便堤决防溃，祸水横流，一发不可收拾，人们从长期欺骗着自己的假象中醒悟过来，已经来不及了。他们惊慌失措，也会产生急性的“末日感”。

就北宋末年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而论，它似乎兼有这两者。

在当时人们中间普遍存在的末日感是一种兼有急性、慢性的，北宋式而非其他式样的末日感。面临着大祸当头，这种意识就会以各种形式强烈地反映出来，从而破坏神圣的抵抗运动。研究这一段历史，重要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要密切注意这种消极意识的萌芽、发展，采取有力的措施防止它，消灭它，免得使它成为抵抗运动的障碍。

[1].平州，今河北卢龙县。

[2].滦州，今河北滦县。

[3].清州，今河北玉田县。

[4].宣和七年为公元一一二五年，又为金太宗天会三年。

[5].完颜吴乞买又名完颜晟，谥为金太宗。

[6].今河北省三河市。

[7].当时最高学府，相等于后来的国立大学。

[8].朝廷考试的场所。

[9].官府发给的粮食和生活费用。

[10].“木脚”指朱字，是当时权贵朱勔的代称。

[11].词人周邦彦。

[12].琵琶手教坊使刘继安，李师师的老师。

[13].陈东字，亦作少旸。

[14].做买卖时居间介绍抽取佣金者，称为牙郎。

[15].恩州，今广东南部。

[16].儋州，今海南西北部。宋时均为贬谪大臣的处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