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时代——安史大乱与诗人的觉醒——杜甫的生平——他的诗的三个时代——“李邕愿识面”的时代——安史乱中的所作——诗人的苦难与时代的苦难——真实的伟大的精神——晚年的恬静的生活——具着赤子之心的诗人——大历诗人们——韦应物与刘长卿——诙谐诗人顾况——李嘉祐、皎然等——大历十才子——戎昱、戴叔伦及二包等

一

杜甫既归不到上面开元、天宝的时代，也归不到下面的大历十子的时代里去。杜甫是在天宝的末叶，到大历的初期，最显出他的好身手来的，这时代有十六年（公元755—770年）​。我们可以名此时代为杜甫时代。这时代的大枢纽，便是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的安禄山的变乱。这个大变乱，把杜甫锤炼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这个大变乱也把一切开元、天宝的气象都改换了一个样子。

开、天有四十年的升平，所谓“兵气销为日月光”者差可拟之。然升平既久，人不知兵。霹雳一声，忽然有一个大变乱无端而起。安禄山举兵于渔阳，统蕃、汉兵马四十余万，浩浩荡荡，杀奔长安而来。破潼关，陷东京，如入无人之境。第二年的正月，他便称帝。六月，明皇便仓皇奔蜀。等到勤王的兵集合时，主客之势，差不多是倒换了过来。又一年，安禄山被杀，然兵事还不曾全定。自此天下元气大伤，整个政治的局面，完全改了另一种式样。中央政府渐渐失去了控御的能力，骄兵悍将，人人得以割据一方，自我为政。所谓藩镇之祸，便自此始。杜甫便在这个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这使他的诗，被称为伟大的“诗史”​。差不多整个痛苦的时代，都表现在他的诗里了。

这两个时代，太不相同了。前者是“晓日荔枝红”​“霓裳羽衣舞”​，沉酣于音乐、舞蹈、醇酒、妇人之中，流连于山光水色之际，园苑花林之内，不仅万人之上的皇帝如此，即个个平民们也无不如此。金龟换酒，旗亭画壁，诗人们更是无思无虑的称心称意的在宛转的歌唱着。虽有愁叹，那却是轻喟，那却是没名的感慨，并不是什么深忧剧痛。虽有悲歌，那却是出之于无聊的人生的苦闷里的，却是叹息于个人功名利达的不遂意的。但在后者的一个时代里，却完全不对了！渔阳鼙鼓，惊醒了四十年来的繁华梦。开、天的黄金时代的诗人们个个都饱受了刺激。他们不得不把迷糊的醉眼，回顾到人世间来。他们不得不放弃了个人的富贵利达的观念，而去挂念到另一个痛苦的广大的社会。他们不得不把无聊的歌唱停止了下来，而执笔去写另一种的更远为伟大的诗篇。他们不得不把吟风弄月，游山玩水的清兴遏制住了，而去西奔东跑，以求自己的安全与衣食。于是全般的诗坛的作风，也都变更了过来。由天际的空想，变到人间的写实。由只有个人的观念，变到知道顾及社会的苦难。由写山水的清音，变到人民的流离痛苦的描状。这岂止是一个小小的改革而已。杜甫便是全般代表了这个伟大的改革运动的。他是这个运动的先锋，也是这个运动的主将。

二

杜甫（杜甫见《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下《文苑下》，《新唐书》卷二百一《文艺上·杜审言传》，字子美，京兆人。是唐初狂诗人审言的孙子。家贫，少不自振，客于吴、越、齐、赵间。李邕奇其才，尝先往访问他。举进士不第，困长安，天宝三年，献《三大礼赋》于明皇。帝奇之，使待诏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高自称道。他这时似极想做“鸣朝廷之盛”的一位宫廷诗人（《集千家注杜诗》二十卷，元高楚芳编，明许自昌刊本，清刊本；《杜诗评注》二十五卷，清仇兆鳌注，康熙刊本，通行本；《杜诗镜铨》二十卷，杨伦注，通行本，铅印本；《四部丛刊》影印宋本）。但禄山之乱跟着起来了。他的太平诗人的梦被惊醒了。跟了大批朝臣，避难于三川。肃宗立，自鄜洲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尝因救护房琯之故，几至得罪。时天下大乱，所在寇夺。甫家寓鄜，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视。从还京师。出为花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拾橡栗自给，流落剑南，营草堂成都西郭浣花溪。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会严武节度剑南、西川，因往依之。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厚。相传甫对武颇无礼。一日，醉登武床，瞪视道：“严挺之乃有此儿！”武心衔之，欲杀之。赖其母力救得免。但此说不大可靠。严、杜交谊殊厚，甫集中赠武诗至三十余篇之多。皆有知己之感。而武死，甫为诗哭之尤恸，当决不至有此事的。武死后，甫往来梓、夔间。大历中，出瞿塘，诉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暴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为设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712—770)。

他的生平，可以分为三个时代，他的诗也因之而有三个不同的作风。第一期是安禄山乱前（公元755年前）。这时，他正是壮年，颇有功名之思，很想做一个“致君尧舜上”的重臣，不独要成一个不朽的诗人而已。他又往往熏染了时人的夸诞之习，为诗好高自称道，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这不能怪他。凡唐人差不多莫不如此。在这时，他的诗，已是充分地显露出他的天才。但像《乐游园歌》：“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像《官定后戏赠》：“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其情调与当时一般的诗人，若李白、孟浩然等，是无殊的。

到了第二期，即从安、史乱后到他入受蜀以前（公元755—759年），他的作风却大变了。在这短短的五年间，他身历百苦，流离迁徙，刻不宁息，极人生的不幸，而一般社会所受到的苦难，更较他为尤甚。他的情绪因此整个的转变了。他便收拾起个人利禄的打算，换上了一副悲天悯人的心肠。他离开了李白、孟浩然他们的同伴，而独肩起苦难时代的写实的大责任来。虽只短短的五年，而他是另一个人了，他的诗是另一种诗了。在他之前，那么伟大的悲天悯人之作从不曾出世过。在他之后，才会有白居易他们产生出来。他的影响是极大的！在这五年里，他留下了一百四十几首诗，差不多总有一半是歌咏这次的大变乱的。我们不曾看见过别一个变乱的时代曾在别一位那么伟大的诗人的篇什里留下更深刻、更伟大的痕迹过！

他在这时代所写的歌咏乱离的诗，仍以写自身所感受的为最多。好容易乱中脱贼而赴凤翔，《喜达行在所》：“眼穿当落日，死心著寒灰。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然而家信还渺然呢！他的忆家之作，是写以血泪的。后来，回家了。他回到家中时的情形，是很可痛的。《北征》：“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风，颠倒在短褐。”后来和家人同在迁徙流离着了，然而又苦饥寒。《百忧集行》：“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未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是总写他的穷困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死流离的。他自己是：“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主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是手把着的白木柄的长镵，掘黄精以为食。然雪盛，黄精无苗，只得空手与长镵同归，“男呻女吟四壁静”。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别展转不相见，胡尘暗天道路长！”有妹在钟离，婿殁遗诸孤，已是十年不相见了。在这样的境地里，恰好又是“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玄狐跳梁黄狐立”，能不兴“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之叹吗？

但他究竟是一位心胸广大的热情的诗人，不仅对于自己的骨肉，牵肠挂腹地忆念着，且也还推己以及人，对于一般苦难的人民，无告的弱者，表现出充分的同情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最足以见出这个伟大的精神：“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蹋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因了自己的苦难，忽然地发出一个豪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天下寒士们如果都有所庇了，自己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是甚等的精神呢！释迦、仲尼、耶稣还不是从这等伟大的精神出发的吗？

他所写当时一般社会的苦雕的情形，可于《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作中见之。《新安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所叙的都是征兵征役的扰苦。“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闻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集丁应征的情形。但农民们是往往躲藏了以避征发的，于是如“石壕吏”者便不得不于夜中捉人。“老翁逾墙走”了，力衰的老妪只好“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在这些被征发的丁男里，有的是新婚即别的，于“沉痛迫中肠”里，新妇还不得不安慰她的夫婿道：“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连老翁也不得不去。“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于是他遂“投杖出门去..长揖别上官”，也顾不得“老妻卧路啼”了。他在天宝十年所作的《兵车行》，也是写这种生离死别的情形的。“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是沉痛之至的诅咒！但较之《新安吏》等篇，似尤未臻其深刻。人类的互相残杀，是否是必不得已的呢？驱和平的农民们、市人们，教他们执刀去杀人，是否发狂的举动？1914年的欧洲大战，产生了不少的非战文学出来。安、史之乱，也产生了杜甫的这些伟大的诗篇。不过甫只是替被征发的平民们说话，对于战争的本身，他还没有勇气去直接地加以攻击，加以诅咒。他的《潼关吏》是叙述士卒筑潼关城的情形的；颇寓劝诫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这样的风格，后来便为白居易的“新乐府”所常常袭用。《无家别》是叙述乱后人民归家时的情形的，“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这场大乱，真的把整个社会的基础都震撼得倒塌了。

第三期是从他于乾元二年的冬天到成都起，直到他死为止（公元759—770年）。中间虽也曾由蜀播迁出来，但生活究竟要比第二期安定、舒服。所以他这十一年中的诗，往往都是很恬静的，工致的，苍劲的，与中年时代的血脉贲张，痛苦呼号者不同。虽也有痛定思痛之作，但不甚多。为了生活的比较安定，所以这时代的诗写得最多，几要占全集的十分之七八以上。在这时，他似又恢复了从容游宴之乐。他的浣花里的居宅似颇适意。可望见江流，又种竹植树，以增其趣。他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秋兴》八首，为这时期的代表作，兹录其一：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他仍未忘怀于国家的大事。

三

他是一位真实的伟大的诗人。不唯心胸的阔大，想象的深邃异乎常人，即在诗的艺术一方面，也是最为精工周密，无瑕可击的。“文章干古事，得失寸心知。”他是持着那么慎重的态度来写作的，而他的写作，又是那样的专心一意，“语不惊人死不休”，故所作都是经由千锤百炼而出，而且是屡经改削的。（他自己有“新诗改罢自长吟”语。）他还常和友人们讨论。（《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然而他还未必自满。我们于“晚节渐于诗律细”一语，也可见其细针密缝的态度来吧。他最长于写律诗，他的七言律，王世贞至以为“圣”。他的五言律及七言歌行以至排律，几无不精妙。在短一方面，论者忽视之，但也有很妙的什，像海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数尺，

风灯照夜欲三更。

沙头宿鹭联拳静，

船尾跳鱼泼刺鸣。

置之王、孟集中还不是最好的东西吗？所以后人于杜，差不多成了宗仰的中心，当他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离他不到五十年的元稹，已极口地恭维着他：“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韩愈也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凡大诗人没有一个不是具有赤子之心的，于杜甫尤信。他最笃于兄弟之情，而于友朋之际，尤为纯厚。他和李白是最好的朋友，集中寄白及梦白的诗不止二三见而已。李邕识他于未成名之时，故他感之最深，严武助他于避难之顷，故他哭之尤恸。（他有《八哀诗》历叙生平已逝的友人。）

也为了他是满具着赤子之心的，故时时做着很有风趣的事，说着很有风趣的话。相传有一天，他对郑虔自夸其诗。虔猥道：“汝诗可已疾。”会虔妻店作，语虔道：“读吾‘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立瘥矣，如不瘥，读句某；未间，更读句某。如又不瘥，虽和、扁不能为也。”他又有《戏简郑广文》一篇：

广文到官舍，系马堂阶下。

醉即骑马归，颇遭官长骂。

才名四十年，坐客寒无毡。

赖有苏司业，时时与酒钱。

也是和郑虔开玩笑的。郑虔（郑虔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是当时一位名士，有“郑虔三绝”之称，必定也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物。惜他的诗，仅传一首，未能使我们看出其作风来。

杜甫死于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他的影响要到了元和、长庆之间才大起来。大历、贞元间的诗人们，对于他似都无甚关系。他乱后僻居西川，死于耒阳。虽是时时得到京城里的消息，知道“同学少年皆不贱”，却始终不曾动过东游之念。

现在，为了方便计，姑将十几位大历的诗人们述于本章之后。

五七言诗的发展是很奇怪的，经了千百年的发展，只有一步步的向前推进，却从不曾有过衰落的时期。变体是一天天的多了；诗律是一天天的细了；风格是一天天的更变幻了，诗绪是一天天的更深邃了。到了开元、天宝之时，体式与诗律是进展到无可再进展了，却又变了一个方向。作家们都在不同的风格底下，各自有长足的进展。王、孟、李、岑、高，风格各自不同，杜甫更与他们相异，其他无数的开、天诗人们也都各自有其作风。照老规矩是，一种文体，极盛之后，便难为继。但五七言诗体却出于这个常例之外。经过了开、天的黄金时代，她依然是在发展，在更深邃、更广漠地扩充她的风格的领土。继于其后的是大历时代。大历时代的诗人们很不在少数，其盛况未亚于开、天。其中，最著者为韦应物、刘长卿、顾况、释皎然、李嘉祐诸人，更有所谓大历十才子者，也在这个时代的诗坛上活动着。

韦应物，京兆长安人，少以三卫郎事明皇。晚更折节读书。建中三年，拜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史。久之，改左司郎中，又出为苏州刺史。应物性高洁，所在焚香扫地而坐，唯顾况、刘长卿、丘丹、秦系、皎然之俦，得厕宾客，与之酬唱（《韦苏州集》十卷，有汲古阁刊本，席氏刊本，项翻刻宋本，《四部丛刊》本）。评者谓：“其诗闲澹简远，人比之陶潜，称陶韦云。”白乐天谓：“韦苏州五言，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苏东坡也说：“乐天长短三千首，却逊韦郎五字诗。”（白苏二人语，均见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引）应物风格虽闲远，但与其说他近渊明，不如说他较近于孟浩然。真实的渊明的继人，应是王维而非应物。他和浩然相同，往往喜用自然景物来牵合拢来烘托自己的情绪。像“流水赴大壑，孤云还暮山，无情尚有归，子行何独难”（《拟古诗》），“携酒花林下，前有千载坟...聊舒远世踪，坐望还山云”（《与友生野饮效陶体》），“天边宿鸟生归思，关外晴山满夕岚。立马欲从何处别？都门杨柳正毵毵”（《送章八元秀才》）等等都是。但像《上皇三台》：

不寐倦长更，披衣出户行。

月寒秋竹冷，风切夜窗声。

之类，却别有一种幽峭之趣。

刘长卿（《刘随州集》十卷，有明活字版本，席氏刊本，《四部丛刊》本），字文房，官至随州刺史。皇甫湜尝道：“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宋玉为老兵矣。”其为人所重如此。每题诗不言其姓，但言长卿而已。因人谓：“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乃道：“李嘉祐、郎士元焉得与予齐称耶！”长卿诗，意境幽隽者甚多。像“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逢雪宿芙蓉山主人》），“荒村带返照，落叶乱纷纷..野桥经两断，涧水向田分”（《喜皇甫侍御相访》），“细雨湿衣看不见，闲花落地听无声”（《别严士元》），“春草雨中行径没，暮山江上卷帘愁”（《汉阳献李相公》）等等，何减于渊明、右丞。惟往往贪多务得，未免时多雷同的想象，用此为累耳。

顾况（顾况见《旧唐书》卷一百三十），字逋翁，苏州人。至德进士。性诙谐。与之交者，虽王公贵人，必戏侮之。竟坐此贬饶州司户参军。后隐茅山卒。皇甫湜序其集（顾况《华阳集》二卷，有明姚士达辑本，席氏刊本五卷）道：“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常人所能为，甚快意也！”这话并不是瞎恭维。就创作的勇气上说来，他是远在应物、长卿以上的。他什么字都敢用，他什么话都敢说。他不怕俗，不怕人笑。他不愿意把很好的想象，很好的意思，葬送在“古雅”的坟墓之中。他有什么便写什么，他并不是故意要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实在是落想便奇。有人单挑杜甫的几首略带诙谐意味的诗来恭维，但像顾况才是真实的诙谐诗人。在这一方面，他是比之开、天诸大诗人都更有成就的。人家都是苦吟的雅语，他却是嘻嘻哈哈的在笑，对于一切都要调谑，像《长安道》：

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何不归来山中老！

像《行路难》：“君不见担雪塞井空用力，炊砂作饭岂堪食”“君不见古人烧水银，变作北邙山上尘。藕丝挂在虚空中，欲落不落愁杀人。”又像《范山人画山水歌》：

山峥嵘，水泓澄，

漫漫汗汗一笔耕，一草一木栖神明，忽如空中有物，物中有声；

复如远道望乡客，梦绕山川身不行。

又像《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江村小儿好夸骋，脚踏牛头上牛领，浅草平田擦过时，大虫著钟几落井。”又像《李供奉弹箜篌歌》：“指剥葱，腕削玉，饶盐饶酱五味足。弄调人间不识名，弹尽天下崛奇曲。胡曲汉曲声皆好，弹着曲髓曲肝脑。往往从空入户来，瞥瞥随风落青草。草头只觉风吹入，风来草即随风立。草亦不知风到来，风亦不知声缓急。玉烛，点银灯，光照手，实可憎：只照箜篌弦上手，不照箜篌声里能。”又像《古仙坛》：

远山谁放烧？疑是坛旁醮。

仙人错下山，拍手坛边笑。

这些话有谁曾说过呢？典雅的诗人们恐怕连想都不敢想到吧。他的田园诗也和一般田园诗人们的诗不同：

带水摘禾穗，夜持具晨炊；

县帖取社长，嗔怪见官迟。

——《田家》

板桥人渡泉声，茆檐日午鸡鸣。

莫嗔焙茶烟暗，却喜晒谷天晴。

——《过山农家》

这样的即情即景的话，为什么别人便说不出来呢？更可怪的是，《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里的《囝一章》：

囝，哀闽也。（原注：囝音塞；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囝生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

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天道无知，

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图，

吾悔生妆。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

果获是苦。别郎罢，心摧血下，隔地绝天，

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这是最悲惨的一幅图画，却出之以闽人的方言。到了现在，闽人还呼子为“囝”，呼父为“郎罢”，千年还不曾变。在方言文学里，这真要算是最早的最重要的一页。在那时，间人还是被视为化外的吧，故可以任“吏得之，乃绝其阳”，当作奴隶。他的哀歌，更是真情流露，像《伤子》：

老夫哭爱子，日暮千行血。

声逐断猿悲，迹随飞鸟灭。

老夫已七十，不作多时别。

白居易的诗，人以为明白如话，妇孺皆知；像顾况的诗才是真实的说话呢。他敢于应用俗语方言入诗，居易却还不敢。

释皎然名昼，姓谢氏，长城人，灵运十世孙。居杼山。文章隽丽（《杼山集》有汲古阁刊本）。《因话录》载：皎然尝谒韦应物，恐诗体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余篇为贽。

韦公全不称赏。昼极失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韦公吟讽，大加叹咏。因语昼云：“师几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昼大服其鉴别之精。这是很有趣的一件故事。

李嘉祐，字从一，赵州人，大历中为兖州刺史。与刘长卿、冷朝阳、严维等为友。高仲武说他“往往涉于齐、梁。绮美婉丽，盖吴均、何逊之敌也。”像《咏萤》：“映水光难定，陵虚体自轻。夜风吹不灭，秋露洗还明”；像《杂兴》：“花间昔日黄鹂转，妾向青楼已生怨。花落黄鹂不复来，妾老君心亦应变”，都很有齐、梁风趣。

五

所谓“大历十才子”, 《唐书·文艺传》指的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𣲗、夏侯审及李端。江邻几所志，则多郎士元、李嘉祐、李益、皇甫曾，而无夏侯审、崔峒及韩翃，凡十一人。严羽《沧浪诗话》所载，则又有冷朝阳。但在这十几个诗人当中，值得称述的也只有钱起、郎士元、卢纶、韩翃、二李及皇甫曾耳。

钱起（​《钱考功集》十卷，有明活字本，席氏刊本，​《四部丛刊》本）​，吴兴人，天宝中举进士，与郎士元齐名，时人称之道：​“前有沈、宋，后有钱、郎。​”终考功郎中。高仲武称其“诗格清奇，理致淡远”​。他少年时和王维、裴迪为友，故甚受他们的影响。像：​“山色不厌远，我行随处深”​（​《游辋川》​）​；​“返照乱流明，寒空千嶂净”​（​《题准上人兰若》​）等，皆是。唯像“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高仲武所特举者）等语，未免雕斲的斧痕太显露。

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宝中擢进士第。历右拾遗，出为郢州刺史。他的诗，流畅多趣，似当在钱起之上；像《送张南史》​：

雨余深巷静，独酌送残春。

车马虽嫌僻，莺花不弃贫。

虫丝粘户网，鼠迹印床尘。

借问山阳会：如今有几人？

卢纶，字允言，河中蒲人。建中初为昭应令。贞元中卒。

韩翃，字君平，南阳人，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终中书舍人。《本事诗》有“章台柳”的一段故事，即为关于者。明人曾以此故事，编作为杂剧及传奇。他长于绝句，像《寒食》：“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等诗，皆颇传诵人口。

李益（李益见《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七）为卢纶的妹婿。他字君虞，姑臧人，大历四年进士。长于歌诗（《李君虞集》二卷，有席氏刊本）。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又有写《征人歌》《早行诗》为图画者。但益有心病，不见用。沦落久之，后乃为礼部尚书，致仕卒。唐人蒋防有《霍小玉传》。即叙益少年事。明汤显祖也为作《紫箫》《紫钗》二记。王世贞道：“绝句李益为胜，韩次之。”

李端，字正己，赵郡人，大历中进士。官杭州司马卒。他短诗佳者甚多。明畅如话，时有奇趣，像《芜城怀古》：

风吹城上树，草没边城路。

城里月明时，精灵自来去。

皇甫曾，字孝常，丹阳人，天宝中登进士第。其兄冉（皇甫冉见《新唐书》卷二百二《文艺中》），字茂政，大历初官至右补阙。二人并有诗名，时人比之张氏景阳、孟阳。冉诗，高仲武最所称赏，谓其：“可以雄视潘、张，平揖沈、谢。”

吉中孚，鄱阳人，官户部侍郎。司空曙，字文初，广平人，从韦皋于剑南，终虞部郎中。苗发终都官员外郎。崔峒终右补阙。耿伟终右拾遗。夏侯审终侍御史。

六

“十才子”外，更有戴叔伦、戎昱、张继及包何、包佶等，也挺生于大历之际，负一时诗人之望。戴叔伦，字幼公，润州金坛人，为抚州刺史，迁容管经略使，绥徕蛮落，威名远闻。

戎昱，荆南人，建中中为辰、虔二州刺史。他的《苦哉行》（共五首），叙写唐人利用番兵攻战，结果是妻孥被掳，民间扰苦无已：结果是妻孥被掳，民间扰苦无已：

彼鼠侵我厨，纵狸授粱肉。

鼠虽为君却，狸食自须足。

冀雪大国耻，翻是大国辱。

膻腥逼绮罗，砖瓦杂珠玉。

登楼非骋望，目笑是心哭。

何意天乐中，至今奏胡曲！

这是杜甫所不及知，所不曾写的；别的诗人们却又是不敢放笔去写。唐中叶利用蕃军的成绩，于他的此等诗中已沉痛地写出。这是最好的史料，别的地方所不能得见的。

张继，字懿孙，襄州人，登天宝进士第，大历末，检祠部员外郎。高仲武谓其“秀发当时，诗体清迥，有道者风”。像《归山》：

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

似颇可以证实仲武的评骘之的当。

包何及其弟佶，为融子，皆能诗，世称二包。何登天宝进士第，大历中为起居舍人。他的诗像“雨痕连地绿，日色出林斑”（《秋苔》）是状物工致的。佶字幼正，也登天宝进士第。后为诸道盐铁轻货钱物使，改秘书监，封丹阳郡公，为大历诸诗人中最显达者。其诗像《对酒赠故人》：

扶起离披菊，霜轻喜重开。

醉中惊老去，笑里觉愁来。

月送人无尽，风吹浪不回。

感时将有寄，诗思涩难裁。

转折周旋，新意层叠，是大历诗中罕遇的佳什。

参考书目

一、​《全唐诗》 有原刊本，石印本。

二、​《全唐诗话》 宋尤袤著，有《历代诗话》本。

三、​《唐诗纪事》 宋计有功著，有清刊本，石印本。

四、​《唐才子传》 元辛文房著，有日本《佚存丛书》本。

五、​《唐百名家诗》 席氏刊本。

六、​《五十唐人小集》 仁和江氏仿宋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