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特别是威尔逊总统领导各国反对同盟国和同情中国学生时，我很亲西方。一九一七年上半年，中国对于是否参战问题，军政两界争论甚烈。就我回忆所及，大部分人是主张参加协约国的。极少数人主张中立。没有人主张加入同盟国。我个人是完全站在协约国一方的。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我都信以为真。
中国后来决定参加协约国。决定后不久，中国政府即和协约国方面达成一项协议。依据该协议，中国应对协约国提出人力支援。中国招募十五万劳工前往法国。有些在兵工厂工作，有些配属盟军担任兵工。其中隶属于英军的有十万人，法军的有四万人（其中部分为军需工人），美军的有一万人。美国本身也有随军志愿组织，目的是鼓舞前线士气。志愿组织中最杰出的是红十字会和哥伦比亚骑士队。他们代表天主教和青年会。后者一向是具有中国意味的。要组织一个队伍到法国战地中国劳工营中去鼓励士气。邱安（james chuan）先生，中国学生青年会干事，也是我的朋友，于一九一八年春到欧柏林去物色人参加骑士队。我接受了他的约请。
欧柏林学堂一九一八年班是在战云笼罩下举行毕业典礼的。尽管我们毕业班的人都晓得毕业是我们生平一件大事，但也兴奋不起来。不过我还记得金校长在他的寓所招待我们的情形。一向矜持的校长那天也对我们笑起来，这是稀有的事。他用一种追怀往事的口吻，谈到他自己过去在欧柏林的情形，他对我们说：当他要从欧柏林学堂毕业时，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担心，认为欧柏林学堂没有他们的领导，将来一定不成样子。“嗨！”他哈哈大笑说：“大出我们的意料，我们离开后，学校反倒进步了。”他又继续告诉我们，他知道学生们中普遍的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怀疑他是否笑过。他告诉我们，他有时也的确会大笑，只是机会不多而已。我很高兴金校长告诉我们他的往事，因为当时我和我的同学也正有那种忧虑，认为欧柏林不能缺少我们。此后，无论何时只要我自我陶醉得过了火，我就回想那段往事。
在我叙述法国生活之前，我认为应该插入一段个人生活的插曲。当我哥哥来美国留学前，就告诉过我，他在祖母和家父的坚持下，赴美之前曾先回老家一次。抵家后，使他大吃一惊，他发现原来是要他回去结婚的，对方姓赵，就是过去我在他们家私塾上学的赵家女儿。尽管他非常不愿意这件婚事，但也只好服从长辈的命令。
家兄当时对结婚经过，不愿多说。我感到这是一个悲剧，但我知道我对此事无能为力。他的婚姻经过，促使我考虑到我自己未来的婚姻问题。我是否应该像家兄一样，俯从长辈的意思，与我五岁时订婚的贺小姐结婚呢？我决心不干。于是我立刻写信告诉父亲，请他解除婚约。家父的回信可以总括为两句话：“荒谬绝伦，不可能。”当他发现我的意志坚决时，他开始用说服方法，要我不要使他失信，让亲友看他教子无方，丢他的面子。我无法向他解释我对婚姻的观点，我只说我要自己选择对象，除非和贺小姐解除婚约，我决不回中国。
这样一威胁，亲戚们的信函雪片飞来。这都是家父发动的。要他们帮助说服我。有些人说家父对我的主张很震惊，甚至为此而生病。另一批人说贺小姐既温柔又漂亮。我的三弟，当时正急于赴美留学，写信告诉我，说家父已经后悔当年让他的两个儿子赴美留学，因此，他绝不让他的三儿子赴美，以免受美国不良思想的熏陶。对这些说词，我坚不低头。我请父亲尽速解除婚约，因为任何迟延都会影响贺小姐的终身大事。大约是我在欧柏林毕业时，终于接到家父的通知，告诉我与贺小姐的婚约已经解除，我如释重负。
毕业后，我前往纽约接受一星期青年会战地工作训练。七月间，我渡大西洋赴法国。途中第四天，我们劳连（lorraine）轮上的乘客发现有一个庞大舰队与我们同行。其中有些是商船，有些是驱逐舰。我看到这些小而快的舰艇在我们四周护航，俾免遭到德国潜艇袭击。危险当前，我们反而感到兴奋。上岸的前一天，有一个老妇跳海，有人告诉我她是德国间谍，恐怕上岸时要被捕所以跳海。上岸那天，护送舰队离去，我们的船平安进了布勒斯特（brest）港。
巴黎一九一八年的夏季是阴霾沉沉的。虽然没有实行彻底灯火管制，但路灯也是暗淡无光的。芳斯毕格尔斯（follies bergeres）的演员正在使出浑身解数，使人们狂欢。但普通的法国人，因为节约，自然没有什么兴致。人和房子都显得无精打采。大部分妇女都穿着黑色衣裳。
抵法第一次工作是在里昂附近圣芳斯（saint fons）的军需厂。那里大约有七百名工人，多半来自山东，我为他们成立了一个类似茶馆的俱乐部。我办了几个补习班，教法文和中文，介绍一些简单游戏，放留声机。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吃苦耐劳的山东人住在法国非常习惯，好像在家中一样。他们都能说几个法文字，常常出入乡间的小咖啡馆，和工厂及农场的法国工人相处得很融洽。事实上，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士气不士气的问题，用不到去鼓舞。
十月末的一个夜里，屋子里挤满了工人，突然一声巨响，山摇地动，把留声机上的唱针震出了唱盘。窗框震碎散落到地上。有些人大喊：“德国人来啦！”我虽然感到吃惊，但我却不信德军能够穿过瑞士进入莱茵河地区。我力持镇静，要大家循序到外面去。我把俱乐部门关好，我认为应该亲自去查明一下真象。刚出门，又是一声巨响。当我到大街时，人潮奔驰，其中有中国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法国人。有一名法国警察要我站在他身边，他用不纯熟的中国话高呼，要工人们安静下来，要守秩序。我自己很想尽速逃跑，但我恐怕警察笑我胆小。
当我站在警察身边时，一股浓烟直冲霄汉，接着火焰冲天，风助火势，烈焰腾空，工人们个个惊恐。我站在那里机械式地重复那几个字：“不要跑，不要跑。”大约半小时后，群众已经冲过我站的地方。我们看到远处一片火光，并且闻到一股火药味，还听到一阵辟辟拍拍的声音，好像中国过年放爆竹似的。我决定循着群众们跑的路走下去。等我追上他们时，有一名中国工人，他认识我，对大家说：“我们跟他走！”虽然我告诉他们跟我走也没用，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哪儿好，但他们还是坚持要跟我走。我没有别的法子，只能给他们找隐蔽的地方。最后，我们跑到一座小村落，我看到教堂的顶上有一个红十字，斜对着天空。我直奔教堂。还好，门是开着的，我要大家在长凳上安静地坐下来，等待天明。
次日晨，我才晓得当晚并不是德军进攻，而是军火工厂的弹药库爆炸。一连三天，爆炸不停，法国派了大批警察包围军火厂。后来我发觉，法国其他地方的人，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件事。
一九一八年十月间，有一天巴黎青年会总部要我去述职。我所乘的火车规定于午后十时到达，但误了几个小时。同车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法国人，我们坐在一起虽有几小时，但彼此并未交谈。到了午夜，他突然问我：是否已在巴黎订了旅馆。我告诉他还没有，因为我想在青年会总部过夜，所以认为没有订旅馆的必要。他很和霭地约我到他家。他说住在他家比较舒服些，次日清晨办事也较方便。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最后还是答应了。抵他家时，他的太太身穿黑衫正等着他。她立刻给我们冲热巧克力。我们宵夜时，他太太悠闲地谈到西贡和河内的来信。我推测他家是从事化学工业的。第二天早晨，女主人为我准备一餐丰富的早餐。席间她告诉我，她的兄弟和独生子都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她和丈夫除了对人施予温情外，已经没有什么好干的了。早餐后，老者带我去看他的化工厂和办公室。那是一个伟大的事业，与全世界都有关系。
我在巴黎公毕后前往圣芳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天中午，我到里昂中央邮局。我很惊讶，整个邮局大厦的人都跑光了。当我在一个窗口买邮票时，一个法国女孩子突然抓住我说：“我们来跳舞。”我想她一定是发狂，因为邮局在中午怎么能让人随便跳舞。她非要我和她跳不行，我坚持不肯。她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推到大街上去。这时我看到有许多旗帜飘扬在窗子上。不到几分钟，很多人麇集在大街上，高呼，狂吻，跳舞。战争停止了。
当天下午我回到圣芳斯。沿途看到很多法国兵都喝得醺醺大醉。有些倒在地上，东倒西歪，嘴里不断嘟哝着：“这是平时，这是平时。”据我想像，法国为了争取最后胜利，已经悉索敝赋竭其所能了。
法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也渴望战后能早日回家过太平日子。但事与愿违，令他们深感失望。随便发个信号，就能令士兵停火；随便签署一个文件，就可使外交官宣布和平；随便发一个简单宣言，就可使一个政府承认和平。但是真正的和平却没有那么简单，慢而又慢。迨至欧战最后的几个月，法国人都用“这是战时，这是战时”来说明他们的艰苦。停战以后，当我看到他们那失望的样子时，我真不知道，他们又会用什么讽刺的字眼来形容他们的失望。果然，不久他们又都说“这是平时，这是平时”了。
我有一辆美造自行车，是青年会供给的。我常与里昂的工作伙伴徐义宣（hsi i-hsuan）先生沿莱茵河乘骑，我们到过莱茵区的许多市镇，并且远及南部的亚威农（aivgnon）。我们发现法国人相当刻苦耐劳，勤俭自持。这与外国人想像的很有出入。有时我们住在法国小旅馆中过夜。老板和老板娘都拿我们当家人一样看待。吃过饭后，我就和他们坐在一起谈家常。女老板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关怀，常问我们是否有扣子掉了，她可以代缝。
一九一九年初，青年会派我到勒克列索（le creusat）庞大的斯耐达（schnecder）兵工厂去为中国工人再开一个俱乐部。当地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名山东工人，住在营房中。当我首次向负责人要房子开俱乐部时，他耸耸肩说，实在没有空房子。在那段日子中，我常带着美国香烟，不过我自己却不吸。当时我递给他一枝烟，他很高兴。后来我把一整盒都送给他。他要我过三四天再去看他。我们下次会面时，我干脆送给他一整盒香烟。他说他找到一间房子，这间房子现在正堆东西，如果我认为合用，可以拨给我。徐先生和我看过房子，很满意，认为可以利用它做很多事。有了地方，我们第一个计划是放电影给工人们看，我们从青年会总部领到一部放映机和一些影片。但房子中没有电源，我们又到负责人家，送给他小孩子一些巧克力糖。于是他为我们装了一条专线。下一步就是放映机的操作问题。我们找不到一个会使用放映机的人。徐先生是哈佛经济系的学生，和我一样也是一窍不通。但，我们不断试验，一天下来，终于搞通了。第一次在营区中放映电影，真是一件大事。
在圣芳斯和勒克列索两地，我发现中法两国人很易相处。不服勤务的官长，有时甚至是上中尉，都不时到中国工人的营房来，聊上几个小时。有时法国人会带着他们自己的留声机，到营房放给工人们听。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俱乐部中工作，一个法国女孩子跑进来。她要和我单独谈谈，于是我把她带到我的小办公室。她问我，她是否可以和一个姓杨（yang）的工人结婚。我告诉她，我不认识这个人，所以无法提供意见。我问她是否曾经考虑过中国生活习惯有许多地方与法国不同的问题。她说她已经考虑过了。我又问她是否考虑到后果。她说：“如果我呆在法国，我可能永远也结不了婚。即使我能幸运地嫁了人，对方也可能是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把赚来的钱都喝了酒，醉后发脾气打我骂我。我认识杨某已经一年，他从未喝过酒，我认为他永远也不会打我。我想嫁给他一定很好。”
后来，有一次我到法国北部配属英军的劳工营去，发现英法两国对中国工人的管理方式有许多不同之点。英国军官呆板而严格。除了公务，官长与工人间简直没来往。英国营区较法国清洁，工人照规定领饷领配给。他们可以写信寄钱，甚至接到家信。法国官员和工人们往来多，甚至和工人们开玩笑，给他们讲故事，有时与他们共食，但是营区管理却相当马虎。工人们都抱怨不能和中国家中定时通信，他们不知家人是否收到他们从法国寄回去的安家费和不定期的寄款。
我在法国的时候，只要不耽误公事，尽量旅行。我从青年会领到的香烟和巧克力帮了我很大忙，使我搭车方便。我到过毕亚里兹（biarritz）、卢德（laurdes）、坡（pau）和马赛（marseilles）等地。在卢德，我参观山上的大教堂和雕像，这些建筑物都显示耶稣从前受难的情形。大教堂的旁边有个小洞，有一股泉水从洞中流出。人们告诉我这股泉水有一股神秘力量，可以医治百病。小洞上面的岩石上挂着许多拐杖，都是腿患痊愈后的人们留在那里的。有一位曾在云南传过教的法国天主教神父用流利的中国话告诉我那儿曾出现过奇迹。另一个美军上尉也说那里的确有过奇迹。我真奇怪，为什么现代人会如此迷信。若干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好莱坞把卢德的传奇拍成电影，片名是《伯纳特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 ）。
在马赛，我住在一家海滨旅社。我想地中海的景色一定特别美。旅社的房间都配以各国地名，如威尼斯、法兰西、雅典、北平等等。房间都空着，任我选择。于是我选了北平。房间有个走廊面对大海，我躺在床上可以看见滔天白浪，从海上一波一波地掠过。我自言自语地说：“这真罗曼蒂克。”但到晚上睡眠时，我听到怒吼的风声，令人感到悲怆、恐怖。我感到非常孤独。自己独处一室，全旅社也只有我一个客人，我好像遗世独立，要羽化登仙了。
和会召开期间，我数度赴巴黎。除了阅报外，我从参加和会的中国朋友处，又得到一些有关会议的报告。会中决议：将德国以往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令我感到十分吃惊。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了他自己的原则。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处在这种环境，每天和中国代表团的人谈，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我对事实真象因为太明了，因而简直不敢想像，中国代表团反对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于拒绝签署和约后，会对中国学运、中国政府危机、新文化运动产生如何的影响。詹姆斯说得对：世界充满了意外事故，全能的神不按五年计划管理人类。
我要离开法国之前，青年会召集所有在军中服务的青年会人员开会。讨论的主题是：法国工作经验与未来中国工人福利问题。讨论结果，产生一个集体教育运动。运动的领导人是晏阳初，他曾就读于耶鲁大学。他在军中教授中文时，突然触发一个灵机，他认为教育家首先应该找出一千个最习用的中国字。我们在国外研究的学生，都认为学中文太浪费时间，除非我们能简化教授方法，文盲是难扫除的。事实上，中国教育的中心问题是国语问题。中国字念起来很困难，写起来更困难。把不同笔划配合在一起，本身就很困难。晏先生认为：经过相当选择，可以找出一千个字，能使工人在三个月之内学会，足供他们日常生活使用。晏先生所倡议的基本中国字汇和集体教授法是此次会议中的主要成就。
晏先生回国试验一年以后，他发现扫除文盲工作，直接从扫除文盲工作本身下手是不够的，因为文盲问题背后，还存在着贫穷和疾病等等问题。因之，他所领导的集体教育运动，又牵涉到健康和改良生产等等问题。易言之，扫除文盲工作之外，还要对现代科学和技术工作多多努力，才能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