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政府宣布“统一”的滑稽剧。各省涌现废督和民选省长的运动。国民党内部的新裂痕

桂系军阀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取消两广自主，而北京政府竟据以宣布“全国统一”，这一措施引起了全国的冷嘲热笑。国民党随即否认桂系军阀撤销军政府和取消广东自主的行为，并将军政府恢复改组而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下，因此中国仍然存在南北两个政府，根本谈不到“和平统一”。

在这时期，西南方面川、湘、滇、黔四省都已宣布“自治”。“自治”的性质和“独立”或“自主”又有所不同，它在一省范围内“保境息民”，脱离南北两政府，保持局外中立，但对北京政府并不采取敌对的形势。

西南六省宣布“自治”以湖南为最早。一九二〇年湘军提出“湘人治湘”的口号，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后来进一步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并提出以“联省自治”为全国统一的最后目标。其实，这种“自治”是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外省军阀侵入本省，而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卫手段，根本不符合人民的要求。湖南军阀首先发明了这个办法，随后西南各省军阀相率仿效，作为驱逐客军出境，巩固割据势力的借口。西南最大的两个军阀，除桂系军阀因退出广东而宣布取消自主外，滇系军阀因在四川站脚不住，也想宣布“自治”，以求退保云南一省的统治权。

以前军政府虽系桂系军阀的政治工具，但在形式上还不失为西南各省所公认的南方统一机构。而改组后的军政府，由于各省宣布“自治”，仅成为广东一省和国民党一派的军政府，其势力不能越出广东的范围。

北京政府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三十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三十一日颁布广西、四川两省军阀的授勋令；又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对于湘、滇、黔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这些就是北京政府促成“统一”的具体措施。但是，除广西军阀外，刘存厚无力控制四川，四川军阀一致拒绝接受北京政府的任命，湖南军阀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归附北方，云南军阀唐继尧和贵州军阀卢焘对于北京政府劝诱“北附”的电报也都置之不理。北京政府并不顾及这些事实，仍在国务院成立“统一善后委员会”，并于每周星期四接待外国记者，宣布和解答关于“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北京政府这样做不是没有目的的，原来帝国主义集团所组织的四国银行团，声明须待中国统一后才能进行借款，北京政府就要这套滑稽手法，企图骗取借款。但它没有得到什么。

北京政府大做“统一”文章的时期，“自治”运动不仅在南方各省蓬勃开展，而且波及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长江流域掀起了废除督军和民选省长运动的高潮：江苏省议会在李纯自杀后议决废除督军，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选代表到上海，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七日）；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后，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从一九二〇年冬天起，各省团体力争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报纸篇幅，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在北京，自治运动成立了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十二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十四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以上情况说明：各省自治运动具有两种不同的动力和性质：一种是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自治”运动，一种是反对军阀和标榜民主的地方团体的“自治”运动。

北京政府为了促成表面的统一，骗取帝国主义的借款，曾经考虑过接受西南各省自制省宪的要求。可是这种地方割据与北方大军阀的利益存在严重矛盾，因为后者抱有更大的野心，不以割据一省为满足。由于大军阀不答应，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再有表示。但是，在各省自治运动的巨大声势下，北京政府经常摇摆不定，例如：已经决定派王克敏为江苏省长，由于江苏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王瑚（江苏人）；已经任命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由于湖北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夏寿康（湖北人）[1]。北京政府当然不敢调动兵权在握的各省督军，却想做到任命本省人为本省省长，以和缓日益汹涌的各省自治浪潮。可是这个办法也受到各省军阀的反对，因为他们有的想自兼省长，有的想用“自己人”为省长，如果北京政府任命省长而事前并未征求同意，他们就拒绝这个省长到任。以湖北为例，夏寿康受到王占元（督军）的反对，只得在汉口设立省长行署，不久又被驱逐下台。

其实，自治运动与废督问题是分不开的：如果督军制不能废除，即使争得本省人为省长，这个省长也只是督军的小媳妇，而不能有所作为；即使督军为本省人，也是地方自治其名，军阀专政其实，与真正民主和人民自治运动毫无共同之点。

北京政府为了和缓各省自治潮流，曾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宣布筹办地方自治。这和清朝末年允许筹办立宪同样是欺骗手段，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由于以前国会被非法解散，制宪任务没有完成，各省自治运动代表和西南各省军阀都主张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先由各省制定省宪法（省自治法），规定省的职权，实现省长民选，将来制定国宪时，承认既成事实，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这和北京政府所拟采取的自上而下的方法也是大有出入的。

关于废督问题，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因为湖北在几个月之内发生兵变二十余次，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害，曾推举代表请愿罢免湖北督军王占元，废督即从湖北开始。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内阁总理靳云鹏都不接见他们，派府秘书长吴笈孙、院秘书许锺潞代接见。吴、许二人毫不掩饰地承认中央政府没有力量裁兵，更谈不到废督。代表们气忿地说：“这样的中央政府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各省不如脱离中央的好。”许锺潞冷笑了一声，公然回答说：“那也很好，反正中央是个空架子，你们脱离不脱离都不在乎。”江苏旅京同乡在李纯自杀后，推举张一麐为代表，请求徐世昌不要派新督军，废督即从江苏开始。但是北京政府不仅发表了一个新督军，还发表了一个包括江苏地区的新巡阅使。

自治运动在南方也受到国民党的反对。孙中山恢复军政府后，其目的在于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而西南各省军阀宣布“自治”，成为北伐的严重阻力，孙中山颇不谓然。在此以前，章太炎曾致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劝其另组联省自治政府而勿恢复军政府。陈炯明在驱逐桂系军阀后，本想做“广东王”而不愿意出兵北伐，更不愿意在广东省政府之上有一个军政府。他不敢露骨地反对孙中山，却一面下令筹备广东“自治”，一面派员与赵恒惕、唐继尧联络，进行“联省自治”的活动，这个话动显然是与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对立的。

二　顾品珍带兵回滇赶走唐继尧。孙中山迎接唐继尧到广州

西南各省盛倡“自治”的时期，滇军退出四川，桂军退出广东，南方两大军阀的扩张政策相继破产。湖南军阀谭延闿、贵州军阀刘显世也都被逐下台。刘显世逃到昆明，在唐继尧的支持下宣布接受军政府总裁一职（一九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可是那时唐自己的地位也已摇摇欲坠了。

滇军退出四川后，积欠军饷九百万元无力应付。唐继尧请求军政府予以接济，孙中山表示无能为力。唐即与美国商人代表安迪生接洽，准许他们组织明兴公司在云南采矿，以先交定金二百万元，并赠唐干股二百万元为交换条件。消息传出来，云南省内外人士一致反对，因此美商不敢投资，唐的筹饷敛财计划成为空谈。

唐继尧的同祖兄弟唐继虞[2]以一身而兼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总司令等职，权重一时，云南军人对于唐氏兄弟“家天下”的作风，早已侧目而视。滇军退出四川，唐氏威信下降，于是这个局面便不能保持下去了。

从四川退下来的滇军军长顾品珍取道毕节行抵宣威时，外间就有云南不久将发生政变的谣言。唐派省长周锺岳到宣威，请顾担任东防督办，指定迤东为其防地，并承认迅速发饷以安军心。顾接受了东防督办一职，并且通电表明本人并无政治野心。后来欠饷并未发下，军心日益动摇，于是谣言又沸腾起来了。

一九二〇年年底，叶荃在寻甸召开会议，密谋进攻昆明，取唐而代。叶部旅长李永和向唐告密。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叶荃所属靖国联军第八军之一部在寻甸、宜良发生闹饷风潮，唐派兵前往弹压，在杨林板桥与叶军发生了遭遇战，二月五日叶因兵败逃亡，所有被俘军官多被就地处决。正当其时，顾军兼程南下，七日进抵距省百里的杨林口。唐鉴于顾军声势浩大，自己的可靠部队一时不能调回，只得派周锺岳前往杨林口欢迎顾军入城，当天宣布裁撤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在富滇银行提去现款五十万元，并将私人财产移存车站。八日为农历元旦，顾军尚未入城，唐即在佽飞军大队长龙云[3]的护送下向迤南出走。

顾品珍于九日到昆明接任云南总司令。以前滇军将领邓泰中等通电讨唐，顾并未列名，此时他还假惺惺地通电说：“唐公暨葵赓司令（唐继虞）联翩高蹈，挽留不及，甚为歉然。业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他又电请唐到广州接受军政府总裁一职。刘显世并未随唐出走，省长周锺岳亦未去职。唐部有三团留在昆明，均得保存未动。

顾品珍在云南取得政权，北京政府大为高兴，因为与顾有密切关系的政学系已经投靠北方，北京政府认为云南“北附”不成问题。可是北京政府说了许多好听的话，顾的态度却很暧昧，最后也挂上了“自治”招牌而成为西南“联治”运动中的一个支柱。

唐继尧退出昆明时，云南代表李小川[4]搭乘广东轮由上海取道香港回往云南。他在船上碰见了国民党人汪精卫和张继，并且得知唐已被迫离开昆明，取道河口行抵海防。在风平浪静的夜晚，他们三个人从舱里出来，站在船舷上聊天。张继要求李小川到海防时，劝唐出洋“养望”，不要到广州来做“空头”总裁。他开门见山地说：“现在军政府只是广东一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西南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因为颂云（程潜）的关系，我们失去了湖南[5]。蓂赓（唐）和川、滇、黔三省当局的关系都很坏，如果到广州来，先生（指孙中山）要拉拢这三省就很不容易了。”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认为：“如果中山先生因唐失势而拒绝与之合作，证明重‘力’而不重人，足以影响中山先生的领袖风度。其次，在目前情况下，川、滇、黔三省是拉不过来的，而唐并未倒下来，实力依然存在，失去了这样一个可以拉拢的人，就将一无所得。”汪精卫听了这番话，便邀请李小川到广州和孙中山一谈，以便研究孙、唐合作的具体问题。

他们到了广州，张、汪二人介绍李会见了孙中山。孙殷切地问及长江一带的情况，并不提到云南问题。李却有意识地把话题引到云南问题上。孙淡漠地说：“蓂赓有权有势时就不服从我；现在失败了，也未必肯服从；即使服从也不起什么作用了。”李认为唐并未失败，只是受了一番挫折，而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必须受过挫折才肯服从别人。孙不愿意听下去，忽然站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需要两件东西，一件是权，一件是力。我今后干革命工作不要军人，不要假革命！我一定要做总统！做了总统我就有了权和力了。我限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军费二百万元，如果办不到，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手段对待他（指炮打观音山）！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是大炮！”

从孙中山十分激动的态度中暴露出：孙、陈二人已经势成水火，国民党的分化已经发展到快要破裂的边缘。此时孙中山虽然觉悟到吸收军阀和假革命分子来扩大革命队伍，不会有利于革命事业，可是他在军阀和假革命分子以外，没有找到真正的革命动力，还在千方百计地拉拢西南各省的实力派。他不重视唐继尧，正是害怕拉拢唐而使顾品珍跑到更远。李小川针对着孙的这种心理，待他意气稍平之后，进一步对云南局势做了一番分析。他说：“唐的可靠兵力还有数旅留在云南，顾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把唐的兵力调出来，只会引起顾的向心力而不会引起离心力。这部兵力调出来，就可以与粤军一道两面进攻广西；广西问题一解决，军政府的威望就可以大大提高。这正是保卫广东和巩固革命势力的重要关键。”李这么一说，孙的脸色就变得好看多了。

三月四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联名电请唐到广州共商大计。九日唐由广九路到广州时，孙、唐、伍三总裁以及陈炯明、孙科等都到车站迎接，盛况空前。唐下车后，军政府立即举行盛大宴会表示欢迎，大家都以“蓂帅”相称。唐在宴会上吹嘘他离开云南并非由于军事失败，乃是避免同室操戈。接着孙致词说：“蓂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且是很大的成功。现在全国当权人物最缺少的就是忍让精神。蓂帅不把云南视作私产，部下要干，就让他们去干，正是忍让精神的良好开端。我们满饮一杯为蓂帅贺！”

李小川、汪精卫都参加了这次宴会。汪向李咬了一个耳朵说：“小川先生，我对蓂帅的看法，今昔有所不同。”李问他从前的看法是怎样，现在的看法又是怎样。汪翘起大拇指来说：“以前我认为蓂帅是一个伟大人物，可是今天看起来，他就更伟大了！”

唐到广州后，国民党不但可以利用他的军事力量进攻广西，而且可以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促进总统的选举。他是军政府的总裁之一，以前也是反对广州国会选举总统之一人，而现在由反对派变为赞成派，在七总裁之中赞成派就可以占到多数。另一方面，由于与孙合作，唐把滇军李友勋、胡若愚两旅从迤南地区开进广西边境，使这部军事力量保持在他的手里，对他也是有利的。

三月三十一日，唐第一次出席军政府的政务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任命顾品珍为云南总司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的议案。

三　刘存厚兵败出走陕南。卢焘宣布贵州“自治”

关于四川局势，前文曾经说到四川各派军人联合起来驱逐滇黔军出境。那次战争使四川中层军人的地位日益上升，野心日益扩大，因此战后他们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不仅刘存厚不能控制他们，就是熊克武也不能不“推位以待来者”[6]。在四川省政府未组成以前，四川各军在重庆先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十分明显，这个办事处处长就是变相的督军或总司令。早在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十日，重庆军事会议已经作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九日联名公布出来。四川是继湖南之后宣布自治的第二个省。可是北京政府对于四川局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发表了大批授官任职的命令，这些职位安排也不恰当，所以一月十二日熊克武首先通电拒绝接受省长，二十一日全体川军将领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的任命。这些表示，对于北京政府的粉饰统一，又是一次无情的打击。在这形势下，倾向北方的刘存厚不敢接受督军一职，并且不得不伪装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一面却打密电告诉北京政府说，他是始终拥护“中央”的，但是目前形势还不宜于公开表示态度，请求“中央”予以谅解。北京政府正因在四川问题上碰了钉子，丢了大脸，就把这个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样一来，刘存厚马上成为众矢之的，大家骂他口是心非，甘心降北。因此刘又打电报埋怨北京政府不应该泄露“私房话”，使他“无地自容”。

刘存厚另有两个秘密也被发觉。第一，他以“军长”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刘湘即将陈能芳撤职。第二，唐继尧未下台时，刘存厚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钟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密电本，即将周扬解交重庆“联合办事处”处理。这两件事使川军一、二两军将领大为忿懑，他们联名通电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进攻成都。

联合军发动后，刘存厚所属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与北路军会合，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勾结，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二月十二日，刘存厚被迫通电下野，退往灌县，所部交成都卫戍总司令、第三军军长刘成勋接收。联合军开进简阳、新都后，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田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予以吸收改编。这个问题解决后，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但是刘存厚并非真心下野，他集合残部万余人退往陕南宁羌一带旧游之地，准备待机反攻。

继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的是贵州（一月二十八日）。

贵州军阀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以刘显世为首的旧军系统，一个是以王文华为首的新军系统。民国初期，黔军经常侵占湘西晃县、洪江一带，这个地区是他们出口鸦片和换回军火物资的交通孔道，湘西地方军人与之朋比分肥，自然相安无事，而湖南当局也因“鞭长莫及”，只能置而不问。讨袁战争时期，黔军团长王文华调往四川作战，刘显世改派旧军统领王华裔进驻湘西。后来王文华升任师长、驻川黔军总司令等职，因此贵州新军的力量逐步超过旧军。一九二〇年十月，王文华退出重庆时，本拟回师贵阳夺取政权，只因自己是刘的外甥，不便出面，便派卢焘代理总司令，叫他进军贵阳，自己却溜到上海坐观其成。随后刘显世被逐下台，逃往云南求助于唐继尧，并派心腹将领袁祖铭到湖北求助于王占元，企图翻身再起。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袁祖铭收买上海流氓在一品香饭店刺死了王文华，卢焘才由代理黔军总司令正式接任贵州总司令。

由于唐继尧、王占元先后失败下台，刘显世借助外力再起的计划落了空，但是袁祖铭却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勾搭上，取得军费和军火的接济，在湘鄂边境组织了一支“定黔军”，因此当权的贵州军阀与北方直系军阀立于敌对的地位。四月二日，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运动，并且组织了“省宪会议”，表示与湖南采取一致行动。

四　广州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赵恒惕通电反对南方选举总统

粤军回粤逐走桂系军阀后，陈炯明恃功而骄，视粤军为其政治资本，企图割据广东一省，无意于出兵北伐。孙中山则认为粤军是以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支军队，当年国民党向桂系军阀力争得来，所以粤军是国民党的武力，个人不应居功，而革命事业不能偏安一隅，应当继续北伐。由于他们的目的不同，感情距离日远，于是双方在军事实力上首先展开了争夺战。粤军共有两军，陈炯明以广东总司令兼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陈以前属于国民党军人派，并未加入中华革命党，而许则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因此许被称为孙的嫡系将领。军政府改组后，孙改任许为国防第一军军长，另委黄大伟为国防第二军军长，这两军都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粤军第一军所辖原有第一师师长邓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两部，陈又收编地方派军人魏邦平为第三师师长，所以第一军的实力远在第二军之上。为了扩充实力，孙中山设立了不少的招兵机构，这些机构经常被陈派兵加以解散。

陈兼任陆军总长，却从不出席军政府的政务会议。他以广东总司令兼省长的名义发号施令，不把军政府放在眼里。为了削减陈的实权，孙中山划广州为直辖市，任命孙科为市政厅厅长，不受省长的管辖。

孙中山不仅受着自己所培养的军阀的气，同时还受着帝国主义的气。以前外交团与中国南北两政府成立协定，提出关税余款百分之十三付与军政府，而孙接收军政府后，外交团竟借口军政府权力只及广东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了这笔拨款。美国政府训令驻华公使克兰，必须坚持勿以关税余款付与军政府。在美国的策动下，外交团又将代为保管应当付与军政府的关税余款二百五十余万两划归北京政府。军政府财政总长伍廷芳曾屡向驻粤领事团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履行协定，军政府将派人接收海关以资报复，而帝国主义竟又出动大批炮舰驶入白鹅潭示威。帝国主义这一敌视军政府的行为，使孙忍无可忍，认为南方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公告全世界，才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负。

随后，孙洪伊在非常国会首先动议选举总统。陈炯明听到这个消息，除唆使“军警同袍社”（该社正社长为魏邦平，副社长为洪兆麟）表示反对外，自己也出面来反对，借口“选举总统应以约法上的‘总统选举法’为依据。‘总统选举法’规定，两院议员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约五百八十人左右，才能进行总统的选举，而现在到广东的国会议员仅有二百二十余人，如果进行总统的选举，就是违法。护法者不能自身陷于违法的地步”。其实，陈所争者并非法律问题，他要独霸一方，自立为王，有一个军政府已经觉得碍手碍脚了，当然更不愿意有一个总统压在他的头上。

唐继尧未离开昆明以前，孙中山曾去电征求他对选举总统的意见。唐答以“旷观环境，暂守慎密，先从事各省团结，俟联治基础已定，再图适当改造”。这个回答，表面主张推迟总统的选举，骨子里却也是反对选举总统的。

在西南各省中，另一反对选举总统的是湖南军阀赵恒惕。湖南宣布“自治”后，进一步表示了拒绝客军假道和请求南北双方勿再以湖南为战场的态度，这与孙中山的北伐计划是格格不入的，而且由于程潜在广东，赵恒惕对孙中山的芥蒂也很深。粤军中有着不少的湘籍军官，包括第二师师长洪兆麟[7]、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尹骥、第四旅旅长李云复、第一独立旅旅长李炳荣、第七独立旅旅长谢文炳、第十一独立旅旅长罗绍雄等。陈炯明利用赵反对北伐和畏惧孙中山的心理，授意洪兆麟与湖南经常联系，保证粤军决不参加北伐，因此湘、粤两省成立了联防条约，以互不侵犯及促进联省自治为其共同目标。这个条约实际上是赵、陈两人反对孙中山的秘密联盟。

孙中山接收军政府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消灭桂系的残余势力，以免留为后患。可是陈炯明对进攻广西也不热心。他所顾虑的是自己出马进攻广西，广东将归他人所有，因而得不偿失。孙鉴于总统问题阻力重重，曾经打算退一步在主席总裁的身份上加一个“大元帅”的头衔，自己带兵打广西，可是陈又顾虑到这样做将要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仍须由广东负担，对他有害无利，因此竭力加以阻挠。孙一再受制于陈，忿怒之下，几次想要削减陈的权力，或者解除其省长兼职，使之不能继续掌握财权（财政厅由省长管辖），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但是汪精卫之流又从旁劝阻，孙自己也没有勇气坚持进行。

一九二一年元旦，孙在军政府演说，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正式政府。这个消息发布出来，海外华侨国民党支部纷纷电请速选总统，陈却禁止广州各报登载有关总统问题的报道。为了拆穿北京政府“纸面统一”的假把戏，使它不能取得四国银行团的大借款，四月四日孙又大宴国会议员，公开建议速选总统，如果国会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四月七日，非常国会召开两院联合会，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首先通过了尚镇圭改开非常会议的动议，在非常会议中讨论周震麟所提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接着丁蹇动议续开二读会，照组织大纲原案七条通过。最后，非常国会采取“开快车”的办法选举总统，除废票一纸和投陈炯明的三票外，孙中山在二百二十二票中以二百十八票当选总统。

四月八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拟即通电反对总统的选举。陈炯明一面为了避免自己“以下犯上”的恶名，阻止他们发电，一面却布置好假手别人充当炮手。果然，当天就有湖南教育会、农会、工会联名打来反对广州选举总统的庚电。九日，赵恒惕在致广州参、众两院的青电中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的总统。十日，以赵为首的湘军旅长以上军官又直接致孙一电：“我公尽瘁民国，功高望重，将来合法政府成立，元首一席，定为舆论推崇。此项违法选举，万恳严词拒绝，勿允轻就，以维法纪而定人心。”十三日，湖南省议会发出反对广州总统的元电。后来查明，赵恒惕这样卖气力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派有代表杨丙（湖南财政厅厅长）在广州，这些电报都是由陈炯明授意，通过杨丙的关系发出的。

孙中山于五月五日就总统职，当天除电劝北京总统徐世昌自行引退外，另有宣言指出：“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订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民国，得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孙中山本来主张建立集权制的中央政府，与西南各省军阀所主张的“联省自治”政府根本不同。这个宣言所谓“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是迁就军阀的意见，其目的在于减少他们反对总统的火力。其中加入了“各省分权于各县”的一句话，与西南各省军阀强调以省为自治单位的意见却又大有出入，这说明他是始终不赞成“联省自治”这个运动的。

孙就职后，任命伍廷芳为外交总长，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唐绍仪为财政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徐绍桢为总统府参军长，徐谦为大理院院长。孙对陈炯明仍然采取妥协手腕，不但没有削减他的权力，反而增加了他的职位。但是陈并不因此感到满足，在他呈请辞去内、陆两长的兼职文中说道：“一身而兼四职，实为中外历史所无”。同时唐绍仪也表示了不合作的态度，不肯“屈就”财政总长。五月七日，孙又任命川、湘、滇、黔四省总司令和省长，一色都是台上的现成人物，而各省军阀也都置之不理。

孙就职的一天，香港当局禁止华人举行庆祝仪式。

孙改任总统并未加强其权力，只是出现了南北两总统对立的新局面，使北方的“纸面统一”彻底破产，帝国主义大规模的政治借款就更弄不到手了。

五　湖南省长林支宇弃职出走。滇军假道湘西引起纠纷

湖南驱逐北洋军阀张敬尧后，更番发生了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军人的斗争，首先是程派军人发动政变逐谭下台，赵在政变中取得总司令地位；随后程派倒赵失败，谭、赵两派联合起来推翻程派；而在程派势力被铲除以后，谭、赵两派又互相水火，不能并容。

程派失败后，湘军扩编为两师十独立旅。第一师师长宋鹤庚，所属第一旅旅长贺耀祖、第三旅旅长刘铏。第二师师长鲁涤平，所属第二旅旅长唐生智、第四旅旅长邹序彬。此外独立旅有：第一混成旅旅长叶开鑫、第二步兵旅旅长赵钺、第三混成旅旅长兼衡阳镇守使谢国光、第四混成旅旅长张辉瓒、第五混成旅旅长兼宝庆镇守使吴剑学、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第七混成旅旅长罗先闿、第八步兵旅旅长李韫珩、第九步兵旅旅长刘叙彝、第十步兵旅旅长田镇藩。第九、第十两旅均归沅陵镇守使蔡巨猷节制。以上属于谭派者为宋鹤庚、谢国光、张辉瓒、吴剑学、陈嘉祐、蔡巨猷等，属于赵派者为叶开鑫、贺耀祖、唐生智、赵钺、刘铏、邹序彬及团长多人。

湖南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成立省自治筹备处，公布了湖南制定省自治根本法筹备章程，并聘请省内外知名之士熊希龄、蒋百里、王正廷等为省宪法起草员，在岳麓山起草省宪法。湖南的这套戏法，成为西南各省的范例，影响了孙中山统一西南的计划，而湖南为用兵孔道，湖南拒绝客军假道，也使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受到阻碍。

湖南谭派军人中最有计谋的是张辉瓒。他曾经公开建议驱逐在湖南的政学系和孙系政客，并秘密建议采取“清君侧”的手段逼赵下台。但是，叶开鑫兼任长沙戒严司令，赵的军事力量控制着长沙，如果从外面调兵进省来发动政变，就会引起湖南内战，而湖南发生内战，北洋军就会乘机侵入，因此谭派军人不敢动手。

一九二一年春天，张辉瓒利用替父亲做寿的机会，集合谭派军人举行湘潭会议，决定发动推倒临时省长林支宇的政治运动。林与孙系政客有往来，在谭、赵两派的斗争中保持中立，不是谭派的主要敌人，但谭派准备倒林后迎接谭回来先做省长，然后进一步逼赵下台。他们决定倒林先从剪除林的羽翼入手。湘潭会议后，宋鹤庚回到长沙来，当面痛骂财政厅厅长姜济寰筹饷不力，又和张辉赞联合起来，借口禁烟问题攻击政务厅厅长冯天柱，因此姜、冯二人被迫辞职。林知道站脚不住，便于三月五日留下致省议会的辞职咨文，秘密离开了长沙。

林出走后，赵立刻派人分途追赶挽回。他已经识破了谭派的政治阴谋，而维持林的省长地位，对他是有利的。但林已由汉口转赴上海，没有方法找得到。三月七日，湘军总部举行军、政、公团联席会议，讨论省长问题[8]。以前曾向袁世凯劝进的“六君子”之一、矿务局协理胡瑛又一次表演劝进，认为“湖南临时省长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赵总司令兼任不可”。四月六日，湖南省议会推举赵兼任临时省长。

正当其时，由四川退抵贵州镇远的李烈钧把他所属的滇军开进麻阳、黔阳、会同三县来，与湘西防军田镇藩旅发生冲突。滇军在占领区内包运鸦片，提收税款。滇军假道入境及其破坏行为，湖南有必要进行武力制止，否则将严重影响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鹤庚、谢国光、吴剑学联合推荐叶开鑫为讨伐滇军的总指挥，又保荐张辉赞代理长沙戒严司令。十分明显，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把赵的军事力量调往湘西，把长沙置于谭派军事控制之下。赵当然不肯听从。随着，赵称病不视事，叶开鑫提出辞职，湖南局势又入于动荡不定之中。

六　粤桂战争爆发，陆荣廷兵败逃亡

桂系军阀退出广东时，赵恒惕曾以“调人”姿态力劝陆荣廷宣布“广西自治”，并保证两广可因“志同道合”而“永息争端”。三月十三日，陈炯明通电赞成赵的意见，并保证“两粤一家，不生兵戎”。三月十九日，陈又以“督军”的称呼致广西督军谭浩明一电，表示愿与桂军“各守边防，毋相侵犯”。这时国民党正在鼓吹讨伐“桂贼”，孙中山看到电报后大为震怒，打算撇开陈炯明，改派唐继尧为“援桂总司令”，叫他调出蒙自一带的滇军进攻百色，自己也带一部分粤军进攻梧州。

以前桂系军阀占有广东时，广西内部相安无事。现在退回到自己的家乡来，而广西素称贫瘠之地，军饷问题发生困难。以前陈炳焜、莫荣新都做过广东督军，沈鸿英也有做督军的野心，现在他们的权力地位也都无法安排。因此，桂系便分化为以陆荣廷为首的武鸣派和以陈炳焜为首的柳州派。为了避免内部破裂，陆愿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向北京政府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集中兵力一万五千人在梧州，准备反攻广东，打下广东后即将广东地盘让给他们。

陆荣廷正和以前失去广州的龙济光一样，催促北洋派三路出兵“援粤”[9]。北方当权人物靳云鹏等，虽因国民党占有广东，引为心腹之患，但三路出兵是办不到的，桂系要求军饷也办不到，只能接济一批军火，让桂军有重整旗鼓的可能。这批军火由小山丸装载出口，不料还没有开出上海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这是皖系军阀和国民党合作的一次具体行动。

陈炳焜在梧州集中兵力，使陈炯明感觉到“我不犯人，人必犯我”，他还幻想与陈炳焜成立“粤桂息争条约”，陈炳焜却把梧州宣布为军事戒严区，因此陈炯明也不得不把西江自肇庆以上宣布为军事戒严区。陈炯明还希望陆荣廷能够表示两粤息争的态度，陆却提出“陈竞存哪一天驱逐孙文出境，我就哪一天和他弃怨修好”，使陈炯明无法接受。

桂军中实力最大的是拥有四十二营的沈鸿英。这个柳州派健将（沈是雒容县人，与莫荣新为儿女亲家），与武鸣派健将马济（陆荣廷的义子）平日意见很深，因此陈炯明派翁式亮到平乐，劝沈驱逐陆荣廷，宣布广西自治，愿以军费军火相助。沈接受了这个条件。但到六月上旬，曾被粤军收编的桂军残部，又在高、雷、钦、廉一带倒戈起事，遂溪、廉江也有民军揭竿而起，沈又受陆的拉拢，认为广东有隙可乘，六月十三日派兵由贺县侵入连山、连县、阳山，北江防军李烈钧旧属赖世璜、李明扬等部都败退到韶关来。在这一情况下，陈炯明只得派第一师师长邓铿为北江总指挥抵抗沈军，并调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部保卫广州。

粤桂战争再起的时候，陈炯明根据湘粤联防条约，请求湘军出兵桂林，捣击桂军的后路。陆荣廷也根据多年来湘桂同盟的关系，派林虎到湖南，请求湘军出兵北江，助以一臂之力。赵恒惕与粤军建立同盟，原系对付孙中山而不是对付桂系的，此时感到左右为难，便发起由川、湘、滇、黔四省共同调停粤桂之争，并请桂系宣布自治，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的态度。这个建议除四川刘湘表示赞成外，滇、黔两省的态度则不一致：云南顾品珍因为唐继尧残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已由迤南开入广西边境，为了共同对付唐继尧，他与陆荣廷建立了秘密同盟；贵州卢焘则因陆荣廷收容了贵州逃将王华裔[10]，已派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开入黔桂边境，与陆处于敌对的地位。因此，四省联合调停的计划不能实现。

孙中山、陈炯明在讨伐桂系的问题上重趋一致。六月二十日，陈出发到肇庆；二十六日，孙发表命令派他为“援桂军总司令”。就在二十六日，陈炳焜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宣布独立，陈炳焜逃往浔州，粤军占领梧州。孙任命刘震寰为桂军第一师师长（七月三日）。

陆荣廷并不重视梧州的陷落，他叫沈鸿英进攻英德、三水，又叫林俊廷等迅速由高、雷一带北进，这个双管齐下的军事计划不但可以直接威胁广州，而且可以截断梧州粤军的后路。此时沈鸿英看见形势不利，就不肯接受陆的调度了，他曾通过赵恒惕转达陈炯明，愿意宣布自治，履行以前的条约。但是陈炯明不再相信他了，北江粤军一路由信都、贺县包抄沈军的后路，一路由英德、韶关向西进攻，从七月三日到八日，信都、阳山、连县、连山都被粤军收复。九日，退往贺富大山的沈军司令黄自高、沈荣光等推举沈鸿英为“救桂军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脱离陆荣廷的关系，与广东采取一致的态度。

与此同时，桂北和桂西也起了变化：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唐继尧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谦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为了统一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部队拨归李烈钧指挥，因此李号称为“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准备向桂林、柳州两面进攻。赵恒惕也因陈炯明的一再请求，派谢国光、罗先闿两旅“和平占领”桂林[11]。

七月中旬，由梧州西进的粤军以破竹之势占领藤县、容县、北流、平南、浔州、贵县，活动于高、雷、钦、廉一带的桂军也都失败了。

沈军宣布“自治”后，各地桂军纷纷响应，七月十二日旅长贲克昭在柳州自称柳庆救桂军总司令，十四日统领秦步衢逐走陈炳焜、李祥禄（桂北镇守使），自称桂林救桂军总司令，韦荣昌、刘达庆、韩采凤在贵县陷落后也都宣言“自治”。陆荣廷鉴于大势已去，十六日通电下野，将政权交与沈鸿英，并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他自己偕同谭浩明由南宁逃往龙州。

北路粤军认为沈军宣布“自治”是诈降计，仍然继续进攻，七月二十四日沈军退出贺县、富川。这时湘军已经开进桂林，滇军李友勋、黔军谷正伦两部也已攻入怀远、庆远，桂军韦荣昌、林俊廷、刘达庆、刘炳宇、李祥禄等都退到柳州来。八月三日湘军由桂林撤走，沈军一度占领桂林，十三日又被滇军胡若愚部逐走，逃往全州。

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即向南宁退走。陈炯明派韦荣昌、黄培桂主持改编桂军事宜，八月五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但是陆荣廷还在龙州收集残兵败将，幻想北方直系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们，因此粤军又一次发动攻势，于十月一日占领龙州，陆、谭等才取道越南河内逃走了。

粤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并且打算进一步派他兼任广西总司令，陈炯明认为这是“调虎离山计”，拒不接受。

* * *

[1]　以上两个任命，均于1920年9月18日发表。

[2]　唐继虞原名继禹，绰号唐三瞎子，曾因私运烟土到上海，被通缉有案，所以改名。唐继尧对他言听计从，曾拟让予省长一职，因部下反对，才改派秘书长周锺岳为省长。

[3]　龙云，字紫丞，出身于云南昭通县彝族的地主家庭。他在云南讲武堂肄业时，有一个法国大力士跑来摆擂台，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后来却被个子很小的龙云用软功夫把他打倒了。因此唐继尧在五华山总部召见他，并派为副官，后来一步步提升为“佽飞军”大队长。“佽飞”是古代有名的勇士，汉朝用为武官的名称，唐继尧也用为自己卫队的名称。大队长相当于团长级。

[4]　当时各省军阀派私人代表到各处联络，实际上所谓某省代表只能代表该省军阀个人。李小川曾任云南讲武堂总办，唐继虞是他的学生。本书大部分云南资料都是李所供给的（新中国成立后李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5]　程潜任军政府陆军部次长。由于总长陈炯明不到职，部务都是由程主持的。

[6]　熊克武原任四川督军（南方所派），以前兵败出走时并未宣布解职。这次战胜滇黔军后，1920年12月31日才自动卸任。

[7]　清朝末年，湖南人秦炳直在广东做六路提督，方绥德做惠州副将，所部多为湖南子弟兵。洪兆麟本来在湖南原籍（宁乡县）做卖包子的小贩，绰号洪包子，后来到惠州投军，由亲兵一步步升为统领。惠州是陈炯明的故乡，这批惠州旧军被他吸收成为粤军的一部分。

[8]　赵恒惕继承前任遗规，邀请包括新闻界在内的各界代表列席总部重要会议，下仿此。

[9]　“援粤”是攻粤的代称，正像“援桂”是攻桂的代称一样。陆荣廷希望北洋军阀陈光远从江西出兵，李厚基从福建出兵，另派海军南来，三路进攻广东。这正是以前龙济光乞援北方的一种打算。

[10]　刘显世失败后，旧军统领王华裔逃回湘西，又被假道湘西的滇军赶走，逃入广西北部。

[11]　6月27日，粤军师长邓铿、洪兆麟、魏邦平联名电请湖南出兵桂林，陈炯明也直接电请赵恒惕出兵。7月5日赵派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但又不愿结怨于陆荣廷，请他先行让出桂林，声明对桂军并不采取敌对行为。湖南出兵不仅为了履行湘粤同盟的义务，同时也是防止孙中山假道北伐的一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