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京政府通缉安福祸首，解散安福俱乐部。吴光新被王占元捕禁判刑。王揖唐逃往日本。日本公使通告收容祸首。徐树铮从日本兵营逃走

直皖战争结束后，北京政府面临着惩办祸首、收束军事等问题急需解决，同时还需要解决内阁、和会、国会、外交等一系列的问题。

在惩办祸首问题上，徐世昌和直系军阀的意见产生了很大距离。徐对祸首名单主张尽可能压缩在极少数的几个人身上，对段不但置而不问，还要予以适当的优礼，对各省皖系军阀的地盘地位不予更动，对一般皖系政客和安福系次要分子一概不究既往。在这个问题上，张作霖与徐的意见是比较接近的，他与皖系并无不可解的深仇，还想收集皖系的残余势力，壮大自己的声势，以与直系相抗衡。吴佩孚则主张彻底地肃清安福系分子，查抄祸首财产提充善后经费，解散安福国会，将段幽禁于汤山。曹锟为了保持与张作霖的合作关系，他的态度不像吴佩孚那样激烈，但也主张必须惩办一切与事变有关的皖系政客和安福系分子，以明责任。

边防军失败后，段由团河回到府学胡同居住。他既不逃往天津，也不托庇于东交民巷外国饭店或者日本公使馆。靳云鹏还跑到府学胡同来安慰他，师生两人曾抱头大哭一场。

直军提出了一张祸首名单，这张名单始终没有公开出来。名单内有曹汝霖、陆宗舆二人。这两个人都是段内阁主持卖国外交、经手日本借款的主要人物，陆宗舆在直皖战争时还垫付过定国军一笔军费。但是徐世昌和曹、陆两人有着一种不可告人的政治关系，他就亲笔把他们的名字从名单中勾掉了。

惩办祸首命令未发表前，李纯请求加入王揖唐为祸首之一，王占元也请求把吴光新的名字摆在里面。徐世昌认为这两个人都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应当另案办理。二十九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祸首十人，计有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1]、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祯等。并明令罢免湖南督军兼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吴光新的本兼各职，吴光新所部军队，交由王占元结束处理。这道命令实际上是“马后炮”，因为在命令未发表前，吴光新早就被王占元逮捕了。原来七月上旬直皖战争将发动的时候，吴光新奉着段的密令，调遣驻防宜昌、沙市的部队集中汉口，准备出兵河南攻击直军后路。吴光新在一九一三年调到湖北的时候，所部只有第十三混成旅一旅。一九一七年八月，段内阁派吴光新进兵四川，并命王占元拨出第二混成旅（刘跃龙旅）归其节制，随同入川，吴自己又招编四个混成旅，因此共有兵力约一万数千人。这时，吴军赵云龙一旅在信阳，刘跃龙一旅在广水，其余各旅在宜昌、沙市、巴东一带。王占元事前派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部到信阳，鄂军第四旅旅长刘佐龙、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孙传芳两部到广水，监视豫南、鄂北吴军，又派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到潜江，会同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派兵监视鄂西吴军。吴光新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七月十六日还在汉口海天春西菜店大宴武汉文武官员。宴后吴渡江到武昌访问王占元，王向他说道：“听说老兄调兵遣将，集中汉口，意欲何为？”吴极口否认其事。王拿出从电局里查出的吴的调兵电报交给吴看。吴不能抵赖，就老羞成怒地说：“我不归你节制。我调我的兵，与你湖北督军什么相干！”王也沉下脸色来说：“正因为我是湖北督军，负有维持地方的责任，我就管得着你！”说着，就指挥侍卫将吴扣留起来，软禁在督军署花园内，但仍予以相当优待。同时，在汉口后城、桥口一带的少数吴军被缴械遣散，在信阳的赵旅稍有抵抗也被第十一师包围解散，其余各旅则均表示降服，由王占元接收改编。九月五日，王占元所组织的军法会审判处吴光新以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直皖战争发动后，李纯下了一道密令，以“通匪有据”的罪名通缉在上海招摇撞骗的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王揖唐先逃往杭州托庇于卢永祥，随后化装逃往日本。八月七日，徐世昌也以“勾结土匪，希图扰乱”的罪名，补下了一道通缉王揖唐的命令。

二十九日，北京政府通缉祸首的命令发表前，曾将祸首名单先期通告外交团，请其拒绝收容。外交团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英、美、法三国公使都不承认安福系分子为国事犯，建议以外交团全体名义发表声明，拒绝收容祸首。但是日本公使不同意，并且联合荷兰、意大利两国公使表示反对。西方三国只得单独诰诫本国侨民和商人不得收容以上十名祸首。命令发表后，王怀庆派有便衣军警在东交民巷使馆界长期守望，并在巷口悬挂祸首照片，倘遇祸首逸出，即行拘捕。

北京政府对亲日卖国集团和安福系分子的纵容宽大，引起了全国各方面的一致不满。各省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指出：段祺瑞乃是卖国集团的首领，曹、章、陆三人又系“国人皆曰可杀”的卖国贼，何能置而不问！甚至复辟派康有为也有通电请诛段以谢天下。但是八月一日徐世昌补下了一道命令，除十祸首而外，其余概免株连。

七月二十五日，奉军曾到安福俱乐部进行搜查。八月三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承认安福系为政党，而认为是一个“构乱机关”，但又再度声明：“除已有明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设有该部支部者，一律解散”。这道命令引起了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严重不满，徐世昌才又于七日补发两道命令，除通缉王揖唐外，还以“附乱有据”的罪名，通缉安福议员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六人。

八月七日，北京外交部致函外交团领袖公使、法国公使柏蒲，请其设法交出藏匿于使馆界内的祸首，予以引渡。柏蒲将这个文件转达各国公使，请其自行办理，直接回答北京政府。各国公使均以本使馆内并未藏匿祸首作为回答。日本公使因为事情掩盖不住，只得于九日正式通告北京政府和外交团，中国政府所列祸首十名，除李思浩外[2]，其余九名均来本使馆请求收容，为了尊重国际惯例，已将彼等收容于日本兵营内。这个通知发布后，全国舆情更为激动，纷纷电请北京政府提出严重交涉，继续要求引渡，但是日本政府对北京外交部屡次提出的引渡交涉，一概置之不理。相反，光云锦藏匿于崇文门大街日本人所设的扶桑馆内，被警察查明捕去，（八月二十四日）日本公使还提出了中国警察不应侵犯日本商人的严重抗议。

在民国历年来的政局大变动中，关于通缉祸首问题，从洪宪祸首到复辟祸首，都只是发表了一道“通而不缉”的官样文章，了此一重公案。本来军阀官僚争权夺利的勾当，并无真是真非，而战胜者与战败者过去又有着同根并蒂的密切关系，只求驱逐政敌下台，往往不为已甚，所以被通缉的祸首都能够逍遥法外，而经过一个时期，又往往能够受到特赦而重登政治舞台。但是这次直皖之战，有一个倒霉的光云锦因躲藏不慎落网，八月三十一日又有一个倒霉的臧荫松被捕落网。这在内战史中是很少有的事情。

八月二十日，徐世昌又下了一道“胁从罔治”的命令。

十一月十六日，日本公使小幡照会北京外交部，徐树铮已从日本兵营逃走无踪。

二　直奉两系争夺收编败兵。王占元枪决张敬汤。马良被迫辞职。直奉两系争夺安徽地盘。北京政府派张文生继任安徽督军

关于收束军事和处置皖系残余势力的问题，引起了直奉两系军阀的更大矛盾。徐世昌原拟于边防军溃败之后大举裁兵，以减轻财政负担，但是直奉两系争先恐后地抢夺吸收边防军第一、第三两师的残兵败将，用以扩张自己的实力，徐世昌不敢过问。奉军首先在小站勒令龙济光所部新振武军缴械遣散，随后又将西北军宋子扬旅移驻通县，改编为奉军。直军也将第九、第十五两师接收，改派陆锦为第九师师长，齐宝善代理第十五师师长。不久宋旅在通县哗变，第十五师也在保定哗变，两部均被解散。张作霖疑心通县兵变是直系教唆所致，曾大发雷霆，几乎引起一场纠纷。其实，兵变在当时是极其普遍的事情，山东、湖北都有兵变发生，甚至新调到通县来的号称训练有素的第十一师也因兵变而被解散。

八月七日，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边防军第三师师长陈文运、第九师师长魏宗瀚、第十五师师长刘询、谦威将军张树元等都受到免职查办的处分。刘询本来属于直系，这次被迫参加进攻高碑店的战争，因而也在被惩处之列。第十三师师长李进才也被免职，但未受到处分，师长一职改由王怀庆兼任。

湖北方面，张敬尧残部由吴新田负责收容，指定在安陆县集中，收容后即以吴新田为第七师师长，受王占元的节制。八月十一日，张敬尧的兄弟、自命为孔明复生的张敬汤被王占元逮捕，也和吴光新一样受到军法会审，九月十日被处死刑。张敬尧看见事情不妙，十月二日从汉口逃走了。

直皖战事初发动的时候，段曾电令吴光新、张敬尧两部到河南进攻直军后方，马良会同安武军李承业部进攻河南东部，驻洛阳的西北边防军两旅进攻郑州。但是吴、张两部在王占元的监视下，安武军在张文生的监视下，西北军在奉军许兰洲和宏威军赵倜两部的监视下，都不能发动。只有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派兵由济南开抵禹城、平原，与直军第五混成旅旅长商德全部在德州对垒。七月十八日，边防军第二师攻占德州，此时边防军第一师在涿州大败的消息传到，马良就不敢再进兵了。战争结束后，山东人民团体和学生代表都提出解散边防军第二师和惩办马良的要求。由于直系鞭长莫及，马良并未受到处分，山东人民团体派人去见马良，告以大势已去，不如自动辞职，马良只得怏怏地辞职赴青岛，所部由山东督军田中玉接收改编。

七月二十四日，驻洛阳的西北边防军宋邦翰、张鼎勋两旅长通电请求改归陆军部直辖。二十七日，吴佩孚复电令其缴械遣散。三十日，西北边防军就在洛阳哗变起来，吴佩孚派王承斌带兵前往勒令解散。此外，在张家口的西北边防军也被王廷祯派兵解散，只有驻库伦的褚其祥旅因为远在边地，独获保全。

直皖战争前，被称为皖系或附庸于皖系的各省军阀有山东田中玉，安徽倪嗣冲，浙江卢永样，福建李厚基，山西阎锡山，陕西陈树藩、刘镇华，甘肃张广建等。阎锡山曾出兵娘子关，刘镇华也曾出兵潼关，企图策应边防军作战，由于战争迅速结束，他们都悄悄收兵退归原防。直皖战争结束后，陈树藩鉴于自己的冰山已倒，想与陕西民军弃怨讲和，把他所俘获的民军司令胡景翼释放出来。胡景翼回到三原后，于九月一日改称陕西靖国军总指挥，仍与陈树藩为敌。张广建久为甘肃人民所切齿，他与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勒令农民种植鸦片，每亩抽收库平六两六钱，又派兵士保护运输烟土，每百两抽收十元，引起全国舆论的攻击，北京政府打算借口违法种烟予以撤换。十二月二十七日，宁夏护军使马福祥、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凉州镇守使马廷勷、导河镇守使裴建准、甘州镇守使马麟联名通电指斥张广建仇视回教，侵吞公款，宣布与之脱离关系。同月三十一日，北京政府调任绥远都统、第一师师长蔡成勋为甘肃督军，调任马福祥为绥远都统。

直皖战争结束后，山东人民展开了废除督军的运动，但因督军制一时尚不能废止，便又请北京政府改派吴佩孚继任山东督军。田中玉因不安于位而自请辞职，十一月五日发出通电，“废督请自中玉始”。田中玉不是色彩鲜明的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时又曾一度劝阻马良出兵，所以直系对他尚无恶感，地位得以保全。

上海和浙江是皖系保存下来的最大据点，而卢永祥拥有北洋军第四、第十两师的雄厚兵力，也不容易被人打倒，因此卢永祥、何丰林的地位能够维持不动。福建督军李厚基北与浙江打成一片，南与粤军陈炯明订有停战条约，直系对他只能置而不问。

战后争夺地盘的核心在安徽。安徽督军倪嗣冲在皖系军阀中是个著名死硬派，此时病势沉重，在北戴河养病未归[3]。直皖战争结束后，安徽人民也和山东一样展开了废除督军的运动，但又表示如果一时不能废督，则请派冯玉祥继任安徽督军。另一方面，安徽督军一职成为直奉两系军阀你争我夺的目的物，张作霖竭力保举他的儿女亲家张勋继任[4]，李纯也保举徐海镇守使张文生升任。张勋是全国人民所唾弃的复辟首犯，安徽人民和各方面都激烈反对他继任安徽督军，于是张作霖又保举另一儿女亲家鲍贵卿调任安徽督军[5]。徐世昌本来打算派姜桂题为安徽督军，因为直奉两系对此席竞争甚烈，也就不敢提出了。

李纯保举张文生是别有用心的。张文生是张勋的旧部。以前张勋失败后，北京政府采取怀柔政策，派张文生为徐海镇守使，叫他驻守原防收抚辫子军。而徐海一带本系江苏督军的辖地，李纯久想设法收回。这次保举张文生就是把他推出门的一个作法。张文生为了讨好张作霖，曾表示欢迎自己的老上司张勋回任安徽督军。后来北京政府用他项利益交换张作霖的同意，于九月十六日发表命令，派张文生继任安徽督军，并提升李纯兼任长江巡阅使。

三　曹锟、张作霖召开天津会议。吴佩孚再度建议召开国民大会，引起张作霖的严重不满。曹锟通电撤回吴佩孚的东电

关于内阁问题，徐世昌与直奉两系军阀的意见也有分歧。徐想用自己的老朋友周树模组阁，曹锟推重直系元老王士珍，张作霖则建议仍请他的儿女亲家靳云鹏复职。

战争结束后，七月二十三日靳到奉天与张作霖商谈时局善后问题。二十六日，靳、张偕同到天津，即电邀曹锟前来举行会议，曹锟于二十八日由保定前往天津。此时，李纯及各省军阀所派代表均已到齐，即于二十九日举行会议，决定三个问题：（一）解散安福国会，（二）请靳复职，（三）取消上海和会。关于第二项，曹锟对张作霖作了重大的让步。

所谓天津会议，实际上就是要把一切国家大权都抓在几个大军阀的手里，由大军阀作出决定，交由北京政府遵照执行。徐世昌原来幻想在段祺瑞失败后做个有职有权的总统，此时才感觉到去了一个“太上政府”，又来了两个“太上政府”，甚至想用自己的亲信做内阁总理也都办不到。他接到天津会议的三个决定后，十分沮丧地向僚属们表示：“第一项我就办不到，因为总统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

天津会议前，有不少英、美记者兴高采烈地跑到长辛店访问吴佩孚，吴向他们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事的具体意见。他制定了一套国民大会提纲：国民大会采取“国民自决”的原则，由全国各县县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各选一人为初选当选人，再由各省省农会、工会、商会、学生联合会在初选当选人中间进行复选，选出五分之一为参加国民大会的代表，此项选举应在三个月内办理完毕。国民大会可以在上海或天津召开，在六个月内制定宪法，修改国会议员选举法，即行闭会。国民大会有权审查历年来北京政府与外国所订的一切条约、密约，分别提出处理意见，他认为各国尊重中国人民的公意，必能接受办理。关于历年来所借外债及其用途，也应提交国民大会审查，并查抄安福祸首财产，提充善后经费。关于总统问题，他认为应由国民大会解决。谈到这里，西报记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张作霖通电中一再强调拥护总统，如果总统问题交由国民大会解决，岂不与张作霖的意见相左？”吴不假思索地说：“徐世昌未取得西南五省的承认，只算得半边总统，临时总统。我本人就是一个拥护总统的，但我所拥护的是全国人民所公认的总统而不是半边总统。”最后，吴谈到为了避免军人干政，自己不打算参加国民大会，他只能做一个国民大会的提案人。他已经向曹经略使提出此项建议，须待天津会议解决，然后通电全国征求同意。

关于内阁问题，吴在另一场合下表示应当先进行全国和平统一，然后组织正式内阁。

自从直皖战争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看中了吴佩孚是个可用的工具，都把他捧作中国唯一的“英雄”，在报纸上竭力加以煊染，而吴自己也就飘飘然自负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吴对这次战争的估价和张作霖完全不同。张认为如果奉军不参加作战，直军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奉军参加战争是这次战争谁胜谁败的关键性问题。吴则认为奉军投机取巧，坐观成败，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于松林店一仗，而这一仗是他的汗马功劳。他又认为他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应当有极大的发言权，他的政治主张应当受到全国各方面的特别重视。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他的主观幻想。张作霖从来不把他放在眼下。七月二十六日，张到天津的当天，就有一批西报记者跑到恒记德军衣庄来访问他，谈到吴佩孚，他轻蔑地说：“我所合作的是曹经略使。吴佩孚小小一个师长，全国就有几十个师长，而我手下也有好几个。”

天津会议没有讨论国民大会的问题。八月一日，吴通电全国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这个电报发表，全国不少团体都感到兴奋，纷纷通电响应，单在上海就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新兴团体。另一方面，这个电报立刻引起了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的激烈反对。徐世昌也和张作霖一样，认为吴佩孚职位卑小，言大而夸。靳云鹏悻悻地说：“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张作霖把曹锟拉在一旁低声问道：“三哥，你看见过吴子玉的通电没有？我却事前一无所知。如果三哥赞成他的主张，我就通电反对。”曹锟急忙表示自己并不赞成，劝他不要发火，并且表示负责叫吴佩孚撤销这个主张。当曹锟发出通电，声明“吴佩孚所发东电，未得同意，应予撤回”以后，得知张作霖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已经发交电局，又急忙把张作霖的电报扣留不发。曹锟电召吴佩孚迅速来津当面一谈。八月三日，吴到了天津，曹劝他少发表意见，而且诰诫他说：“我们刚打完这一仗，难道又要打第二仗！”

其实，根据吴佩孚所制定的国民大会提纲所产生的“国民代表”，只能是军阀官僚的代言人，这样一个国民大会，只能是寡头政治的装饰品，不能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吴佩孚沽名钓誉，企图制造一个政治工具来实现个人野心。但是，即使这样一个装饰品，当时的当权人物看起来还是很危险的，当然要受到北京政府和奉系军阀的一致反对。就是他自己的上司，也不肯予以支持。他的同盟者岑春煊，也表示不能同意。吴佩孚放了一次空炮，才知道天下事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容易，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还未成熟，从此就一心一意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把第三师撤回到洛阳，以示“不问朝政”。八月四日，他由天津乘坐普通客车转道到了郑州，向前来访问的新闻记者宣布他的四不主义：一不做督军，二不打内战，三不干政，四不扰民。他还感慨地说：“这次战争，不足言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6]

四　靳内阁再度成立。李纯不就北方议和总代表。直奉两系的幕后国际势力。吴佩孚决定在洛阳埋头练兵。直奉两系进行政治分赃的结果

八月十四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徐世昌派人在东车站铺下黄土，以迎接帝王之礼迎接这两位“功高望重”的大帅。欢迎人员一律发有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曹、张两人的临时馆舍，沿途交通断绝，警戒森严，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

曹、张到京前，首先解决了内阁问题。靳内阁于十一日组成，其名单如下：外交颜惠庆，内务张志潭，财政周自齐，陆军靳自兼，海军萨镇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叶恭绰。周自齐携带美国商人临时借款五百万元前来就职。这个内阁是以旧交通系为核心，其中有奉系政客王乃斌一人，研究系范源濂一人。以前安福国会不肯通过张志潭和周自齐，现在这个阻力不存在了。以前靳向北京学生表示可以撤换教育次长傅岳棻，因安福系反对而不能实现，现在也实现了（八月十八日）。

关于上海和会问题，徐世昌曾于八月四日派李纯继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军政府表示热烈欢迎。此时广东已经发生了粤桂军的战争，看起来上海和会无足轻重，所以李纯不肯接受总代表一职。靳云鹏也主张“不议而和”，改南北和会为统一会议，在天津开会。但因桂系忙于布置军事，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徐、靳、曹、张会谈的结果，决定听其自行休会而不由北京政府命令解散。八月十九日，安福国会议长李盛铎、刘恩格假座江西会馆，举行盛宴招待曹、张二人。二十日，两院议员又全体公宴一次，对曹、张表示谢意。八月三十日，安福国会宣布闭会。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张作霖经常在口头上表示坚决反对。八月十三日曾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国民大会是吴佩孚的个人主张，而吴不过是别人的傀儡，他的背后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现在中国人民还没有处理国家大事的程度，这件事情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已经请曹经略使约束吴佩孚，不要让他再胡闹下去。”十四日，随同美国议员团来华访问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向徐世昌递了个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的条陈，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张作霖并非话出无因。当时就有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看中了吴佩孚，想扶植他来作为它们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而日本人也想利用张作霖代替皖系作为它的新工具。

张作霖是个唯武力论者。十三日曾向日本记者炫耀奉军实力的强大，入关奉军共有七万人，打算留三万人“保卫总统”，防守北京，其余都退回关外。他的目的在于置北京于奉军控制之下，使北京政府成为他的驯顺工具。徐世昌却十分害怕这种“保卫”，想调姜桂题的毅军驻防北京。九月一日，张作霖又向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三十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说：“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十万！”张作霖说：“美国军费比中国大得多，美国十艘军舰的费用就抵得过中国全国的军费。”

关于总统问题，曹、张二人认为维持徐世昌对他们有利，只有吴佩孚的态度有所不同。他所主张的国民大会，就是要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解散安福国会，否认徐的总统地位，然后与南方组织统一政府。这个计划虽然不能实现，但是八月六日吴佩孚应曹锟的电召再到北京的时候，不肯去见徐世昌，当晚就离开北京回到洛阳去了。曹锟又电召吴于十五日再到北京来，并且说服他于十六日前往谒见徐，从此吴对总统问题才绝口不谈。

吴看见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而靳内阁也倒向张作霖的一边，心中忿忿不平，因此提出了直奉两军同时撤出北京和军人不得干政的主张。十七日离开北京后，曾召集直军将领及冯玉祥等举行郑州会议，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地点，埋头练兵，以扩大直军的势力。

曹、张两人各向北京政府要求军费一千万元以上。他们在北京每天忙的都是争夺地盘和进行政治分赃。张作霖想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都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内，并有“问鼎中原”的野心，竭力保举张勋为安徽督军，张景惠为山东督军，许兰洲为陕西督军。由于安徽问题复杂，他又保荐张勋为陕甘巡阅使，徐世昌借口边防吃紧，各地经常发生兵变，请求他们早日回到任所，可是他们在所求未遂之前，不肯离开北京。后来直奉两系成立分赃协定如下：（一）撤销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改任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7]（八月二十日发表），吴佩孚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九月二日发表）。（二）升任李纯为长江巡阅使，派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九月十六日发表）；随后又改长江巡阅使为苏、皖、赣巡阅使，仍以李纯担任，加派齐燮元为副使（十月二日发表）。（三）王廷祯调任祯威将军，改任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第十六师师长（九月二十一日发表）。（四）直军各旅长一律提升为师长，阎相文继范国璋之后为第二十师师长（十月十三日发表），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锳为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师师长，并提升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混成旅旅长（十月十七日发表）。（五）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李纯晋授英威上将军，靳云鹏、王占元、赵倜、陈光远均晋授陆军上将，吴佩孚、王承斌均授勋二位（十月十日发表）。曹锟在历年奖叙中已经得过勋一位、陆军上将、虎威上将军、一等文虎章、一等大绶嘉禾章，无可再加，所以这次由徐世昌“特令嘉奖，以彰功绩”。

九月四日，曹、张二人离开北京到天津。他们本来是把兄弟，这次又在天津结为儿女亲家以增进双方的合作关系[8]。

在曹、张二人进行政治分赃各得其所的时候，首先感到痛苦的是河南督军赵倜。他是八省同盟的成员之一，直皖战争时曾经出过一番气力，而战后却添设了直、鲁、豫巡阅使、巡阅副使两个顶头上司，使他抬不起头来。吴佩孚在洛阳训练军队，更使他感到“芒刺在背”。其次，王廷祯本来属于直系，在直皖战争时也有过一些贡献，曹锟为了交换自己的权利，不惜把他一脚踢开。由于以上情况，引起了各省弱小军阀人人自危，随后便有苏、鄂、赣、豫、陕、晋、甘、浙、闽等省军阀联盟自保，反对更换督军，反对大鱼吃小鱼的事情发生。这个联盟中既有直系军阀，也有皖系军阀，直皖两系的界限就弄得混淆不清了，这也是一些皖系军阀能够保全地盘地位的一个原因。北京政府本来打算战后大举裁兵，全国以五十师为限，由于直奉两系大举扩充兵力，也就不敢再弹此调了。

五　北京政府停止帝俄外交人员的待遇，并停付对俄庚子赔款，引起帝国主义集团的干涉

关于外交问题，在安福政权倾覆以后，北京政府基本上想走英、美路线，并渴望从四国银行团取得一笔巨额“善后借款”。但西方国家为了投资安全，须待中国统一后才能进行借款谈判，因此北京政府竭其所能地拉拢西南军阀，企图达到“和平混一”，从而取得国际借款。不幸的是，这一时期与直系具有同盟关系的南方桂系军阀及其卵翼下的军政府，又因粤军回粤，形势陷于不利，“和平混一”无从谈起，而北京政府对外借款也就无法进行。

八月二十六日，苏维埃政府派遣代表优林等到北京进行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这是中国与外国建立平等关系的一次有利时机，不料英、美、法、日四国公使公然联合起来，压迫北京政府拒绝与之谈判，而北京政府也就不敢公开进行谈判，仅予优林等以非正式的接待。关于俄国庚子赔款问题，帝俄政权已经消灭了三年，而留在中国的帝俄公使和领事，仍然保持其外交官的待遇，并能从中国取得这笔赔款，继续从事外交活动，这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苏维埃政府曾于七月间重申放弃帝俄在中国的特权并废弃不平等条约，包括庚子赔款在内，希望中国勿再以此项赔款交付帝俄外交人员，这一表示是完全符合中、苏两国的共同利益的。七月一日，北京政府停付俄国赔款。八月二十二日，英、法两国公使公然又表示反对，而日本公使也认为这一措施“违反国际公法”。以上说明，帝国主义不但极端仇视苏俄，同时也极端漠视中国的外交自主权，其蛮不讲理的态度，是使人不能容忍的。

直皖战争结束后，九月二十二日，北京外交部通知各地电报局，以后不再代递俄国公使馆的密电，帝俄公使库达摄夫公然提出抗议。外交总长颜惠庆示意库达摄夫自动辞职，而库达摄夫则称，俄侨在中国者有三十万人，须俟俄国“正式政府”召回始能卸职。二十三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停止帝俄外交人员的待遇，并表示保护在华俄侨的生命财产，对俄国内战仍守中立，“并视协约国之趋向为准”。同时接收天津、汉口的俄租界及俄国领事馆。不料这一措施竟然引起帝国主义集团的又一次干涉，而首先出面干涉的，就是自称为与中国有“传统之友谊”的美国。十月二日，美国政府邀请有关各国交换北京政府处理帝俄在华利益问题的意见。在美国的指使下，日、法两国公使公然建议帝俄在华利益不应由中国收回，而应交与外交团共同代管。十月十一日，北京外交团由领袖公使正式照会北京外交部，声称：“中国政府断然不能永远取消俄国按照条约在中国所享有之利益，须俟俄国正式政府成立，经各国承认时，再行议定一切。在此时期，请中国政府与外交团商订暂时管理俄国在华利益的办法。”二十二日，北京外交部回答照会称：“现在采行的一切办法，自属暂时性的，俟俄国正式政府成立取得本国政府承认时，再行议定一切。……俄国租界由中国政府代为保管，界内一切行政暂无变更。俄国领事裁判权当然终止。……各国在华利益，如因停止俄国外交人员待遇而或有可受影响之处，本国政府极愿与驻京各国公使随时接洽，以解除一切困难。”

帝俄一向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争夺中国问题上的一个敌对国家。在帝俄“返魂无术”的时候，这些帝国主义者为什么却要竭力保持它在中国所享有的特权呢？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奥两国的在华特权已因战败而被废止，如果俄国在华特权也被废止，就会打开一个大缺口，为中国废止各国在华特权创造有利的条件。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曾经说过：“这次世界战争，就是为了保持条约神圣。”原来，帝国主义强加于弱国的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保障人吃人的帝国主义制度，为了维持它们的共同利益，它们就宁愿向“幽灵”送人情，而使中国永远不能翻身。帝国主义的真实用心便是如此。

十月下旬，北京政府颁布“管理俄侨规则”和“东省特别区法院编制条例”。在接收帝俄租界及其附属财产、房屋时，曾开具清单送交外交团参考，并声明“暂由中国代管，决不因此而影响各国在华权益”。十一月十八日，外交团又提出照会，对于取消东省铁路界内俄人治外法权、裁撤俄国法庭、并将俄人归于中国法庭管辖以及天津管理俄租界等办法，表示不满。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北京政府不惜委曲求全地将帝俄公使馆及其附属财产、房屋交由外交团代管，以保持使馆界的“神圣不可侵犯”。在上海公共租界内的帝俄总领事，在帝国主义各国支持下，仍然继续行使司法与行政权。后来江苏交涉员和上海领事团再三交涉，才将上海俄国领事馆改名为中国特派管理上海俄侨通商事务局，以江苏交涉员为名义上的总办，内部事务纯由帝俄旧总领事以会办名义执行。

关于管理俄侨条例，外交团继续提出争论，但是十一月二十八日苏维埃政府发表声明，除重申愿意根本废止帝俄与中国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其所得特权外，对于北京政府停止帝俄外交人员的待遇，表示满意，并希望中苏两国互派外交人员，建立外交关系。帝国主义集团对此又百端加以阻挠。后来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苏维埃政府派加拉罕来华以后，中苏建交问题才得到解决。

六　李纯自杀，直奉两系争夺江苏地盘白热化。北京政府任命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为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在长江方面曾发生地盘之争，使北京政府大伤脑筋。

十月十二日上午四时四十五分，江苏督军李纯忽然自杀身死。这个消息传出来，引起了全国人士的种种推测，大家都疑心他是被人暗杀而非自杀，江苏督军署急忙把李纯临死前所写的遗书影印下来在报上发表，谣言才告平息，但又有人疑心遗书是伪造的。

李纯生前非常好名，在冯国璋为总统的时期，他是长江三督的领袖，也是主和派的领袖。后来吴佩孚在衡州通电主和，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而李纯的声名反为所掩。直皖战后，北京政府仍然把他当作与曹锟、张作霖并驾齐驱的人物，提升为英威上将军，苏、皖、赣巡阅使，地位在各省督军之上。巡阅使一职本来是袁世凯当权时期用以拉拢军阀的有名无实的空头衔，以前张勋和倪嗣冲都做过长江巡阅使，其势力都不能达到长江各省。后来两广巡阅使陆荣廷能够控制两广，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能够控制东三省，从此巡阅使才成为驾乎督军以上的一个实职。曹锟原任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也不能在四省以内行使职权，直皖战后改任直、鲁、豫巡阅使，才取得控制直、鲁、豫三省的大权，而巡阅使的制度，也就进一步地具体化起来。只有长江巡阅使因为范围过广，各省军阀系统不一，仍是个有职无权的空头衔。

李纯所得的本来是长江巡阅使，他不满意这个空头衔，北京政府才又改任为苏、皖、赣巡阅使。根据当时的情况，新任安徽督军张文生由徐海镇守使调任[9]，资格很浅，可以受李纯的节制。江西督军陈光远本来是李纯的老伙伴，也应当没有问题。但是，此时各省督军都自视为独霸一省的小皇帝，北京政府尚且不在他们眼下，哪里愿意有一个直接上司压在他们的头上，尽管陈光远是李纯的老伙伴，他也不能例外。这个命令发表后，陈光远表示江西与湘、鄂两省应当成为一个区域，不能划入苏皖范围，他情愿居王占元之下而不愿受李纯的节制，随后他就请病假以示抵制。陈光远的这一态度，使李纯受到很大刺激。

同时，李纯保荐他的干儿子文和为江苏财政厅厅长，文和是个著名贪污分子，引起江苏人民的激烈反对。此时李纯已经患有精神失常症，家中人不给他上海报看，他却执意要看。当他看见报上登载江苏各团体通电反对文和的时候，就放声大哭。从此每日必哭，并且经常流露悲观厌世的情绪。他曾致友人施愚一电，说他不久就要“披发入山，与世永别”。又把妻弟王营长叫进来哽咽着说道：“我的督军做不成，你的营长也干不了。我叫军需课给你七千元，你拿这笔钱回家过活去吧！”

十月十一日，李纯在房中写信写到深夜尚未就寝。已经入睡的王夫人忽然听得一声枪响，急忙爬起来，发现李纯面色惨白，不禁失声大叫，便由侍从人员急召日本医生须藤前来诊视，发现李纯肺部有血迹，又在枕头下面发现小手枪一支，才知道李纯已向右肋开枪自杀身死。他的遗书是从皮包里检查出来的。

遗书共有五封。（一）致李馨函：桂山二弟手足。兄为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误国误民，心实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谢国人，以免英名丧尽而留后人纪念。泪下。嘱者：一、兄为官二十余年，廉洁自持，始终如一，祖遗财产及兄一生所得薪公并实业经营所得，不过二百数十万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隶赈灾，以减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开大学堂永久基本金以作纪念；其余半数作为嫂弟合家养活之资。钱不可多留，须给后人造福。二、大嫂贤德，望弟优为待遇，勿忘兄言。三、二嫂酌给养活费，归娘家终年。四、小妾四人，每人给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损兄英名。五、所有家内一切，均嘱弟善为管理。郭桐轩为人忠诚，托管一切，决不误事。六、爱身为主，持家须有条理，尤须简朴，切嘱切嘱。兄纯别书。九年十月九日。（二）告国人书：纯为病魔，苦不堪言。两月不能理事，贻误甚多。求愈无期，请假不准，卧视误大局误苏省，恨己恨天，徒唤奈何，一世英名，为此病魔失尽，尤为恨事。以天良论，情非得已，终实愧对人民。不得已以身谢国家，谢苏人，虽后世指为误国亡身罪人，但问天良，求心安。至一生为军人道德如何，其是否（非）以待后人公评。事出甘心，故留此书以免误会而作纪念耳。李纯遗书。（三）同上：和平统一，寸效未见。杀纯一身，爱国爱民，素愿皆空。求同胞勿事权利，救我将亡国家，纯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纯别言。（四）分致江浙军民长官：一、代人民叩求卢督军子嘉大哥维持江浙两省治安，泉下感恩。二、代人民恳留齐省长（耀琳），俟王省长（瑚）到苏再交卸，以维地方公安。三、苏皖赣巡阅一职，并未拜命，即请中央另简贤能，以免贻误。四、江苏督军职务，以齐帮办燮元代理，恳候中央特简实授，以维全省军务而保地方治安。叩请齐省长齐帮办以及全体军政两界周知。（五）致齐燮元、张文生函：新安武军归皖张督文生管辖，其款须照章径向部领。如十月十一日恐领不及，由本署军需课代借拨二十万接济，以维军心而安地方。关于皖省，可告无罪。此致皖张督齐帮办查明办理。十月十一日。

李纯死后，江苏省议会议决废除江苏督军，并拟联合各省进行大规模的废督运动。北京政府当然不会倾听这种呼声，十月十五日，下令派齐燮元暂行代理江苏督军。江苏地盘马上成为直奉两系的争夺目标：张作霖推荐张勋继任江苏督军兼苏皖赣巡阅使，如果江苏人民反对张勋，情愿自己调任江苏督军而以奉天督军让与张勋；曹锟推荐王士珍继任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此外，陈光远希望王占元调任江苏督军，本人调任湖北督军，而以齐燮元或吴佩孚继任江西督军。江苏军官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则推举陈调元为代表与北京政府接洽，要求正式任命齐燮元继任督军。

根据北京政府的看法，江苏是一个大省，齐燮元以师长地位骤然一跃而为大省督军，未免跳得过高过快；但是，由于江苏本属直系的势力范围，齐燮元又占有“近水楼台”的优势，任命他继任江苏督军，还勉强地可以说得过去，任命他兼任巡阅使，就说不过去了。徐世昌准备抬出北洋派元老王士珍来抵制张作霖所保荐的张勋。此时王士珍在正定原籍隐居，十一月十九日应徐世昌的电召到了北京，表示不就苏皖赣巡阅使。徐世昌一再劝他接受此职，即使名义上担任，不到南京就职也是可以的。同时，北京政府又竭力疏通张作霖同意这样安排，不要坚持己见。北京政府这样做是为了保持直奉两系力量的平衡，以免引起新的风波。由于北京政府的多方努力，十二月三日才发表三道命令，任命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署理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何丰林的淞沪护军使还是齐燮元所保荐的。淞沪护军使问题是直皖两系多年来不能解决的一个争端，现在皖系已经失败，直系本来可以乘此时机收回淞沪军区，但是齐燮元资望很浅，他不得不竭力拉拢他的近邻，情愿放弃淞沪军区的管辖权，以交换卢永样、何丰林等对自己的支持。

* * *

[1]　王郅隆是安福系议员，也是倪嗣冲的财政经纪人。

[2]　李思浩单独逃往华俄道胜银行。

[3]　倪嗣冲的疾病拖延很久，到1924年7月12日才在天津死亡。

[4]　定国军讨曹锟的檄文指责曹锟、张作霖勾结张勋，重谋复辟。曹、张曾通电否认其事。张勋也有号电（7月20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现在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5]　此时自治潮流风靡全国。吴佩孚为山东人，冯玉祥为安徽人，所以受到两省团体的推戴。为了迎合自治潮流，徐世昌主张派姜桂题到安徽，张作霖也保荐鲍贵卿继任安徽督军，姜、鲍两人都是安徽人。

[6]　吴佩孚在洪宪帝制时曾与云南护国军作战，对护国军总司令蔡锷的印象很深。这次直皖之战，他在战前宣言：“为国民争人格而战”。战后又认为“内战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都是模仿蔡锷的口吻。

[7]　曹锟原为四省经略使，北京政府打算改任他为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使，因为张作霖只有东三省地盘，而山西督军阎锡山又与张作霖勾结，反对曹锟节制山西，所以最后决定改任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

[8]　曹锟没有儿子，曹锐的儿子兼祧两房。这次联婚就是以张作霖的女儿许配给曹锟的过继儿子。

[9]　张文生调任安徽督军后，李纯派陈调元继任徐海镇守使，才收回了苏北军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