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公使到广州进行政治诱惑。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成立解决宁案协定。日本田中内阁武力侵华的准备
蒋介石复职后，为了拉拢帝国主义，一九二八年二月六日推荐他的老朋友、政学系政客黄郛为外交部长。随后张作霖也任命英美派政客罗文干为外交总长。由于北洋军阀的势力已经日落西山，而南京政府反苏反共大得帝国主义的欢心，所以帝国主义日益倾向于弃旧迎新，驻京各国公使以视察南方为名纷纷南下，与南京政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法国公使马泰尔在归国之前于二月五日由汉口到南京，为西方国家代表到南京的第一人，南京政府予以极其隆重的欢迎。
二月一日，英国公使蓝浦生偕同总税务司易纨士南下，易纨士到上海与南方财政部长宋子文协商关税问题。蓝浦生此行目的，主要在于恢复英国在华南的贸易。此时中国人民对英经济绝交和反帝运动，在南京政府的压制下，已经转入低潮，特别是广东“清党”反共的表现，颇使香港当局引为欣慰，因此蓝浦生访问厦门、汕头后，二月二十三日由香港到广州为礼貌上的访问，受到广州当局的热烈欢迎。
蓝浦生离开广州后，广东当局李济深于三月二日乘飞鹰舰赴港答谢，港督金永泰亲自到码头欢迎，并令香港市民悬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次日又在督署大张宴会，邀请高级属吏及中国知名之士作陪，据说这是香港自开埠以来招待贵客从来未有的盛况。九日，金永泰即到广州答拜。这一“中英亲善”的喜剧，和以前英舰到处逞威屠杀以及中国人民排山倒海的反英运动，恰是鲜明的对比。
美国公使马慕瑞也以视察长江为名，二月二十五日由青岛到上海，次日即与在沪迎候的黄郛相见，交换关于解决宁案（即英、美兵舰炮轰南京事件）的意见。此时美国尚未承认南京政府，马慕瑞不便亲自主持谈判，因此授权驻沪美领克银汉与黄郛所派外交部第三司长何杰才进行交涉，本人则往汉口、重庆一带视察。三月五日蓝浦生也到上海，与黄郛进行了关于解决宁案的直接会谈。
南京政府在与英、美两国交涉宁案的过程中，三月十六日下了一道命令，竟把宁案发生的原因归咎于“共产党的煽动”，诬蔑本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为“流氓劫掠友邦领馆”，恶毒地指责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是“肇事要犯”，并称去年已经明令通缉，今后仍应严密缉拿。这种说法不但歪曲事实，而且与上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驳斥五国照会的措词背道而驰（当时南京政府尚未成立，武汉政府是南方唯一的政府）。宁案发生的原因，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武装干涉，中国军民忿慨地起而反抗，在反帝运动的风暴中，帝国主义者虽然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英、美兵舰炮轰南京城，造成了军民死伤二千人的重大血案。南京政府在交涉时期，不惜颠倒黑白，用自己的手打自己的耳光，对于帝国主义的野蛮屠杀，却一字不提，这种倒行逆施的外交，甚至在一贯媚外的北京政府，也是少见的。
同一天，蒋介石对各报记者发表了外交谈话，他所说的“如欲完成北伐，必先消除外交障碍”，与段祺瑞“攘内必先安外”的论调异曲同工。蒋介石曾经函段自称为“受业门人”，深以得列门墙为幸，从他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看来，堪称得承衣钵。当时有人提醒他，这种措词在国内外都有可能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他随即加以更正，却又是“欲盖弥彰”了。
关于宁案交涉，英、美两国仍以上年五国联合提出的惩凶、道歉、赔偿、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条件为根据，南京政府却专在字眼上推敲，要求将“道歉”改为“表示遗憾”，“赔偿”改为“抚恤”，而在实质上却把一切责任承担下来。帝国主义对此也就不再过事吹求。中英交涉接近解决时，蓝浦生因为接到英国外交部发来的一道训令，于三月二十五日离沪北返，派英国驻沪总领事巴尔敦负责继续进行谈判。同一天，美国公使马慕瑞在长江上游兜了一个圈子回到上海时，中美交涉也已有了眉目，三十日到黄郛住宅签字成立协定。这个协定除将一切责任归在共产党人的身上外，还决定由中美两国共同组织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领事馆及南京美侨所受的损失，以便估价赔偿。对于中国人民所受的重大死伤和一切损失，则一字不提，仅由黄郛提出另一照会，希望美国对于美舰诺亚号、泼利司登号向南京萨家湾开炮一事表示歉意，美国公使却以“正当防卫”作为回答。中美协定成立后，南京政府竟引为外交上的一个胜利，大吹大擂地声称这是国府成立以来第一次的外交换文，是美国承认南京政府的先声，而且完全符合“平等”“自主”的原则。
中法两国关于宁案的交涉，由黄郛授权外交部司长何杰才，法国公使马泰尔授权法国驻沪总领事梅恩霭进行谈判。由于法国兵舰并未开炮，法国政府在南京也未设立领事馆，当然更易解决。中英、中意交涉根据中美协定的精神，不久也都获得解决。
中日两国的宁案交涉，由何杰才与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举行多次谈判，并不一帆风顺。原来自从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以来，日本对华外交出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外交人员主张相应地拉拢南方，阴谋制造两个中国，军国主义分子则坚持日本在华的特殊势力和日本在对华外交上的指导地位，反对追随西方国家的“协调外交”，主张采取“实力政策”迫使南京政府完全屈服。这种分歧实际上只是阴谋分化中国和露骨侵略中国的方法上的分歧。日本军阀认为蒋介石日益靠拢西方国家，正和以前袁世凯靠拢英国一样，害怕蒋师承袁的“以夷制夷”的政策，联络西方国家来共同对付日本。其实，蒋介石投降帝国主义，对于东西方无所厚薄，他早已派张群、戴季陶之流到日活动，此外还物色到一个新型的“曹汝霖”，即曾任郭松龄外交处长的殷汝耕，派为外交部日本特派员，这个特派员事实上是南京政府非正式的驻日代表（因为南京政府与日本并未建立外交关系）。而且黄郛也不是一个单线外交家，他和张群是表里为奸的。但是日本田中内阁是个崇尚武力的军阀政府，他接连召开东京会议、大连会议讨论对华新方针，同时调兵遣将，增兵华北，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日本军阀的武力政策曾使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大为忧虑，他们觉得“日本近而英美远”，如果不搞好日本的关系，进兵华北就会遭遇重大的阻力。同一时期，日本军阀对北方奉系军阀也有所不满，除压迫张作霖解决所谓满蒙问题外，三月十六日日本公使芳泽访问北京外交总长罗文干，要求解决中日间的一切悬案。总之，这个时期，日本军阀政府要拿出亮晶晶的军刀来解决中国问题，不愿采取外交途径，所以尽管南京政府高唱“睦邻论”，终于不能改变他们军事侵略的野心。
二 南京政府举行政治分赃并重行分配北伐任务。湘粤赣等省工农革命武装继续发展
由于桂系在两湖及广东方面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蒋介石不可能立即发动对桂系的进攻，而北伐军事也不可能长期地陷于停顿，因此南京政府除努力争取帝国主义的“友好”关系外，同时重行分配实力派的权力地位，以便分道北伐。三月六日，南京政府成立了战地政务委员会，以蒋作宾为主席，受北伐军总司令的节制，处理北伐时期军事区域内的民政、财政、外交、司法、交通等事项。七日，国民党中央推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补任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为广州、武汉、开封、太原政治分会主席。九日，南京政府任命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未到任以前，由何应钦暂行代理。四月一日，阎锡山取消北方总司令名义，改称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六日，南京政府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此时蒋、桂之间的斗争表面虽获得缓和，但是双方暗斗并未停止，蒋借口仿照广东出师时期的前例，需要一位资深望重的大将坐镇后方，因此调李济深到南京担任总部总参谋长（并拟派为参谋总长），这明明是个调虎离山之计。蒋本拟请谭延闿统率各路湘军（程潜、鲁涤平、陈嘉佑、叶开鑫、何键等军），兼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以便对付桂系，但是湘军派别纷歧不能形成一个系统，而谭以南京政府主席兼代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赴前线主持军事时期，政会主席由谭兼代），也不可能分身前往两湖，因此蒋不得不让步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
蒋邀请李济深、李宗仁等到南京讨论继续北伐问题。三月十九日，李济深偕同陈铭枢到上海，即与在沪的李宗仁、何应钦于二十一日同到南京。二十六日，蒋在总部招待李济深、陈铭枢与已到南京的第四军军长缪培南相见，并且替他们解释误会。以上这些，就是国民党团结内部以便一致出兵继续北伐的过程。
关于北伐任务，蒋系第一集团军担任津浦线，桂系第四集团军担任京汉线，冯系第二集团军分为鲁西、直南两路，策应京汉、津浦两线，阎系第三集团军担任反攻石家庄，广东担任每月接济第四集团军军费一百万元，第四集团军由白崇禧以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领北伐，白解除所兼淞沪卫戍司令一职，改派钱大钧为淞沪警备司令。蒋将第一集团军所属三个纵队改编为三个军团，第四军缪培南部拨归第一军团刘峙指挥。前第五路总指挥朱培德辞去江西省政府主席一职，愿意率领第三军王均、第三十一军金汉鼎两部参加北伐，蒋即任为第一集团军总预备队前敌总指挥，随后又改为前敌总指挥。
这个时期，国民党表面虽趋于统一，但是四个政治分会可以在其势力范围内任免省政府主席和一切地方大员，四个总司令又可以自行任命军长、总指挥，南京政府只能予以事后追认，因此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内政权并未统一；蒋所能指挥的不过是津浦线上的第一集团军，其他三个集团军仍然各自发号施令，并不接受调度，因此军权也未统一。北伐军以军为单位，蒋介石对于北军和各省杂牌军仍然采取了见官升一级的招降办法，不论枪支多少，一律封官鼓励，因此各军有名为一军而实力不足一旅的，浮报名额、侵吞军饷的情况普遍存在，和北洋军阀毫无二致。由于政权财权并未统一，兵额扩充过多，南京政府也面临到入不敷出和军饷困难的问题，于是发行流通券一千六百万元、军需公债一千万元，此外还有军政人员减薪以及硬性摊派二五库券等问题发生。至此国民党完全卸下了革命的外衣，抛弃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所谓北伐战争实际上成了南北新旧军阀争权夺利的战争。
政治分赃结束后，三月三十一日蒋到徐州布置军事，派李济深留守南京代理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李则于四月六日到上海，十四日就转轮回广州去了。
国民党继续北伐时期，对于反共、反人民的白色恐怖仍在双管齐下之中。广东扩编陈济棠为第四军，徐景唐为第五军，与陈铭枢的第十一军对东江工农红军展开了拉锯战；湖南由程潜担任“清乡”督办，何键担任“清乡”会办，湖北也由桂系派胡宗铎、陶钧为“清乡”督办、会办，对人民革命运动和散布农村的红军游击队进行了严厉镇压和扫荡战。但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已经日益提高，一个新的革命高潮正在逐步形成。自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号召湘、鄂、赣等省农民举行秋收起义，特别是毛泽东领导湖南农民的秋收起义，并在湘赣边境井冈山建立了第一个革命据据地以来，工农革命武装在不断成长与迅速发展之中。毛泽东曾经阐明：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反动军阀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说明了在白色政权内建立红色政权的可能性，这一真理成为中国革命的新的指针。因此，一九二八年春间，革命的星星之火燃遍于广东东江、湘东和赣西、鄂东黄麻和湘鄂西一带，这些民众武装已经不是反动军队的衰朽力量所能摧毁的了。
三 冯玉祥两路进兵获胜。张宗昌裁兵的把戏。张作霖下令改攻为守。张宗昌退出济南
津浦路军事停顿时期，冯军仍在直南、鲁西两线独力进攻。直南一线分为两路，一路由刘镇华率领从濮阳、清丰向大名进攻，一路由孙连仲率领沿京汉路向卫辉、彰德进攻。卫辉围城战自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守城军为鲁军孙殿英部。城内缺乏燃料，守城军将祠堂、庙宇及公共房屋的楼窗地板尽行拆除，并到民家搜索枕芯中的稻秆、麦秸和乔麦皮作为柴薪，最后连城楼也被拆去。冯军久攻不下，便留少数部队围城，大部北进占领汤阴、彰德。一九二八年二月二日卫辉才被攻下，守城军师长任增祺被擒，这是涿州守城战以后又一次出现的坚守孤城的事例。孙殿英的另一部防守滑县，攻城军总指挥鹿锺麟与守城军旅长徐长龄为直隶定兴同乡，以乡亲之谊投函招降，滑县不战而下。鲁西一线，冯军围攻曹州，守城军主将就是叛冯投鲁的刘镇华旧部姜明玉。一月三十日，冯军从地道攻城轰倒城墙五六丈，军队一涌而入，姜畏罪自杀，所属旅长三人和守城军六千余人全部被俘。
同一时期，鲁军在韩庄运河北岸与第一集团军相持，晋、奉两军在井陉、娘子关一带相持。
一月二十四日，孙传芳、张宗昌以庆贺春节为名到北京，张作霖召集他们举行会议，讨论对付蒋、冯、阎各军的问题。此时韩麟春因病不能执行职务，张作霖改派杨宇霆继任第四方面军团长仍兼大元帅府总参谋长。会议决定，在津浦线积极布置防务，以张宗昌、褚玉璞为正副总指挥，褚兼任大名方面总指挥；以张学良、杨宇霆为京汉线正副指挥；张作相、高维岳、汤玉麟为京绥线正副总指挥；对冯军采取攻势，对晋军采取和战并用的方针，首先集中力量驱逐进入鲁西的冯军。孙军自龙潭一役惨败以来，只剩下残军败将两三万人，张作霖认为虽败犹勇，特许孙传芳在沧州以南黄皮县属桑园成立新兵训练处，招募新兵补充实力，并派孙为鲁西总指挥，所部移驻兖州、济宁、金乡、鱼台一线，其前线在曹州以东沙土集与冯军相持。
张宗昌的山东地盘虽未失去，可以就地筹饷，但是他的军队号称四十万人，加以孙、褚两部就食山东，三部军饷每月共需四百万元。山东人民多年来受尽剥削压迫，日益陷于贫困和破产，也已到了罗掘俱穷的地步。张作霖责备他兵虽多而不精，于是张宗昌回到山东来也大倡其“精兵主义”，首先遣散纸老虎已被戳穿、吓唬不了人的白俄军，分别把他们送往哈尔滨一带。随后将可以调动的军队轮流调到济南来点验改编，规定每军辖两个中将支队（师），每一中将支队辖两个少将支队（旅），每一少将支队辖三个上校支队（团）。在前方作战的军队，则许其展期改编。在济南改编后的军队只留下六万人左右。鲁军大多由收编土匪而来，编余兵士又大多回到山上落草为寇，因此大家讥诮张宗昌往日的扩军政策是化匪为兵，今天的精兵主义是化兵为匪。同时，他又将各县乡团改编为保安军，每县得编为一个旅，仅负维持地方之责，不调往前方作战，给养由地方自给，军火由省方发给，张宗昌用山东保安总司令的名义统辖这些地方部队。
在鲁南前线的军队，大多是由土匪转化而来的，同时却有尚未转化的同道中人瞰伺其侧，或者和他们进行军火买卖，或者准备乘他们战败的时候前来劫夺枪支。此时运河水源枯涸，可以徒步而涉，因此一入夜晚，士兵疑神疑鬼，纷纷盲目放枪替自己壮胆，要到朝阳上升才静寂下来。张宗昌下令严禁浪费子弹，兵士们一致忿怒地表示：“我们饭也吃不饱，枪也不许放，这样的仗怎样打得下去”！他们压根儿不理睬这个命令，平均每人每晚消耗子弹达二、三十发之多。当时鲁军前敌第一路司令兼第七军军长许琨，长期逗留天津，兵士经常逃散，士气非常低落，而张宗昌自己也在德国购来“义威号”铁甲车一辆停在济南站，准备随时乘车逃走，所以鲁军不待交锋就已面临土崩瓦解的境地了。
蒋、冯、阎三个集团军于四月十日同时下了攻击令。当天蒋军正面占领韩庄，左翼渡过微山湖占领夏镇、鱼台，右翼占领台儿庄、郯城。鲁军用三个月时间在台儿庄、韩庄之间筑成了一道长达八十里的防线，竟然不战而退。十二日，张宗昌下令总退却时，并未通知孙传芳，当天孙军在鲁西发动了一次猛烈的反攻，突破蒋军左翼，占领谷亭、鱼台、丰县，徐州大为震动。但是冯军孙良诚率领骑兵军席液池部于十五日占领巨野、嘉祥，十六日占领济宁，孙军后路已被截断，因此急遽撤退，在突围逃走中又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在这次战争中，充分表明蒋军的战斗力不如冯军，鲁军的战斗力不如孙军。但是孙军经过这次孤注一掷，也就一蹶不振了。
在此以后，蒋、冯两军一路无抵抗地占领临沂、日照，正面占领藤县、邹县、兖州。四月二十二日，蒋、冯两军在泰安城外会师。鲁军上校支队长徐春香坚守泰安城拒不投降，到三十日才被缴械解决。
蒋、冯两军在鲁南、鲁西发动攻势前，四月一日奉军对山西也分作三路进攻：北路由灵丘进攻繁峙，中路由龙泉关进攻台怀，南路由井陉进攻娘子关。张作霖从吉、黑两省调兵助战。由于孙、鲁各军在山东战败，奉军乃决定改攻为守，津浦路在德州、马厂，京汉路在保定、长辛店分别设立两道防线。四月二十七日，蒋、冯在陇海路野鸡岗见面会商进兵济南的问题。二十九日，张作霖派号称“福将”的吴俊升率领新开到的吉、黑军到德州布防。到二十九日为止，山东战线上蒋、冯两军东路占领明水、龙山，正面占领界首，西路占领肥城。三十日晚间八时，张宗昌宣布紧急戒严令，断绝行人交通，即偕孙传芳渡河逃走。张宗昌从一九二五年五月到山东接事起，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底逃走时止，恰恰做了三年的山东混世魔王。
四 济南日军挑衅进攻华军，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日军残杀济南交涉员蔡公时等。日军提出最后通牒，蒋下令各军退出济南
四月中旬，孙、鲁两军在鲁西、鲁南战败时，日本政府即调天津、青岛一带日军开往济南，并动员熊本第六师团由门司出发。四月二十五日，该师团斋藤旅开到青岛后，即向济南出发。此时日舰集中青岛者达三十二艘之多。日本政府分别向南北政府致送觉书，说明日本出兵保护在山东的日本侨民，一俟战争停止，即当撤退。南北政府分别提出抗议，反对日本出兵。
三十日张宗昌逃走后，济南日军在城外商埠区布置沙包、铁丝网等防御工事，第十一旅团司令斋藤公然张贴布告称，无论何军闯入日军警戒区内，一律勒令缴械。五月一日，第一集团军第一、第九、第四十等军开到济南，刘峙、陈调元、贺耀祖三总指挥也都先后入城。二日，蒋介石由泰安赶到，即在督署旧址设立总部，并派方振武兼任济南卫戍司令。晚间十时，外交部长黄郛应召到济南，以商埠区津浦路局为临时办公地点。同日，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一也到了济南，在正金银行楼上设立司令部。当天日军哨兵一律撤退，所布障碍物亦已拆除。
三日上午九时，第四十军宣传队在商埠四马路纬一路口魏家庄张贴标语，日军出而千涉，并开枪射击，击毙军民十余人，随后又到附近牌照税局围缴第四十军李益滋师的枪械，将该师一团人圈禁于邮政局内。蒋得到消息后，立刻下令禁止中国军队开枪还击，并派黄郛负责交涉日军停火。黄郛由总部回到路局时，站在短栅栏外的日兵忽然放了一阵排枪，随即一拥而入，黄急忙上楼开窗叫他们不要动武，有话可以商量。即有日本宪兵富田走上来，声称黄郛所携卫队二十余人必须交出武器。黄出示本人名片，告以外交人员随身卫士从无被缴械的先例，富田打电话向上级请示后，一面挥手叫楼下日军退出，一面要黄到日军司令部一谈。
黄到正金银行时，福田并不接见，派参谋长黑田告黄，华军仍有抵抗行为，必须迅速停止。黄打电话报告蒋介石，蒋又立刻下令严禁华军抵抗日军，且须一律退出日军的警戒区。当天商埠内华军因奉令不许抵抗而被日军包围缴械，津浦路路警也被缴械，黄郛被逐出路局，迁往总部办公，所携卫士只许徒手退出。日军认为形迹可疑之人，如南方口音和身着中山装者，多被屠杀，日军枪声到午后六时才逐渐停止。
晚间十一时，日军又在警戒区内布置障碍物，并派梭巡队搜索界内华军，一时枪炮声大作，军民又死伤多人。蒋命师长熊式辉往日军司令部交涉，黑田竟大肆咆哮，并压迫熊签字承认，到四日上午七时为止，南军如在日军警戒区内尚未退出，听凭日军处置。当时济南人民听得大炮声五发和爆炸声多起，这是日军炮轰长清无线电台的声音，守台华军全部牺牲。
同晚，日军二十余名借口在交涉署门外发现日侨尸体两具，即涌入署内，将当天接事的济南交涉员蔡公时及所属职员十二人集体屠杀，并将蔡的耳鼻割去。
四日清晨，日军警戒区内已无华军踪迹，但是日军枪炮声仍未停止，交通也未恢复，局势仍极严重。日军岩仓旅团也由青岛开到济南，日本政府继续从关东、朝鲜等处调兵到山东来。黄郛虽向日本兼外相田中提出抗议，但措词非常软弱，仅仅要求济南日军停止炮击，并将该军撤退。截至四日止，中国军民查明死亡者有一千余人，伤者不计其数。日本方面，根据东方社自己的报道，日军将士受伤者仅三十人，并无一人死亡。日侨毫无死伤。这天济南英、美两国领事曾经出面调停，日军置之不理。
五日，日军飞机十余架飞抵济南，投弹阻止南军继续开入济南。蒋得到冯玉祥乘车前来的消息，即下令各军一律从济南城退出，仅留第一军一营及第四十一军一团为卫戍部队，负责维持济南治安；又以防共为名，下令阻止人民举行反日运动，严厉取缔一切“有碍中日邦交”的标语和宣传文字。同时，致函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称：“三日不幸事件发生，本总司令以和平为重，严令所属军队全数撤离贵军所强占之设防区域。现在各军已先后离济，继续北伐，仅留少数部队维持秩序，本总司令亦于本日出发。盼贵军立即停止两日以来之一切特殊行动，借固中日两国之睦谊，而维东亚和平之大局。”由于铁路中断，蒋无法乘车南行，只得偕同黄郛乘马绕道到党家庄车站与冯相见。会谈后冯乘车回河南，蒋即留驻该地。
六日，日军飞机继续投弹轰击南军。蒋命黄郛先回南京，催促南京政府将日军强占济南事件提交国际联盟解决。
七日，日本田中内阁通过军部所提的“军事占领胶济路”一案，奏报日本天皇裁可，续调名古屋第三师团开往胶济路沿线一带（师团长安满中将）。这是日本对华的第三次出兵。同日，济南日军司令福田于正午十二时向蒋介石提出最后通牒：（一）济南肇事华军，须全部解除武装；（二）严惩肇事军队长官；（三）停止排日运动；（四）济南城及胶济线周围二十里内，严禁华军侵入；（五）辛庄、张庄华军限于十二小时内撤退。以上条件，限于十二小时内答复。蒋接到通牒后，惊慌失措地连打电报催促王正廷、何成濬赶到济南办理对日交涉，未到前派战地委员会委员长蒋作宾到济南日本领事馆先作口头回答，对日方所提条件大体上可以接受，又电令在东京的张群迅速晤见田中，表示中、日间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
福田因为蒋介石不亲自出面投递降表，却派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前来搪塞，不禁冲冲大怒，八日上午四时派兵占领火车站、电报局、电话局及济南周围险要地带，并向普利门进攻。济南商会要求代理卫戍司令苏宗辙开放城门（外城），日军即占领西关、南关，并向内城开炮迫令守军退出。守军奉有命令不许还击，但因未奉命令又不敢撤退。当天蒋派熊式辉由党家庄冒着日军炮火进城，向福田面递回文，承认了惩办肇事长官、济南及胶济沿线二十里内不驻兵等条，又称济南须留少数部队维持秩序，要求日军勿再阻断交通，其余一切问题，可用外交方式解决。福田怒容满面地在回文上大书“不可，不可”四个字，即拂袖而入。下午，日军占领张庄、辛店，方振武军不放一枪向党家庄退走。四时后，日军由白马山进攻党家庄，蒋向泰安退走。
日军炮轰济南城后，蒋即下令济南守军全部退出，“不留一兵一卒，表示我军对外毫无敌意”。又令各军必须“力持镇静，忍辱负重”，避免与日军发生冲突。由于全国人民不顾反动政府的高压，仍然出现了“对日抗战”“经济绝交”的呼声，蒋又一再通电禁止人民群众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违者军法从事”。蒋的撤兵命令因为电信机关被日军占领而无法传达，不得已派飞机传达命令，又被日军飞机击回。是日，济南城内华军一团一营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九日，日军在普利门城垛上继续炮轰城内督、省两署及卫戍司令部，并派兵破坏滦口铁桥及张夏至党家庄之间的铁路。入夜，炮声更密，火光烛天，城内居民躲在家里不敢出来，整夜看见日本飞机投下来忽明忽灭的照明弹，听到轰轰隆隆的大炮声。蒋介石认为这次济南事件是由第四十军兵士与日军发生冲突引起的，为了表示接受日军所提惩办肇事长官的条件，下令罢免贺耀祖的本兼各职，派毛炳文继任第四十军军长，谷正伦继任南京卫戍司令，方鼎英继任第三军团总指挥。又派何成濬乘中山号铁甲车到济南，行抵箇山，前面铁桥已被破坏，于是步行入城会见了日军司令福田，说明日军所提的五个条件都已实现，请求停止攻城。福田冷酷地回答说：“我所愿意接见的代表，乃是受有贵总司令的全权委托，来此全盘接受条件者，否则不必空劳往返。”
到了这个时候，蒋认为一切事情都完了，唯一的办法只有退回南京，与北军划江而守，维持半壁苟安的局面。他把嫡系第一军团所属部队调回泰安、大汶口一带用以自卫，因此前方各军纷纷退下来，在泰安设立通信处或联络站，大家都不知道今后将要怎样办。十分明显，如果北伐军退回南京，必然会引起外交上和军事上更大的变化，南京政府将因此而全盘瓦解，连半壁苟安的局面也不可能维持下去；而在此时期，奉鲁军已经无力继续作战，张作霖九日下了停战撤兵的命令，北伐任务很快就可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推谭延闿乘车北上，阻蒋南行。十日，蒋、谭在兖州举行车中会议，谭提出各方面的意见，认为济南问题可以留待将来用外交方式解决，北伐军事仍应继续进行。最后决定，各军绕道渡河北伐，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由东阿、平阴渡河，第一集团军分别由济南北雒口、淄川北鸭旺口、长清北齐河口渡河。但是蒋介石已经成为惊弓之鸟，对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不敢亲自出马，要把北伐任务交给冯玉祥去完成，愿意将山东地盘让予冯军，于是下令渡河各军一律归冯指挥，并以冯部孙良诚为山东省政府主席。
谭延闿于十日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电请国际联盟召开理事会解决济南问题，由于各国均未承认南京政府，国联置之不理。十二日，谭又电请美国总统柯立芝调解中日争端，美国虽有意插上一手，但是日本却采取了拒绝第三国干涉中日问题的态度。
由于攻城战迄未停止，十日济南商会召集各界人士举行会议，要求守城军司令苏宗辙开放东、南两门，让城内居民出城逃难，苏却害怕日军乘势入城，拒而未允。其实，苏已经接到了蒋介石的撤退令，当晚十时，率部由新东门出城向龙洞退走，突围时受到重大的死伤。
十一日，日军整队入城，公然在城楼上升起了旭日旗。他们一面派兵搜索济南周围二十里内的华军，一面把守各城门，只许人民出城不许入城。济南商会秉承日方意旨，推下台军阀何宗莲担任济南治安维持会会长，并以张宗昌的宪兵司令田友望为警察局局长，进行调查户口、搜集散枪等工作。电灯厂因中炮弹停止供电，夜间一片漆黑，日军派巡哨队驾驶钢板汽车往来巡查，遇有形迹可疑之人，不问情由，一律开枪打死。一直到十四日，警察才恢复上岗，但是只有棍棒而无枪支。城内各机关人去楼空，到处一片断壁颓垣，红十字、红卍字会派人分途掩埋尸体，出城避难的人民仍然络绎于途。胶济路客货车均已恢复，坊子、潍县以东仍为鲁军占领区，方永昌在临沂突围而出移驻潍县，祝祥本、刘志陆等部仍驻胶东。
十四日，日本内阁通过陆、海、外三部的联合提案，决定向中国提出解决济南事件的五个正式条件：（一）蒋介石向日军谢罪；（二）惩办肇事军官贺耀祖等；（三）已被日军缴械的华军，可以释放，但不发还武器；（四）济南、青岛及山东铁路沿线二十里内不许驻兵，亦不得在此区域内进行军事设施及宣传活动；（五）赔偿日本军民所受损失，另案由外交途径解决。以上条件，须由蒋介石委任全权代表接受解决。同日决定第四次出兵山东，受调部队为第七、第十二两师团的各一部分。十六、十七、十九等日，日本飞机继续飞往泰安、兖州、莱芜等地投弹轰炸北伐军。十八日，日本又向南北政府分致觉书，认为中国战事有波及京津及“满洲”的趋势，日本在必要时期不得不采取“正当有效”的措施。此时蒋介石方寸已乱，只得于十九日到郑州求教于冯玉祥。冯由新乡赶回来，竭力劝蒋不论处境如何困难，必须完成北伐任务，因此决定了一、二两集团担任津浦线、第三集团担任京绥线、第四集团担任京汉线三路出兵的计划。冯电请白崇禧前来参加会议，白未及赶到，蒋到新郑与白会见后，即于二十一日东返，白到新乡与冯相见。不料就在这个时候，桂系采取闪电手段，二十一日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罢免第六军军长、第四路总指挥、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程潜的本兼各职，并予以扣留。李宗仁在致南京政府的电报中，指斥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性成，主持湘政，财政收入并不公布用途。倘仍任其掌握政权，兼治军旅，势必形同割据，贻误无穷”。南京政府当然知道这是桂系军阀趁火打劫、排斥异己的一套手腕，由于鞭长莫及，只得同意李的建议，改任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裁撤湘鄂政委会，程潜受到免职查办的处分。此后，桂系以参加北伐为名，积极向北方扩展势力，蒋、桂两系的斗争由此更加尖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