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舰炮轰万县事件。英公使蓝浦生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日法两国反对英国关于变更对华政策的提案

北伐军占领武昌时，帝国主义鉴于它们的工具北洋军阀的政权崩溃在即，它们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随之而动摇，都不免惶惶不安起来。英国感觉到它在长江流域的势力范围首先受了威胁，因此采取了臭名昭彰的炮舰政策来恫吓中国人民，制造了震动全国的万县惨案。

这一惨案发生于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在此以前，英国军舰、商轮在川江内经常鼓轮疾驶，掀起巨浪，屡次造成沉没中国帆船，溺死乘客事件。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商太古公司所属万流商轮又在云阳江面违章疾驶，我国木船三只被浪花打沉，溺死乘客四十六人，其中有杨森部下解饷员兵和所携步枪及饷银八万五千元，尽被江流卷去。这是这一年当中英轮在川江内违章肇祸的第五次。该轮驶抵万县后，杨森派兵上船调查，停泊万县的英舰柯克捷夫号竟派水兵前来，夺去兵士的枪支，并开机关枪重伤兵士二人。同时，该舰卸下炮衣，装上炮弹，炮口指向城内，掩护万流轮离开码头继续上驶。事件发生后，杨森向驻渝英领多次交涉，英领均置之不理，杨森便将停泊万县的英国商轮万县、万通两号暂时扣留，以促交涉的进行。

九月五日，英国装甲轮嘉禾号由宜昌开来，载有英兵数百人，突用手提机关枪向看守万县轮的中国宪兵射击，意图劫走两轮，同时英舰柯克捷夫号和另一由重庆开到的英舰威警号竟向万县两岸陈家坝、南津街及省长行署开炮轰击，击毁、焚毁民房一千余家，死伤达一千余人，当地驻军开枪还击，该舰艇等才仓皇向下游逃走。英国船舰这一恃强逞凶、灭绝人性的野蛮屠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忿怒，纷纷通电声援万县被难同胞，并主张对英国政府提出最严重的交涉，但是杨森在北京政府的指示下，反而释放了所扣万县、万通两轮，这两只轮船于九月三十日安全地驶回宜昌，而交涉也无下文。

在此以后，中国人民展开了以抵制英货为主要内容的反英运动，使英国资本家受到了很大的损失。英国政府鉴于北伐军已经达到长江流域，北洋军阀的统治眼看不保，它们老一套的炮舰政策不能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和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便提出了所谓“改变对华政策”的新方案，派新任驻华公使蓝浦生兼程来华执行这个政策，企图用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英情绪。其实，英国政府对华的新政策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乃是帝国主义对待落后国家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政策，打算以长江为界，制造两个中国，一方面承认南方革命政府，一方面尽力维持北洋军阀的半壁河山。这个政策实质上是干涉中国内政，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用政治欺骗来取得炮舰政策所不能取得的东西。

蓝浦生于十一月三十日到上海后，即赴南京拜访孙传芳，随后到九江访问蒋介石，蒋因召开南昌会议无暇接待。此时广州国民政府已经决定迁都武汉，十二月十日，徐谦、孙科、宋子文、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一行到了汉口，蓝浦生又到汉口会见了外交部长陈友仁。在此以前，日本外务省（外交部）条约司司长佐分利曾以考察南方为名到广州，此时也由广州到了汉口。由于英、日两国都在准备变更其历年以来不承认广州政府的政策，企图制造中国两个政府“分疆而治”的局面，因此美国公使派参赞迈尔，比利时公使派参赞赛尔义司先后到汉口，形成了各国承认南方政府的一种新的倾向。

蓝浦生由汉口转抵天津后，十二月二十二日到蔡园访问张作霖，提出了南北停战议和、划江而守的意见。张作霖对此并不服贴，认为翻开中国一部历史，都是北方统治南方，不能到他的手里就使历史有所改变。他还强调“讨赤”的问题，请求各国对北方多加援助。蓝浦生反对笼统地提出“讨赤”问题，认为国民党内有左右两派，应该分别对待，并且劝告张作霖不要过分迷信自己的武力，南北分治是对北洋派最有利的办法。谈话结束后，当晚蓝浦生就到北京去了。

蓝浦生来到北京前，英国代办马莱于十二月十八日备有正式公函向公使团提出了关于改变对华政策的建议。建议内容主要是：（一）由各国发表共同宣言说明中国目前的局势，保证中国成立正式政府后，列强愿意立即进行修改条约的谈判，并解决历年来各种悬而未决的问题。（二）各国政府愿意按照华盛顿会议的精神，迅速实行关于中国的各项“建设性”的政策，但须略加变通，以适应目前业已改变的形势。（三）对于中国政府所提的合理愿望，可以承认的应当予以承认，以前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必须在列强指导之下进行的思想，应当予以放弃，一俟中国政府颁行国家新税则，列强即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四）列强同意中国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中国必须尊重条约，尊重条约是文明国家在国际事务上的首要任务。（五）列强不应将一些次要问题经常向中国政府提出毫无效力的抗议，其关系重大者，则应采取共同行动，提出积极有效的抗议。（六）列强必须努力挽救关税会议失败的恶果，立即无条件地同意中国实行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征收关税附加税的办法；英国准备承认中国征收二五附加税及奢侈品附加五成，此项附加税可由中国各地方政府直接征收，直接使用。

当天领袖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在私宅中召开了公使团的秘密会议，讨论这个建议。英国代办马莱即席提出了承认南方政府的补充意见，理由是说以前北京政府统治着中国的广大地区，现在其势力范围已经缩小到不到十个省区，而北京又处于无政府状态，不能有效地执行中国与列强之间所定的条约，因此有承认南方政府的必要。接着报告了蓝浦生在汉口与陈友仁会谈的经过情形，希望各国同意这个建议，采取共同行动，否则英国也决定单独进行。

如前所述，这一建议实质上是个以退为进、以小易大、以假乱真的计划，也就是自段政府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所采取过的用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办法来抵制废除不平等条约，用同意征收附加税来推迟中国关税自主，用欺骗、麻醉的手段来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老一套作法，除了承认南方政府外，并无新的内容。英国首先提出承认南方政府的问题，也是为了要拉拢国民党内右派和假革命分子，借以分化和破坏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企图把中国革命转化为一种改朝换代的战争，使中国继续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上，以利于维持它们对中国的统治。英国准备同意中国各地方政府直接征收和使用关税附加税，目的在于从财政上支持它的工具直系军阀，因为此时上海还在孙传芳的控制下，仅上海一地的附加税就要占到全国附加税的百分之四十。显然，英国这个建议不仅具有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同时还有进一步造成中国四分五裂、长期无法统一的更恶毒的阴谋。

的确，英国外交人员不愧为老牌帝国主义阴谋家，懂得什么时候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辛亥革命时期，日、美等国还想支持清王朝来镇压南方的革命军，英国却一眼看出清政府是个扶不起的阿斗，马上物色到北洋军阀袁世凯作为它的新工具，利用了当时领导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导演了南北议和一幕戏，把袁扶植在新统治者的地位上，从而制造了以封建军阀代替封建王朝的局面，埋葬了中国的革命。现在中国又面临到一次大转变的时期，英国像过去一样仍以对华外交的主导者自居，除提出以上建议外，同时还在进行着另一幕后活动，企图通过接近奉系的大财阀梁士诒，勾结南方的新财阀和右派分子，进一步把张作霖和蒋介石拉在一起，重演“南北和”的“好戏”，以便成立一个继续为帝国主义服务，首先为英国服务的“统一”政府。英国的这一操纵中国政局的建议，在十八日的公使团会议上没有获得结果，各国公使要向本国政府请示后才能回答。

二十四日，公使团继续在荷兰公使馆开会，刚到北京的蓝浦生第一次出席了会议，重复提出了关于承认南方政府和承认关税附加税的问题。当天的会议仍然没有结果，但是日本公使芳泽对关税问题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并且得到法国公使马尔泰的支持。他们的理由表面上是说关税附加税如由地方政府支配，可以助长中国内乱，实际上日本所关心者不是中国的内乱问题，而是与英国互争对华外交的领导权的问题。此时日本不同于辛亥革命时期，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的一大强国，而且以亚洲的领导者自居，视中国为其势力范围，不允许西方国家继续掌握对华外交的主导权。在关税问题上，日、英两国也存在着不少矛盾。首先，日本输入中国的货物多系廉价日用品，而普通奢侈品也比各国为多，承认关税附加税对日本的影响最大，因此日本坚持有条件的解决，即加税用途应当指定为偿还无担保品的外债（如西原借款等），与英国所提的无条件允许中国征收附加税的意见大有出入。其次，日本一贯支持奉系军阀，此时北京政府已经处在奉系的控制下，关税附加税如由地方政府支配，只能有利于直系而不利于奉系。此外，中国关税大权一向操在英国人的手里，日、法等国早已不满，这种情况也必须予以变更。因此，日本以英国提案违反九国公约精神为理由，表示不能同意，因为九国公约规定，中国关税问题须由有关各国召开关税会议来解决，与英国现在所提的办法不同。

奉系在天津举行蔡园会议时，杨宇霆认为在财政无办法和军事问题未解决以前，张作霖不宜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但是，由于英国有承认南方政府的一种倾向，这是关系到北洋派的统治地位的问题，因此杨宇霆赞成张作霖到北京与外交团拉拢关系，以扭转外交上的不利趋势。张作霖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北京后，即派安国军总部外交处长吴晋遍访各国公使，作为初步联系，下一步骤准备由张自己出面打交道，以反对赤化和尊重条约交换各国对于奉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支持。二十九日，北京外交部备函通知各国公使，拟于日内召开茶话会，介绍各国公使与张作霖见面。三十日，张亲自到东交民巷访问各国公使。三十一日，各国公使也到顺承王府回拜。这一外交上的特殊会见，表明张作霖俨然以一国“元首”自居，而外交团也就默认他是事实上的北京政府领袖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广州国民政府致电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反对英国公使所提的关于关税问题的意见，因为：（一）根据这个提案，新税三分之二将归本政府的政敌所得，他们将利用此款抵借外债，继续发动内争；（二）将使通商口岸成为军人争夺的目标，中国内战与争城夺地之战将因此而愈演愈烈；（三）上海不久将为革命军所占领，而关税附加税上海占有全国十分之四，孙传芳、张宗昌必出死力以争上海，上海血战将使外人商业蒙受不利影响。

由于各帝国主义意见不能一致，而南北两政府也都不肯同意，随后又发生了中国人民接管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新的浪潮，英国提案便无法进行了。但是，一九二七年元旦，上海领事团与江苏地方政府成立协定，将会审公廨移交与“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1]；一月十二日，北京摄政内阁下令自二月一日起实行征收关税附加税[2]，这些都是英国提案的影响所促成的。

二　英国水兵在汉口、九江逞威行凶，中国人民举行收回英租界的示威运动，英国被迫将两地租界交还中国

一九二七年元旦，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这个时候，汉口英租界的沙包、铁丝网等设备仍未撤除，英国水兵和“义勇队”仍在租界边沿布防，保持战时状态。一月三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队员在江汉关附近举行讲演，英国水兵出而干涉，宣传员已经退往河街街口，但是听讲群众认为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讲演，外人不得干涉，因此群情愤激，愈集愈多。英租界当局竟调大批水兵登陆弹压，水兵用刺刀向群众冲击，市民死伤三十余人。中国军警立刻驰至肇事地点劝告市民解散回家。晚间，武汉市民举行提灯游行大会庆祝政府北迁，游行队伍并未进入租界，而租界当局派出大批兵捕列阵以待，惶惶如临大敌。同晚，外交部长陈友仁向英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限于二十四小时内撤退英国水兵，由中国政府派兵进驻租界，维持秩序。

四日上午，英国领事鉴于武汉市民的抗英风暴具有排山倒海之势，被迫将水兵、“义勇队”撤退，午后又将巡捕撤退，请中国政府速派军警前往维持秩序。同一天，市民代表在汉口总商会举行紧急会议讨论英兵暴行问题，提出了惩凶、赔偿等八个条件，要求当天取得结果，否则市民将采取直接行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鉴于人民情绪异常激昂，也在当天举行临时联席会议，并提前通告市民，保证在二十四小时内决定应付办法，防止以后再有此等惨案发生，一经决定办法，立即通知人民，在办法未决定以前，希望市民离开租界，以免发生危险。下午五时，武汉卫戍司令部派兵三连进驻租界，巡捕岗位由中国军警接替，国民政府临时办公处也派员驻捕房办公，汉口总工会则派工人纠察队协助维持治安。晚间八时，国民政府派员在新市场向市民宣布，已派军队进驻租界，并派员接管了捕房。于是市民纷纷进入租界，将沙包、铁丝网等物一律撤除。

五日上午十一时，汉口市民与英捕房巡捕发生冲突，市民受伤者八人，因此市民包围捕房，要求解散这些为虎作伥的巡捕。国民政府立刻派员劝导市民谨守秩序，群众才分途散去。同日下午，市民数万人举行对英示威大游行，政府派兵紧急戒严，断绝租界内外交通，游行队伍并未进入租界。随后政府接受市民的要求，当天成立了“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管理英租界公安、市政事宜；同时声明尽力保护英国侨商，劝告他们安心营业，但是英侨纷纷登轮赴沪，长江上游宜昌、重庆一带的英侨也都向上海撤退。

紧接汉口英租界被接管后，九江又发生了英国水兵枪伤中国工人和英舰开炮挑衅的事件。此时九江太古、怡和、日清三家轮船公司的工人因为要求改善待遇举行了罢工。一月六日，有一西人要求搬运工人挑送行李上船，工人纠察队员吴直山上前阻止，被英国水兵用枪柄击伤背部，工人群众鼓噪起来，停泊江面的英舰竟然开炮两发恫吓中国人民，于是市民更加忿激，纷纷拥入英租界，撤去沙包、铁丝网等障碍物，要求交还中国接管。驻军贺耀祖师派兵赶到后，即向英领交涉撤去水兵、巡捕，由中国军队进驻租界维持秩序。次日，英领致函贺耀祖称：“本租界之房屋财产，请贵师长负完全责任，以后如有何种损失，当唯贵师长是问”。当天，中国军队开入租界维持秩序，英领及九江英侨全部登舰撤走。九江同汉口一样也成立了“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公安、市政事宜。

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中国人民采取直接行动冲破不平等条约的大快人心的创举，也是以前段政府所不敢设想的事情。在这时期，帝国主义慑于中国人民的巨大威力，日、法两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英国孤掌难鸣也不得不同意用谈判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交涉进行时期，陈友仁函劝各界人士暂时停止一切反英运动，这个文件却又引起了武汉市民的不满，于是外交部补发一个滑稽更正，据称所发函件原稿为英文，其意义为“避免一切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之行动”，译员误译为“停止反英运动”，与原意大有出入。其实，当时街头所贴的反英标语都被当局派人揭去，说明武汉国民政府对英帝国主义的态度原是不够坚决的。陈友仁在致英国《每日邮报》的电报中，强调声明保护外侨，并称国民政府收管租界，乃是种种环境造成的结果，在此环境下，租界如不交由国民政府掌握，则惟有再以武装英兵轰击中国人民，势必酿成总罢工风潮，致使租界中生活为之麻木，财产价值为之毁坏。这种说法也表现了武汉国民党当局的软弱性。其实收回帝国主义所强占的租界，乃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情，不必拐弯抹角，吞吐其词。陈友仁还向汉口领事团一再声明中国政府切实保护外侨，幸勿多所疑虑。在回答法国领事的公函中声明目前并无收回法租界之意，所以英租界收回后，汉口法、日两租界仍然保持现状。

一月七日，武汉市民二十余万人在大雨滂沱下，在汉口阅马厂继续举行了对英示威大会。从八日起，汉口工人纠察队和军队都从旧英租界撤退，改由警察接替任务。十一日，英国公使蓝浦生派参赞阿马利到汉口进行关于租界问题的谈判。此后由于英国政府调动大批英军来华，谈判一度中断，到二月十九、二十两日，中英双方才成立了协定，英国承认交还汉口、九江两地租界，将租界改组为特区，设立管理委员会，委员华四英三，由华人担任主席。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采取直接行动打击帝国主义所取得的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是武汉国民政府在交涉解决时拖了一个尾巴：“此项协定，不得视为将来收回其他各地租界之先例”，这也是武汉国民党当局革命不彻底性的一种表现。

三　各帝国主义纷纷增兵来华。美国公使提出上海中立化的建议。蒋介石投降帝国主义的趋向日益明显

英国虽然被迫放弃了汉口、九江租界，但是决不愿放弃上海租界。英国政府把中国人民的反英运动竭力夸大为全面性的排外运动，以刺激各国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中国人民，并向各国建议共同派兵保卫上海租界。一月上旬，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都在赶筑防御工事，布置铁栅及铁丝网等障碍物，准备应付紧急事变。上海及长江一带共有外舰六十三艘，其中美国二十一艘，英国十八艘，日本十七艘，法国七艘。英国还调动威海卫第二舰队及鱼雷艇共二十七艘开到上海及长江中下游一带，英国亚洲舰队总司令泰伟德并于十一日到上海，用无线电指挥各地英舰进行镇压中国人民的活动。英国政府决定加派英军三旅来沪，据称不仅用以保护上海，而且用以保护英属亚洲各殖民地。在各国调兵遣将中，美国的态度最为积极，其在马尼拉的亚洲舰队总司令维廉，于十一日奉到美国政府的紧急命令，率领全部舰队，以十二小时的速率集中到上海来。已到上海的各国舰队组织了联合军五千人，准备在必要时登陆，采取任何“必要”的机动措施。上海两租界加强了对中国居民的控制，禁止一切游行、集会和讲演宣传，并且大肆搜查和逮捕，因此上海成了一个充满着恐怖与流血的帝国主义大兵营，形势非常紧张。

在此以后，法国也从越南调兵，日本佐世保的舰队奉令迅速开抵上海。一月十三日维廉到上海时，泰伟德立即将防务指挥权移交给维廉，本人驰往长江上游视察，这一行动说明了美国对华的态度与往日大不相同，以前它在中国人民与任何一国发生冲突的时期，总是伪装中立，隐身幕后，扮演着口蜜腹剑的阴险角色，而这次却揭开假面具，挺身出马，公开地与英国站在一条军事侵略战线上。当时各帝国主义在共同对付中国人民的基础上，就“保卫”上海的任务结成了一道反华联合战线，把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说成是“庚子事件”的重演，它们准备采取八国联军的屠杀手段来镇压中国人民。大家记得，仅在半个多月以前，英国公使还在作“改变对华政策”的努力，而现在却又变本加厉地露出吃人野兽的狰狞面貌来了。

帝国主义者增兵来华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的反帝斗争中，已经锻炼得更加坚强了，帝国主义开来兵舰几十艘和军队数旅之众，不但吓不倒中国人民，反而会使他们自己淹没在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时北京政府的处境非常尴尬，他们一面仍然打起“讨赤”的旗号，一面看到收回汉、浔租界一举深得人心，也不得不在口头上叫嚷要收回天津租界。一月三十一日，北京外交部假惺惺地抗议英国调兵来华，要求立即撤退已经开到的军队。二月一日，蓝浦生向张作霖解释英军来华人数不及外间所传者之多，张作霖回答说：“要保卫上海，我的军队很多，你们何必派兵！”

由于中国革命节节胜利，局势起了很大的变化，美国政府一月十九日电召驻华公使马慕瑞回国讨论对华的新方针，马慕瑞已经行抵朝鲜，忽又接到电令，叫他折回中国。二月四日，马慕瑞向张作霖面交所谓“上海中立化”的说帖，请将上海划出南北两军的战区之外。此时孙传芳军在浙江作战失利，看上去北洋军队断无守得住上海之理，美国的目的在于直接控制上海，以免上海为北伐军占领，这个建议是事前取得英、日等国的同意提出来的。张作霖的答复却很“滑稽”，他说：“我们安国军对此无成见，这是孙传芳和南军的事情。”马慕瑞在同一时期命令汉口美国领事将同一说帖送与北伐军总部，而将副本交与陈友仁。一国外交代表，不通过外交人员，而直接与驻在国的实力派打交道，这在外交界也是违反常规的，陈友仁认为这是对国民政府的一种侮辱。

随后，南北政府一致反对美国的提案，认为上海乃是中国的领土，根据领土主权完整原则，断无容纳外国意见将本国领土划为中立区之理。北京外交部在回答中纠正了张作霖的谬误说法，因为那个说法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表示了容忍的态度，并且暴露了北京政府即使在其辖区内也不能行使它的职权，这在国际事务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那个时期，即使是甘心充当西方国家走狗的直系军阀，也不得不在表面上反对外国干涉，吴佩孚对于汉口事件曾表示“列强如不觉悟，本人当先国难而后私争”，孙传芳也有通电反对上海中立化的建议。

由于各方面的反对，美国提案也像英国提案一样成为放不响的潮湿爆竹，而英国在中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所派军队除第一批三千人开到上海外，其余都在香港停止待命。

紧接着英、美两国的阴谋外交失败以后，日本又在进行破坏中国革命的另一秘密活动。二月九日，日本政府特使佐分利回国后，即向内阁提出报告说，广东“并无赤化迹象”，南方政府的势力不久即将达到全国，日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作出适当的安排。因此，日本企图代替英国导演南北议和的把戏，把南北“反赤”力量牵合起来。在日本的指使下，奉系军师杨宇霆竭力主张和平解决南北问题，表示奉系的目标限于“讨赤”范围，对于南方各派（反革命派）都愿与之“提携合作”。日本的这一意图，与英国所策划的“南北分治”以及梁士诒企图组织“联南”内阁的阴谋是一致的，因此一九二七年春天，南北停战议和之说曾经风传一时。

这时，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趋向日益明显。他一面通过宋子文、王正廷等勾结西方国家，一面派黄郛、戴季陶、张群等进行勾结日本的活动。二月十一日，戴季陶由汉口秘密到了上海，十五日化装为日本人，用日本人的假姓名，鬼鬼祟祟地溜到日本去。十二日，日本电通社发表消息说，自二月五日以来，蒋介石竭力阻遏南方的“赤化”运动，各地总工会半已改组，半已被解散云云。这些事实表明，此时蒋介石已经下决心出卖革命，投降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鉴于中国革命势力终将席卷全国，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阴谋破坏活动，一面继续执行其武力恫吓政策，一面又从革命内部寻找它们的新代理人，因此中国革命又面临到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进攻的严重危机。

四　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失败。安徽局势的变化。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占领上海。英美兵舰炮轰南京

孙传芳军自一九二七年一月中旬在浙江一度战胜占领浙东及兰溪等地后，由于消息受到封锁，报纸上竟然看不到关于浙江战情的报道。二月十四日，孙忽然发表占领桐庐的捷电，大家才知道孙军又在浙江打了败仗，战区已由浙南推移到富阳方面来。原来周荫人与孟昭月因争浙江总司令一职发生内战，孙传芳派往苏浙边境宜兴、长兴、吴兴一带的白宝山、冯绍闵等师看见情形不妙，也都保全实力，按兵不动。因此，北伐军并未经过激烈战斗，一路长驱而入，又于十七日占领杭州，十八日占领嘉兴。

浙江战事的变化，使张宗昌振振有词地要从孙传芳的手中夺取沪宁沿线及上海地盘。二十日，他到北京向张作霖建议调直鲁军五万人“援孙”，二十二日回到济南，下令入豫直鲁军退回徐州转道开赴江苏，二十三日到南京，二十四日偕同孙传芳到上海，即命鲁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统率陆海军开到上海接替防务。

由于战争逼近上海，北京公使团授权上海领事团可以采取机动措施应付突发事变，使团不加遥制。同一时期，北伐军入浙将领何应钦、白崇禧等却因力求避免触犯帝国主义，不敢从沪杭线正面进攻上海，于是上海工人阶级把占领上海的这一艰巨任务主动地担负起来，于二月二十一日爆发了第二次武装起义。

起义前，十九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罢工的命令，提出了工人最低限度的要求十七条，如继续贯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推翻军阀的黑暗政治，肃清一切反动派势力，建立真正能够保障人民利益和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政府等等。罢工实现后，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立刻组织了屠杀人民的大刀队，在南市一带搜捕罢工工人和散发传单的工人、学生，一经捕获，就地处以斩刑，把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马路旁的电杆上。但是，英勇的工人阶级是吓不倒的，二十一日下午五时五十分，同情革命的驻沪海军建康、建威两舰在高昌庙江边突然向岸上西北方开炮二十发，作为起义的信号，工人群众在杨树浦召开了动员大会，即分途扑攻闸北警署夺取警察的枪支，一时南市闹北居民纷纷迁入租界，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晚间十时后断绝了对界外的交通。

这个时期，由于国民党员所联系的响应起义的陆上部队没有及时发动，起义海军受到了帝国主义舰队的包围和监视，工人起义失败了。从十九日到二十六日，反动军队到处搜杀革命人民，仅据报纸揭露的材料，工人、市民被杀者即有三十一人，被捕者五十四人。为了保存力量准备下一步骤的反攻，二十四日，上海总工会下了停止罢工的命令。

在上海工人第二次起义的过程中，帝国主义与军阀公开站在一条战线上，英国上海防军司令邓堪少将在礼查饭店设立了司令部，各国陆战队纷纷登岸布防，租界当局下令禁止一切集会游行，并且协助军阀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查和逮捕。二十四日，英、美、法、日、意、德、荷、葡、比、西、瑞士、巴西、智利十三国公使致电上海领事团称：“二十一晚，上海海军向租界发炮，各国侨民随时可以发生重大危险。公共租界当局对于地方党派之争，不得有所偏袒，务须保持严正中立之态度。各国深盼中国政府遵守条约原则，使在上海的军事官员设法防止此类事件发生，以免外国官吏自谋保卫方法。”二十五日，法国公使单独向北京外交部提出了严重抗议，并要求赔偿法租界因海军炮击所受的损失。截至二月底止，浦江停泊外舰又增至三十五艘，比五卅惨案时期三十一艘的最高记录还多。

上海工人二次起义虽被镇压，但是孙军在浙江作战一蹶不振，显然没有防守上海的能力。二十七日，张宗昌、孙传芳同到松江视察，即与退抵当地的周荫人、孟昭月举行会议，决定前线作战任务交由直鲁军接替，孙军卢香亭、郑俊彦、周荫人等部一律调往后方南通、扬州、清江浦、海州一带休息整编。孟昭月因战败下台，孙传芳改派崔锦溎继任第八师师长。第九师李宝章部则暂留沪镇慑，随后也开赴南通（三月十日）。

三月上旬，已经占领嘉兴、嘉善的北伐军仍然避免对上海的正面进攻，即由太湖沿岸分向平望、宜兴进兵。

同一时期，安徽局势也起了变化，这一变化又使张宗昌集中兵力专在江浙一线作战的计划受到影响。原来北伐军占领浙江全境后，即以进兵安徽作为主要任务，派李宗仁为江左军总指挥，率领第七、第十（黔军王天培部）、第三十三（军长为柏文蔚）各军由宿松、望江进攻安庆，程潜为江右军总指挥，率领第六、第四十（独立第二师师长贺耀祖被提升为第四十军军长）两军由休宁、歙县进攻芜湖，以打通与苏浙边境北伐军的联络线，朱培德为预备队总指挥，率领第三军接应各方。陈调元的态度早已暧昧不明，其在蚌埠的部队及留守机关于三月一日被直鲁军第七军军长许琨派兵解散。三月四日，江右军一部进抵大通，陈调元乘舰到芜湖宣布就任北伐军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驻芜王普军本来也是同路人，由于事前并未接洽好，当陈军开到芜湖的时候，他率部向南陵退走，当天讲明后，他又回到芜湖宣布就任北伐军第二十七军军长。湘军叶开鑫部则因陈的介绍，改编为北伐军新编第六军（后改第四十四军）。至此，安徽军事问题以反动军阀的降附而告解决，北伐军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南京。

南京自三月二日起即由直鲁军接防。集中蚌埠的直鲁军本已决定开入沪宁线，由于安徽局势起了变化，这些部队未能按照计划开动，张宗昌又请孙传芳留在南京协助褚玉璞办理防务（孙本已决定移驻清江浦）。三月五日，孙、张两人会派郑俊彦为安徽总司令，郑未到任前，派许琨代理。三月八日，许在蚌埠接受了这个职务。但是直鲁军已经来不及反攻安徽，战火越烧越近，上海和南京都已处于兵临城下之势了。

上海租界从三月三日起进入战时紧张状态，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兵在海格路底与霞飞路交界处[3]南洋大学后面挖掘战濠，并在原已布置铁丝网、铁栅的各孔道加堆沙包，仅在通往界外的接口处留下可容一人出入的隙地，晚间九时即将铁栅关闭。北京外交部和上海交涉员屡次向英国交涉撤退来华英军并停止越界设防，他们都置之不理。三月五日，竟有美国水兵千余人在新关码头登岸，在北京路、静安寺路、南京路一带示威游行后，折至外滩回舰。

由于渤海舰队准备南来，驻沪海军海筹等舰十三艘驶出吴淞，在三夹水列阵准备进行抵抗。毕庶澄被迫亲自前往解释，承认渤海舰队终止开来。但是问题并未解决，海军总司令杨树庄秘密乘海筹舰到九江接洽，十二日回到吴淞口后正式宣布归附革命军。同一天，沪宁路工人在真茹、南翔之间拆毁了一段路轨，使直鲁军的运输受到极大影响。

此时直鲁军由褚玉璞负责守南京，毕庶澄负责守上海。毕在上海寻花问柳，不理军事，蒋介石委任为第四十一军军长，他并不表示拒绝。由于北伐军并未进攻上海，张宗昌还通电表扬毕庶澄坚守淞沪之功。十五日，北伐军江右军进抵秣陵关。十七、十八两日，由浙江出动的北伐军占领了宜兴、吴江，原驻该地的孙军白宝山、冯绍闵、郑俊彦各师退往常州闭城而守。十八日，铁路工人拆毁了无锡旗站路轨，直鲁军由苏州西开的长江号铁甲车被阻不能通过。同一天，孙传芳偷偷摸摸地逃出了南京城，等到褚玉璞发觉派人追赶时，孙已上轮船逃往扬州去了。十九日，张宗昌由徐州到南京主持防守事务。至此，孙传芳的五省割据之局完全垮台，剩下直鲁军在沪宁线上作最后的挣扎，而他们的处境也在楚歌四面之中。

上海附近闵行十八日即有隆隆炮声。二十日，驻守该地的周荫人军开往通州。第十七军曹万顺部二十日占领常州，孙部白、冯、郑三师又向镇江退走，同日苏州横泾、木渎、横塘一带都有战事发生。这时，卢香亭由天津到了镇江，力劝孙传芳宣布下野，所部交他率领投降南方，倒戈截击直鲁军。但是张作霖派来宣抚孙军的王占元则主张退往江北，观望待时。因此孙军全部由镇江渡江，二十五日孙在清江浦设立了司令部。

三月二十一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这次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上午十二时，上海总工会发布了第二次罢工的命令，参加罢工者有八十万人。起义军决定分别在闸北、沪西、沪东、南市、虹口、浦东、吴淞七处发动，工人罢工后分向指定地点集合。下午一时，南市工人徒手进攻警察署，警察纷纷弃械易服而逃，工人占领警署后即向南车站及兵工厂进攻，也都无抵抗地占领了。浦东有周荫人的游巡队约三百人尚未撤走，一度发生抵抗，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工人纠察队终于消灭了这支反动武装。吴淞工人下午一时围攻当地驻军，即将全镇占领。沪西工人赤手空拳冲入了警察署，即用警察枪支武装自己，向闸北进攻。闸北工人在缴获警察枪支后，与直鲁军在宝山路、宝兴路、共和路、大统路及北站一带展开了激战，直鲁军死守商务印书馆仓库不退，并用手提机关枪向外扫射，相持至次日清晨，才弃械逃走。沪东工人在天通庵车站遇到了从吴淞开来的一列兵车，载有直鲁军五百余人，工人高呼停车缴械投降，兵士开枪射击，工人纠察队被打死和打伤一百五十人；兵士继续开车前进，不料前面路轨已被工人拆毁，车头出轨倾覆，兵士纷纷跳下车来逃走，被俘获了三百余人。总的说来，到二十一日晚间为止，各路起义军占领了当地警察局和交通电信机关、缴获了反动军警的大批军械，都已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只有闸北一地的直鲁军仍在死力顽抗之中。

工人起义后，革命的呼声和枪炮声响彻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上海市民纷纷协同作战，有的携带食物接济起义军，有的冒险到火线上担任救护工作，有的呐喊助威或者徒手参加战斗，使平日耀武扬威压迫人民的敌人慌做一团，纷纷悬挂白旗投降或者弃械逃走。

北站是直鲁军兵力集中的地区，其中有著名残暴的白俄兵团。他们一面利用租界为掩护，一面恃有优势武器，列阵顽抗，同时在宝山路放火以阻断工人纠察队的进攻路线。工人一面冒着炮火作战，一面还得抽出力量来扑灭火势和救护难民，而各路起义军或阻于租界，或有一江之隔，不能及时集中到北站来，因此二十一日从早至晚，北站战斗非常激烈，敌人始终坚持不退。二十二日下午，各路援军齐集后，发动攻势猛扑前进，一时呼声震天，火光四起，到六时左右终于粉碎了直鲁军的抵抗，占领了北站，直鲁军纷纷缴械投降。至此，上海工人的第三次起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上海市民涌起了万众欢腾的呼声。

工人占领北站后，北伐军第一军第一师薛岳部于七时开到了上海。在此以前，蒋介石、何应钦所统率的军队，始终顾虑到进攻上海会与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发生直接冲突，因而采取了迂回作战的策略，不敢单刀直入正面进攻，而直鲁军恃有租界为屏障以及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对于这个军火、军饷主要来源的所在地，拚死不肯放弃。从这些情况来看，如果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工人阶级从上海内部举行武装起义，北伐军不仅不能不折一兵不费一弹顺利地占领上海，而且帝国主义很有可能制造借口来阻止他们前进，像以前奉、郭两军巨流河战役和以后发生的济南五三惨案一样。只是由于工人起义，帝国主义才不敢采取他们所准备的“机动措施”，他们知道与全体工人阶级为敌，要保全租界和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直鲁军阀事后都说他们不是败于北伐军之手，而是被那些神出鬼没、人多势大的别动队、便衣队打败了的。其实，他们根本没有估计到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力量，过去被他们血腥屠杀，此时手无寸铁的群众就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

北伐军开入上海后，从二十二日到二十四日，直鲁军即放弃苏州、无锡、镇江、南京各地，北伐军打通了整个沪宁线，完成了长江上下游的大会师。

二十三日，上海市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召开了紧急会议，选出了政府委员，成立了革命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市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后，即致函总工会表扬上海工人血战三昼夜消灭直鲁军的功绩，并请通令复工。总工会下令于二十四日一律复工，同时开市、开课。

直鲁军退出上海后，张宗昌演了“挥泪斩马谡”的一出戏，把他的爱将毕庶澄杀了[4]。

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第二、第六两军占领南京时，日本“桃”舰水兵后藤龟喜郎中流弹身死。下午三时四十分，停泊下关江面的英舰良美拉尔特号、美舰343、345两号竟然联合起来炮轰南京城，造成了死伤军民达二千人的巨大血案。英、美舰队司令电达北伐军高级将领，限于二十四小时内来舰解决。这是帝国主义在上海挑畔失败转而在南京采取武装干涉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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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个法院是根据协定中“收回上海会审公廨暂行章程”成立的，院长由江苏地方政府委任，书记官长则由领袖领事推荐西人担任。中国方面所收回的法权，仅限于租界内原被告两造均为华人的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仍维持原有的领事陪审制，监狱及法警也由租界工部局继续主持办理。

[2]　关税征收二五附税问题，早经关税会议决定，并且是华盛顿会议早已通过的问题。1926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即已下令征收关税特税，所称特税就是指二五附税和普通奢侈品增收附税五成而言。当时北京关税会议已经停开，各国公使纷纷提出“抗议”，广州国民政府置之不理。1927年1月，关于征收附税问题，除日本外，各国意见基本上已趋一致，因此北京摄政内阁发表了从2月1日起实行征收二五附税的命令。不料总税务司安格联（英国人）拒不执行，北京政府乃于1月31日下令解除其职务，以总税务司的秘书长易纨士（英国人）继任。命令发表后，安格联又拒不交卸，公使团借口北京政府事前并未征求他们的同意，居然提出“抗议”，后由北京政府补发安格联一年薪俸，并去函“表扬其功绩”，才得到解决。

[3]　海格路即今华山路，霞飞路即今淮海路。

[4]　毕庶澄为山东文登县人，自称原籍为无锡人。年未满二十，即在张宗昌手下充当副官，历任第三十二旅旅长、胶东镇守使、第三十二师师长、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等职，极得张宗昌的信任。直鲁军退出上海后，3月24日毕乘日本轮船神丸逃回青岛，诳称周荫人部发生内变，以致上海不守。褚玉璞等揭发他接受了北伐军第四十一军军长的任命，“通敌”有据，要求予以惩办，张还为毕进行解释，由于诸将忿忿不平，才命褚负责处理这个问题。4月4日，褚由徐州回到济南，用长途电话召毕到省城商谈军事，毕偕团长马文龙到济南时，在车站被擒，褚命不必传讯，即用张宗昌的名义下令将毕、马二人执行枪决。毕死时年仅三十四岁。死后褚还下令予以盛殓，停厝趵突泉药王庙，并叫全城文武前往吊唁致祭。7日，褚到胶东抚慰毕部，改任祝祥本为胶东防守司令兼第八军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