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伐前的南北形势。湖南内部发生矛盾，赵恒惕被迫下台。湖南唐、叶两军发生战事，唐军一度退出长沙。北伐军入湘后迅速恢复长沙

湖南问题是南北问题的重要关键。由于湖南挂上了一块阻南拒北的“自治”招牌，多年来一直是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的重大阻力。一九二六年春天，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消灭了广东内部反革命军阀的势力，统一了军权财权，奠定了两广全局，并且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七个军，由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分任军长，广东革命政权和革命根据地获得了极大的巩固和发展。在这时期，吴、张两大军阀公然提出“讨赤”为他们合作的基础，在北方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联合进攻，并且明目张胆地勾结帝国主义，企图取得它们的援助，下一步骤准备发动对南方革命势力的全面进攻。在这一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必须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出师北伐，才能粉碎北洋军阀进攻两广的企图。而且，自上海“五卅”惨案和北方大沽口事件先后发生以来，全国人民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浪潮日益高涨，迫切要求革命政府出兵北伐，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把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中挽救出来，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和民主的国家。当时全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也是有利于革命方面的：北洋军阀因为相互之间不断发生战争而日益趋于衰弱；吴、张两大军阀虽然联合起来，但是矛盾重重无法解决，因此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而分别盘踞长江上、下游的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孙传芳之间，又因联奉、反奉问题貌合神离，他们不可能集中力量来对付南方；北伐的第一对象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是比较脆弱的一环，而且受到国民军的牵制，已经处于南北两面受敌的状态中；加以湖南内部起了分化，为北伐军取道湖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根据这些情况，广东革命政府出师北伐不但有其必要性，而且一定能够迅速地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浙南内部分化起于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冬末春初之间。湖南省长赵恒惕的任期本应到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届满，但是省宪法经过修改后，省长得连选连任，可以看出赵在任满后并无下台之意。湖南内部军政财政向不统一；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兼任湘西善后督办，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兼任湘南善后督办，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国内之国”，省政府无权过问。此时赵想改变这一尾大不掉的形势，派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兼任财政厅长，又派唐生智兼任点验枪支委员会委员长，准备大举“裁兵理财”，把多年来不能统一的财权兵权收揽在自己的手里，这一措施引起了他与湘军将领之间的深刻矛盾。随后第二师第三旅旅长叶琪忽以回桂省亲为名，秘密参加了梧州会议，会后又到了广州。叶琪是广西人，与桂系军人李宗仁、黄绍竑有葭莩之亲，又与唐生智为保定军校老同学，他此行是代表唐与广州革命军进行联系的。这个消息透露出来，长沙便满城风雨地传说湖南政局将有变动，赵恒惕的当权时期不会太久了。

一九二六年春天，赵采纳了第二师秘书长萧汝霖的建议，迎接白喇嘛到长沙，主办所谓禳灾祈福的金光明法会，一时妖气冲天，怪状百出。就在上一年冬天，唐在衡阳请“顾和尚”[1]主办过一次金光明法会，全师官兵二万余人一律受戒为佛教徒。由于长沙又有同样佛会发生，当时便有“佛门斗法”、具有政治背景的传言。

接下去，长沙又传唐军已从郴永一带调回衡州，并在衡山设立防线，炮口指向长沙。唐的父亲实业司长唐承绪忽然尽室而行，第四师驻省人员也都纷纷撤走。在日益严重的局势下，赵先后派张雄舆、钟才宏、贺耀祖到衡州，表示本人决无竞选下届省长之意，希望唐以合“法”手续继任省长，唐也表示绝无当省长的野心，请赵到衡州检阅他的军队。正当其时，叶琪来到长沙，建议任命唐为内务司长。原来，“省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省长任期未满而因故离职时，得委托省务院长代行其职权，而省务院长系由省务员兼任，各司司长均为当然省务员，内务司长则为首席省务员。至此，赵只能在提前下台或者发动内战的两途之中选择其一。

当时赵所视为可靠的第三师远在辰州。赵认为：如果发动内战，不但远水难救近火，而且将造成两败俱伤的局势。因此，三月八日任命唐为内务司长兼省务院长并代行省长职权，派张雄舆携带任命状到衡州迎唐来省就职，并于十二日向省议会提出辞职咨文。从九日到十一日，长沙市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反抗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大会，表示了欢迎革命和彻底改造湘局的决心。在人民的巨大威力下，十二日赵仓皇登轮出走。

此时第三师驻省司令部已经移往岳州，师长叶开鑫称病请假，派张雄舆代行职务。赵走后，叶与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铏等都有电报表示拥唐。唐于十六日到长沙，并不宣布就职，主张迎赵回来复职，并电邀旅长以上军官来省举行会议，讨论有关湘局的各项问题。

二十五日，唐在各方敦促下接任了代理省长，即晚举行军事会议，当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扣留了参加会议的第二师师长刘铏、第二师第四旅旅长唐希忭、第二师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代理师长张雄舆、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刘重威五人[2]，所宣布的理由是说这些跋扈军人历年以来把持民、财各政，“使赵前省长不能行其志”，因此必须暂时予以看管，以促进湘政的统一。同时下令解除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三师第十一旅旅长蒋锄欧的职务，派第一师师长贺耀祖兼任湘西善后督办；取消第二、第三两师番号，所辖各旅改由省长直接统率；又派骑兵旅旅长何键[3]到湘阴、汨罗江一带设防。

事件发生后，已由辰州移驻岳州的蒋锄欧旅退往鄂境羊楼司。二十六日，湘鄂路火车不通。二十七日，何旅进驻岳州。

湖南政局的突然变化，对吴佩孚说来是个极其严重的打击。以前赵恒惕在湖南悬挂“自治”的旗帜，虽然不合他的口味，但是无形之中他却可以利用湖南阻挡革命势力向北进展。现在他不能高枕无忧了。因此，他立刻调兵遣将，派卢金山、王都庆、宋大霈、刘跃龙、陆澐、孙建业、余荫森各部增防鄂南，并派彭寿莘为湘鄂边防督办，主持对湘防务。

由于北伐军一时还不能出发到湖南，而北军可以朝发夕至，所以唐生智一面派刘文岛为驻粤代表与广东革命政府保持联系，一面派欧阳任到汉口表示继续维持“省宪”，以缓和湘、鄂两省的紧张局势。此时吴尚未启程北上，四月一日，他接见欧阳任的时候，在纸上振笔疾书写了一个“兵”字，又在上下两端各写“北”“南”两个字，再画上一个箭头指向“北”字说道，“我本来打算对北用兵”，又画上一个箭头指向“南”字说道，“但也可以改为对南用兵”。他对唐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限于二十四小时之内撤退岳州驻军；（二）通电宣布“讨赤”；（三）与叶开鑫恢复感情。[4]

四月三日，唐军何旅由岳州撤回汨罗江南岸，吴命前岳阳镇守使邹序彬回驻岳州。但是其余两个条件都是唐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吴派代表谭道南到长沙，威胁唐接受他的命令宣布“讨赤”，或者率部回驻湘南，同时让叶军回驻湘西，恢复赵恒惕离湘以前的状态，长沙、岳州则划为不驻兵区。唐开始还随口敷衍，承认维持“省宪”，保境息民，决不侵犯邻省。后来谈到火气发作，他就粗声暴气地说道：“吴子玉不要小视湖南，他有陆军海军，可以分为三路五路进攻长沙，我却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直取武汉！”说着，他倏地从腰间拔出手枪来重重地拍在桌子上说：“或者十四省大帅的金字招牌被砸得稀巴烂，或者这件东西（手枪）解决了我！”至此谈判完全破裂了。[5]

湖南政局变化后，长沙国共两党的机构已由秘密转为公开，湖南人民的革命情绪更加高涨，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打倒军阀的呼声响遍岳云湘水之间。广东革命政府派第四军旅长陈铭枢、桂军参谋长白崇禧到湖南，催促唐出兵讨伐吴佩孚，担保二、六两军不入湖南[6]。白、陈二人出席长沙群众大会时，公开喊出了“国民革命”“打倒吴佩孚”等口号。在这一形势下，吴佩孚下了起兵驱唐的决心。吴并不欢迎赵政权复辟，因为赵所坚持的“自治”对于吴的“南征”计划也是一种阻力，于是他直接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祖为副司令（并拟任为湖南省长），希望贺、叶两人合作驱唐，废除“省宪”，把湖南完全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内。四月十九日，叶军开回岳州，二十一日，叶通电就任湘军总司令，于是作为北伐战争序幕的湖南内战爆发了。

吴的计划是用湖南人打湖南人，而以北军监视其后。此外，他还电令江西总司令邓如琢出兵三旅，配合陈炯明旧部粤军谢文炳等扰乱湘东，又令桂军沈鸿英、韩彩凤等残部扰乱唐军后方永州。

叶军方面，只有一旅（蒋旅）开到汨罗与唐军隔江对峙，其在湘西的五、六两旅，则由第六旅旅长邹鹏振率领，进攻新化、宝庆。根据当时的形势，主要战线在于由辰州、溆浦到新化、宝庆的一路，而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的左右袒也是决定双方胜败的重要因素。

四月二十七日，唐任命第一师师长贺耀祖为湘军总指挥，令其出兵讨伐叶军。贺的防地在常德，与在澧州的第二师成为犄角之势。二十八日，第二师将唐派往统率该师的叶琪逐走，改推贺的亲家唐巘摄行师长职权，并宣布与第一师采取一致行动，因此贺的地位大为增强。他对唐的操切用事和叶的投附北方都大不以为然，对吴、唐两人的任命都不肯接受。四月三十日，他发表通电劝叶、唐两人停止军事行动，各军恢复赵离湘以前的原有防地，北军停止前进，湘事由湘人自决。这种中立态度对唐当然是不利的。

四月二十八日，叶军邹鹏振部攻占宝庆，并取道洪罗庙直趋衡州。同时，第二师也由澧州向常德、桃源移动。这一形势使唐军陷于四面受敌的地位，因此唐发表俭电（二十八日）称：“生智受事以来，规随炎公（赵），虽备经事齐事楚之难，极受颐指气使之辱，为大局计，亦皆容忍之。至于今日，湖南未尝树一主义，生智未尝引一外援。乃叛将叶开鑫由鄂窜回，乘虚入岳，万一省宪破坏，引起南北纠纷，谁为戎首，不得不诉诸舆论。”五月一日唐军退出长沙，二日叶军进入长沙。

当时的局势摆得非常清楚，唐、叶之战不是湖南局部问题，而是北伐军与北洋军阀进行大规模的南北战争的“前奏”。湖南人民是热烈欢迎北伐军迅速进入湖南，把湖南从军阀割据的痛苦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且进一步继续完成北伐，推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的。但是湖南上层人士为了保持阶级利益，却抱有和平苟安的心理，幻想恢复赵恒惕下台前“湖南不卷入南北旋涡”的局势。因此，唐军退出后，长沙各团体（工人、学生团体除外）发起了迎赵复职的运动（三日），省议会发出了迎赵回湘的鱼电（六日）。一、二两师和湘西统领陈渠珍于十三日通电组织“护湘军”，公推赵为“护湘军”总司令，叶开鑫为副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陈渠珍为边防总指挥，赵未回湘以前，推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由此可见，一、二两师在对唐的问题上与叶开鑫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又反对勾引北兵入湘，因此他们是唐、叶以外的另一面旗帜，贺耀祖也拒绝叶的邀请，不到长沙。

吴佩孚本来是反对湖南继续保持“自治”状态的，由于湘军一、二、三师不能团结合作，便又打算加赵一个“湘粤桂联军总司令”的头衔，迎接他回湘主持讨唐军事，并且准备下一步叫他带兵进攻两广。孙传芳却不以这个意见为然，向吴建议，对于湖南法律问题（即自治问题），暂时可以存而不论，先迎接赵回来统一湘军指挥，“否则湘局瓦解，长江亦难安枕”。最后吴同意了孙的意见。

根据当时唐、叶两军的形势来看，唐军虽然保存实力放弃了长沙、湘潭，但是叶军蒋锄欧旅由正面进攻衡山、衡州，鄂南北军余荫松旅进驻株洲、易俗河，江西派来的唐福山师进驻醴陵、攸县，特别是邹鹏振统率大部叶军攻占了宝庆、衡州之间的洪罗庙，衡州已处于半月形的包围之中。如果一、二两师和北军一齐投入战斗，在数量上就将远远超过唐军，衡州就有被攻下的可能。如果衡州守不住，叶军、北军直趋郴州逼近广东，闽、赣两省北军同时发动，将使广东革命根据地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一形势下，广东革命政府有迅速援助唐军反攻长沙和提前出师北伐的必要，因此派第四军第十师师长陈铭枢（新升师长）、第十一师师长张发奎、独立团团长叶挺等部集中韶关向郴州出发，桂军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桂林向永州出发，并于五月二十一日任命唐为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

北伐军尚未到达前，湘南久雨不停，正面战争阻于大水无法进行，从五月上旬到中旬，唐、叶两军仅在宝庆、湘乡之间进行了拉锯战。唐军将领何键曾经提出停战议和的建议，于是叶、唐同时下野，赵恒惕复任湖南省长的空气弥漫一时。事实上这是唐军的缓兵之计，湖南问题已经成为南北问题，成为南方革命力量和北方反革命势力决战的导火线，不可能有调和妥协之余地。而在同一时期，反革命势力正处在加深腐烂和加速灭亡的过程中。所谓“援湘”北军不肯开赴前方作战，仅负警戒后方之责，显然具有“黄雀在后”的野心。叶军高级军官大多留在长沙“及时行乐”，而军饷积欠不发，引起了兵士的反抗心理和厌战情绪。特别是叶开鑫勾引北军入湘以及北军在所驻地区内敲诈勒索、抓夫派饷的暴虐行为，引起了湘东、湘北一带人民的深恶痛绝。根据这些情况，不待两军决战就可以看出战争胜败的前途。七月上旬两广北伐军到达湘境后，唐军分为三路反攻湘乡、宁乡、湘潭，沿途农民配合作战，北军不战而退，叶军也就无心恋战，七月九日唐军占领湘潭，十日占领长沙，叶军第十四旅旅长刘雪轩就擒被杀[7]。十四日唐到长沙后，宣布废除“省宪法”，解散省议会，从此湖南假自治的局面告终，一个新的革命高涨的时期开始了。

二　北伐军旗开得胜的原因。孙传芳对湖南战争的态度。湖南工人农民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北伐军占领岳州并攻入鄂南

七月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五次对时局的宣言，号召全国各阶层革命民众团结起来，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在共产党的积极推动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这个时期，蒋介石还隐藏在革命阵营内，并窃踞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重要位置（改派何应钦为第一军军长）。但是北伐军的政治工作主要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如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都是共产党员。政治工作在联系人民群众和加强军队的战斗力等方面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北伐军的先锋队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叶挺的部队，连以上干部都是党团员，这支军队是使敌人闻而丧胆的战无不胜之师。当时北伐军的第一个战场在湖南，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战场，而湖南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基本群众在配合北伐军作战的任务中发挥了极其巨大的力量。特别是当时的国共合作，已做出了不少的成绩，在革命群众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因而能够推动全体人民首先是工农群众热烈地参加革命，把革命事业引向前所未有的高潮。以上这些，就是北伐军旗开得胜的主要原因。

北伐军占领长沙时，北方南口的攻守战正在紧张进行中。当时，直系内部一致认为，吴的根据地在武汉，南重于北，自己应当抽身南下，而将进攻南口的责任完全交给奉系。曹锟曾派彭寿莘到长辛店提出这项意见，而孙传芳、陈嘉谟之流也都屡次打电报劝吴迅速南下主持对湘军事。但吴正处于这样一种极其困难的境地：如果本人放弃进攻南口的责任，就将无法继续控制北京政权；如果派人代为统率，本人抽身南下，前方军队就有全部哗变的可能；如果将这些军队扫数调往南方作战，他们是否服从调遣也是一个问题，而且京汉线北段的地盘将被奉系乘虚席卷以去。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他一面将“援湘军”一律改称“讨贼联军”，派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8]为第五至第八路总司令，命令他们采取守势勿得进攻；一面催促孙传芳动员闽、赣两省北军分途进攻广东西江、北江，另派重兵由赣西入湘以拊长沙之背，一俟布置就绪，他的军队就在鄂南、湘北配合进攻。同时，他还要求唐继尧出兵两军乘虚进攻广西，许以事成之后给以节制西南各省的最大权力。他认为这样布置，不仅可以夺回长沙，而且可以一举而颠覆广州的革命政权。

但是，尽管吴急如星火地催促出兵相助，孙传芳却坐在南京与陈陶遗等“名流”时为文酒之会，似乎东南半壁，风景依然，湘水怒潮，与己无涉。七月中旬，盛传孙正在征求苏、浙、闽、皖、赣五省军阀的意见，准备联合提出全国停战议和的建议，其具体条件为：（一）与冯军进行停战谈判；（二）劝唐军勿进攻岳州；（三）奉鲁军由北京撤退，并规定首都永不驻兵；（四）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南北问题。这个消息使吴大起恐慌，急忙打电报质问他有无其事。孙虽发出了否认主和的宥电（七月二十六日），却另有感电（二十七日）回答吴说：“目前赣闽吃紧，对湘事不能统筹兼顾，只能为相当之援助，仍请我帅自行主持”。就在这时，他突然召回了他的亲信农商总长杨文恺，以示不愿继续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他在致东南五省军阀的密电中，指示他们采取“保境息民”的态度，同时授意江浙协会向北伐军声明：“孙帅为使东南五省不睹锋镝，决不与任何方面为敌”，请其尊重五省的中立地位。一切迹象表明，孙传芳仍然反对“联奉讨冯”的政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不愿意与吴继续合作，对湖南战争采取了“坐观成败”的态度，避免卷入旋涡。

北伐军进入长沙时期，周围残敌尚待肃清，湖南工人、农民在配合北伐军作战的任务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长沙工团联合会在北伐军进入长沙前组织了工人保安队，负责维持城内秩序，并且组织了运输队，帮助北伐军运输军用物资；株萍铁路工人拆毁铁路、炸断铁桥，使占领醴陵的江西北军唐福山师狼狈而逃；安源煤矿工人组织力量帮助了北伐军的运输工作；株洲、醴陵、浏阳一带的农民纷纷组织了使用梭镖和鸟枪的游击队，自动地截击北军或者破坏敌人的后方；战区内沿途农民担茶送水，引路带信，给了北伐军以极大的支援，使反动军队受到了“草木皆兵”的严重威胁。由于这一切，北伐军迅速地稳定了长沙的秩序，肃清了湘东方面的敌人。总之，湖南劳动人民和上层绅商人士幻想和平苟安的心理恰恰相反，他们热烈欢迎“打破现状”的革命战争，不要那种“维持现状”的和平。

北伐军在休整一个月之后，重行分配进攻岳州的战斗任务，右翼由第四军担任，中路仍由第八军担任，第七军居中策应；左翼则由新归附北伐军的袁祖铭部黔军[9]担任。敌方正面守汨罗江北岸的为叶开鑫部湘军（在前）和北军宋大霈旅（在后），守平江的为北军第二十五师陆沄旅，守长乐的为第二十五师余荫森旅（长乐在汨罗与平江之间），负责指挥各部的为李济臣（原任吴佩孚的参谋长）。战争于八月十九日开始。当北伐军擂鼓上阵之际，正是湘北农民揭竿助战之时。当天，平江农民配合革命军进攻白石岭，他们有的在山谷间遍布疑兵，设置松树炮，并用鸟枪、爆竹或鸣号擂鼓等方法扰乱敌方的军心，有的拆毁电线、拆断桥梁破坏敌军的交通线，北军阵线因而大乱。当农民向导队引导北伐军由横槎渡过狮子岩到达平江北门时，北军疑心飞将军从天而降，吓得不敢抵抗，全部缴械投降。当北军旅长陆澐逃至下西街萧曹庙时，又有农民报信引导北伐军前往搜捕，陆澐因无法脱身而举枪自杀。

正面北伐军二十日渡过汨罗江，北军宋大霈、余荫森等部抢先夺路而逃，湘军叶部因无交通工具，只能狼狈地步行退往岳州。

二十一日，湘北农民引导北伐军从平江北乡渡过微水间道袭取岳州[10]，并与正面北伐军配合进攻，二十二日占领了岳州。停泊洞庭湖的北方军舰十余艘仓皇退往白螺矶、新堤一带，它们再也不能像一九二一年湘鄂战争时期那样耀武扬威了。

这次进攻湘北的战争，从十九日到二十一日仅仅打了三天，北军、叶军就全部崩溃。北伐军占领岳州后，从二十二日到二十六日，以风卷残云之势，继续占领了通城、崇阳、羊楼司、蒲圻各地，与北军、叶军相持于汀泗桥的南北两端。

三　吴佩孚血战汀泗桥。北伐军炮打武昌城。北伐军占领汉阳、汉口。吴佩孚由信阳逃往郑州

北伐军占领岳州时，北方的南口战争已经结束，吴佩孚于八月二十一日电召齐燮元到长辛店代行总司令职权，本人乘车回到保定。他在启程时电请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局，张作霖却有回电表示愿意派兵帮助他对付南方。吴已经吃够了这位同盟者的苦头，马上婉词加以谢绝。他命令田维勤、魏益三、王为蔚等部扫数南下，并邀请靳云鹗随军出发，靳却假口健康尚未恢复，又到鸡公山“疗养”去了。吴还痴心妄想地电请孙传芳到汉口见面一谈，另电指示杜内阁升授孙为上将军，邓如琢为威字将军，以鼓励他们派兵进攻湘东，会师长沙。

二十三日吴由保定启程，二十四日在郑州检阅军队。二十五日到汉口时，鄂督陈嘉谟率领文武大员前来恭迎，吴指着陈的鼻子悻悻地骂道：“事情都坏在你的手里！”

吴下车回到查家墩司令部后，前方将领纷至沓来向之报告军情，吴摇手叫他们不要讲下去，却大言不惭地说：“敌人已经中了我的诱敌深入之计了！我叫馨远（孙）派兵由铜鼓、修水、萍乡进攻湘东，又叫云南、福建两省各派劲旅进攻两广，我的军队有三师九混成旅在三天之内可以集中到武汉来。我将亲自率领兵舰进攻岳州，并与馨远相约会师长沙。我没有工夫听你们的报告，你们赶快回到阵地布置任务去吧！”

吴到汉口时，北伐军水路已经进抵新堤上游，陆路仍在汀泗桥南。武汉三镇人心异常浮动，汉口英、法、日等租界的沙包、铁丝网都已摆了出来。二十七日，吴偕同陈嘉谟、刘玉春到贺胜桥，在火车上建立了总部行营，即转赴汀泗桥、金口两地进行水陆阵地的视察，这一切恍如一九二一年湘鄂战争时期的旧剧重演。吴升任刘玉春为“讨贼”联军第八路总司令[11]，即将该部三团兵力投入前方作战，另派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随同出发督战。就在二十七日，南北两军在汀泗桥展开了一场极其激烈的战争，吴下令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军官退缩者一律在阵前处以极刑。在吴的亲自督战下，刘玉春在火线上作了疯狂的挣扎，因此两军死伤均极重大。以前吴就是用这股子蛮劲打败他的敌人，从而取得“善战”之名的，可是这次却遇到了钢铁般的对手，叶挺所率的第四军独立团在这次战役中表现了惊人的英勇气概，吴军大刀队虽然接连砍下了临阵退缩的团、营长九颗血淋淋的人头，终于无法把阵地稳定下来。

吴军经过了这场战斗，便像程咬金斫过三斧头一样没有余勇可贾了。二十八日，鄂南农民引导北伐军一部从间道经过咸宁、簰洲包抄吴军的后路，吴军便亡魂丧胆地从前线败退下来。从二十八日到三十一日，吴军接连放弃了咸宁、贺胜桥、山坡、土地堂，吴的司令部转移到武昌郊外鲇鱼车站，即在武昌城上安置炮位，沿城挖掘战壕，并在凤皇山、蛇山、黄鹤楼、抱冰堂及洪山等高地构筑炮兵阵地，表示“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吴乱发电报催促各方面迅速派兵来援，除一日数电向孙传芳乞援外，又调川军杨森部东下援鄂。但是，京汉线上的吴军虽然严电催促，却始终迟迟不来，吴所称“三天之内就有三师九混成旅之众集中武汉”的神话，彻底地破灭了。

九月一日，北伐军占领纸坊，刘玉春满头大汗地退回鲇鱼，直挺挺地跪在地下向吴哭诉着说：“大帅，我的部队快打完了，三个团长伤了两个，三十九个连长只剩下了五个。别人的部队都不肯接受我的命令，就请大帅拿我正法来振作一下士气吧！”吴凄惨地盯了他一眼说：“你起来。你没有罪。还是拚命去抵挡一阵吧！”正当其时，败兵纷纷从前方溃退下来，赵荣华命令督战队挥舞着大刀乱砍乱杀，杀得那些兵士们火性发作，有的竟然开枪向大帅专车射击，打死了副官一人，伤了卫士二人。到了这时候，吴才被迫允许败兵通过，并在武昌城内设立收容所把他们收容下来。

当天吴下令关闭武昌各城门，每日只有汉阳、平湖两门开放一小时，维持武汉交通。靳云鹗率领高汝桐师到了汉口，吴即任靳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并将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提升为湖北省长。有人向吴告密：“刘佐龙是靠不住的，早晚必然倒戈。”吴苦笑了一声说：“我如果打胜仗，靠不住的人也就靠得住了，如果打败仗，靠得住的人也会靠不住的。”其实，吴正是发觉了刘佐龙“靠不住”，而又没有力量解决他，所以才用升官的办法来拉拢他。当晚吴渡江回到查家墩司令部，而已经到达南湖附近的北伐军，则因雷雨交加，没有继续进攻。

九月二日，洪山有炮战发生，北军在汉阳龟山隔江发炮轰击武昌郊外北伐军的阵地。陈嘉谟被迫回到武昌布置守城任务。汉口各租界封锁了对界外的交通。三日，吴、靳偕同渡江视察武昌防务，炮声终日隆隆不绝。吴下令加派刘佐龙为汉黄防御总司令，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高汝桐为汉阳防守司令；又恢复了靳云鹗的“讨贼”联军副司令的名义，并畀以节制陆海军的全权。吴还幻想孙传芳派兵偷袭北伐军的后路，更恃有海军封锁长江交通，因此下了死守三镇待援的决心。当天洪山被北伐军占领，海军在大堤口发炮向洪山轰击，北伐军进攻望山、中和、保安、通湘四门，城上吴军则用炸弹、机关枪猛烈抵抗，所以这天的枪炮声格外响得厉害，武汉人心异常浮动。

四日，吴在查家墩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出席者有靳云鹗、魏益三等高级军官百余人，他叫叶开鑫坐在首席，随即发言痛斥各军见敌即退，只有叶军打了几个月的硬仗还剩下了官兵六千人；各军争夺火车头抢先逃走，但又趁火打劫收缴叶军的枪支，言下恨恨不已。

五日，武昌的攻城战仍在继续进行，吴压迫汉口商会迅速筹饷二百五十万元以应急需。这个时期，这位曾经名震一时的北洋派勇将，完全变成了一个面壁虚构的造谣专家，他还发出歌电（五日）吹嘘自九月一日以来，四天之中一共打死了北伐军数万人，因而攻城气焰大受挫折；又说王都庆的军队已于四日攻占长沙，因此敌军纷纷向湘赣边境逃窜云云。

吴佩孚封锁长江阻止北伐军横渡的计划也是办不到的。因为北伐军已经控制了武汉上游广大地区，随地可以渡江，而且北伐军可以采取反封锁的政策来对付吴方海军。早在八月二十八日，北伐军即将长沙至武昌一段航线加以封锁，外国军舰、商轮如有必要，须在二十四小时以前通知长沙交涉员，取得许可，派领江导入，否则自负危险责任（英、美两国对于这一措施曾经提出“抗议”）。北伐军封锁长江、湘江的目的，在于防止北军利用海军扰乱后方。一九二一年湘鄂之战，吴佩孚就是利用海军在岳州开炮，因而侥幸地取得了胜利，而此时吴正在打算采取这个老办法，以挽救武汉三镇兵临城下的危机。同时，北伐军鉴于武汉江面辽阔，又在海军炮火的控制下难于飞渡，因此另派军队由新堤下游簰洲渡江，取道清滩口、沙湖占领汉阳以北六十里的蔡甸，即向黑山进攻。九月五日，守汉阳的高汝桐师与这支北伐军展开了龟山的争夺战，吴调刘佐龙师前往增援。六日，吴的司令部落下一颗炮弹是从龟山的方向打下来的，吴亲自摇动军用电话询问刘佐龙，那边的回答是说“打错了方向”。接着又有一颗炮弹飞来，吴再打电话时，那边就不再回答了。

由于这一变动，高汝桐师渡过汉水退回汉口，吴、靳两人于七日晨仓皇乘车逃走，刘佐龙以武阳夏保安司令兼独立第三师师长的名义（北伐军所委）出面维持汉口、汉阳的秩序。剩下来的问题就是武昌城尚未解决，汉口商会愿意筹款二十万元为守城军的解散费，并且取得了北伐军的同意，保证北军将领安全出境。陈嘉谟愿意接受这个谈判，刘玉春却迷信吴佩孚一定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反攻武汉[12]，坚决拒绝开城投降。

吴退出汉口时，曾有虞电（七日）责备孙传芳说：“我弟总镇长江，威加南北，试一举手，即可戡定中原，奠安华夏。今‘赤贼’既已得志于湘鄂，势必窥赣边而通声气。应懔唇亡齿寒之戒，念辅车相依之切，虞虢前车，可资殷鉴。”

这个时候，京汉路信阳以南沿途都是密密麻麻的兵车，这些军队并不开到武汉来投入战斗，却分别停留在武胜关南北的一段地带内，造成了交通上极端混乱的现象。吴所乘火车七日在孝感无法前进，十日才由兵车腾出路线来开到信阳。但是信阳也没有吴的立足之地，豫南樊锺秀部早已与北伐军联络，而吴以前所吸收的杂牌军任应歧、李振亚、庞炳勋、马文德等，[13]也都有响应北伐军的倾向。因此，十七日吴又由信阳逃往郑州。吴离开信阳的第二天，果然樊军进攻信阳，庞旅在柳林哗变，随后虽由田维勤派兵分途击退，但是豫南从此长期处在混乱状态之中。

北伐军占领汉口后，吴的力量基本上已经被消灭。此后，北伐军的矛头便指向另一直系军阀孙传芳了。

四　川黔各军变化多端的态度。杨森出兵“北伐”的两面手法。袁祖铭、彭汉章在湖南被杀。云南发生内变，唐继尧被迫交出政权

吴佩孚在武汉作垂死挣扎的时候，曾经调动他所培植的四川军阀杨森、贵州军阀袁祖铭派兵入鄂助战，并勾结云南军阀唐继尧出兵广西袭击北伐军后方，但是这些动作都像海中捞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一九二六年三月，杨森在吴的援助下回到万县，收回了川东旧部唐式遵、潘文华等师，就任了吴所委派的“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此时袁祖铭的总部设在重庆，所部黔军则占有川南东自秀山、酉阳西至纳溪、古宋十余县。由于杨、袁同属吴系，在永川、荣昌、隆昌、大足一带的杨森旧部，得以通过黔军防区移到川东，杨森的实力便又恢复起来。

黔军久驻四川，早为刘湘、赖心辉等所不满。刘湘曾在成都召开川事善后会议，议定以按月协助军饷四十万元为条件，“礼遣黔军出境”。由于黔军久未开拔，刘、赖两人便联合杨森，出兵驱逐黔军出境，因此杨森的部队节节向上游移动。但是属于老川军系统[14]的邓锡侯、田颂尧则与黔军相勾结，以反抗新旧二军系统[15]的扩张政策。一九二六年五月二日，邓锡侯乘赖心辉离省“出巡吏治”的时候（赖是当时的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派兵解散边防军驻省部队，赖被迫辞去边防军总司令的兼职。五月十九日，在刘湘、杨森的两面进逼下，黔军退出重庆。二十六日，吴佩孚由汉口启程北上的时候，任命邓锡侯为四川军务督理，田颂尧为军务帮办，杨森为省长，袁祖铭为川黔边防督办，以调和川军内部和川、黔两军之间的感情。当时吴的“纸老虎”尚未被戳穿，邓、田、杨三人曾经举行绥定会议，决定同时就职。但是川军内部的情形非常复杂，刘湘和杨森也是貌合神离的，杨森以吴为靠山，刘湘则主张四川宣布“自治”，赖心辉也反对四川接受吴的号令。六月十八日，刘湘到重庆后，杨森仍然留在万县不动。刘湘指使所部师长蓝文彬发表皓电（七月十九日），力言四川有宣布“自治”之必要，又与赖心辉派代表到长沙，密商川军出师讨吴、会师武汉的问题。由于刘湘反吴的态度日趋明显，七月二十二日，吴指使北京政府调为参谋总长，刘湘当然不肯接受。问题的微妙是，邓锡侯一面对刘湘调兵备战，一面又与田颂尧、刘文辉联名请吴仍留刘湘为川康边防督办，以唐式遵为首的川军师、旅长多人也联名请吴仍留刘湘在川。这些情况，说明四川各军阀对吴的态度是在摇摆不定之中。

八月上旬，北伐军已经深入湖南，吴的前途看来凶多吉少，因此十三日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公开表示了北伐讨吴的态度。邓、田两人也未接受吴所任命的新职，只有杨森一人于十五日在万县宣布就任四川省长。此后吴佩孚退出湖北成了一蹶不振之势，四川各军在反吴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杨森也就见风使舵愿意参加北伐。当时四川各军公推杨森为北伐总指挥，目的在于排斥他出境，杨森即率所部向鄂西出发。但是，杨森名为出兵北伐，暗中却又勾结孙传芳约为内应，十月上旬他在致孙的密电中说：“拟合力恢复汉阳，夹攻长岳，为我帅一臂之助”。孙把这个电报公布出来以壮自己的声威，因此这个两面派的反革命阴谋就被揭穿了。

袁祖铭在四川不能立足，本拟退回贵州，但因所属非嫡系的周西成军已经日益壮大起来，而贵州在当时又是一个贫瘠之区，不能供应大量军队，因此他和周西成采取了和平协商的办法，于六月一日任周为贵州省长，而将嫡系王天培（原任贵州军务督办）、彭汉章（原任贵州省长）两部调往湘西向外发展。彭部开入湘边后，吴即任彭为黔湘边防督办以资羁縻，彭也于六月二十五日在铜仁宣布就职。此后吴的势力一天天衰败下去，彭又于八月六日接受南方所任命的第九军军长一职。北伐军由长沙进攻岳州时，加任袁祖铭为左翼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为第十军军长，于是这支吴系军队改头换面成为北伐军的一部分了。

九月中旬，王天培、彭汉章两部由常德、澧州进攻荆州、沙市，与北军卢金山部（卢是当时的长江上游总司令）相持于公安、石首一带。这支黔军以湘西为大本营，仍像以前一样在其所据地区任意委派官吏，强迫提取税款，并且大张旗鼓地招收溃兵游勇。袁所辖竟有六路司令和二十个师长之多，其中有些是无兵无枪的。唐生智请袁移驻鄂西，交还湘西防地，袁置之不理。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唐命第八军教导师师长周斓在常德摆下了“鸿门宴”，当场捕杀了袁祖铭和黔军参谋长朱崧、师长何璧辉等。二月六日，彭汉章也在汉口被捕，解回长沙待审。唐有庚电（八日）痛斥黔军盘踞湘西的种种罪行和勾结吴、孙的阴谋。后来彭也被枪决，所部除被包围缴械者外，尚有一部由李燊率领窜往川、湘、鄂三省交界之区。王天培部则由鄂西调往下游，参加了津浦路的北伐战争。

北伐军进入两湖时期，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势力已经退出了川、黔两省，因此与上面所述及的两省军阀的动态无关。唐继尧虽与吴佩孚为敌，但对广州政府抱有更深的仇恨。吴由长辛店回到汉口的时候，曾经大吹大擂地说，“福建、云南两省不日将出兵夹攻两广”，这句话并不是无所本的。那时候，在广东失败的军阀刘震寰，仍然奔走于北洋军阀与唐继尧之间，企图撮合他们共同对付南方的革命力量。刘震寰携带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三人联名密函到昆明，请唐出兵两军进攻广西，愿意充分接济饷械，并推唐为西南各省的最高统帅。唐召集军政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先命秘书长周锺岳宣读北方三大军阀的来函，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参加会议的龙云、胡若愚、张汝骥和列席的各司司长都不肯发言。云南陆军训练副监李小川建议，先就南北实力估计一下，然后作出决定。唐即站起身来说：“请显丞（刘震寰）暂时退席，让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

刘退席后，唐叫大家畅所欲言，不必有所顾忌。唐的妹婿、教育司司长董策说：“这个问题应当由联帅决定”。警卫旅旅长孟友文附和着说：“联帅下令，谁敢不从”。这样一来，大家就更不敢开口说话了。最后还是李小川发表意见，认为云南向来是反对北洋军阀，主张会师武汉的，现在北洋军阀已经面临末路，我们如果受人利用，将在历史上留下一个污点，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唐的内心本来是依违不决的，一方面想骗取北方的饷械进行一次军事投机，另一方面却又顾虑到内部不团结，出兵毫无把握。从当天会议的情形看来，云南内部大有问题，出兵一举也就无从谈起。

这个时期，云南军人由于向外发展无望，内部矛盾日益加深（过去唐继尧就是采取向外扩张的政策来安定内部的）。唐继尧正在加强培植自己的实力，企图扭转龙、胡诸将“尾大不掉”的局势。唐所直辖的警卫军八个旅与胡若愚、龙云、李选廷、张汝骥四个军之间显然划分了一道亲疏厚薄的鸿沟。龙云原系唐的“护身”大将，此时却成了唐的眼中之钉。龙云一军辖有三旅（云南各军没有师的编制），第二旅旅长卢汉、第三旅旅长周人文都是龙的亲信，第一旅旅长高向春则是唐派进来的一根“内线”。会议结束不久，高在家中宴客，在座的有唐的表弟、禁烟局坐办朱运生和高的老师李小川等。高忽然谈起“许田射鹿”的故事来。李吃惊地说：“联帅既非汉献帝，志舟（龙）也比不得曹操。”李竭力劝解说：云南内部宜于团结而不宜于分裂，如果内部解体，外力即将乘虚而入。后来得知，唐党准备摆设“鸿门宴”，召龙赴宴，即于席间擒而斩之。[16]

唐唯一能够信任的是他的同祖兄弟唐继虞。唐继虞自从攻桂失败回来，威信坠地无余，但唐仍然派他统率“翊卫大队”。“翊卫大队”是唐的个人武力的另一组织形式。唐向法国购来步枪七千支，大部分发给“翊卫大队”，龙、胡所部每团仅领到一百支，他们忿忿不平地说：“我们出死力保全唐氏的江山，而现在已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了”。为了平诸将之忿，唐继虞被调为陆军训练总监，事实上仍然手操建立新军的大权。

滇军欠饷达一年之久，一九二七年二月（农历新年）仅发半个月的军饷，因此二月二日驻省各军发生了闹饷的风潮。二月五日，昆明镇守使龙云、蒙自镇守使胡若愚一面调兵来省，一面电请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带兵前来，并联合向唐提出六个条件：（一）迅速发清欠饷，以后不得拖欠；（二）驱逐唐继虞出境，并限于三日内查封其财产，用以“救济贫民；（三）财政公开；（四）罢斥宵小；（五）惩办贪官污吏；（六）宣布与广州政府合作。龙军分别把守各城门及车站，并在省城内外放哨布防，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龙军命令富滇银行自二月六日起，凡达官贵人前来提款者，一律不得支付，还派兵逮捕了贪污嫌疑分子二十余人待审。龙、胡所称宵小除“唐三瞎子”及其私党腾冲镇守使陈维庚[17]外，还有政界要人十余名，均须查封家产以供发放军饷及“救济灾民”之用。同日，以龙、胡、张、李为首的全体云南军官发出通电，劝唐“大义灭亲，亲贤远佞，公开政治，安内睦外，易辙改弦”。

这是一次特殊形式的“和平”政变，这一政变并不直接向唐冲击，仍然称之为“帅座”，而以“倒弟不倒兄”的手段来打击唐的“独裁”，以避免倒戈犯上之名。政变发生后，龙还上书解释，说他“感恩知遇，决无任何野心，但不敢逢君之恶”。胡也有庚电（八日）自称为“清君侧”，并且承认“仍令所部防守滇桂边境，防止外力侵入”。

这次政变的起因也是和全国总的形势的发展分不开的，此时北伐军已经进展到长江流域，北洋军阀的统治地位已经摇摇欲坠。而唐继尧仍然采取与广州国民政府为敌的态度，并与反革命“醒狮派”相勾结，在经济上、政治上支援该派在昆明组织“民治党”，并开办“民治学院”，这一态度是不为当时的形势所允许的。唐继尧又派与吴佩孚勾结的刘震寰为总指挥，带兵八团驻守广南，以防范石生军的侵入。范军攻滇失败后，仍然留在滇桂边境百色、平马一带，广州国民政府任其为第十六军军长，准备叫他重整旗鼓进攻云南，推翻唐继尧的反动统治，因此并未抽调该军参加北伐。在这样形势下，云南将领如果不改变态度，就有与唐同归于尽的可能。在龙、胡所提的条件中，有一条是主张改变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态度的，但是他们仍然拒绝范军入滇，这说明他们举行政变的目的，在于既要适应外面的形势，又要保持自己的权利地位，这种政变与革命的转变是有区别的。

二月九日，省城外龙军开抵安宁，胡军开抵宜良，张军开抵杨林，李军开抵禄封。唐在四面楚歌之中，一面集中翊卫军自卫，一面派周锺岳向龙、胡等表示，所提各条件大体上可以接受，并提出私蓄三十万元发放军饷。十日，云南省议会通电赞成四镇守使的政治主张，并建议：（一）改推唐为云南总裁；（二）由本会议定省政府组织大纲，采取委员制；（三）由本会咨请政府，即日通令各县停止征兵；（四）改良税则，财政公开。十一日，龙、胡等发出第二次通电，促唐改组省政府，采取合议制。唐还向人表示：“本人随时可以下台，只因龙、胡、张、李四人势均力敌，我走后必然会产生一种群龙无首的局势，因而无法摆脱”。

唐继虞、陈维庚于十一日乘车离开昆明。每人临走时以驻外代表名义领到旅费五千元，以后按月还各给以津贴三千元。

十二日，唐向龙、胡等表示：（一）同意改组省政府为委员制，下设军事、民事、财事三个委员会，推定人员起草省政府组织法，以便共同审议；（二）各军撤除警戒，退回原防；（三）关于惩办贪官污吏，其由省议会弹劾有案者，可以发交法庭依法审理，未经弹劾者，则须由检举人搜集证据，交法庭处理；（四）关于成立军事机关，可在最近期内召开军事会议解决之。

十六日，胡若愚由蒙自到了宜良。二十二日，龙、胡、张、李四人在宜良举行会议，议决省政府组织大纲三条：（一）省政府设总裁一人为全省行政首长，由各军公推之；（二）省务委员会为全省最高行政机关，设委员九人，由省议会及各法团各派代表二人选举之；（三）总裁任免官吏，公布决议事项。他们将此项大纲交唐继尧派来参加会议的代表王九龄携回省城，并且发出第三次通电，“期以三日，敬候答复”。接下去说：“若复假名磋商，希延时日，外施离间，阴备攻防，则是会泽[18]自绝于民众，非愚等有负于会泽，和平绝望，责有攸归”。他们不再称唐为“帅座”而称为“会泽”，显然进一步在礼貌上也打了折扣了。

二十三日，唐被迫承认这个组织大纲，但又表示本人不愿担任总裁。二十五日，龙、胡、张、李四人仍推唐为省政府总裁。三月二日，胡若愚、张汝骥带兵进入省城。五日，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律师公会等团体共派代表二十八人在省议会进行选举，选出胡若愚、龙云、张汝骥、李选廷、马聪、王九龄、王人文、张耀曾、周锺岳九人为省务委员。八日省务委员会宣告成立，公推胡若愚为主席。

通过这次政变，唐继尧成为有名无实的总裁，他是西南“联治派”最后失败的一人。但是，云南政局还是处在一个非驴非马的混沌时期：在省政府宣告成立的通电中，把南北两政府平列在一起，似乎云南还是个超然的特殊省区；而这个省政府是在枪杆子的下面产生的，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随后果然又有新的问题发生了。

* * *

[1]　顾和尚本名伯叙，江苏淮安县人。久在长沙矿务局任职员，后因学佛成为居士，与唐生智相识，待以宾师之礼。唐军受戒后，有佛教军之称，与冯玉祥的基督教军遥遥相应。新中国成立后顾一度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早已物故。

[2]　唐生智与刘铏、刘重威均为结拜弟兄，与张雄舆、唐希忭均为保定军校同学。萧汝霖也是一个佛教徒。以上五人被捕后，均解往衡州彭公祠拘禁，不久张雄舆、刘重威、萧汝霖三人被处死，刘铏、唐希忭二人得到释放。

[3]　何键原为第一师独立骑兵团长，并非唐的嫡系，唐驻带德时才将该团拨归节制。

[4]　此项资料由欧阳任反映。

[5]　此项资料由谭道南反映。“稀巴烂”为湖南土语，即粉碎之意。

[6]　以前唐生智在赵恒惕的系统下，与谭延闿、程潜等军连年作战，与第二军副军长鲁涤平的恶感更深。北伐军以四、七两军入湘，而以二、六两军入赣，就是为了解除唐的顾虑。

[7]　刘雪轩原系永州旧军军官，曾被唐生智收编。唐军退出长沙时，又被叶开鑫收编。此时叶军又退出长沙，刘的老上司罗先闿在长沙担任团防总局局长，答应替他解释疏通，因此刘留在长沙未走。唐军到后，即在小吴门外将刘逮捕并处以死刑。

[8]　董政国所指挥的就是唐之道旧部李、王二旅，唐本人也在军中。

[9]　参看本章第四节。

[10]　湖南农民配合北伐军作战的事例，以当时谢觉哉、龚饮冰所主办的《湖南民报》记载为最详，而北方及上海各报则误以农民助战为北伐军的“便衣队”“别动队”的活动，事实上北伐军并无“便衣队”“别动队”的组织。

[11]　刘玉春原任驻宜昌第八师第十六旅旅长，被师长王汝勤排斥去职，到洛阳投效吴佩孚为巡阅使署营务处处长。1925年在吴的帮助下复任旅长，即将该旅由宜昌调来汉口，编为吴的卫队。刘被提升为第八师师长后，实力仅有一旅，另一旅在宜昌由张福臣统率，后来也称为第八师师长。

[12]　这一时期，守城风气盛行，最著者如蒋世杰守信阳、傅作义守涿州、杨虎城守西安等。城破后蒋受到吴佩孚的优礼，傅受到张作霖的优礼。刘玉春亲身参加过信阳之役，受到很大的鼓励。吴放弃武汉时，嘱刘死守待援，声称本人不日派兵反攻，后来又用无线电一再诳报反攻得手，刘信以为真，因此拒绝开城投降的谈判。

[13]　任应歧原属樊锺秀旧部，李振亚原属国民军第二军，庞炳勋原属国民军第三军，马文德原属南阳地方部队，均被吴佩孚收编为豫军，并畀以师、旅长各职。此时北伐军秘密委任任应歧为第十二军军长，李振亚为第十三军军长。

[14]　邓锡侯、田颂尧原系刘存厚部属，刘部成立于护国战争以前，所以有老川军之称。

[15]　杨森原系刘湘部属，后来继刘之后为第二军军长，又与刘脱离而独树一帜，当时称刘、杨二部为二军系统。

[16]　根据李小川的回忆。

[17]　唐继虞患有极度近视，排行第三，因此人称为“三瞎子”。陈维庚与唐氏弟兄为会泽小同乡。李小川曾经主办云南陆军小学，唐继虞、胡若愚、张汝骥、陈维庚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陈维庚后来投降龙云，一度担任财政厅长。

[18]　唐继尧是会泽人。以地名相称是当时对人的一种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