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保派“政治逐黎”的办法。刘恩源信口开河引起烦恼。阁员狗咬狗的丑剧。制宪经费与崇文门监督两案的内幕。张绍曾内阁又一次提出总辞职
以前曹锟派保派分子在北京拉拢议员，组织“俱乐部”十多起，每省议员都指定一人为“主任”，按月发给津贴，其目的在于策动先选举，后制宪，或者边制宪边选举，即采取“宪法分期公布”的办法，先制定“总统选举法”予以公布，立即据以进行总统的选举。黎元洪方面，则以延长众议院任期讨好国会，并由政学系分子李根源、谷锺秀、张耀曾等组织“宪政会”为促进制宪的枢纽，拟在宪法内加入“现役军人不得当选为总统”一条，同时解释黎的任期应从袁世凯宣布旧约法失效的日期算起，此后即认为“民国中断”时期，冯国璋代理总统在法律上没有根据，黎的任期应至民国十四年九月止。以上说明，一个迫不及待要上台，一个坚决不下台，黎、曹之间已经走到无法调和的阶段了。
保派政客有“军事逐黎”和“政治逐黎”的两个办法。“军事逐黎”是找一个孙传芳之流首先发难，各省直系军阀一致响应，用以前逐徐的办法把黎轰下台去。“政治逐黎”是在国会中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或者通过总统辞职案，使黎不得不走。曹锟主张先唱文戏，后唱武戏。四、五月间，曹锟补发了停发一个时期的议员津贴，因此国会中关于总统任期的提案，一时有二十余起之多。
以前黎的辞职咨文，是说民国六年国会被解散后，紧接着发生复辟政变，本人一直没有正式辞职，现在国会复会，应该补行辞职以完成法律手续。当时国会退回了这个咨文，认为大总统是由总统选举会直接选出的，国会未便接受此项咨文加以讨论。随后黎又补送一道咨文说，总统选举会就是由国会产生的，俟国会议员人数达到三分之二以上时，仍请定期公决。其实，黎的目的并不是要完成什么法律手续，而是企图国会否决总统辞职，因而取得合法总统的地位。可是事隔多日，受曹锟收买的议员却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准许辞职的办法叫黎下台。根据议员范樵、吴莲炬的解释，黎的任期应当从洪宪改元的一天算起，到袁世凯死亡的一天为止，一共只有一百六十天，而黎从民国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复职，到现在已有三百多天，应当自动退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但是这出文戏唱起来也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国会中还有不受收买的一群和拥黎的政学系议员，而张绍曾内阁与黎逐步一致，主张先宪后选，因此保派政客决定采取“阁员倒阁”的办法，由保派阁员高凌霨、吴毓麟、程克先拆内阁的台，造成北京的无政府状态，然后由军警直接向总统索饷，把黎逼走。
四月二十六日举行国务会议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率领团长以上军官八十五人，分乘汽车三十五辆驰至退思堂，向张绍曾、刘恩源请愿立即发饷一百余万元以安军心。刘恩源说了一句“我就辞职不干”的话，冯即悻悻地说：“你辞职不干我们的事，就是死在此地，我们也还是要钱。”张绍曾答应尽力设法。一个旅长说：“我们患的是猩红热，你们不要拿医治肺痨病的方法来对付我们”。讲来讲去，内阁承认五月上旬分作三批发付一个月的军饷一百四十万，由军官代表到财政部领到支票三张，才分途散去。
二十七日，刘恩源向汇丰银行大班希烈提议，拟用“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向四国银行团借款五亿元，先付垫款三千万元以解目前燃眉之急。希烈虽然肚子里觉得好笑，但是面子上照例地要说一句“转达各国银行团，并向本国请示”的话。刘恩源据以发表借款有望的消息，以炫耀自己的本领。当天就有参谋部部员四十余人到刘宅讨索两年以上的欠薪，刘在张绍曾家议事未归，张叫宪兵司令车庆云到刘家劝令解散。这位司令大打官腔说：“你们应当解散，否则就是扰乱秩序。扰乱秩序就要枪毙。”此言一出，引起大家的公愤，请将全体四十余人一齐执行枪毙。车司令看见硬来不行，又换上了一副笑脸，说什么“自己人闹着玩儿的”，部员们因为时已晚，只得悻悻而散。第二天，参谋部次长蒋雁行带领会计科长到国务院，一面索饷，一面大兴问罪之师，张绍曾又向他们陪了许多的不是。三十日，参谋总长张怀芝也跑来，满面怒容地质问总理有何权力枪毙部员，张绍曾赌咒发誓不承认说过枪毙的话，并叫车庆云到参谋部道歉了事。
军警长官冯玉祥等五人，曾到公府陈诉北京军警的困苦情形。冯说，有些警察下班后拉洋车维持生活。有人揭发刘恩源克扣军饷公开贪污的实证：高在田（团长）领到军饷一万元，却开了五万元的收据；龙济光领到二万元，开了十一万元的收据。黎元洪也谈及公府指挥使徐邦杰领到一万元，刘向他索取回扣四千元的一件事。冯说，既然这样不好，应当依法办罪。黎默然不置可否。随后，吴景濂也到公府来向黎声明，借款必须提交国会同意，否则就是违法。其实，刘恩源信口开河说了一句“借款有望”的话，这笔借款根本是空中楼阁，却引起了狗抢骨头的一场活剧，国会也想从中捞一票，吓得刘躲躲藏藏不敢露面。张绍曾因为财政破产打算辞职，据说他要找一位名手写这篇辞职呈文，却还没有找得到呢。
这时，中国驻欧十国公使、领事，因为十一个月的经费没有领到，准备下旗回国。因此新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不敢就职，代理部务的次长沈瑞麟也辞职不到部，外交部成为一个无人负责的机关。
五月一日，国务会议开到中午，大家共进午餐。吴毓麟要到天津祝靳（云鹏）母的寿，他问院秘书长吕均有无议案尚待讨论，吕均答以“没有”。三日，吴回到北京参加国务会议时，质问张绍曾说，前天国务会议已经开完，怎么又发表张会卿为塞北关监督的命令。刘恩源抢先回答说：“这是财政部主管的事，交通总长可以不管。”吴指着刘的鼻子破口大骂：“放屁！国务会议取决于多数，并不取决于主管部门。我退席后，当天的出席阁员就不足一半，不能继续开会。我又问过吕均，已无议案讨论了，为什么却又鬼鬼祟祟地讨论起来！张会卿这个小子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张绍曾苦笑着说：“二爷，不要乱骂人，张会卿是家叔呀。”这句话引起了吴的更大火气，拍案大骂：“不管是你的爹，是你的叔叔，违法的事情一定要办罪！”又回过脸来再指着刘的鼻子骂道：“我问你，这个缺卖了多少钱？你花了八万五千元买进方家园桂公府的大房子，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这时，刘实在受不了，便也怒发冲冠地骂道：“你卖铁路局长、电报局长的缺，难道我不知道！”于是这两位阁员揪做一团打起架来，张绍曾左面一揖右面一拱劝他们不要闹下去，他们哪里肯听，吴毓麟气虎虎地大声叫嚷：“我们见总统去！”
这幕恶剧，看起来所争的只是违法通过任命官吏的问题，其实里面含有倒阁和私人报复的双重作用。塞北关这个缺每年有十万元的“外快”，张绍曾本来是要派他的兄弟张绍程去发这笔财的，但又害怕引起物议，才派张会卿顶一个虚名，好处仍然落在张绍程的手里。吴毓麟大动肝火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曾推荐他的私人唐小亭充当这个差事，被刘恩源拒绝，因此借题发挥地演出了这幕狗咬狗的恶剧。此外还有“阁员倒阁”的一种作用。事后张绍曾归罪吕均应付不当，这个决议作为无效，因此吕均忿而辞职，由司法次长薛笃弼兼代院秘书长。同时还发生另一任命官吏的违法案件：农商总长李根源提议任命前湖北财政厅长魏联芳为实业专使，这是一个简任职，而发表命令时却改为特派职（特任级），高凌霨、吴毓麟、程克联名提出质问，张绍曾也将这个决议取消了。
五月五日举行国务会议时，保派三阁员都用不出席的手段来拆内阁的台。五月八日，阁员出席国务会议的只有李根源一人。同一天，刘恩源因为十日到期的支票无法兑现，害怕军警前来包围，化装乘坐三等客车逃往天津。九日，张绍曾为了避免军警纠缠，想躲到西山大悲寺念经，祷求仙佛赐以神斧，扫荡人间的妖魔鬼怪，不料走出西直门就被军警拦阻，只好折回本宅。他的父亲跑进城来痛骂他名誉扫地，有玷家声，逼着他辞职下乡，他又借口“忠孝不能两全”，拒绝提出辞呈。
十三日，刘恩源辞职照准，以张英华继任财政总长。刘下台时还发表通电，说了一些“从政二十年，素严操履”的鬼话。
这个时候，张内阁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绝路了，可是他和黎元洪一样抱有不下台的决心，因此又有新的问题发生。原来众议院议员任期即将届满，而制宪会议经常流会，宪法完成遥遥无期，因此国会议决议员出席宪法会议者每次给以出席费二十元，缺席者每次扣除岁费二十元，无故缺席两次者除名，因故请假者须有五人证明。同时修改国会组织法，出席宪法的法定人数由两院议员总数各三分之二改为五分之三，表决人数由出席人数四分之三改为五分之三。两院议长请黎指拨此项制宪经费，黎召集张绍曾及两院议长、财政次长杨寿柟、税务督办孙宝琦等讨论，决定在海关建筑经费项下借拨一百二十万元，分作四个月，每月借拨三十万元，指定十七万元为制宪经费，十三万元为驻外使领经费，由总统“谕”令税务处转知税务司照拨。这本来不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可是曹锟怀疑黎假公济私，联络议员，以利于下届总统的竞选。此时保派阁员又已改变方针，仍然出席国务会议，以便从内部找岔子进行倒阁运动。五月二十六日举行国务会议时，吴毓麟提出质问，制宪经费案未提交国务会议，违反责任内阁制，应予以否认。高凌霨、程克附和这个意见。张绍曾声明本人事前虽然预闻，但是一切都由总统决定。会议结束后，阁员们都到公府参加每周举行一次的聚餐，张英华、高凌霨认为这个问题侵越内阁职权，黎却一口咬定有内阁总理及国会议长参加，并不涉及法律问题，而且不是个人私事，更谈不到浪费国家资财。不料张英华退后，竟以公函通告税务处，嗣后非有财政总长命令，任何拨款不得支付，这显然是对黎的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
六月二日，国务会议除否决制宪经费案外，还通过任命薛笃弼为崇文门监督一案。原来公府经费照例由崇文门税收指拨，原任监督陶立又是吴佩孚保荐的人，内阁为了应付冯玉祥的军饷，改派冯的关系人薛笃弼担任，而事前并未征求黎的同意。因此，新任院秘书长张廷谔携带命令到公府盖印的时候，黎指手划脚地骂道：“你们公然造起反来了，我偏不许你们造反！”他除拒绝盖印外，还痛骂张英华狐假虎威，欺负总统，应当宣布罪状，免职查办。张廷谔退下来将这些话报告全体阁员，有人主张派兵赶走陶立，保护薛笃弼上任；有人主张内阁提出总辞职，让老黎一个人去唱独角戏。同时他们还拒绝参加当天举行的公府聚餐会。这些话传到公府，黎又软化下来，打算以内阁负责筹划制宪经费为命令盖印的交换条件。
六月六日举行国务会议时，高凌霨首先发言：“总统对于政务，或者以命令的方式交院办理，或者不交国务会议而自行处理。例如制宪经费案、崇文门监督任免案、任命张拱宸为军警督察长案，都是总统独断，责任不明。总统既不信任我们，我们应当告退”。吴毓麟、程克、张英华异口同声地赞成内阁提出总辞职。张绍曾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高凌霨就接着说，如果总理不辞职，我们也可以联名辞职。张绍曾无可奈何地说，要辞职还是大家辞职的好。政学系阁员李根源、彭允彝都没有发言。高凌霨便把保派阁员事前拟好的辞职呈文拿出来，大家依次签了名。吴毓麟早已吩咐路局备好专车，逼迫张绍曾当晚前往天津。
七日，黎叫农商次长刘治洲、陆军次长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张绍曾向金暗示：问题就是坏在两个“高”字上，一“高”是指高凌霨，另一“高”是指最高问题。
二 北京军警代表直接向黎索饷。“公民团”又一次出现。保派指使军警及“公民”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驻京军官冯玉祥等全体宣布辞职。黎乘车出京，宣布政府迁往天津办公
内阁总辞职的一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大家认为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等穷得没饭吃，非和他当面算账不可。七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五百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饷。黎在居仁堂接见时，扫了他们一眼，问道：“你们来此，意欲何为，是否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军官们回答说：“不敢，但是现在没有内阁，只好请求总统作主。”黎应允在端节前两天筹发一笔欠饷，他们才退了出来。
张绍曾是曹锟指使保派阁员硬逼下台的，可是冯玉祥首先通电指责总统干涉内阁职权，八个省区军阀打接应反对总统破坏责任内阁制，似乎张绍曾内阁又是他们所爱戴的。此外就是一片索饷的电报。黎看了这些电报，对幕僚们说：“活见鬼，现在只有巡阅使制，哪有什么内阁制！”
黎除派王芝祥于七日到保定“请示”内阁问题外，并在晚间邀请吴景濂、王家襄、颜惠庆、顾维钧四人入府，拟在颜、顾二人中推定一人为内阁总理。他们互相推让，最后顾承担下来，并决定以接近保方的中国银行总裁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冯玉祥为陆军总长。黎派人到国务院去找空白命令纸，却遍寻无着，原来张绍曾已将命令纸带走，以免继任有人，复职无望。同时，王克敏、冯玉祥都拒绝入阁，顾内阁因而不能成立。黎只得又派金永炎到天津挽留张绍曾。
八日，天安门高搭讲台举行所谓万人“国民大会”，实际到会者只有百多人，便衣军警却触目可见。一个姓叶的人登台演说，指黎复职没有法律根据，现在又破坏责任内阁制，应当叫他下台。随后把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草草散场。这个“大会”是津派军师边守靖七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位军师除了重演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老戏而外，也变不出更高明的新戏法来。由于“公民团”出现，象征着政治风暴就要到来，于是李根源下榻东广胡同黎宅，与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总统同生共死。
九日上午六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却分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保护国会及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当天有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有人建议组织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没有取得一致，最后公推葡萄牙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慰问黎。这位领袖公使私下拿出冯、王两人的公函给黎看，上面有“此系政治作用”的一句话。这天新华门及东厂胡同的卫戍部队均已撤走，因此黎未到公府。午时，私宅电话也有几处接不通，显然受到监视。由于外交团通告外交部，晚间拟派洋兵巡街，警察又于晚七时自动复岗。
这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示意可推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黎回答说，组阁人选愿意接受，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两人的意见请颜组阁，颜退下来找高凌霨、吴毓麟，都没有找到，便又推辞不肯组阁。
这天，吴佩孚代表李倬章到天津，代吴声明不参预这次政潮，希望津派在轨道上办事，莫使“老帅”赢得千秋万世的骂名。
十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三百余人到黎宅讨索欠饷，由公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代接见，纠缠到下午三时才散走。接着，又有“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约一千人，手持“改造政局”“总统退位”等纸旗，呼声震天而来，黎急召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前来维持秩序，聂、薛二人都置之不理。这些包围者到晚间才退去。黎向曹、吴通电乞援。
十一日，黎宅召集在京“名流”举行大宴会，到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少数人。黎表示不能再蹈民国六年的覆辙，一走了事，本人下台不成问题，但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意指吓不走），“昔日依法而来，今日依法而去”。黎的策士们还不断制造张作霖、卢永祥、孙中山、吴佩孚拥护总统的乐观空气，但是十日、十一日两天，达官贵人纷纷避难到天津，又一次出现了满城风雨的政治恐怖气氛。
十二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战，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但政学系两位阁员仍然坚持战斗到底。午间接到冯玉祥、王怀庆送来的辞职呈文，黎还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接着，十一、十三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下午三时，黎宅举行了最后一次寥寥可数的几个人的会议，决定在大势已去，无可挽回的时候，发表七道命令如下：（一）准许张绍曾辞职；（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均准其辞职；（四）任金永炎为陆军总长；（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六）声讨制造政变者；（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十三日上午，张怀芝到公府报告，冯玉祥对他说，总统不应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十一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总统空言挽留是无济于事的，请于十二小时内发给三百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张怀芝认为实力派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丝毫没有磋商之余地。张怀芝退后，黎叫秘书刘远驹将以上七道命令交与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签了名。同时，致函国会及外交团，声明本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自本日起，政府迁往天津。向国会提出咨文，撤回去年总统辞职一案。又通电全国，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曹巡阅使近在咫尺，迭电不应，人言啧啧，岂为无因”。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迁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以上手续办理完毕，已经是下午一点二十分了，黎又害怕在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本人也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金永炎及侍从武官唐仲寅上车出京。送行者仅有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三人。
黎出京后，院秘书长张廷谔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在天津拦阻火车加以搜查。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到北京准备复职，以便摄行总统职权，但是上车时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车。下午四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另一方面，几天来装聋作哑的曹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嘱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以北京城的新主人自居。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卵翼下再任总统，又在直系军阀胁迫下狼狈出京，算起来不多不少，刚刚是一年整。
三 王承斌劫车索印，迫黎通电向国会辞职。北京内阁宣布摄政。黎通电否认辞职。离京、留京两派议员交讧。吴佩孚否认催促大选
王承斌接到北京长途电话后，即偕同警务处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到杨村，迎接黎的专车。车子开到了，杨派军警把守车门，王到黎的坐席问黎，为什么要携带印信出京。黎答以印信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就两眼露出凶光说：“你应当说老实话。”黎忿怒地说：“我不把印信交给你们，你们把我怎样？”王冷笑了一声：“那么总统还是回到北京去的好。”黎赌气不再回答。这时火车仍在开动，下午四时半走到天津新站，黎要开到老站下车，王却指挥卸下车头，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者省长公署休息。黎像木头人一样不理不睬。王自己先下车回到省长公署。车站上布满了全副武装军警，如捕江洋大盗，黎的儿子黎绍基前来迎接，也被阻不能上车。黎叫辛博森下车到电报局发电通告全国，本人已失却自由，并往英、美两国领事署请求援助。辛博森去后，黎一时气忿不过，曾开手枪自杀，被福开森抢救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不久，英、美两国副领事一同来到车站，也都被阻不得上车。
夜晚十时，王承斌再上车来索讨印信，黎只得吐实说，已派瞿秘书带往法国医院。原来黎十分重视这些印把子，一九一七年被张勋威胁退位时，曾派丁槐携带印信躲到上海租界去，后来发生了绑票夺印的一件怪事，而这次被迫离开北京，他又把总统大小印信十五颗交给姨太太黎本危带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好像总统印信一天不交出，总统地位就依然存在的一样。在王的严词威胁下，黎只得派唐仲寅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吩咐将印信交与国会。不久唐仲寅回来说，对方因为没有总统口谕，不肯交印。黎叫他再去说明是本人的意见，对方仍然不肯交出。最后黎在军警重重监视下自己下车打电话，黎本危才答应交出来。在总统印信未到手以前，王承斌叫黎在新车站住宿，不得下车。王自己下车发出一个通电，说黎“秘密出京，并未向国会辞职，印玺亦未交出，不知是何用意。……承斌请示印玺所在，总统语意含糊。……总统现住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义无旁贷”。
王走后，黎又派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一个通电，声明被迫交印，以后如有北京发布的总统命令，皆系矫造，本人概不负责。
十四日清早，王接到北京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在法国医院取得印信，他又上车来，拿出代拟的分致国会、国务院和各省的三个文件，要黎宣布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黎没有抵抗签了名。他获得自由回到住宅后，马上又把被迫签名的情形通告全国，并函请国会惩办监视元首、强索印玺的直隶省长王承斌。以上就是直系军阀劫车夺印的一出恶剧，而扮演主角的不是别人，正是一年前请黎复职泪随声下的王承斌。
十三日，北京阁员高凌霨、张英华、李鼎新、程克、吴毓麟、沈瑞麟还假惺惺地电请黎即日回京。十四日接到回电：“执事等已于元日批准辞职，请稍息贤劳，容图良晤”。当天下午一时，高等在国务院召开特别会议，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都列席了这个会议，议决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财政部负责筹发军警欠饷。十六日，王克敏召集银行界垫款一百万元，在端节（十八日）前发了一批欠饷。
十四日，国会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讨论黎送来两个前后矛盾的文件，一个称已将政府移往天津，一个电请辞职。保派议员主张先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即组织选举会选举总统。反对派认为军警流氓迫走总统，国会应有严正的表示。两派一场口角，无结果而散。
十六日，两院改开秘密会合会，议决：（一）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大总统因事不能行使职务，由内阁摄行其职权；（二）自六月十三日起，黎所发的命令概不生效。这个决议不但充分暴露了国会议员卖身投靠、卑鄙无耻的龌龊面貌，而且就事论事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内阁已经宣布总辞职，却引黎的寒电（十四日）为复职摄政的根据，姑不论寒电是在王承斌暴力胁迫下发出来的，黎已通电否认，即以时间而论，也在十三日以后，根据国会的第二项决议，也就不能认为有效，而内阁阁员的免职命令则是十三日黎未离开北京以前发表的，因此应当是有效的。此外，这个内阁没有总理，没有外交、农商、教育、陆军等部总长，是个残破不全的内阁。这个内阁经过国会通过的阁员不到半数。无论从“法律”、从事实来讲，这个内阁没有资格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
为了拉拢议员，十七日保派政客高凌霨、袁乃宽、刘梦庚等邀请国会议长吴景濂、张伯烈在袁家花园（袁乃宽住宅）密商，议员每人致送“节敬”五百元。议员亲自前往领取者四百余人，未领者派人送去。除拒绝领受者外，此项“节敬”共发出六百余人。有人一面领受“节敬”，一面离开北京从事反对曹锟的政治活动，据说他们是拿了这笔钱作离开北京的路费的。国民党和反对派议员二百九十五人除通电反对内阁摄政外，另有告别北京书、致两院同人书劝其移沪集会以及反对两个决议的通电等等。他们认为两院“会合会”与两院“联席会议”的性质不同，其任务限于制定宪法或选举总统，十六日所开的“会合会”采取秘密形式，而且仅依半数表决，都是不合法的。
十九日，黎从天津寄来致两院公函一件，解释“暴力胁迫”与“因故不能行使职务”的性质不同，如果“胁迫”可称为“故”而据以解除总统职权，“则是奖励叛乱，开攘夺之恶例”。另有致外交团的公函，词意大致相同。二十日，黎又下令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未到任前，仍由李根源代理总理。黎在天津也不能自由发出电报，只得派人到上海拍发，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唐绍仪，拉拢孙中山，并与皖奉两系合作，将国会和政府迁到上海去。他拟就命令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第二、第三两路司令，而以自己的军事智囊陈宧为参谋长，当他听得段祺瑞对这个命令嗤之以鼻的时候，又想改任张作霖为总司令，阎锡山、卢永祥为副司令。可是自从他进京复职做直系的傀儡以来，各方面对他的印象都很坏，现在被直系一脚踢开，又想求助于人，大家认为这样一个赤手空拳而又信用破产的人，没有利用的必要。他向银行抵借十二万元，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这笔钱很快就用光了，而少数被他吸引到天津的议员又纷纷回到北京去了。他经常有公函送达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说这样说那样，符礼德起初还把他当作一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文件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古色古香、佶屈聱牙的骈体文，华文秘书没有熟读《佩文韵府》，很难领会，因此他在外交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此项文件无转送之必要。这说明帝国主义也不需要这样一个已失时效的工具了。
张绍曾看见各方攻击摄政内阁是个群龙无首的内阁，又想回到北京复职。但是王承斌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通电反对他复职，从此这个不起作用的工具也被打入冷宫了。
国会在当时虽为各方所不齿，但还有一定的法律作用，因此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欢迎议员南下，卢永祥也有电报请他们到上海继续进行制宪工作。包办“大选”问题的吴景濂，害怕议员被别人吸引去，北京就选不成总统，便向曹锟出主意，暂时不进行总统的选举，仍然表示先行制宪，借以缓和议员们离开北京的趋势。这时，留京议员与离京议员对打笔墨官司，以吴景濂为首的留京派劝告议员勿为南方野心家所利用，勿因“黄陂”（黎）一人的进退而牺牲国会，如果说北京在军阀高压下不能安心制宪，则全国何处没有军阀，宪法几时完成？离京派加以反驳说，军阀驱逐总统，收买议员为其工具，“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请大家勿因“曹三”一人的野心而牺牲国会。
黎离开北京后，各省直系军阀发出了一片赞成内阁摄政和催促选举总统的呼声。六月二十一日，王承斌致高凌霨、吴毓麟、王毓芝一电（箇电），把吴佩孚致曹锟的号电（二十日）照转如下：“西南各省伺隙而动，奉浙勾结借题发挥，而安福、政学联合，以重金收买议员南下。佩孚愚虑，窃谓事已至此，应于最短期间，赶以法律手续促成选举，万万不可迁延稽迟，资敌以便利。……我方若不捷足先登，半月以外，恐拥段之声纷扰南北，届时再图补救，事已大难，而议员法定人数尤不易言。……应请我帅间接授意京中军警各机关，随时劝慰各议员，无论何时，不得令一员出京他行，一周之内迅定大选，中枢既固，便可以法定正统名义号召中外，纵有一二反侧，大势已定，当易消除。”王承斌在电报后面加了两句按语：“宪法不许成立，大选早日观成”。这个电报被人探听出来登在报上，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反感，吴佩孚矢口否认发过这个电报，王承斌也就通电声明“此电系奸人伪造，正在密查来源”。按照当时的传说，王承斌伪造吴的电报，用以壮大津派促进总统选举的声势，因此箇电是真的，号电是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