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兰波没有为了表达自己对同时代文人的厌恶和反抗而不得不销毁手稿和文件的话，他的文学之路是否会有所不同？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十分有趣。销毁手稿的行为让他更加感到孤单和疏离，进一步切断了他和其他人的联系。现实世界不欣赏他对过去一切的放弃宣言，也不理解他为人类做出的伟大计划，还把他那伟大的作品一脚踢开。他的自尊和最脆弱的情感被受到了无法治愈的伤害，他开始厌恶所有文人和他们的做法，这种厌恶也伴随了他的一生。那些当他在地狱逗留时出现的善意此时变成了苦涩，他决定再也不从他人那里寻求肯定。
我们并不知道兰波在1873年11月到1874年2月之间做了什么。有人说他当时住在巴黎；即便这是事实，我们还是无法知道他究竟住在哪里，又做了些什么。2月，他确实是在巴黎，据说他就是在那时认识了热尔曼·努沃，他是一个充满波希米亚人野性的诗人，比兰波大几岁，二人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也许他们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相识；因为热尔曼·努沃是《文学艺术复兴》的撰稿人，兰波自这一刊物1872年创刊时起就对其有所了解，他本人也是撰稿人之一。可以确定的是，在1874年2月到3月之间，他们一起去了伦敦，同住在斯坦姆福德街178号。由于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钱，他们不得不尽力寻找谋生的方法。他们尝试过教法语为生，但由于市场上依然充斥着法国教师，学生十分难找；当时的日报广告栏中的内容也证实了这一点。据说他们曾在一家纸箱厂工作，拿着只够果腹的薪水，但后来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对他们来说，这种生活是对宝贵的时间毫无意义的浪费。这可能是兰波第一次体验普通工人的生活，也许正是这次经历给了他创作《灵光集》中《工人》的灵感。在他上一次造访伦敦期间，他靠魏尔伦支付花销为生。再没有更多关于他们在伦敦的生活和打发时间的方法的信息，但他们一定在付出体力劳动的同时也忙于知性的追求，因为二人都在1874年4月4日申请了大英博物馆的读者证——兰波应该是弄丢了他在前一年申请的读者证，或者这张读者证在11月和手稿一起也被他付之一炬——在这次申请时，他署名为“让·尼古拉·约瑟夫—阿蒂尔·兰波”；同时，他又一次在年龄上说谎：当时他只有十九岁，却声称自己已经二十一岁了。[445]
兰波一定也曾展现出对自己作品的兴趣。布扬·德·拉科斯特认为，《灵光集》手稿中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兰波在1874年和1875年写的，另一部分则出自热尔曼·努沃笔下。[446]如果他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诗歌一定是在1874年被誊写成副本的，兰波在当时一定对它们抱有足够的兴趣，才会为它们制作品相良好的副本。
热尔曼·努沃和兰波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前者在6月回到了巴黎。后者可能和一个姑娘住到了一起；在前述的作品《工人》中，他提到了“我的女人”，可能是暗示了这一点。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这对伴侣在窘迫的环境中找到了对方并一起度过的凄凉生活；这首诗读来并不像是创作于前一年兰波和魏尔伦一起生活的时间。
2月的一个星期天——可能是1874年或1875年中的任意一年——他们一起在郊区散步时，春天不合时宜的南风突然唤醒了他的记忆，让他看见了童年的贫穷与凄凉。她穿着早就过时的方格裙，戴着一顶有饰带的便帽和一条丝巾——这是一身悲伤的服饰，简直比服丧还要悲伤。天空中阴云密布，南风卷起了被毁的花园和干涸的牧场里腐烂的臭味。但她似乎并不在意，他也是。她年轻而愚蠢，会因为毫无意义的琐碎事物感到愉悦。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城市似乎一直跟着他们；那可怕的城市，布满了烟尘和工厂；他想起了其他那些得到天堂的祝福的地方。他记起自己的童年和当时的绝望，他以为那一切都已经永远地过去了。他无法承受自己的向往和失败。他知道自己不能在这个吝啬的国家度过夏天，在这里，他们什么都也不是，不过是一堆孤儿爱侣罢了。[447]
哦，这二月热烘烘的早晨。不合时宜的南方来撩起我们无故贫穷的记忆，我们年纪轻轻就遭受的不幸。
亨莉卡有一件棕白方格的棉布裙，大概是上个世纪穿的，还有一顶有饰带的便帽和一条丝巾。这真是比服丧还要哀伤。我们在郊区转了一圈。天气阴沉，南风激起了毁坏的花园和枯干的小牧场各种难闻的气味。
这不会使我的女人疲惫，我也不会。在相当高处的一条小路上，她让我留意有些小小的鱼儿，在上个月的洪水留下的水洼里。
城市，带着烟尘和职业的嘈杂，很远还在路上跟着我们。哦，另一个世界，住所受到天空和树荫的祝福！南方让我想起童年那些悲惨事件，我夏天的绝望，满身力量和学识，可出路总离我那么远。不！我们不在这个吝啬的国家过夏天，在这里我们永远只能是订了婚的孤儿。我要这变硬的胳膊不再拉出一个宝贝形象。（何家炜 译）
最后一句可能暗示着这段感情即将走向终结。
兰波在和热尔曼·努沃分开后的住所我们不得而知。
1874年的夏天，兰波似乎面临着某种危机——也许这首诗中体现了这种危机感；或者这只是他贫穷的生活导致的结果。造成这一点的原因——贫穷、疾病或绝望——我们现在依然无法确定。传记作家声称他病倒了，他的母亲来到伦敦照顾他。但他去了查令十字车站接母亲和妹妹，这说明他并没有像常人那样病倒——在床上休息或是住院；而且在她们造访伦敦期间，他的身体状况似乎也很好：他带她们游览了伦敦的景点，并且每天都去大英博物馆学习。但当时一定也发生了严重的不对劲的事件，足以说服这个严厉、现实又实际的女人把最小的女儿送进修道院寄宿，并带着大女儿维塔莉一起花费昂贵的旅费赶往伦敦。维塔莉在日记和写给妹妹的信中完整地记录了这次造访。[448]
兰波为她们在亚吉尔广场12号租了一间房间。那是一间漂亮的房子，正对着被维塔莉叫作“公园”的花园。那里的位置比斯坦姆福德街要好。“在我们房间的窗户下，”维塔莉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有大量的花朵，在巨大的树荫下绽放。”
维塔莉的日记完整地记录了造访伦敦的经历，我们也从中得知，兰波陪伴他的母亲游览了首都，但他似乎也花了一些时间在大英博物馆里学习。维塔莉用孩子气的感性语调描写了伦敦和英格兰的生活，这些文字并没有达到高超的文学水平。她主要表达的情感是思乡之情，希望能够回家；同时也很反感她的哥哥，他一直不找工作，导致她们不得不在英格兰停留这么长的时间。日记里充满了对夏尔维勒充满感伤的思念，和因为被强迫留在伦敦而感到的悲伤。对今日的我们来说，这些文字主要的意义在于其中无意识地呈现出的兰波形象，那些坚持他不过是一个小痞子、安那其、虐待狂并且只能为家人带来不幸的人，应该来读一读这些日记。维塔莉在无意中勾勒出了一个和善、殷勤、善良的兄长形象；在目睹了她的悲伤后，他试着让她快乐起来。难以承受的夏季热浪让她感到烦恼，她很想吃冰淇淋、喝柠檬汽水。他几乎猜到了她心底的愿望，于是给她买来了这些零食。“阿蒂尔是那样的善良，”她写道，“他猜到了我的心愿，并帮助我实现了它。他给我买了一个冰淇淋，它是那样美味！”他甚至陪伴着母亲、带她去最好的商店，还帮助一句英语也不会的她买东西。但维塔莉仍然感到不快和烦恼，她被落在后面，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小段距离。兰波看出她一路上有多么无聊和不满，于是建议——采购结束后——他们一起去参观肯辛顿花园，他还从饮水池给她打来一些水。她形容肯辛顿花园“简单又孩子气”，这句话像极了兰波本人那讽刺的描述性口吻。
又有一次，她和母亲发生了争执，此后，兰波走了进来，空气里的紧张氛围让他猜到了发生了什么。他对她微笑，试着让她开怀，还决定带她一起去大英博物馆。我们可以想象，对兰波来说，处于负面情绪中的维塔莉并不是一个活泼有趣的伙伴，更不用说她还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有趣的是，她提到哥哥向她展示了阿比西尼亚皇帝提奥多尔的遗物，这也是她最感兴趣的展品。展品中包括装饰着银制铃铛和钻石的长袍，装饰着白银和宝石、属于皇后的鞋，还有彩色木质勺子和碗。它们属于内格斯·提奥多尔，他在1868年在马格达拉被英军战败后自杀身亡；他的遗物在1874年被收入大英博物馆。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兰波早在这一时期就已经被阿比西尼亚所吸引。
兰波夫人和维塔莉之所以会在伦敦停留这么久，是因为这位母亲希望在离开之前亲眼看到儿子找到工作、安顿下来。维塔莉告诉我们，她的母亲穿着最好的衣服——她的灰色丝质连衣裙和尚蒂伊蕾丝披风——这样她就可以在和他一起出去时，因为穿着讲究而看起来值得他人的尊重。维塔莉还提到，她的哥哥每天都会收到邀请他去工作的信件，但这些邀请似乎都无疾而终。7月11日，他收到了一封信——可能来自某家中介，因为其中包含了三个工作的邀请。“我为他高兴，也为我们大家高兴，”维塔莉写道，“他越快搞定，我们就能越快回法国。”但她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了。到了7月16日，阿蒂尔还是没有找到工作。“阿蒂尔什么都没有，”她在那一天写道，“哦！他要是能搞定这件事就好了。如果他一无所获，那可太不幸了。妈妈是那样的悲伤，那样的沉默寡言。”7月18日，他在报纸上发了一系列新的求职广告，又向另一家中介递交了申请。失望了太多次的维塔莉开始质疑哥哥是否诚实，但又为自己的急性子感到羞愧。当时，兰波夫人说她还会再给他一个星期的时间。
在那个星期里，兰波变得愈加阴沉和易怒——维塔莉也不再将他描写成善良、笑容满面的兄长。终于，在7月29日，他早上出发去大英博物馆学习时说自己不会回家吃午餐。但到了10点，他回来了，还说自己已经找到了工作，第二天就要离开去赴任。他的母亲和妹妹把接下来的一整天都花在给自己和他购物上。由于洗衣店没有把他的床单送回来，他没有在30日离开，而是等到了31日才走。他在凌晨4点30分出发，当时他看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悲伤。他的母亲双眼含泪目送他离开。他为什么在离开时如此的悲伤？他的母亲本该为他终于找到了工作而高兴，但为什么在他离开后，她在写信时悲苦地哭泣？他一大早出发又是去了哪里？
所有的传记作家——他们的观点应该都是基于兰波家人的证词——都说他去了苏格兰的一间学校任教，并且在那里一直待到了圣诞节前。但这一说法可能并没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事实上，他并没有去苏格兰的教职赴任，而是在1874年7月前往了雷丁的一家教育机构任职。这一机构由一位名叫卡米耶·勒克莱尔（camille leclair）的法国人创办。他在那里一直住到了年底，之后就离开了英格兰，并再也没有回来过。[449]
我们无法找到任何关于他在雷丁的活动的确切证据，也不知道他是否还继续着知性上的追求；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未在牛津的博德利图书馆里学习。[450]
我们无法确定《灵光集》的创作完成于何时，本书也还没有讨论到这一点。v.p.安德伍德认为，《海岬》的灵感来源于兰波对斯卡博罗的一次造访，这个说法十分有说服力，但他在日期上似乎不甚确定，既可能发生在1873年，也可能是1874年。[451]然而，这首诗的风格给人一种兰波后期诗歌的印象，基于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把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归于1874年。我们的观点是，在1875年年中兰波开始研究音乐之后就再也没有创作任何的诗歌——很可能在1875年初他离开英格兰、开始在辽阔的世界中流浪的生活后，他就不再写诗了。但他一定还保持着对自己作品的兴趣，因为他在同一年依然在寻求出版自己的散文诗。他还要求德拉埃伊归还《地狱一季》的样书，从而把它送给一位在米兰的善良寡妇；1875年夏天他在米兰时身无分文，还病倒了，是她收留并照顾了他。
《青春》很可能于1874年在英格兰写成，因为其中一节题为《二十岁》，他也正是在那一年的10月过了二十岁的生日——当然，他可能对外宣称自己年龄比实际上更大，他自孩童时期起就有这样的习惯。这首反映针对民主的愤世嫉俗、悲观主义和幻灭的诗不太可能写于他的神秘主义时期，也不太可能写于《地狱一季》之后，当时他正朝向新的现代世界和人性前进。在这些涉及现代性的后期诗作中，我们看到了他对进步和民主感到深深的幻灭。此时，他笔下描绘的是一幅沉闷、凄凉的现代世界图景，那是一个脱水的、洁净的世界，与今天我们计划中的机械化世界有许多相似之处。那确实是一个“美丽新世界”。
在粗俗的现代大都市里我是一个蜉蝣，一个并无太多不满的公民，因为无论室内陈设、房屋外部还是城市规划，一切众所周知的趣味都已被规避。你们在这里指不出一座迷信建筑的痕迹。道德和语言减缩到最简单的表达，终于！这几百万无须互相认识的人如此相似地领受着教育、职业和衰老，以至于生命的流程肯定要比太多统计所显示的大陆人寿命短好多倍。还有，从我的窗口，我看见新的幽灵滚动着穿过厚重而永在的煤烟，——我们的林荫，我们的夏夜！——新的复仇女神们站在我的村舍前，它是我的祖国，是我全心所系，因为这里一切都跟它相似，——无泪的死神，我们殷勤的女儿和女仆，一场绝望的爱情，还有一桩漂亮的罪行，在街道的泥沼里啼哭。[452]（何家炜 译）
《大都市》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另一个更加肮脏破败的景象：贫民区。那是火车开过城市，旅行者向外眺望时看到的景象——它的高低一直在变化——有时房屋和街道高过他，有时他从上往下看着那些惨淡的小花园和种植着蔬菜的老年秃顶男人们；有时是一排排沉闷无聊的郊区住房，全都是一个模样。
从靛蓝的海峡到莪相的大海，经香醇的天空洗涤过的玫瑰红和橙黄的沙滩上，刚刚架起了相互交叉的水晶般的林荫大道，那里立即住上了贫穷的年轻家庭，他们靠水果养活。没有一点财富。——城市！
从沥青的沙漠仓惶逃窜，连同空中层层可怕的带状雾幕，而天空弯折、后退、沉降，弥漫着极凶险的黑烟，只有服丧的大洋才有这样的黑烟，头盔、车轮、船艇、马臀在逃窜。——战斗！
抬起头：这座拱形木桥；撒玛利亚最后的菜园；这些被寒夜鞭策的提灯下着色的面具；河底，呆傻的水妖穿着哗哗作响的裙袍；这些豌豆田里光亮的额头——还有别的重重幻影——乡村。
大道两旁是栅栏和墙，围裹着些小树丛，被称作“心肝”和“姐妹”的残暴的花朵，因其道路极长而直入地狱的大马士革，——外莱茵河、日本、瓜拉尼仙境般的贵族财产，还洁净得能够接收到先人的音乐——还有已永不再开张的客栈——还有公主们，如果你承受得了，还有天体研究——天空。[453]（何家炜 译）
詹姆斯·汤姆逊在1874年3月出版了《恐怖夜之都》，他对于现代城市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和兰波相呼应——尽管他的表达方式截然不同。两位诗人在性情上也有诸多相似，并且二人都是——用魏尔伦的话来说——“受诅咒的诗人”（poètes maudits）。想象一下，如果他们二人在兰波造访伦敦时曾经会面，那会是多么有趣的场景。但并没有任何证明这一会面确实发生过的信息。
兰波用冷酷的客观性和抽离的笔触描绘了现代世界的图景，但在《民主》中，他把这一图景中隐含的、泛滥的厌恶和恶心全都表达了出来。[454]
“旗帜将插向污秽的风景，而我们的行话扑灭鼓声。”
“在各个中心我们将养活最厚颜无耻的淫业。我们将屠杀合情合理的反抗。”
“在洒满胡椒水的国度！——服务于最庞大的工业和军事开发。”
“就此别过吧，无论何地。心怀诚意的新兵，我们将拥有残暴的人生哲学；对科学一无所知，为安逸不择手段；爆裂吧，给这个世界送终。这是真正的进军。前进，开路！”（何家炜 译）
米舍莱认为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历史是多彩的滑稽表演，他称之为“木偶们”的游行、“死去的神明们”和“腐烂的国王们”的喜剧，剧中人物没有任何伪装，丝毫感受不到羞愧。他声称自己正在撰写一种历史的新形式，与迄今为止让大众满足的那种传统、陈腐的记录不同。他把所有瓦卢瓦王朝的纵欲者的继承人都请进了自己的滑稽表演中。亨利四世和苏利公爵短暂地延迟了历史的闹剧；但亨利四世被刺杀身亡，苏利则被移出权力中心，于是法国再次落入了木偶们的手中——一群败家子，贪得无厌的狂徒。兰波同样认为生命是一场戏剧，他是戏剧的观众；剧中也有和十九世纪相似的游行，只不过他的是一场由健壮的流氓主导的民主“滑稽表演”，他们剥削前人，为了利益出卖自己。他们穿着噩梦般低俗品位的临时戏服，演出着恶棍和半神——是哪个都无所谓——的悲剧，并在成熟精明和简单幼稚之间反复变化。这确实是他在《灵光集》中的《滑稽表演》里所说的“野蛮表演”；当他注视这场表演时，除了厌恶，他什么也感觉不到。[455]
维柯和米舍莱都认为民主可能会带来恶化的情势，因为弱者的民主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安那其。如果一个团体想要存货，那么就必须有能够战胜不受法律约束状态的东西。维柯说过，新的统治者将崛起，秩序将在强有力的领导者之下建立。但如果这一解决办法无法被证实行之有效，那么就必须尝试更加极端的做法。这个国家需要臣服于另一个更强大、阳刚、更好的国家，成为后者的奴隶。征服能够融入新的血液，并上升到新的高度，尽管那将不再是原有的国家。但是，如果新的统治者和更强大、更好的国家的政府都无法拯救这个国家，那么天意使然，如果要征服这种新型的野蛮，就必须使用更极端的手段；这种新型的野蛮拥有科学和智力的发展，这使它比前文中提到的野蛮更加可恶，因为前者仅仅是自然和无知的结果，而后者却自甘堕落和残忍。因此，上帝将从天堂为这个国家带来毁灭。米舍莱写道：[456]
愿这个社会因分裂的怒火和内战的绝望无情而消亡；愿城市再度变成森林，森林变成人类的居所；经过几百年的努力，他们那精巧的恶意和微妙的邪恶将在野蛮的锈蚀下消失。
当社会重归原始状态时，它就准备好再度发展文明了。
兰波追随着十九世纪人类历史学家的脚步，在《灵光集》的开篇就提到了洪水。这并不说明这首诗在写作顺序上是第一首——事实上，它似乎应该是最后一首诗——仅仅说明他在规划诗集时把它放在了开篇的位置上。在亚当堕落之后，地球逐渐变成了邪恶横行的灾难之地，上帝于是降下洪水来洗去一切人类颓废堕落的痕迹，并给少数几个被选中的人类机会，让他们在被洗去腐朽和罪孽的新世界中重新开始。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一切都很美丽，一切都很纯洁。“哦！那些宝石正在隐藏，——而花朵已经在张望。”（何家炜 译）[457]但同样的肮脏和邪恶很快又开始升腾，仿佛世界从未被洪水清洗过。同样的城镇里有着同样的污秽；它们那俗气的大道和怪兽般的酒店依然挺立；依旧是同样的错误。世界业已成熟，等待一场新的洪水来洗刷、消灭一切我们已知的事物。自从第一场洪水消散后，所有的魔法之花和珍贵的宝石一个接一个地隐藏起来，女巫再也无法讲述那些只有她知道而我们一无所知的事物。“翻涌吧，池塘，——水沫，滚过桥面和树林上空吧；——黑呢绒和管风琴，——闪电和雷鸣，——升起吧，滚动吧；——大水和悲伤，升高并托起洪水吧。”（何家炜 译）
此时的兰波憎恨人造的世界和召集我们生存其中的所谓文明。无论邮车带他去哪儿，在他眼中，同样的污秽无处不在。就像波德莱尔在每一个他的船停靠的国家所看见的“永在的原罪所呈现的倦怠景观”（辜振丰 译），[458]他看见了“资产者戏法”，他感到这已经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范围。[459]他牺牲了所有的梦想和雄心，就是为了获得这样一种状态吗？他曾经以为自己找到了“爱的琴键”，以为他“与所有前人有明显不同的功劳”。[460]但现在他一无所有，只剩下“残暴的怀疑主义”。他不再相信人性或民主，或是还有可能拯救世界，让它变得更好。他什么也没有，只能寻找新的出路，某种新的理念，尽管最终这也可能只是妄想。“但是因为这怀疑主义从今往后不会被付诸行动，另外我已献身于一种新的纷乱，——我等着变成一个凶恶的疯子。”
这宣告着他的诗学理论和民主信念最终的破产；这是破产后的清算，是贱卖的地下室倾售，出售的货品是他之前抱有的理念。[461]
出售犹太人没有出售过的，高贵和罪恶没有体味过的，受诅咒的爱和大众地狱般的正直所不知晓的，无论时间还是科学都没有承认的；
那些重建的人声；汇聚所有合唱团和管弦乐的能量才得来博爱的觉醒和瞬间的实施；唯一的时机，给我们的感知松绑！
出售无价的肉身，不属于任何种族、任何世界、任何性别、任何后代！财富倾注于每一步！无限制倾售钻石！
向大众出售安那其；向高级爱好者出售无法抑制的畅意，向忠诚者和情侣出售残忍的死亡！
出售定居和迁徙、体育项目、仙境和完美的舒适家居，以及这一切带来的喧哗、运动和未来！（何家炜 译）
唯一的希望也许就是那些不需要洪水清洗的原始人，他们还没有被腐蚀。值得注意的是，在一首通称为《眩晕》（vertige）的诗中，兰波祈求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毁灭，但在所有遭受他诅咒谴责的大陆中，他唯独留下了非洲。
基内描写了梅林坠入地狱边缘、造访那些尚未出生的灵魂的经历；他描写了在魔法师面前经过的黑人灵魂的队列。[462]在一个个苍白灵体离开之后，一个黑人灵魂的队列缓慢而悲伤地走过，仿佛他们的身上背负着沉重的锁链。这些黑人的灵魂路过时做出了其他灵体都没有做过的举动：他们伏在梅林的脚边，对他哭喊：“救救我们吧，这沉重的负担已经超越了忍耐的极限。”
兰波在《地狱一季》中表达了去往含的王国的渴望；含正是黑色人种的祖先。在《眩晕》中，他乞求毁灭能够为人类带来一个新的纪元。他呼喊着：[463]
什么与我们相干，我的心，染着血与灰烬的
桌布，还有成千次谋杀，以及狂怒的
冗长喊叫，整个地球的呜咽倾覆着
一切秩序；还有凌厉的北风刮过废墟；
而一切复仇呢？没有！……——但，还是要，
我们要复仇！实业家、王子、参议员，
消灭！权力，正义，历史，打倒！
这是我们分内的事。血！血！金色的火焰！
全面转向战争，转向复仇，转向恐怖，
我的精神！让我们转进伤口里：啊！去吧，
这世界的各个共和国！皇帝，
军团，殖民者，人民，够了！
谁来搅动怒火的旋涡，
是我们还有我们想象为兄弟的人？
到我们了！浪漫的朋友们：这会让我们快乐。
我们永远不要工作，哦，火浪滚滚！
欧洲，亚洲，美洲，消失吧。
我们复仇的脚步已将一切占领，
城市和乡村！——我们将被碾碎！
火山将喷发！而海洋将溃败……
哦！朋友们！——我的心，当然，他们是兄弟：
黑色的陌生人，如果我们出发！出发！出发！
哦苦难！我感到身上在发抖，老地球，
我已越来越属于你！地球在熔化，
这都没什么！我在此！我永远在！（何家炜 译）
之后，希望能去往东方的兰波于1874年11月9日在《泰晤士报》上刊登了一篇广告。
巴黎人（20岁），文学和语言成就较高，谈吐出众，愿寻一绅士（艺术家优先）或家庭，同游南方或东方国度。信誉良好。a.r.国王路165号，雷丁。
魏尔伦死后，这一广告的初稿（措辞有些许不同）在他的书稿中被发现。在1937年巴黎玛格（the magg）签名展的目录中，这份初稿的说明是：“兰波亲笔公告书，由魏尔伦修改。”由于这份广告被声称是魏尔伦修改过的，并且发现于他的书稿中，人们很自然地相信，它写于兰波和魏尔伦一起在英格兰居住的期间，也就是1872年9月到1873年7月之间。广告的真本是如何最终重见天日的，它又是如何帮助我们发现兰波曾经在雷丁的教育机构担任教职的，关于这两点的说明请参考别处。[464]这份广告刊登在英格兰，并且当时魏尔伦正在比利时狱中坐牢，那么这份初稿是怎么落入后者手中的？这一点依然是个谜。也许是写有这份初稿的废纸被夹在《灵光集》的手稿中，一并落到了魏尔伦手中——无论如何，初稿确实在魏尔伦那里。又或者兰波可能在和热尔曼·努沃见面的时候把初稿给了他。无论如何，这份广告并没有像展览目录里说的那样，被魏尔伦修改过。确实，魏尔伦的字迹常常被误认为兰波的——即便是伊莎贝尔·兰波都有弄错的时候。
但这份广告并没有带来收获；1874年圣诞节，兰波回到了夏尔维勒的家中。他再也没有回过英格兰。
